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江右弟子鄒守益為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名，所謂會元。天一閣藏《正德六年會試錄》錄有其會試文字凡三篇，今錄其《春秋》義一篇，并札記數事於下。
其一，正德六年會試王陽明為同考試官，今人或以陽明為鄒座主，非也。明儒須於五經中治一經，如鄒守益所治為《春秋》，陽明所治則為《禮記》。無論鄉試、會試，同考官分經閱卷——不僅僅首場之經義如此，三場之卷皆由同經之同考試官閱卷。因此，陽明是不會閱鄒的考卷的，而一般座主、門生之稱，於同考試官而言，則大抵以是否因所治經典相同而經其調閱錄取者為判準。故陽明與鄒守益實無座主、門生之誼。科舉同考試官的選派，是根據考生治某經人數的多寡選派的。陽明、鄒守益所治經人數均在少數，《禮記》、《春秋》的同考試官均為二人。明萬曆以後，同考試官為十八人，所謂十八房是也。正德六年尚為十七人，且是年始增至此數，此前尚為十四人。如主考官大學士劉忠序中所言：“以往舊制，同考合五經分房，為十四人，近以《易》《詩》《書》卷浩繁，各增官一。”
其二，明代科舉，於明人而言，當時即屢有“所重惟在經義”的批評聲，此種情形應確實存在，但不宜過分放大。“經義”即三場中第一場的內容，包括四書義三道，五經中某經義四道，而不單純以四書義為判準。作為會元的鄒守益，《會試錄》中優選的文字，四書文即並未入選，入選的則是《春秋》義一篇，第二場論一篇，第三場策問一道。單純以《會試錄》收錄的取中舉人的範文而言，會試排名大抵很難得出“所重惟在經義”的結論。在排定序次時，至少第一場經義、第三場策問並重——二場除論一道而外，他者多類於應用文的寫作，思想性較低，故選文亦少。當然，會試的排名實際意義并不大，最終的排名在以一道策問定座次的殿試，進士以三甲分等第，所授官品階、輕重有不同。殿試鄒守益屈居第三，狀元則為楊慎（會試第二名）。
其三，明代科舉經義類於今日之教科書者，則有永樂間編纂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此二書於士子而言，應影響甚大，一般縣學、府學藏書並不甚富，然此二種總在其列。《春秋大全》則以胡安國傳為主，然《公羊》、《谷梁》、《左傳》諸傳文亦多有收錄。自鄒守益此文而言，此篇《春秋》義所闡釋者確實以胡傳色彩為重。
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年 公如京師成公十三年
鄒守益
同考試官給事中安（磐）批：場中作此題，多餖飣浮語，正本正倫之意往往略之。此作以期望尊敬周室立説，寫出聖人忠愛之情，而語復整潔，是用録之。
同考試官編修李（廷相）批：發明聖人書所書如之心婉而能盡，《春秋》義當如此。
考試官學士靳（貴）批：宣聖拳原周室之意，此作得之。
考試官大學士劉（忠）批：文意嚴。
王室因寓而受覲禮，《春秋》正之；諸侯因事而修覲禮，《春秋》貶之。蓋朝覲，禮也，苟因寓因事以舉之，則似禮而非禮矣，《春秋》書所書如以致意也，有以哉。
昔者周襄之下勞於晋也，駐蹕衡雍之間，俯順晋文之請，於是乎諸侯各以其職來朝，而我僖亦與至止之列。當是時也，以上臨下，冠履之大分明矣，而君子曰否，蓋以天子巡狩既有其時，而受朝各有其地。今襄之是行，以年則非巡狩之期，以地則非方嶽之所。宫室辦於倉卒，玉帛委於草野。宿衛疏簡，不足以聳百辟之觀瞻；禮儀荒略，不足以備一王之制度，是得爲正乎？《春秋》於是不以就朝者爲非，而書王所以正之者，以君於臣，天道也，父道也，不可不正以臨下而立其大本也，其望於周室者何厚哉！
至若晋厲之修怨於秦也，既由王都而行，豈可越天子而往？於是乎諸侯禀入覲之職，我成亦有載見之行。方是時也，以臣尊君，天地之大綱立矣，而君子曰慢，蓋以諸侯朝聘既有其制，而述職亦有其時。今諸侯是朝也，既非時王之制，又非述職之時。投會伐之戈以陳玉帛，借道途之便以覲闕庭。辨色而入，有稽首下拜之虚文；鳴玉而趨，無天顔咫尺之誠意，是得爲敬乎？《春秋》於是不以僅見者爲幸，而書如以貶之者，以臣之於君，地道也，子道也，不可不敬以事上而厚乎大倫也，其尊乎周室也何至哉！
吁，大本立，推之以盡君道，而朝廷無不正；大倫厚，推之以盡臣道，而藩屏無不固。《春秋》一所一如之書，而治道咸備，垂世立教之功有如此哉。猶有説焉，周襄實親下勞也，則削而不書以全名。會伐本先如京也，則書爲遂事以存禮。或隱或顯，或先或後，皆以爲王也，後之爲君臣者，其有鑒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