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某在硕博期间读书甚勤，而书大多借自图书馆，为记忆保存故做了大量笔记札记。现大多笔抄卡片笔记等业已遗散，保存于电脑而非电子邮件的札记亦多因电脑更换或系统崩溃而遗失，只有特意保存于电子邮件的几篇札记幸存至今。现贴出两篇读书札记：一篇原题为《视角转换和学术创新——读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及其《续篇》后》，现将题目改为《北大罗荣渠和中国现代化》，写于西历2001年3月28日，应该是某课程的作业。罗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其系列著述对我思考中国文明、中国现代化、中国本位文化，如《“中国本位文化论”重提与新诠》等文写作有很多很大的启发。一篇原题为《西方学界关于政府职能的三个争论》，现增加《理论悖反和行动困境》作为正标题，写于2001年5月14日，同样也应该是某课程的作业。两篇札记均对个别文字做了删除或调整。】
“中国本位文化论”重提与新诠——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七十周年
作为社会良心的终极关怀者和时代跳动的脉搏，现代以来中国真正的学人正肩负着“死生报国忧，有恨为民愁”的历史重负，在思想和学术的道路上艰难地潜行——艰难不仅来自传统的桎梏，也越来越多地来自各样式流俗导致的学人的日渐边缘化。但他们终是按捺不住，从自我和他者双重封闭的象牙之塔中探将出头，关照纷纭的世间，开始自顾自怜地进行言说了。这些言说不单以学院派的深厚知识底蕴为依托，更具解构传统和涤荡流俗的勇气和信心，因而在看似热闹实是寂寂的论说领域取得振聋发聩的绩效。举凡此类言说，罗荣渠（1927-1996）先生的大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是典范。
罗先生在两著中取得的有关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创性成果早已被众多名家喋喋称赞，再对之进行褒誉和具体分析不是我的初衷。我所关注的乃是，何独罗先生能够取得这些进展并一领中国现代化研究领域的风骚，独树世界众多现代化研究学派中的中国学派？细细考来，恐怕与罗先生一直倡导并积极践行的注重研究视角转换和学术创新有极大的关系。
长久以来，甚至可以上推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人就把引介和追随西方的思想学术作为时髦，毫无根基的游谈充斥着言说的领域。及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流布，特别当它作为主流***形态以后，这种“追西”风尚摇身一变成为“崇马”风尚并迅速蔓延遍及中国整个学界，即使象金岳霖、冯友兰这样一些一度坚守特立独行立场的人也禁不住随风而是。事实证明，盲目地或者说不加了解、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不是坚持发展而是妨碍了、有害于马克思主义的途径。顾准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眼睛，因此世界显得五彩缤纷。马克思的眼睛只不过是众多眼睛中的一只，如果都用马克思的眼睛来观察世界，那么世界未免显得单调。”我想，此说并不为过。新时期以来，中国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又断然分为三部分：一是在主流***形态内进行阐释的理论家；二是在书斋里埋头耕耘不问世事的学术家；三是游离于主流**形态内外又以深厚知识为底蕴的进行独立思索的思想者——恕我不敬，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罗先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先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后又博采中西做得学问等深，两厢融合，内省外求，得以冲破被庸俗化、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窠臼，用了一个新颖的视角研究考察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说到此，似乎应举几个例子了。实际上罗先生两著中的例子俯拾皆是，最突出的恐怕要属用“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解释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多样化了。所谓“一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罗先生是坚守这个基本底线的。关键是，被教条化、庸俗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一直被阐释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主义社会的线型发展图式。罗先生明确指出，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是被后来的理论家和学者附会强加上去的，特别是斯大林在1938年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的：“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罗先生指出：“大概从此以后，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就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新论》53页）罗先生认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中国人的认知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是深受这一理论的束缚。而“对历史发展单线论的最尖锐的挑战是现实的挑战。既然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又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条件，为什么远没有具备这一物质条件的国家首先导向社会主义？如果历史单线发展论是正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错误的或反常的；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历史单线发展论就是错误的。”（《新论》61页）恐怕否认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错误的、反常的人并不多，那么单线历史发展论的症结何在呢？“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机械的单线解释，即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等等。这种单线解释可能与马克思的下述观点有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现在看来，这一简单化的概括未必是正确的。”（《新论》61页）结论大胆鲜明，罕有鲜见，呼之欲出的是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模式。
但罗先生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依据上论，又对决定社会形态演进的“单因素论”提出批评。社会形态交替期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按照当今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强调内因即通过内在矛盾的迸发引起革命（突变）而完成，其公式大致如下：新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力大发展。罗先生以脉络比较清晰的西欧社会经济形态的三次大过渡（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从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指出：“第一次过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无文字记载可考，但看来是通过渐进的形式实现的，而不可能发生什么原始社会的革命。”第二次过渡，“瓦解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是外来因素，即蛮族的多次入侵。” （《新论》65页）而第三次就更加复杂了，首先是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的早期城市化（社会结构变化）、早期商业化（交换方式变化）、早期工业化（生产方式变化）、世俗化（神权政治化）的现状；其次是蛮族入侵反复破坏之后建立起封建等级权力机构（政治多元化）、众多的小国林立而无大帝国体系（国际多元化）、教权与王权分享政治权力（社会多元化）、城市自治体制（经济权力多元化）的推波助澜；最后是商业革命、殖民地征服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总之，许多“奇特的巧合性使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紧紧扭在一起”，新的现代生产方式才脱颖而出。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众多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自发的历史过程。”这只能用“合力说”才能加以充分的解释（《新论》66页）。罗先生进一步指出：“内因，即新生产力孕育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大变革的必要条件；外因，即异乎寻常因素的凑合，则是社会大变革的充足条件。”“任何一种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明形态都具有历史稳定性，单靠本身内部孕育的对抗运动很难突破，往往只能造成原结构‘破坏——修复’的不定期更新的循环运动。”鉴于此，罗先生提出“灾变说”作为社会大变革的充足条件，并指出，这样做绝没有丝毫要否定或贬低内因作用的意思，而是“为了破除历史的宿命进化观，我们突出强调了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外因作用。” （《新论》67—68页）
通过上述详细、透彻、精确、客观的论述，罗先生构建了自己对于有史以来的历史时期中人类文明的一线多元发展模式图表和这一发展模式的动态进程图表（均见于《新论》77—78页，限于篇幅和条件，本文从略）。我认为，这两个论述和这两个图表是罗先生两著的精华和凝结，它们已明显优出了纯学术研究的结果，而达到了理论重构、方法更新的高度。我想，这就是一个视角转换和学术创新。这种视角转换和学术创新最主要来自罗先生不以某些特定的理论框架先入为主，特别是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不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僵硬化、教条化、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绝对、完全、永恒的东西祭起来吓人，而是对其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基础上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能做到这一点的，当今又能有多少人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当今中国学界，无论是气势咄咄逼人的“右学派”，还是傲然不群的“新左翼”，都把言说的鞭挞指向瞄准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导向和政治推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政治权威淹没自由经济的发展。但罗先生却鲜明地指出：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近代以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落后而被殖民化、边缘化，因此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国家的重建和独立，而任何单纯想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民族国家重建和独立的理论和实践都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因此，“1、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就愈不可能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直接过渡，而需要通过若干中间阶段；2、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问题（民族解放）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3、一个国家经济愈是落后，就愈需要强调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建立权威主义政府；4、一个国家工业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5、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农村势力（上层地主阶级、下层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续篇》119—120页）当然，罗先生也正确地指出，这样的阐释旨在说明国家力量、政治权力、革命暴力在国家大转型期中的特殊作用，而绝不是肯定“革命万能”论和片面夸大政治权力的作用。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导致改朝换代，而不能改弦更张，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些颇有启发的教益，或许能使那些自以为是的满嘴希腊罗马美英法德国的前卫型知识分子好好思量一番。
正如任何的理论架构都会有自己的盲区弱点一样，观之罗先生两著，也稍感如是。主要是对现实因素和现代化实践双向互动的分析不获展开，进而对现实层面消极因素批判和新因素重构略显不足。如，罗先生正确指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启动时期国家导向和政治推动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但对现实中因袭下来的极权政治、寡头政治、权威政治对现代化阻梗的分析以及对其消解的理论策略建设稍薄。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两书都标有“进程”的题号，现代化本应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加以驾御，而不应有个先验的预设和标准。罗先生留下的缺憾难道不恰恰是后继者应加以拓展丰富的空间嘛？对于一个业已仙逝的真正的学人来说，我们须记住他的是，他为中国现代化理论和进程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书如斯，幸莫大焉！掩卷沉思，慨莫多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生而为精，死而为灵。倘罗先生在天之灵能有感应，知悉有个学子看了他的书，并且发表了一通胡乱的议论，或许不至于怪罪于我——自己的书毕竟还有人看，不似他人的书，自娱自乐，自产自销。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