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今年是某与民邦（即林桂榛）兄相知相交二十年，也是两人知天命之年。此前多次相约互相拜访未果，甲辰初秋某乃毅然赴青岛，先拜谒南海先生墓，后赴黄岛民邦兄北海书舫谈欢，并遇多位专家一起畅谈荀学，而后走马斋堂岛、浇雨琅琊台、烈日游栈桥，甚是快意也。赴前回后，本君子切磋、朋友三益之意，结合民邦兄之所长，就荀学研究做了点思考和讨论，现记录下来、胪列成文，所以备存也。】
今年是我和民邦兄认识二十周年，也是我俩的知天命之年。我特意跑来青岛看他，正好赶上诸位讨论荀学！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向各位方家致意和学习。民邦兄让我也说几句，我就斗胆了！
首先想说的是，民邦兄是一个奇异的、罕见的存在，是一个国士级、国宝级的存在。他把整幅生命献于学问，念兹在兹、惟精惟一，枕典席文、日就月将，木秀于林、臻于名家，令我钦佩；他将火热的淑世情怀，安放在冰冷的亥豕鱼鲁考据学之上，内心豪气干霄、怒发冲冠，外观自娱自乐、自斟自酌，令人感慨。
的确，民邦兄之学有乾嘉之遗风、尽朴汉知能事，其要则在拱卫兰陵、尊崇荀卿，剖天判人、论礼析性，迭出己见、创获颇多，极大彰显了荀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进路，与在座诸位方家一起将荀学研究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为“新荀学”，也将与荀子没有直接关系的青岛打造成荀学研究的重镇，大有功于荀卿、荀学以及整个儒学，值得祝贺！
当然，刚才民邦兄谈了一些观点，提出了荀学研究的边界在于求真，认为类似心体、性体、本体论、现象学之类的荀学研究是歧出，批评了类似“良知坎陷”之类的进路。
他把话说到这里，我就有些紧张了。因为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能说“不能”做什么，只要不复制剽窃、人身攻击，大多是可以放开研究和争鸣的。对于荀子研究而言，当然可以考据和求真，但不能唯考据和求真，否则就只是还原了《荀子》，就只有荀子、没有荀学了。
至于说类似心性之体、形上之学，这些都是儒学传统的范畴，而引入类似本体论、现象学之类西洋学的维度，也是个好事，说明了荀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打开新研究空间的可能性。有些论题反复出现，比如荀子的天道观、人性论等，恰恰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恒常性和重要性，是绕不过去的高山，所以很多初学者、入门者往往要从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入手。当然，要尽量避免低水平重复。
此外，明体达用、经世致用，是传统儒学的重要向度。所以我觉得，不仅要“劝学”，还要“隆礼”，就是说既要明荀学之体，也要达荀学之用，普及和推广荀学的价值、义理，将其运用到人伦日常和社会生活。
我不专攻荀学，只能算是荀学研究的旁观者，所以想用提问的方式，就自己疑惑的几个问题，请教民邦兄及诸位方家：
一、关于人性和神性——神性有无可能成为讨论荀学乃至整个儒学人性论的重要维度？
人性或许简单，但人性论极其复杂，有着不同的讨论维度。在西洋哲学宗教文化中，建立的往往是人性/神性/兽性三维框架。
——从古希腊神话看，神人往往是同形同性的，神性、人性以及兽性混杂不异、善恶不定。
——在古希腊哲学那，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人能过共同体生活，人性具备理性以及善、恶诸德性，而神性、兽性则都是无善恶、无德性可言的。
——到了耶教及其家族性一神教，神创造了包括人和兽在内的万有，神是本体本源、主人主宰，神性是绝对的、无善恶的，人虽然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人性比兽性也要高贵一些，甚至有自由的意志，但人性仍然是卑微的，而且还是罪恶的，关键这种罪恶还是被先验的、内在的赋予的、规定的，是无可逃避、不可更改的。
此外，讨论人性还可引入物性（物质物化说）、空性（佛教性空说）等作为参照，这里就没有时间多说了。
古典中国也好，传统儒家也罢，缺乏类似耶教意义上的宗教和神学。儒家的人性论有个显著特色，即建立的主要是“人/禽”这一横向的、对列的二维框架，通过与兽性相比较而确定人性之高贵——船山所谓“人禽之辨”是也。所以孟子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人，君子存之”的说法，而荀子则谓“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但是，儒家始终没有引入神性作为讨论人性的参照，没有建立人性/神性/兽性的三维比较框架。
当然，从人性的来源来看，儒家还建立了“天/人”这一纵向的、贯通的二维框架，认为人性是一种“天性”，并分为两大流派：一曰“天命之谓性”——思、孟走的是这条路；一曰“天生之谓性”，即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和荀子所说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荀、董走的是这条路。（荀子还说“天地生之”“天地之生万物”“性者、本始材朴也”，董子则说“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等。）
所以，讨论儒家的人性论，可能既要看到“人/禽”二维横向、对列框架，也要看到“天/人”二维纵向、贯通的框架，实际搭建的是“天/人/禽”的三维框架，但彼此之间没有建立直接的、内在的联系。
那么，今天重新审视荀子和儒家的人性论，我特别关心三个问题：
一是儒家通过“人禽之辨”确立人性高贵，而没有将神性纳入参照范围，这是一种故意，还是一种疏忽，抑或没有传统资源，还是根本就不必要？这样做，或说人性只高贵而不卑微、有善恶而无超越，所带来的哲学、文化以及人生、社会上的后果是什么？
二是孔子讲“天何言”，孟荀说“天不言”，儒家之天不言不语、无相无状，那么无论是“天生派”还是“天命派”人性论的“天”，到底是作为“昊天上帝”的神格的天，还是作为“天道天理”的理格的天，抑或只是作为“天地万物”的自然的天？还是兼而有之、混同一体的多位格、多功能之天？
三是孔子讲“性近习远”而不论“性之善恶”，是否意味着孔子秉持一种无善无恶、超越善恶的人性论？而孔子讲“天生德于予”，是否意味着孔子认为德性由天所命、人性由天而生？孔子语境中命性、生性的天，是人格化、宰制性的神吗？
总之，我想追问的是，通过儒家的人性论，能否尝试推导或构建一种儒家的神性论、神学观？或者说，通过儒家原有的神学观、神性论——假如有的话（我认为是有的，而且是很丰富的，但在古代学问和行动分开了，如今则学行俱被遗忘了），有无可能重新阐释儒家的人性论？简言之，将儒家的学问由哲学扩展到神学，由文化扩展到宗教，是可能的吗？
二、关于礼法和秩序——荀学能否扛起消化和安置现代政治诸价值观念的大旗？
现代政治价值中的一些意识或观念，是自古即有的，而不是近来才出现的。以“自由”为例，1775年美国“弗吉尼亚之父”帕特里克为反对英国殖民而喊出“不自由、毋宁死” 1500年前，塔西佗《编年史》里面就出现多次“不自由、毋宁死”的言辞。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把这些政治价值观念摶成一种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是近代500年以来的事，而且是西洋人的贡献！如今，它们已经由地域性知识扩展为世界性知识，所以它们成为讨论政治学及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维度，也成为检验一些学问成色的试金石——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哪个知识和学派，都不得不面对和回应这些现代政治价值的挑战。
人道以政为大，儒学即是政学，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之学。我们必须承认，传统儒学之中是没有这些现代政治价值、义理及其制度设计的。儒学面对这些现代政治价值的挑战，完全拒绝肯定是行不通的，完全投降肯定是要不得的。像余英时先生主张的那样，儒学安于私德、放弃公德，儒家又能否心甘情愿呢？
由此，发掘儒学重要观念推导出现代政治价值，比如“内圣开出新外王”；或者从儒学内部寻找现代政治价值的因子，建构类似“自由儒学”的学说；特别是将其纳入自身体系中、作为儒学一部分，既吸收之又超越之，提出类似 “政治儒学”的理论，都是儒学回应现代政治价值挑战的不同尝试。
荀学“隆礼重法”，是儒家政学、政治哲学的重要流派——梁启超就指出荀子是社会学、政治学巨擘，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和学术深受其影响。但因为荀卿的学生韩非、李斯倒向法家，特别是因为谭嗣同“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的惊声尖叫，荀学蒙上专制暴政帮凶之恶名。毫无疑问，儒学要安放现代政治价值，荀学必须做出回应，必须有所作为，辩白自己是不是专制暴政的帮凶？说清自己对待现代政治价值的立场和态度？特别是能否提出对接、安置和转换、消化现代政治价值的理论，直接决定了荀学的生命力。
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新荀学”就这些问题提出有吸引力的方案。相较，“孟学”至少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牟宗三先生以为儒家的传统精神即是尽性践仁，把“仁”或良知良能作为先验的本体、形上的实在、普遍的原理，提出通过“良知的坎陷”和“理性的架构”，实现“内圣开出新外王”即消化民主、科学等现代政治价值，从而使现代政治儒学成为一种潜在的可能。
目前尚不能说牟宗三先生的进路就是最优的或可行的，这取决于后续儒家有无更大的创造力。但牟宗三先生曾提醒说，孟子精粹而荀子广大，荀学以其更多的“理性架构”和“客观精神”而更多的是“外王”之学或政治之学。
事实上，现代政治价值和人性论、神学观密切相关。人虽是上帝的创造物、仆从物，但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原罪或人性之恶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催生了新教资本主义，而且催生了政治自由主义。所以，主张人性恶和隆礼法的荀学，可能比孟学或道德的形上学更方便、更可能开出新的外王。
荀子是主张人生于天、礼本于天的，天作为一种形上的、本体的存在是毋庸多加证明的，作为一种神格的存在也是可能的；人生所以然之性不是善恶意义上的道德之性，而是先在的、先验的性体、实体，而人性之恶是后天的、经验的，是可以人为和教化的——即此而言，人性之恶勿如说人生之欲；礼法作为社会的规则、客观的架构，既是天道、天理之节文，也是人性、人情之节文，可以秉持时为大、可义起的原则对礼法进行损益润色。凡此种种，都是荀学乃至整个儒学与现代政治价值对接的卯榫，都有可能为儒学开出新外王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必须说明的是，即使荀学乃至整个儒学都没有或开不出新外王，所以只能坦然吸纳、接受和认可、奉行现代政治价值，也不丢人！反之，否是，儒学将成为一种可悲的学问。简言之，儒学可以是不讲自由的、不行自由的，但绝不能是非自由的、反自由的——这是儒学品质和德性的最低限度！
三、关于传经与传道——《荀子》有必要及有可能列入“新经典”“新经学”吗？
近期我看印度教的书，印度教及古婆罗门教，都是将吠陀书视为天启圣书和经典的。在宗教性文明中，都有类似的天启经典并得到高度的尊崇。儒家的宗教性不显扬，但即使我们不承认五经是天启之书，至少要承认是五经中国学问、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至少可以说“非五经、不中国”。
另外，诸子同出于王官、百家皆源于五经。百家虽源于五经，但唯独儒家尊经传经、尊道传道，其他各家则要么发皇五经之一端，要么离经叛道成异端。不尊经传经，不尊道传道，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荀子是战国旷世大儒，传经有功，传道也有功，近人多发明之。但我还非常想知道，荀学和五经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进一步说，不仅要搞清楚荀子传承了哪些经典，更要搞清楚荀学传承了五经的哪些价值、义理，又发皇了五经的哪些价值、义理，或者荀学中有哪些价值、义理是五经之中所没有的，而是荀学自己所独创的？荀子、荀学之中有无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内容呢？
荀学对以五经为代表的经学的传承关系、互补关系、创新关系搞清楚了，才能明了荀学的贡献到底在哪里、是哪些，以及这些贡献的价值大小若何？也才能判定，《荀子》一书跻身时人所谓“新经学”或“新经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是跻身国学意义的，还是跻身儒学意义上的“新经学”或“新经典”。
我个人意见，对于儒家来讲，“五经”就是圣经、就是天书，是不能调整的，也无所谓增减的；至于“十三经”意义上的经典，《荀子》纳入与否，可以深入讨论。国学意义上的“新经典”“新经学”，《荀子》早就该纳入了，而且纳不纳入，它都是经典，它就在那里！
四、关于异端和从祀——荀子有无可能重新从祀孔庙、孔庙能否重新激活？
孔庙是儒家儒学儒教的圣域，主祭孔子而从祀历代大儒。荀子，亦曾从祀孔庙446年，即宋神宗元丰七年（西历1084年）至明嘉靖九年（西历1530年）。我们知道，孔庙从祀之儒，要么明道修德有功，要么传经授业有功。荀子是于传道、传经俱有大功的，但是他进庙也晚而黜祀也早，这其中涉及复杂的政治斗争、学派之争和义理纷争，今天就不纠缠了。
但是，如今荀子仍不能从祀孔庙，这对荀学家来讲，当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当然，如果研究荀子而淡漠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更多是从知识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怀的、信仰的角度，来切入荀子荀学的——这至多是荀学研究者，还谈不上什么荀学家，也不是一个行动的儒家。
那么，现在能否动议荀子重新从祀孔庙、优入圣域呢？我以为是可以的，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行的。当然，目前孔庙本身就是死的，祭孔、从祀制度已不行多年——有的也是所谓表演而已。
但是，正如黄进兴先生在《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一文中指出：“孔庙从祀制度的恢复与否，对当代中国人在文化和心灵层面，都将是莫大的难题与考验。就在这里，我们亟待所谓真正‘创造性的转化’出现。” 若恢复孔庙从祀制度，可自推动荀子入庙始。
或以为，推动荀子入庙根本不可行。我觉得，未必！西历1919年，顺应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潮流，诸儒推动将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就成功了。成不成功是一个问题，能不能推是一个问题。端着荀子的饭碗，能否为荀子一呼？
浅言陋语，献芹献曝，诸君一哂！
（甲辰初秋于青岛拜谒南海先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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