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敬惜与揖别:鲁迅1924年暑期西行之旅的神思姿态

鲁迅1924年暑期的西行之旅,缘起偶然却又仓促成行,与他当时正陷于兄弟交恶升级、身心备受煎熬、愤懑无从排遣、窘况无力转圜的极端困境,存在若干事端头绪可证的紧密关系。全程往返36天,两度途经河南并歇脚,一次登岸山西且小憩,20天讲学、阅市、观剧、宴游于长安。其行踪匆促,其言动喧哗,既不散淡,更不悠闲,唯因直陈现场见闻、细述当时情状的笔墨辞章的缺失,遂致定格为鲁迅履历中一段节外生枝的小插曲。参照孙伏园《长安道上》刻意而为的同步描述,联系鲁迅本人“忽然想到”式的有关片言只语,抵近1924年及其前后一两年鲁迅猝不及防地踏地雷、跨陷阱的人生剧情现场,再作详察,或许可见:面向执着于诚与爱的血勇之士的敬惜与揖别这一“神思”姿态,不仅贯穿了鲁迅这趟西行之旅的全程,而且在他之后信笔提及长安的字里行间还屡有闪现,在他着力经营的后续小说创作中,更有形象化和主题化的纵深展开。

关键词

鲁迅;  1924年西行之旅;  神思;  敬惜与揖别

 壹 

1924年7月7日至8月12日,前后历时共36天(包括往返在途16天)的西安之行,堪称鲁迅居京十四年期间极少的几次出游中,阵仗最隆重、内容也最特别的一个特例。自1912年5月5日抵京落脚,到1926年8月26日启程南下,履职教育部的鲁迅可谓兢兢业业,大多数时候都在尽最大努力坚守着自己身为专任官员和兼课教员的岗位。尽管1917年7月初猝发的张勋复辟,五四前后持续不息的索薪运动和直奉皖各派时起时落的军事纷争,以及1925年春夏之交骤然趋于激化并且把鲁迅深深卷入其中的女师大风潮,还有随后“三一八”惨案和奉系军阀进占北京所致的血腥高压,构成了愈演愈烈的一连串冲击和扰动,终于让经过新文化和新思想短促洗礼的古都再次沦落为一座飘摇不定的危城,迫使鲁迅和大批新文化运动同仁都不得不选择离开。但在此之前的那些年月,守护、涵养和巩固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独特精神气脉和独特社会氛围,始终是鲁迅和他思想上的朋友甚至论敌们心照不宣的一点共感共识。

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实地行踪和舆论话题的取景视野上,就是大家不言而喻地把北京默认为中心场域,把与之关联密切的上海和直接承受其影响的京畿周边地方,或再加上各自的长成和学成之地,默认为感应中心动静的外围和反馈中心效能的边际。除了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对于北京这一文化中心场域和由此生成的种种舆论话题的影响传播效能,都各有其时空边界的切实感触,更暗中助长了新文化运动同仁绑定和局限自己的脚力和眼力的惯性或者惰性。当然, 从另一角度看, 这也恰好表明新文化运动初起的这十多年间, 它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们干预社会、 引领民众的实力还相对弱小, 仅足以在改革后的北大和扩容后的《新青年》支撑起来的精英平台及其连带影响的北京教育界和知识界的一角, 展开拟态的思想文化斗争和社会改造试验。对于更广阔的埠外各地城乡和那里的各阶层民众, 他们还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暂且搁置在自己言行思想运演空间的远方甚至界外, 留待日后从长计议。

新文化运动同仁中,能够突破和超越上述这种局限,在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同时,更向文教界和舆论圈以外的广阔天地四面出击,抵近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前沿,深入工农大众,游说武装派系,展开实打实、硬碰硬的破解社会矛盾和组织革命力量的大无畏行动的,只有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觉得只有极温厚、极朴实但又并不容易特别亲近的李大钊一人。在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和其他大多数新文化运动同仁的感受中,当时的北京确如“侯门一入深似海”的所在,处处弥散着一种仿佛慢饮老酒不知醉的迷蒙气息,诱人连年累月地埋头沉浸于斯、凝神安居于斯,轻易不做远行壮游之想。依着这一时期就读北大的梁遇春过后几年在散文《猫狗》里的说法,北京这种人文气息像极了一只猫,它仿佛要让人灵魂堕落、百事废弛,最好什么也不想,也不干了,只是这么蹲着痴痴地过日子。

鲁迅居京14年,离京外出仅有寥寥五次。其中三次都是回故乡绍兴探亲,时间分别在1913年6月19日至8月7日、1916年12月3日至1917年1月7日、1919年12月1日至当月29日。第一次是居京满一年之际特意请假归乡省亲。第二次回乡跟第一次省亲隔了整整三年半,是逢母亲60寿辰,身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如期赶回老家操办庆贺。第三次回乡,已非为探亲,而是主持张罗变卖祖屋祖产,带领全家老少彻底搬离绍兴,前来北京定居。

比这三次返乡更早的一次离京外出,是在1912年6月1日至12日,也就是鲁迅落脚北京的第二个月头上。纯粹为了执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公务,鲁迅和有族人在天津居住的同事齐寿山一同赶奔天津,专程考察那里的新剧(即尚处萌芽状态、未及正式定名的话剧)演出状况。原拟只用来回两天的工夫,不料预定前往观剧的广和楼因天阴临时停演,只好改去丹桂园看旧戏,等到第二天才赶上广和楼仅有的一出新剧《江北水灾记》开演。虽然观感不甚理想,鲁迅当天日记里还是留下了备忘录式的中肯评语“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似为半年多过后,他在1913年2月刊印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时所提的通过建设中国新剧演出场所,为社会美育事业确立物质基础设施的主张,埋下了伏笔。

1924年七八月间的西安之行,按时序,列在鲁迅居京十四年间五次出游的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距此整整两年,于1926年8月26日下午,从前门车站搭乘4点25分启动的列车,抵天津换轮船,中转上海,再登客轮,一路向南奔赴厦门,重新把北京变成远方和异地的长久离去。

关于1924年暑热正盛之际的这趟西行的起因、 经过和周边余绪, 前辈学者林辰、 单演义先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 就以论文、 专著和资料汇编的形式, 做过通盘的梳理考辨和周详的情景还原。近年姜彩燕等年轻学者又扩大检索范围、 仔细查证报刊原件, 澄清和修正了诸多有意或无意使然的误说曲解和生硬附会, 为更恰切更逼真的鲁迅西安之行的事实描述和情理阐释, 扫出了一片立足净地。

贰 

鲁迅西安讲学之旅何以成行?外因是当时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的陕西韩城人王捷三，通过其好友、北大物理系学生、河南济源人王品青（鲁迅日记中亦写作“王聘卿”），向原北京高师哲学教授、西北大学新任校长、河南兰封人傅铜（鲁迅日记中称其字“傅佩青”）极力建议，促成傅铜发函邀请鲁迅到西北大学暑期学校授课。内因则是鲁迅原本就有写一部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杨贵妃》的打算,正想找机会去长安故地寻访考察,所以一得邀请,便当即答应。上述外因,在鲁迅1924年6月28日、30日和7月4日的日记里,留有明明白白的第一时间记录:“(6月28日)至晨报社访孙伏园,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农［坛］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6月30日)得傅佩青信,王品青转来”,“(7月4日)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脉络清晰,毋庸置疑。

但鲁迅如此爽快地接受了在他自己这边是从未有过先例、在对方那边其实也很可能是临时确定的一个仓促邀请,事由纯属公务,所图却出于私心,缘由究竟何在?对此,从林辰、单演义等前辈的有关著述一路沿袭至今,几乎已成不刊之论或笃定共识的判断,确实就像前述内因所称,鲁迅西行讲学,意在采风访古,而采风访古,又只为写好《杨贵妃》。至于酝酿中的《杨贵妃》是小说还是戏剧,或者是否经历过在两种体裁间的选择游移,则不妨作开放式理解。之所以为《杨贵妃》采风的说法,能固化到近乎事实的程度,根本的原因还在鲁迅的私人信札里出现了这么一段话:“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原信为日文:“私は唐朝の小説を書く為めに五六年前に長安へ行って見ました。行って見たら意外の事、空までも唐朝の空らしくなく、折角、幻想で描いた計画もすっかりぶちこはされて仕舞ひました、今まで一字もかけません。書物で考へた方がよかったのです。”)

将“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这句话引为铁证的论者们,显然都忽视了鲁迅在西安之行过后将近十年的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问及鲁迅有无计划重游日本,并提到她自己想去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游历的来信,复以情态委婉而深含劝慰之意的回音时的特殊语境。西安之行是定居北京的14年里绝无仅有的一趟浩浩荡荡结队组团的公干长旅,已经在上海住到第七年头上的鲁迅再怎么健忘,也很难把北京时期经历的耗时一个多月的出行,误记成到了上海才有的事。特地写成“五六年”,无非是为了缩短取譬喻理的时距,增强推己及人的说服力。信中紧接在这段话前面的,正是一句劝解山本初枝打消远游念头的婉辞:“记得前次惠函中曾说起想去塔希提岛,其实我想实物决没有书本、画轴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秀丽。”为给这句劝解铺垫一份亲见亲闻的佐证,曾携玄思妙想而游长安却终归失望的事例,才派上了用场。

概言之,鲁迅致山本初枝信中的“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一语,本义并非为了陈述或见证事实,而是为了举例说明不宜带着一厢情愿的美好期待贸然奔赴远方某地,否则多半要失望。把这句话从私下通信的语境中抽离出来,视之为鲁迅赴西安一游的理由,等于将抵达目的地现场之后才会有的感触,当作了出行的动因。但凡对唐朝和古长安略有所知的外地人,无论带着什么目的到西安一游,一旦置身废都实地情境,都难免时时处处激起睹物而怀古的思绪和玄想。但这样的思绪玄想,只会当场触发且随起随灭,不会在尚未身临其境时提前出现,更不会反转前移,变成到此一游的心理先决条件。

正如姜彩燕、王小丽的研究发掘所揭示的,对于鲁迅欣然接受西安讲学之邀的心理背景,单演义研究鲁迅西安讲学的最初成果——1953年完成的《鲁迅先生在西安》手稿中,曾有“相当合乎情理”但在随后正式出版为图书《鲁迅在西安》时却尽予删除的全面分析:“因连年内战,国库空虚,教育部长期欠薪导致鲁迅生活困苦,1924年起在多所大学兼课,课务写作异常忙碌。而家庭间夫妻感情不和,再加上与二弟夫妇不睦,使得此时的鲁迅对反动政府的愤恨和家庭不睦的苦闷都日甚一日,因此西来讲学,作短期旅行既是为了创作《杨贵妃》,也为排遣精神的苦闷,同时也为散布新文学的种子,滋养革命的蓓蕾。”单演义这段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依托的观察视角和论证逻辑,远比剥离语境、孤立援引1934年1月11日鲁迅致山本初枝信中的片言只语,更切实、更开阔,也更贴近事件原生情境。不过,过宽的视角和过分求全的情状罗列,也使这段分析在显得面面俱到的同时,丧失了切中肯綮的精准度和穿透力。

政府反复欠薪、夫妻感情冷淡、奔走四处兼课,这些情形固然恼人,但对1924年暑期正面临受邀西行契机的鲁迅而言,却也不过是存在了多年也承受了多年的生活惯常态。仅仅为它们,没必要也犯不着非得借一趟说走就走的贸然西行,来表示自己忍无可忍的不耐烦和求排解之意。唯“与二弟夫妇不睦”这一点,才牵连着让鲁迅不得不以一趟立刻出发的远行来暂时回避和暂时摆脱的、没法以任何形式对任何人透露的身心严重受辱的窘况。

叁 

细察1923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至1924年6月28日鲁迅接洽西安讲学事宜这近一年间,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及年谱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前多年在文坛学界和新文化运动同仁以及浙江同乡、留日同学等社交圈子里同进退、共优游的兄弟二人,失和之后,不仅有了动若参商、断绝相见的行踪避忌,而且处世姿态也明显发生了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分殊错位:鲁迅在文坛学界的表现骤趋冷寂,在同仁、同乡和老同学圈子里的往来应酬也频次大减、层级大跌,声名乍起的新文学主将倏忽间变成了屏气敛息、自甘落寞的社恐;而周作人则截然相反,突然被激活似的,爆发了空前的社交热情。

这一时期,各类撰述加大密度频现报端书刊之余,周作人更频频举办家宴、召集饭局、出席会议、担纲讲演,密切同好情谊,提携网罗新秀,在文坛学界日益主动地展示合纵连横的名流大家气派。同时,他还大胆出圈、踊跃涉足中日外交,出入日本公使馆,结交日本政客和军方要员,发起组织并领衔运作中日学术协会。没出几个月,周作人身为文教界的领军大将和社交达人的风头,就提升到了仅逊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而完全盖过其他新文化运动同仁的强度。这时候似乎正着意流于卑己自牧、低调苟安状态的鲁迅,当然更是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

找房、买房和修房,生病、看病和服药,照应母亲、朱安和三弟,探望住院的侄儿侄女,东奔西走赶着钟点到各校上课,鲁迅这一年的日记里最多见的,就是这些一地鸡毛似的琐碎杂事,耽搁不得,又利落不了,无处推卸,也无人代劳,只能独自硬撑,力扛到底。原先兄弟俩共同的朋友们,也自觉不自觉地随风就势,大多从鲁迅日记里淡出或隐退,转而聚集到了时见华堂高座场所和中外显贵名姓的宴饮、雅集、会议、讲演以及接待外宾、参观视察等高端活动记载的周作人日记里。亲人中,三弟跟大哥、二哥维持着大抵同等程度的单线往来。外人中,只有孙伏园、李小峰等极少几位跟周氏兄弟同有较深的师生旧谊和较多文稿刊发、著作出版等实务往来的编辑,还常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里两头穿梭。

1924年5月31日,距鲁迅偕母亲和朱安从砖塔胡同61号入住修葺停当的西三条21号自购宅院的5月25日整七天,周作人乘坐一大早出发的特别快车赶往济南,应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之邀,到该校作系列讲演。这是周作人自1917年4月常住北京以来,破天荒头一遭因公事离京的行程。此前七年间,他仅在1918年暑期和1919年春夏有过分别回绍兴老家和去东京岳家探亲团聚的出京之旅。在耽于安居京中而疏于外出远行这点上,尚处兄弟怡怡阶段的鲁迅和周作人确有兄弟无间的高度相似性。

然而与大哥失和后的周作人,自主意识和社交热情同步膨胀、迅速显效。1924年初夏的周作人,已彻底走出了兄弟怡怡的温情笼罩。凡事都靠大哥规划安排,处处都在大哥羽翼之下,家里家外、文坛学界进退行止各种抉择取舍,也不由分说只能如影随形依从大哥、附和大哥,这已成为被周作人挣脱和抛弃的“旧我”。取而代之的,是经由持续数月的密集写作和活跃社交,依托北京的文化风土,从虚实两面重新建构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社交圈。济南一师发出讲学之邀,这本身已是周作人声名远扬、赢得外埠关注的反映,更为周作人提供了亲临现场,在外埠听众面前实地验证和近距离散发自己“新我”魅力的特别机会。为此,济南之行中的周作人格外郑重其事。从登程出发到回程返京,一路上他都不辞辛劳,主动自任随行记者,用给孙伏园写信的形式,连续详细报道自己这趟讲演加游览的济南之行的见闻感触和所作所为。孙伏园也无愧其师,接信后心领神会、从速精心编发。这成果就是1924年6月5日、9日和20日的《晨报副镌》上刊出的文末依次落款为“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津浦车中”“六月一日,在‘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城内”“六月十日,在北京写”、署名“开明”、题为《济南道中》《济南道中之二》《济南道中之三》的一组系列通信。

对于兄弟失和之后这一年周作人勤谨写作和高调社交的种种前所未有的亢奋表现,鲁迅当时和后来、私下和公开,都始终不置一词、未表臧否。但就至少以下事实看,鲁迅并没有让家事纠葛和至亲反目的刺激和伤害,翻转迁移到公事场合,化为对周作人的决绝厌弃。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在东安市场开成食堂北楼召集饭局,与钱玄同、孙伏园、李小峰等人议定创办《语丝》,鲁迅虽被排斥在局外,过后收到李小峰、孙伏园送来的《语丝》创刊号后,还是比照《语丝》同仁的标准超额捐助了第一笔印刷费。另外,在1925年初夏到1926年春末为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仗义执言期间,鲁迅也若有默契似的,接受了周作人跟自己同站一条战线、同持一种立场的局面。

李林荣教授著《观潮与聚焦：中国文学新生态》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总想给绝情而糊涂的周作人保留一丝转圜余地的心态,看着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高调自炫济南讲学如何轻松惬意、如何圆满成功的通信体“美文”,大可想见他乘兴归来沾沾自喜的欢脱之态,于是,鲁迅给自己做了一个本以为得时宜顺情理、绝不至于招惹什么麻烦的安排:就在周作人从济南返京后的第六天,恰好也是周作人写完最后一篇回味山东行旅乐趣的短文《济南道中之三》的次日(1924年6月11日)午后,自上年8月2日搬走后一直没再跨入八道湾11号的鲁迅,头一次(事后看这也是唯一一次)重回旧宅,进了自己原先常住的西屋,准备取些书和器物。

然而随即出现的,却是鲁迅万未料及的受辱于亲人且示众于外人的场面。为此,他当天日记里留下了一反常态的细致叙述:“……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当场率妻上演了骂詈殴打和捏造秽语的动手动嘴全武行的周作人,仅用带着余怒未消的吵架字眼“闹”的区区十个字,故作不屑地往日记里写了这么一笔:“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措辞极简,却牢牢定格了“L来闹”的罪过,彻底掩去了他们夫妻言行无状的凶相。

1924年6月11日八道湾宅中这场冲突,究竟对鲁迅伤害多大?一如之前一年盛夏时节在这里发生的兄弟猝然失和,在鲁迅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里,同样没有一词涉及。当天日记里的那段情景回放式的细述,也是止于记事而未露心迹。直到1924年9月21日(甲子年八月廿三日),在为自己历年搜求收购的古砖拓本合编成册的《俟堂专文杂集》所写的一小段文言题记里,鲁迅才用“寇劫”“盗窟”和“燹余”“宴之敖者”这几个情感色彩和精神力道都十分强烈的词语,宣泄了三个月前在八道湾11号西厢房意外受辱的深重创伤和极度愤懑。但这样的表述,连同这套“燹余”残存的拓本集丛,只为私下存照自念,直至鲁迅去世都没有印行传布。

虑及上述事实线索和心理背景,就不难明白:1924年6月28日鲁迅在孙伏园和王品青陪同下赴西北大学驻京办事人之宴,决定即刻准备赴陕讲演,不论就行为逻辑还是内心感受讲,都有直接针对和回应17天前八道湾西厢冲突的意味,为严重受辱的自己寻求移情换境的疗愈机会,同时也对侮辱自己和围观助阵的一伙人还以颜色。在当天日记里着意淡化11日八道湾西厢冲突的周作人,其实比鲁迅心思更重。他发难在先,悬念于后,当场占了上风,事后不免惴惴,对鲁迅的言行踪迹一时加倍留意。尤其西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联络延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各学科各领域名家学者前往西安讲学,自6月初西安当地报纸就开始频繁报道受邀讲师名单、讲题以及暑期学校开学、授课的细节情况等相关消息。对这些,交游日广、讯息灵通的周作人,谅必早已注意。

在见诸报章的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师名单上,鲁迅是身份被标为北京大学教授的两人之一,又是仅有的一位讲授中国文学方面内容的专家。在两位历史学教授、两位法学教授、一位政治学教授、一位考古学教授、一位农林学教授、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位教育学教授、一位语言学教授、一位哲学教授、一位文学教授,再加上《晨报》《京报》两名记者组成的阵容里,鲁迅俨然成为北大教授和中国文学专家的双重代表。而鲁迅的讲题《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跟刚出版一年多就已加印两次的鲁迅本人的小说集《呐喊》虚实相映,联系紧密,显得更具权威性。论名校教授这类身份标识和术业专攻的声望成就,周作人比之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师名单里所列的多数人,都只在其上不在其下。但或者是无意疏漏,或者是有意略过,西北大学暑期学校的筹办者和联络人并没有把周作人看在眼里。

而周作人对鲁迅和孙伏园都受邀前往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学一事,显然不能做到置若罔闻或淡然处之。1924年7月17日,离西大暑期学校预告的开学日还有三天,鲁迅和孙伏园等从北京集中出发的六位讲师已到西安四天,周作人以《苦雨》为题,写了一篇致孙伏园的通信体散文,洋洋洒洒、絮絮叨叨,详细描述八道湾11号自宅在近日大雨中,水漫入室,院内成河,大人小孩一起踏水嬉戏的举家尽欢场景,又借信头信尾的套话寒暄,探询伏园长安道上有何游历之趣,并催促伏园尽快写来“秦游记”。与一个月前收到周作人写于赴山东讲学途中的通信体文稿《济南道中》时一样, 伏园照例是心领神会, 一边将《苦雨》安排编发到了7月22日的《晨报副镌》上, 一边顺其意而乘其势, 像是“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又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写出了貌似《济南道中》的仿题之作, 内容可远比《济南道中》要充实、 生动和恳切的《长安道上》, 回京后于8月16日、 17日和18日在《晨报副镌》连载三次才全部登完。

全文一万两千余字的《长安道上》,今天看来,既已成为孙伏园本人笔墨生涯中赫然兀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量级收获,也已成为绝无仅有的一份从全程陪同者的视角对鲁迅西安讲学之行做了生动完整记录的原始文献。文中绘声绘色而又夹叙夹议的书信体话语,如风吹幡动、舟行水上,细切详尽地传递着即景会心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虽是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公开认领过的别号“开明先生”为抬头称谓,行文间还是接连五次恭恭敬敬地提到“鲁迅先生”,直录其言谈,刻画其神情,表露“我”在旁侍坐随行、服弟子之劳的春风骀荡之感。

这样的写法和这样的内容,不必非得让周作人自己来体会,凡对《济南道中》和《苦雨》稍有印象的读者,都能从中看出一层形于外而蕴于内的帮着鲁迅回怼周作人的意思来。《济南道中》溢于言表的自矜自得,《苦雨》里皮里阳秋竭力烘托的八道湾11号宅中如今更甚于《鸭的喜剧》的一家欢气氛,在《长安道上》所展现的“我”和鲁迅先生等师友一路同行、广见而博闻、丰赡而晏如的率真情状的比照下,顿时显出了几分掩不住的肤浅和轻薄。

更重要的是,对于鲁迅西安讲学期间的日记里除12次“讲演”外,用“阅市”“观剧”和“游”“宴”“饮”这几个词标记多次的各项活动,在《长安道上》里有了足以对应的场景描摹、氛围渲染和具体事例举证,其中还不乏或显或隐地归结和关联于鲁迅的细节交代。如谈到“阅市”和“游”景多令人惘然:“古迹虽然游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从前的幻想打破了;鲁迅先生说,看这种古迹,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所以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又如对致力改良秦腔、自编剧本并独立培训演员的易俗社的介绍,特别述及该社的台柱子是两位刘姓男旦,其中的“小刘”刘箴俗人气尤高。看过戏后,孙伏园的感觉是:“其实刘箴俗演得的确不坏,我与陕西人是同党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样,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紧接着又强调:“刘箴俗依然是个好学的学生,我在教室中,成绩榜上,都看见刘箴俗的名字。这一点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俗社办事诸君。”西安之行全程中,除了各人讲演时间安排不一,来回往返和在当地外出“阅市”“观剧”等行动,孙伏园应都陪在鲁迅身边,五次到易俗社看戏,也应是鲁迅和孙伏园同行。对作为个案的刘箴俗的演技和学艺态度的赞赏,对“男扮女装”的表演传统的原则性反对,这当然也该是孙伏园与鲁迅的共识。只不过可能因为鲁迅本人当时还不曾公开表示反感男旦艺术,所以孙伏园在这里对老师特意姑隐其名,把他藏在了“我也与夏浮筠、刘静波诸先生一样”的“诸先生”背后。

至于离开西安时鲁迅为易俗社亲笔题写“古调独弹”,并与同行讲演的其他学者联名落款,制成匾额,赠贺该社成立十二周年,这些从196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由李哲明笔录、孙伏园署名作者的《鲁迅和易俗社》一文中首次披露的情节,《长安道上》则一字未提。高信曾以《“古调独弹”质疑》为题做过专文辨析,推论结果是题词或有可能、写匾不大可能,原因是鲁迅是和孙伏园、夏浮筠一起在完成讲演后、未等到暑期学校结业式就提前几天离开西安的,在十几位学者中鲁迅又是低调角色,如领衔代表其他学者亲题匾额,显属妄自托大、贸然失礼之举。这判断虽无实据,却合乎情理,并且与《长安道上》的空白相符。

鲁迅的西安之行,因讲演而起(尽管得到设宴相谈和校长来函的正式邀请的时间有点急促),为讲演而来(尽管很快决定接受突如其来的仓促邀请,有十多天前遭济南讲演归来的周作人恣意侮辱而至为愤懑的特殊心理背景),最终经他亲自修订、认可的文本成果,也是前后十余次讲演的现场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如果依着最早由孙伏园撰写、发表于距西安讲学近十八年之际的忆旧散文《〈杨贵妃〉》所述,鲁迅当初到西安讲学是带着为创作剧本(或按鲁迅1934年1月11日复山本初枝信中所称是小说)《杨贵妃》而体味实地风物的一层目的,那么这层目的即便不纯粹是好事者为了凑趣而附会出来的,也只能是鲁迅到了西安以后才会产生的触目所及尽是让愿望幻灭之处的整体失落感中的一小部分。

显而易见的证据是:鲁迅在西安讲演的现场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不但没有对古来有关杨贵妃的小说、话本或戏曲等文献细细展开、大讲而特讲的迹象,相反,较之来西安前刚好由北大新潮社出齐了的、已在北大等校多次开课教授过的上下册两卷本《中国小说史略》讲义,西安讲演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涉及杨贵妃的材料和话题上,还做了近乎一扫而光的删减缩略,压根没有入乡随俗就地取势、着重强调或趁机加以发挥的意思。《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和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屡有所现的杨贵妃、唐明皇故事的现成资料或转述评析,到了西安讲演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减而又减,缩而又缩,只剩下第三讲“唐之传奇文”中顺便捎带的两句话:“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古事,不胜伤情,于白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做了《长恨歌传》。此传影响到后来,有清人洪昇所做的《长生殿》传奇,是根据它的。”

实际上,何止是鲁迅一个人,又何止是关系到区区一部杨贵妃题材的剧本或一篇小说的创作采风感受?1924年西北大学暑期学校的十几位特邀讲师,面对在历史传说和历史记忆的浩瀚时空里辉煌了千年也凋敝了千年的盛唐故都的实地实景,无一不被周身弥漫的苍凉和难以名状的失落所席卷。在正值三十而立岁数的阳光青年孙伏园的行旅手记《长安道上》里,这种深重的苍凉和失落,形诸点滴细节,却又与朗润的思绪和明快的话语交相掩映,不显得那么突出。

而与鲁迅同辈、长鲁迅两岁,曾与鲁迅大致同一时期留日、后又二度留日,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民国初年也曾和鲁迅短暂共事于教育部,1922年起专任教职并迅速成为史学界名家的王桐龄,作为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师报载名单里的第一人,以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的专业态度和专业表达,所写的田野调查和社会考察报告体例的《陕西旅行记》,则把这种苍凉感和失落感,熔铸成了基于量化统计和精准分析的一连串铁板钉钉似的冷硬判断,如:“第三节 长安之实业 甲,农业不发达……乙,林业不发达……丙,工业不发达……丁,商业不发达……第四节 长安之教育 甲,研究新学之人太缺乏。乙,整理旧学之人亦缺乏。丙,著作品缺乏。丁,译述品亦缺乏。戊,日报及杂志缺乏……己,出版所及印刷所缺乏……庚,教员缺乏……辛,学校缺乏。”

如果参照1925年4月22日鲁迅复信给许广平时“忽然想到”的窘迫一幕:“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讲演,我以为可悲的,而听众木然,我以为可笑的,而听众也木然,都无动,和我的动作全不生关系。当群众的心中并无可以燃烧的东西时,投火之无聊至于如此。”再辅以姜彩燕在《鲁迅西安讲学与当地报纸相关报道新考》中归纳的即时舆情实况,那么,我们还应该想见,暑期学校众位学识宏富的专家在面对整个长安故地的社会风貌而倍感苍凉和失落的同时,还感受到了他们所作的各科各类系列学术讲演本身,也并没有获得现场听众足够热烈、足够广泛的好评的另一种细微但更具切肤之痛的尴尬和失落。

然而所有这些,对于已经在鱼龙混杂、和光同尘的中央官场上历练了整整十二年,并且已经硬着头皮、挺着脊梁扛住了一年前兄弟失和的背刺暗害之伤和一个月前在八道湾旧宅当众受辱之耻的鲁迅来说,都算不得多么严重和多么不堪。正像从17岁开始就以学生身份出现在鲁迅近旁,之后又持续十五六年跟鲁迅近距离相处过的孙伏园,在年近半百的岁数上撰文追念恩师时写到的传神细节——“我知道先生的脾气,没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无所感,决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当年走在长安道上和暂驻长安故城片时的鲁迅,基本的表情是由于“大有所感”而致“无所表示”。

作为那趟西行的目的地和折返点的长安故城,以其历史博物馆式的深沉积淀和时空压缩体式的厚重纵深,给鲁迅提供了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自我修复和自我疗愈的场所。他那些天日记里所记的阅市、看画、游碑林、买碑帖、买石刻造像拓片,其外在的姿态形迹诚然是在搜求古董,内在的心境况味却更近乎给自己悄悄模拟北京时期兄弟尚未失和、历十余年之勤的锐意搜集所得也尚未遭寇劫的流年碎影。而赴易俗社多番观剧,表面上自有履行教育部社教司佥事职责的架势,但更像是在度越十余载春秋,回首重温初到北京为官那些年一度豪气干云、仅为观摩新剧初起之态竟舍得费时费力专程到天津跑一来回的满腔赤忱。甚至西安之行的去程和回程途中,两度中停河南,一次登岸山西,对陌生而又熟悉的异地风土和市容乡景浮光掠影之一瞥、走马观花之一逛,对自愈时刻的鲁迅而言,也成为增益社会体验和丰富自然感触的可贵契机。

依照后来突然出国留学又突然归国报效,在战云密布、生灵涂炭的民族危难年代,毅然选择诀别文坛、远离都市,一去不回头地全力投身边远地区乡村教育和基层社会建设的孙伏园,于20世纪40年代初遥隔岁月长河的深切怀念和悠悠省思:“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的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非凡可敬如鲁迅这样的人物,面对生活进程中的每一个具体而微的困惑,也常常需要经历在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完美的第一印象和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所得的含混的第二印象之间,承受错位和落差,进而寻求校正、修整甚至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的曲折过程。

就这个意义讲,1924年暑期偶然成行的西去长安之旅,正给鲁迅提供了一个从突陷幽暗的北京生活实境中抽身而出和重新调适自己精神世界的机会。由于孙伏园有意无意的贴心且给力的协助,在经过调适的鲁迅的精神世界里,自留日时期起就激于一时血勇之气而开始深驻鲁迅心底的、以救治缺乏诚与爱的国民精神痼疾为己任的血荐轩辕之“我”和“我”所自认自许的双子星般耀眼的兄弟怡怡的理想人格范型,被挤出了鲁迅的现实生活经验空间,并且压在了由《长安道上》对《苦雨》和《济南道中》不动声色的反讽和嘲弄筑造的话语姿态界面的封印之下。

从此,周氏兄弟各自的话语世界和精神世界里都开始着意消抹对方的痕迹、排除对方的位置。在鲁迅笔下,《野草》系列的开篇和接续之作《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等,联翩而至,焕发出从沉静犀利的理性驳辩中升腾的、摆脱了孤傲自恋的所谓“新神思宗”蛊惑的神勇气象。没有了对方身影晃荡其中的话语世界和精神世界,对他们各自都显得更加干净、更加通透和更加开阔。西安暑期讲学落幕半年后，兄弟同兼教职的女师大“风潮”兴起。在延续一年的“驱羊”和反“驱羊”的舆论战,以及“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更为严峻的执笔为刀的短暂斗争中,鲁迅冲锋陷阵，弹无虚发，却也树敌重重，几乎耗尽了职业资源和人脉积累。而周作人则借着高擎《语丝》旗号、主掌一方平台之利,加紧了在文坛学界的权势经营,向着京派崛起的方向和领军京派的制高点疾速推进。貌似并肩作战的兄弟,实已恩断义绝、志悖神离。兄弟二人此时在舆论场的言行姿态,与其说是在共同对敌开火,不如说是在各自展示单兵攻防的战力和组织阵型的魄力。

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间隙力倡所谓“费厄泼赖”的洋绅士精神而讥斥“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正是周作人急不可耐打算横泼污水、背刺队友,趁机拔旗夺印、抢收战绩的出位露马脚之态。而这时的鲁迅,除了面对烟尘未散的“女师大风潮”余波中论敌《现代评论》阵营零星甩出的碎石飞镖,不时给予集束还击之外,更多的心力,已经投注于《彷徨》后半本各篇小说聚焦深描血缘、情缘和思想学识之缘都难以稳定维系和长久巩固人际信任和阶层共感的社会现实症结的构思及创作。由此,鲁迅的思想视线穿透了兄弟交恶的伤情角落、掠过了周作人经营声望地位的名利小铺,而且即将彻底贯通近前弥漫的风潮和论争,直抵位处中国社会剧变前沿的南方沿海都市文化风暴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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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5期41—51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