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援天下以手？

十年前，成都3岁幼女李思怡饿死家中，原因是**对其母亲实施强制戒*且拒绝救援孩子。为此，当代新儒家康晓光悲愤之余，写下《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然而，十年来情势没有任何改观，类似南京幼女饿死、贵州毕节流浪儿童中毒致死、独居留守老人病死等悲剧，重复在这个自诩为“文明的国度”里不断上演。

类似悲剧使我想起马丁•路德•金说过的一句名言：“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们要忏悔的，不仅仅是坏人的尖刻言词和过激行为，还有好人令人震惊的沉默。”但我们要忏悔的主要是众人令人震惊的冷漠——见义不为、见死不救，见孺子落井而无怵惕恻隐之心，正如康晓光《起诉》一书所说：“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为什么我们变得越来越冷漠？答案之一是在经历近百年激烈反传统后，随着“熟人社会”迈向“陌生人社会”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中国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道德和传统早已轰然倒塌，烟消云散，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人际变得越来越疏离，仁爱之心和互助之义越来越稀缺。

明儒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显然，亡天下远比亡国更悲惨、更可怕，因为尽管每个人都会做出自我拯救的努力，但却都无法独善其身，更无法幸免于难——在此时此地的悲剧中，我们或许是旁观者，但在彼时彼地的悲剧中，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儿女，都有可能成为像两名南京幼女一样无人施救的弃儿。

以今论之，是否会亡国非我所知，但“仁义充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癌症，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故中国实有亡天下之虞。每每想到这点，都会让人不寒而栗。因为，目前城市里的对门邻居形同陌路、大街上老人跌倒而无人扶持的现象愈来愈突出，特别是农村中尚有数以亿计孤苦伶仃的留守儿童和老人——就在前几天，江苏东台又发生一起两名留守儿童捉迷藏躲进木箱，因锁扣落下而窒息身亡的悲剧。

无论如何，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将亡，每个人都无法幸免于难，都必须匍匐以救之，此所谓救天下所以救自己，而救自己所以救天下，正如顾炎武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如何救天下？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以手援天下乎？”“天下溺”，意指天下所有人都掉在水里，实指天下人都处于水深火热的无道社会之中，故需要高标道义大旗，拨诸乱而反之正，使社会走上政治清明、风俗良善的轨道。但对于具体的危难现象，比如“嫂溺”，则要援之以手，通俗说就是下水救人。

据孟子上述观点，后人认为儒家主张“以道援天下”，反对“以手援天下”。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相反却互为一体。因为，同样是按照孟子的观点，人与禽兽的差异非常小，端在人有那么一点点的良知良能。如果一个人“嫂溺”而不援之以手，则该人良知丧失、良能泯灭，故徒有人表而实为禽兽矣。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见孺子落井而无恻隐之心和施救之义，则“仁义充塞”而遍地禽兽，天下亡矣。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高唱“以道援天下”要比“以手援天下”容易得多。因为，面对身处险境的他者，更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道德勇气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一个长于“以道援天下”而短于“以手援天下”的民族，不仅无法救天下，相反更容易沉沦与溺亡。就此而言，“以手援天下”正是“以道援天下”的基石，且两者会形成交互影响、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或曰：“陌生人社会”不可阻遏，人际疏离不可避免，相关衍生问题当交由纳税人供养的公权力负责。的确，公权力对救危扶困、排难抢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6月20日陕西渭河一男子被洪水围困长达一个多小时，岸上大批公职人员却眼睁睁看着其最终被洪水卷走——尽管他们也有施救行为，然并未尽责，故有渎职之嫌。

但是，按照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的观点，在一个普遍缺乏仁爱之心或“对邻人的责任”的社会，既无法形成善美的风俗，更无法构建善美的公权力。因为公权力并不能超然于人性或道德底线之上而独善其身、大有作为，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说：“公务员不是孤立的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社会的道德品质。”

进而言之，“以手援天下”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否有人在“以道援天下”，不管是否公权力在切实履行职责，当他人处于危难的时候，我们若不施以援手，是否会心安理得？子曰：“汝安，则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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