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2005年，母校成立国学院，一时惊起千层浪，赞同批评中庸意见纷纭踏至。某是坚定的“国学派”，当年即连连发文力挺母校之举，其中《兴我国学、塑我国魂》一时成为风口浪尖的名文。之后，某一直关注国学问题，先后为之陈情和建言文章达数十篇之多，并对国学、汉学关系做了系统辩证，如《莫把“汉学”当“国学”》、《国学为体，汉学为用》等。本文原标题为《复兴国学需要重建传统国学教育体系》，邮件显示写于2010年3月24日，之后发表于国内某知名报纸。现将标题改为《给国学上“户口”名正言顺》——也不知现在是否有了国学学科、国学学位，现予刊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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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杂志为主阵地，中国学界围绕“国学立户”问题亦即国学是否应该列为国家一级学科问题发生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并分成了赞成派和反对派两大截然对垒的阵营。中国儒教网整理发布的文章显示，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四十余名知名学者和四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
毫无疑问，就中国学科建设而言，“国学立户”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因为，国学包含经史子集、三教九流甚至是天文历法、金石考古、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诸多传统文化领域，其中部分内容早已分置在文史哲等诸学科里面。国学一旦“立户”，必然会牵涉到其他学科内容的变更。所以，就国学应否以及如何“立户”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在于，“国学立户”之争只是一个幌子，其实质在于对“国学合法性”亦即国学的价值和功用的认知与判定问题。就笔者意见而言，国学乃是中国固有之学问。换而言之，就地域来说，国学是“中学”而不是“西学”，此即梁实秋所说的国学乃是本国独自形成的、区别于舶来学问的学问；就时间来说，国学是“古学”而不是“今学”，此即胡适所说的国学乃中国的“国故学”。
与此同时，作为往圣先贤薪火相传下来的学问，国学还是中国的“国魂”之学，关乎中国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孔子说：“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千百年来，国学维系着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连续性，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一枝独秀、一脉相承，不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那样中辍和变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譬之长跑，中国文化是一个人的全程跑，西方文化则是几个人的接力跑——文化虽传了下来，但民族已经换了几茬。”仅就此而言，怎么强调国学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有种观点认为，国学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建设现代文化——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强调自己的国学呢？事实上，吸收外来文化是有前提的，即必须挺立本国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具备“自我观之”和“为我所用”的能力，否则就不是吸收而是“照单全收”或者“全盘西化”了。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告诫，正为此故。同时，只有既弘扬国学，又吸收外来学问，方会融会贯通为一种新的国学，正如中国文化吸收佛教文化，最终使佛教文化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一样。
再者，建设现代文化绝不意味着摈弃传统文化。事实上，瞬时蓬兴、名目繁多的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文化建设，毋宁说是一种“时尚”或“潮流”。只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与积淀、世代传承与践行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才是现代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传统/现代”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所以才在文化建设上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拼命往西走”（胡适）的激进态势。
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或历史久远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只看其有无“国学”概念是很幼稚的。比如，美国的国学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日本的国学是“神道教文化”，印度的国学是“印度教文化”，等等。事实上，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他大国或历史久远的国家，都对自己的国学爱护有加、传承不辍，唯独中国出现了视自家国学为敝履而必欲弃之为快的罕见现象。如今，我们又要倒过头来提倡“文化复兴”，焉能不让人发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慨？
总之，“国学合法性”亦即国学的价值与功用，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国学小有不足，也是瑕不掩瑜，绝不能“泼洗澡水将婴儿也倒掉”。笔者属于坚定的“国学立户”派。非但如此，笔者还认为，仅“国学立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重建和复兴中国的传统国学教育体系。
首先，国学既需要跻身一级学科，亦需要恢复传统分类方式。国学的一大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目前的学科分类对国学无疑是一种割裂与伤害。比如，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史记》，是融文史哲浑然为一体的。只将之列入史学，就很难深入领悟和通体把握其精神内涵。设国学为一级学科，当对类此弊端有所纠正。与此同时，鉴于国学内容过于庞杂，将之分为经史子集四目，是古人的一大创举。据此，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学，下面尚需分设经史子集四个二级学科，其中尤宜以经学和史学为主，以便恢复中国的“经史传统”。
其次，国学既应是大学的专业教育，亦应是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大学里面，设置国学院、进行国学研究、讲授国学课程以及颁发国学学位，亦即将国学教育视为一种专业教育来培养国学人才，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恐怕在于将国学教育视为通识教育，亦即将之列为全体大学生的必修课、考试课，借以在大学生中普及国学知识、提升人文素质。作为通识教育的国学课程，重点应该放在重要经典如孔孟老庄、诗书礼易之类书籍的研读上，而不是上泛泛的、不痛不痒的国学概论课。特别是，不仅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知识，更需要把国学视为一种价值来源。否则，“国魂”之学何从谈起？
再次，国学教育既应纳入大学教育，更应纳入中小学教育。国学教育既是一种终身教育，也是一种阶梯教育。儿童读经，有利于在孩子们心中植下中国文化的种子。一个孩子，如果不在中小学时期读点经典、打点基础，到了大学再学国学，多半会将文言文和繁体字视为“天书”，即使勉强学点，也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取得学位，很难深入进来和持续下去。因此，在中小学中开设国学课程，学习甚至是记诵些诸如“四书”之类书籍的内容，应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之所在。
复次，民间或说社会上的国学教育是复兴国学的重要途径。在古代，国学的传承一则靠国民教育体系，如乡学、县学、省学以及太学等官办学校，二则靠私塾、义塾、精舍、书院等民间或社会办学力量。目前，中国的私塾、书院、国学班等民间国学教育活动蔚然成风，反映了人们对国学的热切渴望。对于这些活动，应该给予适当的支持和鼓励，不能动辄予以取缔或者掣肘，不能只讲孩子们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义务，而顾孩子们在私塾接受国学教育的权利。事实上，随着国学的复兴，中国需要也必将会出现一些终身只学国学而不接受其他学科教育的人。
最后，应成立孔子大学负责对国学教育活动进行督导。随着国学的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复兴，在国内成立一所以中国文化象征符号孔子命名的文化大学已经变得十分迫切。在古代，太学是中国最高的教育机构，而国子监则是教育监管机构。新成立的孔子大学，应该将太学与国子监职能合二为一，亦即要担负起全国最高国学教育机构和全国国学教育督导机构的双重职责。特别是，孔子大学不仅应以学习和研究、弘扬和传承国学为己任，同时还应是一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对道德失范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为社会树立道德和文化的标杆。
关于设立孔子大学及其职能的建议，或许会引发不同的意见。但笔者认为，这是促进国学复兴和实现道德重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棋。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迅猛，但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终始如一，不曾有大的动荡和变异，究其原因，端在于其有不受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的宗教以及神学院作为文化传承的基础和道德权威的来源。中国缺少西方宗教模式的宗教传统，但却有以学校为道德权威机构和社会清议机构的传统。孔子大学的设立及其职能，即是对这个优良传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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