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西历2007年冬，家慈因病弃养，葬于家族林地。因此林地始终面临类似农耕机械化、新农村建设、工业交通建设等侵蚀和吞没危险，某愈发关注现代性场域的中国坟墓问题——坟墓不仅是逝者的家园，也是生者的归宿！不是少数人特定人的问题，是每个人所有人的问题！从2009年起，某陆续撰写十余篇评论，呼吁“封坟护墓”，反对“挖坟掘墓”，批评“平坟运动”，角度涉及风俗传统、伦理道德、文物保护等。2009年6月21日撰就的《“挖坟掘墓”不如“封坟护墓”》，是某第一篇相关评论，发布于《中国青年报》“思想者”专栏，并为多家报刊转载。今贴出留念备存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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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的考古工作者、驻足观看的游客乃至整个世界，都在热切期待着秦俑第三次发掘能出现更大的奇迹。与此同时，发掘秦始皇陵、唐乾陵、明十三陵等皇陵的呼声也再次泛起。笔者想在此提醒人们的是：不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挖坟掘墓”的做法都有悖乎中国“封坟护墓”的传统价值观，缺少基本的道德合法性。
古代史家常叹慕夏商周三代，然独盛称有周，非周有郁郁之文，而是有大德在焉。史载：周文王出游，见路边枯骨而命人掩葬起冢；周武王克商，不下车即命人封比干之幕。时人以为：文武仁德能泽及枯骨死者，况生民百姓乎？是以天下归心，而有周独传世八百年，国祚为中国史之最。自此，“封坟护墓”成为儒家王道思想和仁政观念的重要内容，后之有国有家者至少在口头上莫不以为法式。
后兴王朝非常重视修葺和保护历代先朝皇陵与往圣先贤坟墓，或置守陵户，或禁止在其周围采樵放牧，或定期派员巡查和祭祀，等等不一而足。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四年诏令：历代帝王三年一祭，牲用太牢。宋太祖乾德四年又诏令：炎黄二帝以下至后唐清泰帝凡七十九帝，分置守陵户五户到二户不等。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诏令：“遣官省历代帝王陵寝，禁刍牧，置守陵户。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时葺治。”类似记载，史不绝书，使得“封坟护墓”蔚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源远流长的传统。
众所周知，现在的历代皇陵已基本是“十陵九空”，恰如魏文帝曹丕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后周太祖曾就皇陵被发盗的原因解释说：“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有鉴于此，明智的帝王往往遗诏薄葬，但多数帝王则是穷尽奢葬能事。为了防止被发盗，陵墓往往设置复杂的机关消息，如秦始皇陵等；或广设疑冢，如曹操疑冢七十有二等。有保护的皇陵尚且多被发盗，遑论无保护的普通坟墓了。由此看来，发坟盗墓是很普遍的历史现象。
职是之故，“封坟护墓”的传统又体现严惩发盗行为上，其措施一般分为两类，即“发墓者诛”和“窃盗者刑”（《淮南子》），不同朝代各小有差异。比如《唐律》规定：“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大清律例》则对三十六种发盗情形分别处罪，内容极为详密。事实上，就连事出有因而毁坏或侮辱他人坟墓的人，也难逃道德舆论的批评。比如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坟”（一说“鞭尸”，然似不经），就被后人批评为“是不由德”，无怪乎不得善终。
今有人因发坟盗墓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就津津乐道于中国也有个“盗墓文化”或“盗墓传统”。此说纯属愚陋，诚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须知，发盗皇陵者多为战乱时期军阀所为，是衰世或乱世的症候，比如西汉末年军阀“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甚至“遂污辱吕后尸”。又比如东汉末年董卓挟持天子西迁长安，乃发掘东汉皇陵搜集宝物。至于发盗普通坟墓者，则多为鸡鸣狗盗之徒所为。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个民族和国家把军阀或鸡鸣狗盗之徒的所作所为视为优良传统来着？
古代中国之所以重视“封坟护墓”，究是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是“崇古”和“主孝”的文化。因为“崇古”，所以强调尊敬历史和古人；因为“主孝”，所以强调爱护祖先的坟墓。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自不必说——黄帝陵今已修葺保护十分得体，彼人之祖先虽非自己之祖先，也要给予尊敬和爱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斯之谓也。所以，“封坟护墓”是一个体现中国文化真谛的传统，有人道精神和人伦原则在是，必须尊重和亟需弘扬。
在此有必要交代下西方坟墓考古的来龙去脉。首先，在其宗教教义，人是“上帝的子女”，所以人人平等，因此坟墓考古不存在亵渎古人的心理障碍。其次，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借助工具进行“科学”研究，坟墓考古的出现，由此故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坟墓考古虽然兴起于西欧，但其考古重点地域却是在其殖民统治区。换而言之，西欧早期的所谓坟墓考古，实质上就是公然的文物掠夺——埃及金字塔、玛雅古坟墓以及中国皇陵的的许多文物，不正是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吗？
事实上，整个的西方考古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学、文化学，至少在兴起之初，皆有浓厚的殖民主义痕迹。不难看出，在对待古人坟墓的问题上，中西文化传统有着重大差异。中国人不宜援引西方的传统和做法，动辄进行坟墓考古，而是应该坚守自家的传统，给予古人以起码的同情和尊重，而不能动辄发掘祖先坟墓——这是中国文化自掘坟墓的行为。须知，以考古的名义挖掘坟墓，和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以“批孔”的名义试图挖掘孔陵，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再说，种种坟墓考古的理由也很难成立。比如利用考古成果来探索和传承中国文化的说法就颇有问题，因为文化掘进和传承的关键在于文化精神和历史传统的弘扬——在中国，自然包括“封坟护墓”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传统在内。东汉明帝时，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误失不休，符节令宋元遂上书：“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藏。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皇览·冢墓记》）时人以为笑谈，盖此或可得全本《五经》，但定失《五经》大义，虽有全本《五经》，于世道人心何所益？
还不少人很在意古代坟墓中的“珍奇异宝”。恕笔者愚钝，因为笔者只记得古人曾说：国不以宝物为宝，而是以土地、人民和贤德君子为宝！至于还有一些“愤青”所说的要把古代帝王坟墓内的民脂民膏发掘出来“还富于民”，只能是一哂而已！须知，以求宝的心态发掘坟墓，和古代军阀或鸡鸣狗盗之徒发掘坟墓，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客观地说，建国之后对历代皇陵的保护，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是可圈可点的——仅以考古名义整体发掘过明定陵而已，第三次秦俑发掘也仍是秦始皇陵的外围发掘。考古技术的进步，为中国打开更多的古人坟墓提供了可能，也激发了人们探索皇陵的无限欲望。但笔者以为，自今而后，不宜再有什么第四次秦俑发掘，更不宜发掘其他皇陵和古人坟墓，而是应该走向全面的“封坟护墓”，即使因施工等原因偶得古人坟墓，也应小心掩护，以便让逝者安息，让传统复兴，从而守住中国文化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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