【案：某非好辩，然不得不辩者，有是非不清而有害于世道人心、孔学圣教者也。儒学与市场，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并不存在两者水火不容、高低判然的问题，否则即是有住有滞而自生其心、自寻烦恼，故于西历2016年7月12日有是辩。现刊发留存，并以此纪念孔诞2575周年。】
【纪念孔诞2575周年】
近日，知名经济学家***先生抛出一个论断，认为“儒家文化过于强调家族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将让市场在几千年来第一次战胜儒家。”这种把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视为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儒教不能内在催生资本主义观点的一个翻版，陈旧过时，偏执武断，需要做些必要的澄清。
首先，不妨简单回顾下西方经济理论中儒家文化的影子。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是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其代表人物一个是奎奈，写有《孔子简史》小册子；一个是杜尔阁，写有《中国问题集》小册子。两人都是儒家文化的膜拜者，其中奎奈被称为是“欧洲的孔子”。两人的经济学著作，均以中国为文明国家范例，大量征引中国经济史料，十分推崇儒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思想，所以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并将自然秩序作为经济学的最高信条，提出保障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
当然，同样作为西方经济理论重要源头的“重商主义”，对儒家文化不甚感冒。人称“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每个个体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经济活动则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他还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究其原因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强调重农抑商，反对市场经济，压制自由贸易。
不过，亚当·斯密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绝不能只靠“利己心”正常运转，还要靠“利他心”加以平衡，否则不仅会出现贫富不均的不公平、不稳定状态，还会陷入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所以，他还六易其稿，完成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道德！正是在这方面，亚当·斯密表现出与同样重视道德的儒家的高度相似性。
亚当·斯密指出：“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的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翻译如成儒家术语，一句话是“仁者爱人”，两句话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公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黄金律”。需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国富论》，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写道：“这里安葬的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
更有趣的是，当近代著名儒家陈焕章于1911年出版经济学著作《孔门理财学》时，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重要代表人物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随即写了一篇书评，除高度评价陈焕章的著作外，还指出《论语》《中庸》《诗经》《周礼》等中国传统经典，以及很多著名儒者之中，含有大量重视经济、按劳分配、货币交易、社会福利等现代经济思想，并为之感叹不已。
的确，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古代儒家相对重视农业，较为忽视商业，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上述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足以表明儒家文化并非市场经济的桎梏，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同盟，甚至是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时，纵观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同样得不出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你死我活的结论，相反儒家文化倒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
余英时先生指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内在地催生形成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晚清时期，最早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提倡并投身与发展工商实业的，正是严复、张骞等这样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者和官员。二战之后，亚洲香港、新加坡、台湾与韩国 “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就是儒家文化。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千百年来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国人理性务实、勤勉刻苦的传统。
市场也好，经济也罢，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部，更不是一个人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全部，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已有30多年时间，国家强了，百姓富了，这是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长足进步、巨大变化。但是，残酷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环境恶化、伦理失范、道德失落、人情淡薄、人际疏离，以及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凋敝与荒芜，这同样是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问题。
此外，按照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观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风俗的敦化。事实上，科学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方便的同时，也在潜滋暗长地促使人们出现异化、物化、工具化的现象，即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互联网等工具，甚至成为工具的“奴隶”。
然而，也就是在这30多年中，频临死亡的儒家文化开始苏醒，国学热潮方兴未艾，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传统价值观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这表明，人们已经深刻意识到，在解决了“富”的问题之后，必须解决“教”的问题，必须从“仓廪实”走向“知礼节”，从“衣食足”走向“知荣辱”，从“经济人”走向“道德人”和“文化人”。而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且儒家文化能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综上所言，绝不存在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绝然对立的现象，更不存在科学技术进步将让市场最终战胜儒家的问题。相反，儒家和市场将会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互为支撑，共同发展。甚至可以说，重视道德情操的儒家文化，作为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愈发显得无比重要、无可替代。
至于陈先生说家族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更是无稽之谈，实乃倒果为因之论——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才会迫使家族团结起来强化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更何况，历史上传承数百年的晋商、徽商家族，具有活化国家金融市场的功能，做了大量慈善事业，其良好信誉甚至为现代某些金融企业所不及呢！所以，陈先生与其指责家族为个人提供了保障和救济，毋宁反思为何建立不起来良好的经融市场和福利政府。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牢记生命的源头，保持对家庭、家族的温情和敬意，当是每个人无可逃于天地间的责任和义务——哪怕是大的家族、宗族正在渐行渐远。
我不是经济学者，仅从人文角度以及有限的经济学常识，与陈先生做个简单的商榷，不当之处尚请海涵，也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