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2013年4月份，某国某书曾约某友写一篇介绍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的文章，可从中美梦想比较的角度入手，要求简洁流畅、梳理大概即可。某友陆续写了几个月，题为《“文化中国”的想象与重构》，后因体例不被认可，且翻译成英文也有困难，故半成品不了了之。某友见某公号尚可，遂委托某发布此文。但多次发布不成，遂删除个别段落文字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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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的想象与重构
（The Conce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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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的沉沦
有意思的是，尽管许多美国人只知中国有孔子，不知中国有儒学，或分不清孔子（Confucius）、儒家（Confucians）、儒学（Confucianism）三者的关系，但却比较尊崇孔子，欣赏中华文化。如，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多次赞美孔子，亲友在其葬礼上朗诵孔子语录(sayings of Confucius)为他送行；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称赞孔子是“哲学领域的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林肯（Abraham Lincoln）则称赞爱默生是“美国的孔子”；1935年，孔子和摩西（Moses）、梭伦（Solon）一起被刻上联邦最高法院三角门楣，官方介绍他们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决议案，颂扬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作出的无价贡献”……。
相比之下，笔者发现身在孔子母邦的中国人，反倒没有美国人那么尊崇孔子和欣赏中华文化，甚至还有不少人肆无忌地惮称孔子为“孔老二”(the second guy of Kong family)，视中华文化为“封建、愚昧、落后”的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于笔者这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常有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身在故乡，心为异客”(with body in homeland but with a wandering heart)的喟叹。此种境况，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思想之精湛、价值之优美举世所罕见。她抟成了中华民族，陶铸了中国特性，使中国在民族、疆域、政权等国家特性的基础上，复又成为一个文化和价值意义上的国家。同时，她还塑造了东亚儒家文化圈(the circle of Confucian countries in far eastern Asia)，播及了东南亚地区，甚至是“东学西渐”(the arriving of Eastern learning at the west)到欧洲，启迪和影响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遗憾的是，晚清以降，面对国家民族羸弱和西方列强侵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the unprecedented Chaotic situation in 3000 years)，中华文化成为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替罪羊”，先是遭“打倒孔家店”(smash the Confucian antique shop)、“不读中国书”(no reading Chinese books)、“拼命往西走”(headlong westernization)的“五四”式批判(criticism of the May Fourth kind)，继而遭“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Smashing the four olds: traditional thought,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eremonies and traditional manners ”.）、“焚孔庙(burning Confucius’ temple)，挖孔坟(digging out Confucius’ cemetery)，拆孔府(setting Confucius’ mansion on fire)，荡平孔家店”(leveling the antique shop of the Confucian family)的“文革”式批判(cultural-revolution-style criticism)，总体上呈现出“花果飘零”、“游魂无归”的全盘崩溃态势。早在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就在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manifesto for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a Chinese foundation)中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已看不见中国了。”如今，中华文化又受西方化和商业化的双重侵蚀，其萎缩和消失更是日甚一日——就连被称为中国“*经”的《论语》，全文阅读过的大学生也不超过20%。相比之下，美国80%以上的大学生，从娃娃起就是在听讲和阅读耶教“*经”（《新约》《旧约》）中长大的。
中华文化的没落或“文化中国”的沉沦，导致一系列恶果，不仅使文化荒芜化、粗鄙化严重，而且使中国信仰淆乱、价值混乱、精神紊乱、社会散乱，以至于国人从怀疑鬼神到批判圣贤(from questioning deities to criticizing sages)，从颠覆道德到罔顾法律(from subverting morality to defying legality)，从挑战人伦到蔑视生命(from challenging basic ethics to despising human lives) ，名教覆亡(social order is broken)，纲常沦陷(rituals are devastated)，伦理失范(morality is confused)，风俗丕变(customs deteriorated )，人将不人——此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危机，更是文化文明的最大危机。
因此，虽然我们曾批评**地区并遗憾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去中国化”，(de-chinesization)但实际上从文书上看大陆的“去中国化”最严重、最彻底。进言之，近代以来，尽管我们在“保国”和“保种”(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ace)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在“保教”(protection of the sacred teachings)即捍卫和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则败得一塌糊涂，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造成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失忆症与精神分裂症，使中国丧失了国家特性和文明自信。
“文化中国”的复苏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when a thing reaches its extreme, it reverses its course)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一股令人振奋的“国学热”(national learning fever)——“国学”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种说法。如，高校普遍开设国学课程并争先恐后设立国学院(academy of national learning)，民间“汉服热”(Chinese style attire fever)、“古礼热”(traditional rituals fever)、“书院热”(academy-building fever)、“读经热”(classis reading fever)、“论语热”(the analects fever)、“祭孔热”(honoring-Confucius ceremony fever)遍地开花，思想界则出现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人称儒家文化已是“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学术局面。
值得玩味的是，官方也一改批判者的姿态，变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越来越强调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反复强调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今年两会期间，又有一个重要说法：“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这些亲近中华文化的言行，被视为是官方尝试回归中华道统(the running way of the Chinese nation)的集中体现。
种种迹象表明，“文化中国”在经历百年沉沦之后，正在开始大踏步走向复苏，其深刻动因是：其一，按照现代新儒家钱穆观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立足人性(human nature)、人情(human heart)、人本(human substance)，面向生命(life)、生存(existence)、生活(living)展开的学问，是人所必有之心和必由之路。因此，具有中华文化遗传基因的中国人天然就是儒家，只要环境稍微宽松起来，人们心灵深处的中华文化基因自然会被激活。
其二，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观点，现代社会裹挟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headlong, impetuous forward running propelled by the advanc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ovements of rational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必然会逐渐吞没优美而又神圣的传统信仰，使人们的精神生命因“祛魅”（Disenchantment，去神圣化）而变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惶恐不安，并最终激起人们的“复魅”（Enchantment，再神圣化）渴望，亦即重回传统信仰、重构精神家园的诉求——中华文化正是诊治中国“现代文明病”尤其是人性不断“异化”（AIienation）等问题的良方。
其三，按照法国艺术家高更（Paul Gauguin）的观点，人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终极性的追问，即“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who are we, where are we from, where are we going)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人与“他者”（the Other）进行辨异，进而实现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内的自我认同的重要资源。
其四，按照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的观点，一些落后国家在走向发展振兴的过程中，前期常以“西方化”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后期则常以因经济成就而找到民族自信，进而“摈弃西方文化”而“伸张自身文化”。中国经济发展迅，崛起态势明显，重拾中华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
其五，两岸政治内耗稍息，但文化竞争愈烈，宝岛地区领导人***不仅亲自参加祭孔大典(the great sacrifice to Confucius) ，而且提出要做“中华文化领航者”(navigator of Chinese culture)的倡议，大陆不会将此道德优越感和制高点拱手相让。而两岸共同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无疑有助于打造一个具有双方最大共识的“文化中国”，进而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
“文化中国”的想象
然而，尽管中华文化复兴动力十足，但鉴于“文化中国”消失已久，她过去何如已然是镜中花月，而未来如何又众说纷纭。我们必须站在传统的废墟上，穿越历史的断层，重构文化的记忆，在对传统进行“因革损益”的基础上，勾勒出未来“文化中国”的图景。以下五条二十项，即是笔者对未来“文化中国”挂一漏万的描述或想象。
“文化中国”需要敦化美风善俗：一是复兴华夏衣冠(attire)，如汉服(han dressing)、唐装(tang costume)、中华立领(Chinese style upright collar)等，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场合体现中国元素；二是复苏传统节日，除法定传统节日外，激活七夕（Chinese Valentine's Day）、中元（Halloween and Ghost Festival）、重阳（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等其他节日，在更多重要时间节点上展示文化自信；三是复活古代礼仪，恢复男子冠礼（capping ceremony）、女子笄礼（woman adult gift hairpin gift），鼓励中式婚礼、葬礼，在人生重要关口时铭记历史传统；四是复建孝道(filial piety)传统，将公民带薪年假法定在父母生（忌）日前后，并借鉴古代“三年丧制”（3 years mourning）和官员“丁忧”(mourning period)传统，推行官员为过世父（母）守孝100天的丧假制度。
“文化中国”需要确立四大国家祭典：一是春秋两季分别在北京天坛（Temple of Heaven）、地坛（terrace）公祭天、地，示天人合一(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祈世界和平，祝风调雨顺，祷国泰民安；二是清明节当天在陕西公祭黄帝（Yellow Emperor），激发国人寻根意识，凝聚民族同源共识；三是将孔子诞辰日法定为教师节，当日在北京和曲阜公祭孔子，表彰往圣先贤(past sages and worthies)，重续文化道统；四是在北京创建“英烈祠”(martyrs temple)，国庆节当天公祭英烈，缅怀其丰功伟绩，弘扬其爱国传统。
“文化中国”需要强化经典教育：一是民间复兴私塾（old-style private school）、精舍（vihara）、书院（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等传统教育场所，经典进家庭、进社区、进企业，持续发起全民读经运动；二是学校将经典列为大中小学生通识课、必修课、学分课，陶铸孩子们对经典和传统的温情与敬意；三是大学普遍建立国学院（academy of national learning）或儒学院（academy of Confucian learning）、经学院（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推动经典学术研究和社会传播；四是政府创办中华文化大学、孔子大学、儒教大学，设立“太学”( grand university)作为最高经典教育学府并负责统筹监管全国经典教育。
“文化中国”需要重回王道政治：一是重估政治传统，摈弃“封建、专制、集权”(feudalism, dictatorship, absolutism)等陈词陋说，充分肯定仁政、王道、天下、大同等传统政治理念和制度架构；二是重建儒士政治(politics of the Confucians)，实行新型科举制(new imperial examination)，将“四书五经”列为选拔官员考试科目之一；三是推行儒家政道(Confucian*** order)，依据“王道通三（天地人）(combin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原则，使政治权力和秩序奠定在超越神圣性合法性(transcendent and holy legitimacy)、历史文化合法性(legitimacy of national culture)、人心民意合法性(legitimacy of the popular will)基础之上。四是践行天下主义(doctrine of all under heaven)，由己推人，以德服人，柔迩怀远，协和万邦，推动建设永久和平与永续发展的人类文明与世界秩序。
“文化中国”需要重建周孔之教（teachings of Duke Zhou and Master Confucius）即儒教：一是破除儒教(religion of Confucianism)不是宗教的学术偏见，明确儒教作为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国宗教主体的意义；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读经复礼、尊孔崇儒等民间活动，使儒教成为民众自由选择皈依的公民宗教；三是建立中国儒教会（Chinese Confucian Association），将孔庙、书院、私塾等传统道场重新归还儒家使用，使儒教成为与其他五大宗教一样的合法宗教；四是通过新型科举、儒家政道等政治举措，逐渐使儒教的义理和价值上升为重要的思想文化，最终使儒教成为中国的主体性宗教。
“文化中国”的重构
毫无疑问，会有不少人认为笔者对“文化中国”的想象纯属“痴人说梦”。的确，想象“文化中国”容易，重构“文化中国”则面临许多不可回避的困难和挑战。比如，激烈反传统是官方政治合法性的一大来源，实现从反传统到尊传统的“软着陆”困难重重；过去马克思和孔夫子水火不容，从理论上讲清楚两者并行不悖甚至是互为支撑恐非易事；各种思潮对复兴中华文化持怀疑、警惕甚至是抵制的态度，化解它们的敌意更非一日之功……。
以上困难和挑战并非夸大其词。事实上，2011年1月，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树起一座孔子青铜雕像，但由于两派的鼓噪与抵制，最终迫使官方于100天后将雕像移进国博——人称中华文化复兴的“百日维新”(100-day reform)。去年9月，有关教育法案征求意见稿，拟将孔子诞辰日法定为中国教师节。尽管这一动议在各大网站的民调支持率都超过了70%，但却迟迟不能落实下来，原因据说同样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和阻挠。
因此，“文化中国”的重建绝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挫折和艰险。然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虽未必以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基本前提，但必会将之贯穿于全过程，并以之为最高标志和最终归宿。重建“文化中国”的序幕已开启，就不会轻易关闭。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将重建“文化中国”列为中国文化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优先方向，更需要思想界、教育界及社会各方面集体的智慧与不懈的努力。
昔孔圣有云：“如有王者(sage king)，必世而后仁。”今共和肇造已两世有余，施仁政(benevolent policy)、行王道，重建礼乐中国、孔孟中国、儒家中国，正其时也。天不变道亦不变(the great way as constant as the heaven)，中华文化乃天命所归(the mandate lies in Chinese culture)，她必将在迎接种种非议和挑战的过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实现自己美丽的“中国梦”乃至“天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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