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思和文学性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探索

在布鲁姆看来，“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同时，“文学批评首先是具有文学性的，也就是说是个人化而富有激情的”。为了独树一帜，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必须和前人竞争，这是对文学本质与原创性的焦灼不安。文学研究同样具有“影响的焦虑”。每一个研究者都是迟来者，文学的社会性、审美性、语言性、虚构性……如何在群体记忆、社会记忆中彰显独有的价值，通过文本与知识建构通往艺术经典之路，以及如何彰显文学研究的不可替代性，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原创性焦虑。陈思和的文学研究正是在文学性层面突出了自己的个人色彩。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历史·家族·神话”叙事模式、恶魔性、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是其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探索。陈思和将文学性作为方法，同时也为抵达文学性提供了具体的路径。笔者将围绕这些讨论陈思和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

民间理论可以说是陈思和文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的提出与不断完善，充分体现了陈思和作为知识分子和文学批评家的两种姿态。自1994年的《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这两篇文章发表，民间理论提出已近三十年时间，其出现的背景与新时期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转变以及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有密切关联，这也使得既往围绕民间理论的讨论大多围绕“反思启蒙”“重写文学史”“大传统、小传统”、知识分子如何以启蒙姿态进入民间等问题。这一理论有其意识形态性的一面，也有其文学性的一面，而作为文学性的“民间”，其中关于文学作品中审美、修辞、叙事模式等内容尚有阐释的空间。

关于“民间”的具体阐释，陈思和认为“民间”有三个主要特点：“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具体到审美层面，“民间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民间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一种审美立场的改变，发生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固然很重要，民间审美立场本身的文学性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在阐释余华《兄弟》的过程中，陈思和提出解读这部小说时应该摆脱既有的审美经验与文学标准，将主流审美趣味降低到民间审美形态，降低到一种以怪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美学层面可以重新发现《兄弟》的价值所在。《兄弟》自发表之后便是一部争议极大的作品，尤其是下部对于欲望不加节制地描写，使小说的文学性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如邵燕君认为《兄弟》称不上是文学，而是顺应大众阅读习惯和情感趋向之作。“（余华）自诩‘十年磨一剑’的‘飞跃之作’，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而陈思和则提出，在民间审美形态的粗鄙、肮脏、怪诞中，在下半身、性爱、吃喝拉撒中，于主流文学标准之外的“非文学性”中存在着另一种“文学性”。陈思和引用了巴赫金对于拉伯雷的论述：

由于这种民间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着特殊的‘非文学性’，也就是说，他的众多形象不符合自十六世纪末迄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无论它们的内容有过什么变化。拉伯雷远远超过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因为他们只是不符合较为狭隘的古典标准而已。拉伯雷的形象固有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制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

《兄弟》中的污言秽语、性描写与性暗示、猥亵心理，这些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审美传统完全相悖的内容与形式，其实并不是余华凭空制造，而是源自被遮蔽的民间。这是一种审美的转移，在读者的陌生与愤怒中“引向一个粗粝狂放、陌生怪诞、不可知的新世界、新境界，那就是我们的审美口味之外的民间世界”。陈思和又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指出鲁迅对阿Q的描写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阿Q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闹剧的一面又有恐怖的一面，就是怪诞的结合体”。滑稽与恐怖，鲁迅通过这种矛盾表达了深刻的命题。从怪诞出发，用喜剧的因素表达生活的恐怖，本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手段，只是我们的读者尚不习惯。余华便是承接了鲁迅笔下阿Q的这条叙事脉络，界定《兄弟》要从民间的审美范畴出发，发现属于民间的文学性。可以说，陈思和通过“民间”，还原了余华《兄弟》的文学性。

在对莫言作品的分析中，陈思和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在民间审美形态的“非文学性”之中发掘“文学性”，那种源自民间的理想与生命力也为解读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另一种路向。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评委会将他和拉伯雷联系在一起，其中提到莫言辛辣的语言比拉伯雷还要滑稽和犀利。陈思和提出，莫言小说中那种来自生命本原和民间的理想倾向与拉伯雷一脉相承。“莫言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与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狂欢传统有相似之处。就像巴赫金论述拉伯雷时说的，拉伯雷所代表的民间传统的美学观念，与欧洲主流的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念是不一样的。”“莫言的创作美学，在世界文学传统中可以归到拉伯雷的《巨人传》的渊源，这种来自民间‘下半身’文化的不断张扬人性狂欢力量的榜样，对莫言来说简直是驾轻就熟，浑然天成。”阳春白雪、高台教化的标准并不适用于莫言的文学世界。雅与俗、启蒙与怪诞是文学中对立的审美走向，莫言小说中的泥沙俱下应该归到民间文化立场下去理解，那是民间的美学，也是民间的力量。正如巴赫金将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原始生命力量的讴歌是属于民间的独特性。

“民间”成为诠释余华《兄弟》、阎连科《坚硬如水》等当代小说文学性的一把钥匙，发掘民间审美形态至少有四点意义：其一，为《兄弟》《坚硬如水》《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作品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解释了为何对这些小说的评价会呈现两极分化。打破既有的审美思维惯性，一方面可以更加客观、深入地评价作品，另一方面也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和理论高度。其二，还原被遮蔽的文学性。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论述出发，陈思和提出当代小说中一部分原生态的、粗俗的要素，是源自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民间。陈思和通过“民间性”中的“非文学性”，还原了这些作品的文学性，这也突显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其三，体现了“文学性”这一概念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在作者、读者、文本的不断交互对话中，文学性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游移，如李怡所言：“我们对‘文学性’变量的如此强调并不是一种巧滑的托辞，而是可以具体定性和描述的存在。……无论是典雅的知识分子写作还是粗犷的民间口语写作，都可以假借想象、情感和体裁建构‘艺术的组织’。”其四，体现了文学理论的与时俱进。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由“革命时代”进入“改革时代”，其中的沧桑巨变，反映在文学艺术中，无论是西方的理论、中国古代的观念都已与如今中国的现实脱节。当代文学需要新的时代诠释。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当年的《上海文论》第四期合作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之所以“重写”，是质疑脱离审美，仅把政治性、社会意义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为“出于种种非文学观点而被搞得膨胀了的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其中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社会性“不可能直接等同于文学，只有在它契合了作家的审美情感，促使作家运用拥有个人风格的语音艺术（审美形态）把它转化出来时，它才可能成为构成文学魅力的因素”。“语言艺术的成品，只有在审美层次上对它们作出把握，方能真正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以审美为标准重建文学性始终是陈思和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在后续的研究中，一方面随着民间理论的提出与成熟，另一方面陈思和的学术视野逐步拓展，关于重建文学性陈思和有这样几种理论创新与批评实践：

一、民间隐形结构。陈思和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是政治“传声筒”的时期，民间文化悄然在文本中转化为一种文学性因素，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改造和利用民间形式的同时，民间文化形态也从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创作进入知识分子创作的文本，成为文本的隐形结构，支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而决定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价值的，往往正是其从属于民间文化中的某种隐形结构。

陈思和对“民间隐形结构”的定义为：“指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14举例来说，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智斗”一节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中表现了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中的“一女三男斗智”的隐形结构模式；《红灯记》的“赴宴斗鸠山”这折戏中，显性结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故事，隐形结构则是民间常见的“道魔斗法模式”，这一模式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传统作品中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长篇战争题材小说中，往往其描写的战争规模越小、传奇性越强，读者就越喜欢看。比如相较于《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中类似于传统武侠小说、传奇小说的叙述方式更加引人入胜，“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情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民间文化以破碎的、无孔不入的姿态融入文学创作中，成为隐形的文本结构。

“民间隐形结构”提出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和样板戏的重读，发掘其中被隐藏的民间审美样态，把它们还原为文学作品，重建、还原这些作品的文学性，解决既往认知中这一时期作品文学性不足的问题。文学性能够超越纯粹的信息传递，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决定性因素，恰如陈思和所言：“（民间隐形结构）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获得民间艺术的审美价值……实际上决定了这个作品的艺术魅力。”

二、中国特色的叙事美学。陈思和致力于从中国文学经验出发，基于本民族文化土壤和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本土性批评话语中建立文学性诉求。他提出了这样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美学：一种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倾向是陈思和对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总结，其“特征是把社会现象还原为自然状态，通过大量非典型化的、繁复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场景来构筑长篇小说的艺术世界，从中揭示出社会变化的大趋势和人物无法避免的命运。这种创作方法避开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突出性格的描写，对作家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16其典型代表是贾平凹。陈思和认为贾平凹继承了赵树理开创的，有别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土化道路。《秦腔》《山本》等一系列长篇小说，“都是带有原创性的，本土的，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精神与中国气派”。其作品是通过真实的细节去表现社会的丰富、人性的复杂。琐碎的生活细节占据着小说的大部分画面，通过把现实社会自然化，用类似民间说史的方式，缓慢地叙述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中自然而然地折射出人事变迁。所以陈思和提出：“贾平凹的现实主义，是法自然的结果。”

另一种是“历史·家族·神话”叙事模式。陈思和认为自《白鹿原》之后，“历史-家族”这一叙事模式得到普遍认可，并成为通过旧家族史讲述民间历史记忆的主流叙事模式。但这一叙事模式也存在局限性，其尴尬之处在于“人们期望从中读到新的历史信息，而它能够真正起到的作用却仍然在文学审美方面；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期待，文学就不能不努力重负历史的大主题，结果损害的仍然是文学自身”。即作者和读者心中的历史意识过于强大，影响了小说的文学性。而随着《生死疲劳》（莫言）、《刺猬歌》（张炜）等作品的出现，“历史-家族”模式出现了突破。陈思和发现莫言和张炜在“历史”和“家族”两种因素之外再加上了第三种元素“神话”，比如《生死疲劳》的怪诞叙事，凸显了神话元素，淡化了历史元素，把沉重的历史变得风趣幽默，从而强化了小说的文学性。“历史·家族·神话”叙事模式的独特性在于，重新化用中国古典小说中“怪力乱神”的叙事传统，将神话融入小说叙事结构之中，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小说叙事美学。

三、恶魔性。陈思和对“恶魔性”的阐释集中在《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和《欲望：时代与人性的另一面——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我对〈兄弟〉的解读》等几篇文章中。陈思和对恶魔性的定义为：“恶魔性因素指的是一种宣泄人类原始生命力的现象，常常能使人完全置于其力量的控制之下，即人们常说的‘灵魂附体’；从内涵上看，它是一种同时包含了创造性和毁灭性因素的狂暴形态，为正常理性不能控制，常常被压抑转化为无意识形态。因此，在人的理性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天才的艺术创造、对禁忌的冒犯、性与爱的高潮等，它都有可能出现。”这一理论并非陈思和原创，而他认为恶魔性中具有人性发展的普遍性，不是西方基督教传统所独有。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阎连科《坚硬如水》和张炜《蘑菇七种》《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作品中对于欲望与斗争、时代与人性的生动描绘，成为诠释文革中的暴力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物欲横流的一种独特方式。文学性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地改弦更张，新的甚至截然对立的审美因素被不断地注入。恶魔性中所包含的毁灭与创造，在莫言、阎连科、余华、张炜等当代作家笔下成为一种新的审美模型，这也体现了文学性的流动。

四、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出于对中国新文学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价值追问，陈思和提出了这一概念。起初，在《马桥词典》是否“抄袭”的论争中，陈思和把中国作家表现出的天才创造力称之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深深陷于世界文化和文学信息旋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它的独创性并不是以其是否接受过外来影响为评判标准的，而是以这种影响的背后生长出巨大的创造力为标志。”之后，在其发表于新世纪之初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这一理论趋于成熟，陈思和将“世界性因素”进一步阐释为：“是指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与沟通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共同面对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与现象，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对相似的世界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由此构成一系列的世界性的平等对话……关键在于它并非是指一般的接受外来影响，而是指作家如何在一种世界性的生存环境下思考和表达，并且如何构成与世界对话。”

陈思和将世界性因素作为视野和方法，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为评价中国新文学建立了一套文学性标准。韩少功《马桥词典》的创造力、冯至十四行诗的世界性因素，以及阎连科、张炜、余华、莫言等作家创作中的恶魔性（如前文所述），都是陈思和对于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有益探索。昔时西方文化的强势背景下，中国文学被描述为单方面地被影响。如何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客观地描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建立中国新文学的主体创造性，正是这一理论的意义所在。一如陈思和所言：“文学的标准只能有两种：一是表现出对人性刻画的深度和人性所展示的丰富性，世界一流的文学对于人性的展示一定是丰富的，而不是单调的；二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优秀与否，是看它在表达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的运用，能不能将本民族的语言发挥到最大的丰富性与包含性。”

陈思和认为：“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应该说，民间性、民间隐形结构、恶魔性、“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等等陈思和的理论创新与批评实践都是源于文本细读。在《中国现当代名篇十五讲》这本通识性著作中，陈思和将“文本细读的意义与方法”作为开篇第一课。在教学、文学批评、读者这三个层面，文本细读的重要性被陈思和反复提及。纵观陈思和的学术生涯，这也是其终身秉持和倡导的理念与方法。以下笔者从文本细读的意义、方法、与文学性的关联，这三个方面解读陈思和对于文本细读的阐释。

一、文本细读的目的与意义。在教学中陈思和发现即使是文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其文学作品阅读量也是严重不足，学术界也存在“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针对这一现象，陈思和提出阅读作品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一味套用西方的理论，只能拾人牙慧，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独立的见解和观点。在主体层面，陈思和强调了文学的内部因素，即艺术审美的重要性，文本细读的任务是揭示作品细节背后的艺术真实，这也是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提出：“所谓文本细读的目的，就是要努力从文本的缝隙、书写的疏漏、情节的破绽、象征的暗示、经典的残片等等形态里去窥探作家的心声，以及作家在攀登艺术真实高峰时的各种信息，从中寻找艺术真实存在的信物。”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和作为方法的文本细读。陈思和具体阐释了四种阅读方法。首先是直面作品，即不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阅读作品；其次是解读“经典”，这里的“经典”指的是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再次是寻找缝隙，探寻文本中“遗漏”的部分，读出作品背后的含义；最后是关注原型，即作品中隐藏的隐形结构。2007年，陈思和在《当代作家评论》主持“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专栏，在第一期的“主持人的话”中，陈思和写道：“细读是一种方法，通过细读，培养不讨巧、不趋时、实事求是、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以及重感受、重艺术、重独立想象的读书技巧。提倡文本细读，绝对不是轻视理论，相反，它要求能够融会贯通各门类的专业知识，精通并打通中西文学的界限，综合起各种经验来阅读一个文本。”将文本细读作为方法，也和陈思和一直探索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相连。

三、以文本细读抵达文学性。关于文学性，陈思和重申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阅读文学作品的快乐与满足。他认为：“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文学。”文本细读的过程联系着极为隐秘的个人感情经验，是个人经验的传播与交流，是心灵的撞击与互相了解。文学作品使人的生命变得丰富，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近期的《当代文坛》“重建文学性”专栏中，谢有顺用了整篇文章去论证“是否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他的结论是：“想保留对文学的这种简单的‘喜欢’；这种喜欢所带来的愉悦也许是虚无的、无用的，但正是这种虚无和无用提供了‘文学性’得以实现的空间。”文学中令人愉悦的因素，这也是对文学性这个复杂命题在感性层面的理解。

此外，陈思和提出要警惕非文学元素主导文学批评，警惕文学、理论的工具化与功利主义。如果文学性长期被文本之外的东西所遮蔽，会导致文学的异化。为了还原作品的文学性，文本细读应当从文学性出发去探讨一部作品，“而不是重返以往庸俗社会学所做过并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所谓的社会学分析”。总而言之，文学性研究归根结底要从文本出发，而文本细读就是抵达文学性的重要途径。如陈思和所言：“细读文本出发，解读文学作品，提升艺术审美性，认识文学史的过程和意义，实现‘细读文本’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融与碰撞，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上来。”

今天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存在种种焦虑：如何凸显纯文学研究的价值；文学性的扩散与边界；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对于文学审美研究的冲击；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文学如何走入世界文学……这些焦虑一方面是对我们学科学术现状的反思，另一方面更深层次上是对自身研究不可替代性的焦虑。正如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中写到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热度”，使得“人们不再愿意将文学当作文学，而是当作了‘文化文本’，当作了‘社会学现象’，当作了‘历史材料’，以此来维持文学研究的高水准的、高产量的局面，以至于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诸要素去思考问题了”。回顾陈思和的学术研究，从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与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他始终致力于在时代的喧嚣中发现真正的艺术创作。陈思和围绕文学性问题的理论创新与探索，集中展现了其身为知识分子与批评家的岗位意识和学术目标。如陈思和所言：“我只是通过这些新概念、新方法、新途径直接进入文本，而真正为我的分析提供依据的，只有文本本身。文本既是我的批评的对象，也是我的批评的依据。我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问题。” 以文本为依据，以文学性为标准，以理论为方法，以世界为视野，讨论中国的问题，也许是解决当前文学界焦虑的一种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22年北京市文联基础理论课题研究项目“百年新文学的‘文人传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JSWLJCLLKT2207。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