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翻看幸得保存下来的读札笔记，如此前发布的《理论悖反和行动困境》、《北大罗荣渠和中国现代化》等，觉得有些意思，且言辞可观，故不揣愚陋，将陆续发布一些，愿与诸君共学。时间显示本札记作于200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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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降，随着儒门的淡泊和儒学的中衰，人们对儒家、儒学的歧义和误解也越来越多。比如，人们动辄引用“言必行，行必果”来表达自己的信用和诚意，而实际上，在孔、孟、荀那里，“言必行，行必果”是有其底线的，亦即言行的标准要一于道义，凡不符合道义的，大可不必“言必行，行必果”。
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即只有美好的道德观念真实地潜存于一个人的内心和本身时，才可谓之“信”，才能发仁施义，才能有信用、信誉。“信”作为一种美德，孔、孟、荀从一般意义上都是予以肯定的。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信”，真不知道他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孟子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是把“信”看作为一个有声望名位的人天然和本应具有的美德之一。一个人没有“信”，就会成为唯利所是、道德低下的小人。所以荀子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不苟》）
但是，孔、孟、荀又皆是反对盲目讲“信”的，认为一个人是否言行必信必果，主要看事情本身是否符合道义。孔子说：“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他认为言语一定信实和行为一定坚决的人，是不问黑白是非而只顾贯彻自己言行的小人。所以孔子认为，真正的仁人君子，是“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因此他认为管仲虽然没有身死于自己的君主之难，但管仲亦是一“仁人”，并称赞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认为管仲之所以成为“仁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像那些普通百姓一样守抱守小节小信，而是坚持了国家和民族的大节大义。孔子的学生有若也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所恪守的约定只有符合道义，所说的话才应兑现和才可兑现。
孟子关于言行要否可信的态度，不但接近孔子，而且尤其突出了言行必须符合道义的要求。他甚至把那些“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的自以为是的人称为是“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他强调“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一个人言语一定要信实，绝对不是为了要使别人知道我的行为端正，而是表明我的言语和行为本身就是符合道义的。由此孟子主张：“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因此“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而这些“大人”，正是能分清是非善恶而坚守道义的人，即“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荀子的观点同样接近于孔子。他说：“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荀子·不苟》）“悫士”，即荀子说：“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荀子·强国》）
由上可知，在孔孟荀那里，言行之信与否，一于道义。非道义而言行必信必果，只是普通人的“信”。自己不诚信，根本就做不到言行可信；即使做到了，也是谋取虚名。而与他人不符合道义的事情和言行，则不可与之约信，乃至当可背信——孔子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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