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如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历史语境

▲ 聂华苓

我和Paul有时下午拎着一篮食物和酒到小船上去，沿河而下，停在一个寂静的水湾，正好停在柳条飘荡的荫凉中。……我们一杯在手，无话不谈。那条小船是我们的世外桃源，也有现世人景。

也就是在那条小船上，我突发奇想，对Paul说：何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

Paul说：你真是想入非非。爱荷华大学疯疯癫癫的作家还不够吗？……

就在那条小船上，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1967年诞生了，现在已有一千多位作家从世界许多地区来过爱荷华。就在那条小船，我和Paul一同走过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这是曾经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城爱荷华河上的动人的一幕。就在这条河上，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产生了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项目的构想。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 PROGRAM，以下简称IWP）在爱荷华大学正式落成。从此，作为“文学之城”的爱荷华有了一个更具标志性的国际文学交流项目，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名作家来到此地驻校交流，其中包括百余名中国作家（含大陆、港、澳、台作家）。大陆作家是1979年在中美建交后首次受邀参与此项目的，萧乾是第一位，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大陆作家来此小住三个半月，迄今人数已达55名。因为IWP，大陆作家实实在在地踏上了“西方”的土地，出现在“世界”面前。

考察当代作家“走向世界”的历史境遇，IWP是个非常好的研究案例。事实上，IWP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观察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文学“场域”：中国作家是怎样“被选择”到这里来的？它邀请作家出于哪些考虑？它的创办者、赞助者、参与者之间产生了哪些互动？中国作家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世界舞台”的？……如果把IWP看作是一个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则有必要充分考察IWP的历史渊源、创立意图、运行机制、文化策略，以及参与这个场域的各个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从而揭示当代作家——尤其是新时期的中国作家——是如何在“选择”与“被选择”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走向世界”的。

一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把二十世纪称为“短促的二十世纪”，在他看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91年冷战的终结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断裂事件，此间的战争、社会革命、核威胁、冷战格局的形成及其产生的意识形态对峙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标志”，共同将二十世纪刻画为一个“问题重重”的“极端的年代”。IWP就诞生于这样的年代中。

IWP的创始人聂华苓和安格尔对二十世纪的种种“问题”有深切的体会。聂华苓的人生一直被时代风云席卷着，“三生浪迹”。她出生于1925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曾在烽火中流浪、求学、成婚；1949年到台湾后，她入职《自由中国》杂志，和同人一起批评国民党的统治，曾遭到台湾当局的监视和当时文坛的排挤，作品也一度不能在台湾出版；1964年旅居美国，三年后和安格尔一起发起IWP，成为世界文学交流的推动者。她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我流亡了三辈子。军伐内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台湾。逃到爱荷华。”一个“逃”字，道出了她对于中国近现代动荡和离乱的创痛体验。安格尔1908年出生于爱荷华，是美国第一个以一本诗集获得“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他和聂华苓相遇之时，正在赫赫有名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Writers’workshop）担任主任，对文学项目的运作极具经验。1933—1936年，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其间一半时间研究，一半时间游历欧洲，“他在德国住了两个夏季，目睹希特勒的纳粹兴起，和人们对纳粹迫害的恐惧”。他曾在英国NBC电台的节目中详细描述在欧洲各地看到“饥饿的面孔整天看着武装队伍迈步过去”“一列一列的火车载着身佩刺刀的士兵和大炮驶过去”的可怖印象。作为曾客居欧洲的人，欧洲人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苦难让他格外痛心。当然，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中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特别能体会这个“极端年代”的问题和痛苦，而当聂华苓和安格尔着手创办IWP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创伤性体验则起到了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或许在聂华苓夫妇的潜意识里，创立IWP这个充满人文意味的举动，正是对时代创伤的某种疗救。如果有谁最适宜来到这里，或者说，如果有谁是聂华苓和安格尔最希望来到这里的人，就是那些在“短促的二十世纪”饱经风雨的时代创伤者。对于什么样的作家会受邀来到IWP，安格尔曾这样说明：“国际写作计划并不是为了渴望成为作家的年轻美国人开设的，它容纳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曾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和困境的，已经受考验并出版作品的写作人才。”这些人中包含种族骚乱中的被歧视者、集中营里的受害者、法西斯的抵抗者等，他们既是时代的受难者，同时又是卓有成效的作家。他在回忆录《国际写作计划》中写道：

有些作家来自种族骚乱频发的索韦托黑人聚居区，他们害怕自己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就会被拦下并逮捕，为自己永远到不了爱荷华而悲伤……。有的作家来自集中营，有那么一位来自拉文斯布吕克的女性，她的胳膊上烙印着蓝色的数字；一位年轻男性来自奥斯维辛-伯克纳；还有一个人来自波兰地下组织，曾在华沙作战的他道歉道：“对不起。我的朋友们都死了。我却只有肩膀中了弹。”

如果对IWP邀请的作家的地区与国别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某种地域分布倾向。不妨看看IWP作家分布地图:

传统上的西方大国的作家并不是IWP的主要邀请对象。IWP成立50年来，参与秋季驻校项目的美国本土作家只有17位，英国作家10位，法国作家15位。受邀作家主要集中于亚洲和欧洲，尤以中国、印度、以色列、波兰等国人数位居前列。以色列和波兰虽然都是“小”国，但被邀请驻校的作家多达52位和60位，这与创始人对犹太民族和东欧国家在“二战”中的悲惨遭遇、包括冷战时期东欧被所谓苏联“铁幕”笼罩的“同情”有关。此外，东南亚等曾被日寇侵略的地区、南美洲和非洲等种族骚乱多发地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作家也是IWP的主要邀请对象，难怪IWP会给不少作家和学者留下喜欢邀请“第三世界”作家的印象。

中国作家便是在这个充满创痛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访问IWP的。迄今为止，参加驻校项目的作家数量超过120位（含港澳台作家），在所有国家中稳居首位。中国作家的提名主要由聂华苓完成，而她的甄选标准，除了作家个人的文学成就外，还与她本人的“创痛体验”密切相关。她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动荡和离乱有深刻体味，对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充满牵挂，尤其是在台湾被国民党当局监视和排挤的经历，使得她对于有类似政治遭遇的作家产生同情。她邀请的杨逵、柏杨等台湾作家都曾因反对国民党当局而被捕坐牢，对于台湾的“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映真，她从1968年就开始邀请，直至1983年陈出狱后才促成他访美。汪曾祺曾笑称聂华苓在IWP聚集了“台湾的左派和大陆的右派”，究其原因，是因为她同情这些作家在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遭受的创痛。

聂华苓24岁时离开祖国大陆，她对经历过近现代中国的战乱和“文革”等政治风雨的大陆老作家们特别牵挂。在她心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是她的文学源泉，大陆作家才是她真正的精神偶像，她曾在台湾偷偷地看鲁迅的作品，“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对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她在美国出版过《沈从文评传》，还是北美第一个把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语的人。她始终有一种“根在大陆”的情结，“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写作对我来说更加亲切”。1978年，她感觉到中美关系回暖迹象，立即携全家回大陆探亲，其间重要的“任务”就是寻访老作家：冰心、沈从文、艾青、丁玲、汪曾祺、夏衍、曹禺等，同时着手邀请这些作家访问IWP。她希望帮助这些“受过苦”的老作家到“世界”去看看：“（他们）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在她的努力下，1979年，萧乾成为首位参加驻校项目的大陆作家，艾青、丁玲、汪曾祺、徐迟、陈白尘等老作家也在八十年代初陆续到访，开启了大陆作家通过IWP这一平台“走向世界”的序幕。

台湾诗人痖弦曾说：“IWP维持的是身为作家的、广义的左派精神”，聂华苓对此评价道：“一语道破。”IWP的“左派精神”，实际上就是基于“短促的二十世纪”创痛体验的“受难者”之间相互理解、同情、救助和慰藉。这是二十世纪的IWP的基本特征，也是“新时期”大陆作家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缘。

苏童、聂华苓、迟子建、毕飞宇

当然，随着“短促的二十世纪”的终结，世界地缘政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冷战结束，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世界政治从两极化过渡到多极化格局，全球化加速……作为一个国际文学交流平台，IWP的精神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其“左派精神”也渐渐式微。1997年的年度报告里写道，IWP最大的财富在于“丰富的人类多样性”（the rich human diversity），“致力于创造这样的作家社区：和谐的互动、高水平的知识交流、个人的创造、广泛的机构互访、持续的对话”。IWP逐渐磨平冷战烙印，成为一个追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对话的文学交流平台。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IWP对于大陆作家的选择标准主要依据他们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声誉，因此，当代文坛一大批重要作家如阿城、北岛、残雪、苏童、余华、刘恒、莫言、李锐、蒋韵、西川、格非、毕飞宇、孟京辉、迟子建、阿来、池莉等悉数先后来到爱荷华。

二

事实上，聂华苓和安格尔最为看重的并不是IWP的“左派精神”，而是它的“对话性”。作为一个世界文学交流的平台，IWP每年秋季都会邀请三四十名世界各地的作家来到爱荷华大学驻校，而在二十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这些作家有可能分属不同族群和不同阵营。聂华苓夫妇渴望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和了解，如果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曾经是“敌对”的作家在IWP“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才是他们最骄傲的事情。

因此，在邀请作家时，文化或政治上的互补性是他们考量的因素之一：“如果一个以色列人来了，那么有一个阿拉伯人在就十分重要；如果中国大陆来了作家，那么我们也可以找些台湾作家。”当然，弥补不同“阵营”和族群间的隔阂和创伤是不容易的，聂华苓曾记录1972年同时邀请以色列作家森乃德和德国作家柏昂时的情形，在爱荷华的三个半月里，因为“犹太人对纳粹的残忍记忆犹新”，前者一直不愿意与后者握手、交谈。直至驻校结束前，他们才开始一起吃晚饭，“他们的友情就从那夜的长谈”开始了。安格尔也记录了许多相似的片段：

1979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听着新闻，知道到了以色列和埃及签订的“戴维营协议”。我们立刻尝试给来自以色列和埃及的作家们打电话。但电话无人接听。我们赶到五月花号公寓，一走出电梯，就看见他们在走廊里抱在一起。……

东德和西德的作家来了，他们一同喝着啤酒，在走进各自的公寓前他们拿他们之间的“墙”开玩笑。一位为了追求她眼中更自由的生活而从东德来到西德的女性诗人在走廊里遇见了另一位来自东德的作家。他们曾在同一个城市比邻而居，曾经雇佣同一个邮递员和送奶工，曾经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那走廊间，他们拥抱了……。

一位韩国人和一位日本人在一个讨论新问世的亚洲作品的研讨课上第一次相遇，那时他们坐在教室的两端打量彼此，眼神充满戒备。但慢慢地，他们开始交谈了（那个韩国人会说日语，因为日本曾占领他的祖国长达数年），不久，他们甚至开始一起吃饭……。这些文化上更为庄重拘谨的人们没有互相拥抱，但他们却长久地握手，远超必须的时长。

这样的场景，是聂华苓和安格尔最为欣慰的画面。出于自身的经历以及对二十世纪社会现实的洞察，他们深感战争、政治运动、种族歧视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目睹不同阵营、不同族群的人们被无形的大手控制着，彼此之间积累着本不应有的隔阂和偏见……种种因素促使他们努力将IWP建造成一个充满“对话性”的平台，让这些人有机会在一起握手、拥抱、交谈，彼此理解、彼此原谅。可以说，IWP最值得尊敬之处便是它的“对话性”，它不仅创造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作家之间真正地“面对面交流”的奇迹，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用文学缝合了许多“极端年代”人们心中的创伤，使文学显示出了超越文学本身的能力和魅力。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夫妇于1976年由世界各地300多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聂华苓也成为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华裔女性。

中国作家在IWP获得了许多与“世界”对话的机会。尤其是在“新时期”初期，大陆作家在国门初开时来到西方世界，不仅引起了参加驻校的各国作家的注意，美国的作家和民众也对他们非常感兴趣。1979年访问IWP的萧乾曾记录一次关于中国文学座谈会的“盛况”：“那所小小的会议厅只能容下三四百人，可那天前来参加者远远超过那数目，不但过道，连大门外都挤满了人。”IWP经常举行不同形式的文学活动，最常见的是小组讨论（Panel），由不同国家的作家组成一个组，就同一话题分别发言。此外，IWP还组织作家们去当地农场、银行、剧院等机构参观，或赴芝加哥、得梅因等城市旅行，作家们也时不时在聂华苓家聚会，或者在他们居住的爱荷华大学五月花公寓相互串门，一起喝咖啡、吃饭、聊天。丁玲曾感慨：IWP“确实是一个国际活动的中心。各个国家的文学情况在这里交流。作家们可以在这里接触、理解各个国家的文学现状，可以在这里接受新鲜文学的血液。”“我们在这里尽可能地参加活动，既向各个国家的同行学习，也可以浮光掠影地感受美国的生活。”演讲也是IWP的常规活动，通常作家们在讲完后还要回答公众的提问。在位于IWP地下室的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不少大陆作家当年的演讲稿，如萧乾《汉语写作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inese Writing,1979）、艾青《诗论》（On Poety,1980）、王蒙《中国小说的新潮流》（A New Fervor in Chinese Fiction,1980）、丁玲《丁玲的演讲》（1981）、陈白尘《中国的戏曲和戏剧》（TheTraditional and Modern Drama of China,1982）、茹志鹃《茹志鹃的演讲》（1983）、王安忆《这一代作家》（1983）、古华《走出大山——我的文学创作之路》（Coming otof the Mountains——My approach to writing,1987）、北岛《关于诗》（About Poetry,1988）等，他们或介绍中国文学的总体情况，或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或畅谈自己的文学观念。在档案室里，甚至能听到萧乾、古华等人的参加讨论会时的录音文档，看到艾青接受《美国周刊》采访的复印件，生动地再现了参加IWP驻校项目的中国作家如何与“世界”对话的过程。

IWP也是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作家的“对话”之地。IWP在创立的1967年就开始邀请港台两地作家，迄今共有44位台湾作家和24位香港作家前往参加驻校项目。1979年9月初萧乾作为首位大陆作家来到爱荷华，聂华苓即于9月15日—17日组织了为期三天的盛大的“中国周末”活动，促成了1949年以来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华人作家的首次聚会。参加活动的作家包括中国大陆的萧乾和毕朔望，香港地区的李怡和戴天，台湾地区的高准，新加坡的黄孟文，美国的李欧梵、周策纵、於梨华等，共计二十余人。旅居美国的作家们大都来自大陆和台湾，参与者也多围绕两岸文学和社会发言，因此“中国周末”被不少人视为是两岸作家的聚会，在海外华人社会引起了特别的瞩目。“中国周末”一共组织了三届，袁可嘉参加了第二届（1980）的活动，他捕捉到了两岸的诗人“历史性”的相会镜头：“年已七旬的著名老诗人艾青和年仅三十六岁的台湾诗人吴晨握手会晤，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在1981年的第三届“中国周末”上，丁玲与台湾作家蒋勋相识，远在加州的白先勇也专程到爱荷华与她会面。1981年后“中国周末”不再召开，但类似“中国作家专场研讨会”还是每年必定会举行，这些活动使得大陆与港台和海外华人作家有了较为固定的见面机会，作家间不仅对彼此的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一些作家如丁玲和於梨华、汪曾祺和蒋勋、王安忆和陈映真都在IWP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当中国作家跨越太平洋，空降于爱荷华这个美国/西方的“文学之城”的时候，IWP的意义便得到了显现：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上，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相遇了，世界华文作家团圆了。40年来，中国作家通过参与IWP的各种活动，大大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他们也在国门之外发出了许多“中国声音”，他们与海外华文作家也有了更深的情感和文学上的联系。这一切，主要是归因于IWP所强调的“对话性”。

三

IWP是二十世纪一个经典的文学创意，也是多个文学力量参与和互动的文学场域。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场域”是“关系的系统”，其间的参与者就像在共同玩一个“游戏”（game）：“一个场域不是死的结构，不是空的场所，而是游戏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体参加了这种游戏。”中国作家之所以能来到这个“空间”参加“游戏”，创始人之外的其他力量也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因素。

IWP每年邀请三四十位作家在爱荷华大学驻校三个半月，除爱荷华城本地的文学活动外，还会安排作家们到其他城市和大学访问，差旅、食宿均由IWP提供，费用不菲。很多人关心IWP的资金来源，尤其是中国作家的资助者到底是谁。关于资金问题，聂华苓和安格尔都有说明：

一直以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问题。邀请作家的经费主要是Paul Engle募集而来，也有一些外国作家是由本国政府或文化基金会资助前来，曾有台湾作家来爱荷华是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供经费。虽然困难重重，但Engle和我不停想办法，比如从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美国企业家那里募集一些钱。后来，邀请内地作家的经费，也有我和爱荷华大学的几位教授自己凑的。所幸，这个计划进行这么多年从未中断过。

“钱”这个普通的字对国际写作计划而言有特殊的意义，正是它支持着这一项目，并跨越漫长得令人筋疲力尽的距离，通过各种奇妙渠道——爱荷华大学、美国新闻署（国际访客部门）、许多为作家们提供大部分基本补助的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事务官，还有公司、基金和个人——将作家们带到爱荷华。

其他中外人士对此也有记录：

他们（聂华苓和安格尔——引者注）到处写信，到处旅行，从私人到大企业，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1967年，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十八名作家（事实上1967年为十六人——引者注）。自此以后，每年9月1日至12月1日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便住进了三四十位穿着各种民族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来自五大洲的作家。

“国际写作计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许多私人和大公司解囊资助，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于是这个国际作家写作室便发展成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庞大的文化机构。

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安格尔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和资金募集者，他从大企业和基金会那里得到了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光是Wilson基金会就捐赠了超过50万美元），使得IWP成为全美最为卓越的（也是最常被模仿的）写作项目。爱荷华大学本身并无给IWP拨款的义务，所有资金都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募集而来的。几十年来，为了维持机构的运营并使更多的作家来到爱荷华，他们夫妇马不停蹄四处游说，说服了更多的机构和个人资助这个文化交流项目。

从1996年始，IWP官方网站开始列出每位作家的资助者，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资金来源情况。试以2018年为例，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th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at theU.S.Department of State）是当年的最大支持者，资助了16名来自15个国家的作家，其余13名作家分别由另外13个机构资助，当年到访的中国作家蔡天新由“保罗和华苓基金”（Paul and Hualing Engle Fund）资助。总之，IWP的资金来源极其多样化，政府机构（美国政府和作家所在国政府）、企业、基金会、大学和个人都曾向IWP慷慨解囊。资助形式也非常多样化，有些机构逐渐形成了资助IWP的传统，几乎每年都资助一定数量的作家访美；有些资助则是临时性的；有些人会实名提供资助，但有些资金则是由匿名者捐赠；同一个资助者可能会资助好几个作家，同一个国家的作家可能由不同的自助者资助。根据IWP官方网站资料的统计，从1996至2018年，IWP的资助机构多达110个以上。

在所有资助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无疑是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在现今的IWP的官方网站上仍然有如下特别说明：“美国国务院是本项目的主要资助来源。”据统计，1996—2018年间，美国国务院资助了超过300名世界各地的作家来到爱荷华。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也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推手，例如，它在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上的拨款每年达到400万美元左右，共计资助过4700余位大陆学者和学生参加此项目。然而，1996年以来，大陆作家中只有两位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国务院，其他资助者则非常分散，主要有以下机构和个人：保罗和华苓·安格尔基金（The pauland Hualing Engle Fund）、美国驻华大使馆（US Embassyin Beijing）、爱荷华大学（theUniversity of lowa）、爱荷华大学华人社区（theUniversity of Iowa Chinese Community）、爱荷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at theUniversity of lowa）、自由人基金会资助（theFreeman Foundation）、亚洲文化委员会（the AsianCultural Council）、雷蒙和维多利亚·林基金（The Ramon and Victoria Lim Fund）、聂华苓（Hualing Engle）、孙博士（Dr.Shiliang Sun）等。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只有IWP和资助者是促成中国大陆作家访美的因素，另一个重要角色是IWP的合作方——中国作协。1978年聂华苓夫妇回国探亲时，有意寻访众多作家，帮他们实现愿望的，正是中国作协。王蒙曾回忆，聂华苓和安格尔此次回国，“受到作协与各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邓颖超同志接待了聂华苓夫妇”。聂华苓离开祖国大陆时才24岁，与她所敬仰的作家们素未谋面，如何能在人海茫茫中找到他们？只能靠中国作协。她邀请的第一位作家是萧乾，她说：“第一次来一定要语言通、对外面又了解、交流没有障碍的作家，我们就想到萧乾，他英语好，又有过海外经历，在江湖闯荡过，见过外面的世界。中国作协也同意他来。”而萧乾获知自己访美的消息，也并非是从聂华苓处，而是作协通知的。同萧乾一同访美的，还有作协的工作人员、翻译家毕朔望，可见，IWP从合作伊始就与中国作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对于中国作协来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个国门初开的颇为特殊的时间段，如何看待类似IWP这样的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更严肃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对外改革开放以后的纷至沓来的交流活动？是友谊？是意识形态的白刃战？是和平演变（这个词早就有了）？是人民外交？是另有背景？总之，是迎上去还是提高警惕，严防坚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直也是作协文联的内部争论的话题之一。

尽管困惑不小，但许多作家的“年谱”等资料显示，“新时期”初期的中国作家国际交流活动非常频繁，有些作家还未来得及平反，就已投入了接待外宾、出访国外等工作中了。以丁玲为例，她1979年1月从山西长治市嶂头村回北京治病，在这一年内，多次会见外宾：6月4日，会见日本驻京专家；8月4日，会见日本友人；9月13日，会见来访外国专家；19日，会见日本中国文学考察团；9月20日，参加日本作家陈舜臣举行的午宴……不唯丁玲，其他作家也纷纷参与到国际交流活动中，据统计，曹禺在1979、1980两年间先后出访瑞士、英国、美国和法国，艾青这两年先后出访法国、美国和日本，巴金在1980—1984年间先后五次出访日本等国……在“新时期”初期，作家们的国际交流活动比人们想象中的更为活跃。尽管文坛对作家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仍有争论和怀疑，但“以冯牧为代表的作协日常工作的领导，总的来说对于开放交流走出去请进来都是积极的”。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中外文学交流的正常进行。

随着社会日渐开放，中国作协与IWP的合作愈加密切，不仅每年甄选大陆作家秋季赴爱荷华驻校，还合作开发新的文学交流项目。2008年，双方联合发起独属于中美两国作家的“文化探寻”（the Life of Discovery），“旨在聚集美国和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作家和艺术家”，使他们“纯粹地从艺术的角度进行相互质询，促进相互欣赏，进而相互信任”。这个项目每年分别在中美两国分别招募10名左右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春季在中国相聚，秋季则在美国相聚，内容包括共同旅行、创作、讨论，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如金仁顺、胡学文、郭文斌、聂勒等参加过这个项目，他们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去美国，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学都加深了了解。

2019年3月28日，第四届国际写作计划在京开幕

铁凝也专门谈到IWP与中国作协的合作，并盛赞聂华苓夫妇：“现居美国的聂华苓女士，她和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30多年来为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非凡贡献。我当选作协主席一个月后，聂华苓就给我写来诚恳热情的信，表示了继续推动爱荷华写作计划的美好期待。所有这些都让我不断想到，中国作协最大的财富，是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作家和海外同人，作协应该自觉承担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今天中国被全世界瞩目的背景下，怎样推出中国优秀作家，通过文学领域增进彼此的了解。”她说，作协“可做的大事之一就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帮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间的文学活动”。事实证明，正是因为中国作协对对外交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IWP才有可能邀请到这么多大陆作家到访爱荷华，从而成就了60年来中美共建文学场域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