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鹏飞：译介托尔斯泰论与鲁迅的革命文学探索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内容提要：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恰逢托尔斯泰诞辰百年，苏俄托尔斯泰论成为论战双方重要的理论资源。鲁迅对托尔斯泰论展开的译介，既是论战中抗辩逻辑下的产物，也是此后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践时的重要参照。鲁迅从苏俄的托尔斯泰论中，发掘了托尔斯泰“反抗者”和“同路人”的形象。在译介的过程中，鲁迅对卢那察尔斯基文论存在着“误读”，将卢氏具有唯心色彩的托尔斯泰论和作品当作苏俄权威的文艺理论加以接受，这种“误读”反映了鲁迅革命文学实践时所择取的独特路径。此外，苏俄文论对托尔斯泰意陈于词的激赏，对文学遗产与革命文学创造之间辩证关系的把握，为20世纪30年代鲁迅革命文学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鲁迅；托尔斯泰；革命文学；左翼文化运动

一、引言

列夫·托尔斯泰于20世纪初介绍入中国，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其形象也在译介的过程中不断发生改变[1]。刘半农曾以“托尼学说”概括托尔斯泰对鲁迅的影响，他认为鲁迅对托尔斯泰的接受并非是像哲学家那样“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2]，而是特定时势条件下对其思想不同侧面的择取。孙郁注意到托尔斯泰不曾缺席鲁迅从青年到晚年的各个思想阶段[3]。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的爆发恰逢托尔斯泰诞辰百年，苏联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成为双方论战重要的理论资源。冯乃超参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展开了对鲁迅的批判，而鲁迅则通过编辑《奔流》“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增刊”（下称“托尔斯泰专号”）加以回应。范国富通过分析《奔流》译文，指出鲁迅对苏俄文论的译介与此后革命文学探索密切相关[4]。在思想的转换期中，鲁迅对托尔斯泰论的译介，既投影了他对变动时代中自身位置的理解，也启发了此后的文学道路。

孙郁《鲁迅与俄国》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的理解和再阐释无疑会影响译文，译文背后往往隐含着译者的主观意图。因此，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革命文学”论战中双方的主观意图是如何影响译本的，在论战的紧张感褪去后，鲁迅对革命文学探索与翻译时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着何种思想关联？本文以“革命文学”论战前后，鲁迅编译的托尔斯泰论及相关文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特定时势中鲁迅对这些文本的理解方式，考察鲁迅的译介活动与他从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托尔斯泰论的译介在鲁迅思想发展上的独特意义。

二 《奔流》“托尔斯泰专号”与“反抗者托尔斯泰”

1928年，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大段征引并模仿列宁《列夫·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将鲁迅比作列宁笔下的托尔斯泰，称呼他为“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

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5]

这里冯乃超所说的“卑污的说教人”源于列宁文中对托尔斯泰的评价：“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6]冯乃超对托尔斯泰“卑污的说教人”的论说，在文坛上引发了一些争议，惹来了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批评：“读过那关于俄罗斯的黑暗势力的暴露及其解放人类理想的文献，他还要厚诬托氏是卑污的说教人么？”[7] 几乎同时出版的《创造月刊》登载了彭康翻译的列宁《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一文，但列宁此文所针对的是“当时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中过激的倾向”[8]，这一意图被彭康和冯乃超悄然忽略。相反，彭康的译文刻意强化了批判力度，在翻译时对原文中的连词做了改换，将列宁原文中以“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展开的较为中正的论述，改换为以“虽然”和“但是”展开的转折性论述。列宁原文：“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9]（ 原文为«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амый трезвый реализм, срыванье всех и всяческих масок; —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роповедь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гнусных вещей, какие только есть на свете, именно: религии.»[10] ）被改换为：“虽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剥去一切假的面具，但同时又是世界中最卑污的人即宗教的说教者。”[11]但是，不论是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还是彭康译本中的其他段落，“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没有被译为“虽然”和“但是”。可见，彭康的修改乃有意为之，通过强化批判的语气，为“卑污的说教人”的比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创造月刊》该期的编辑后记中强调这篇译文可以使读者们明白“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位文豪。”[12]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批判的正当性。

《创造月刊》第二卷

鲁迅对冯乃超的比喻十分愤怒，在反击文章中，他一面讽刺“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另一方面也称许托尔斯泰“苦斗了一生”[13]。同时，鲁迅也在努力找寻国外文艺评论家们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文中对托尔斯泰“苦斗了一生”的评断或源于同一时期翻译的片上伸《北欧的文学原理》，“托尔斯泰的寻求究竟真理的态度，虽有种种的非议，种种的困难，却还是并无变更，为此努着力”[14]。论战时，鲁迅并不清楚“卑污的说教人”的评价来自列宁，因此，一直在寻找出处。直到《奔流》“托尔斯泰专号”付印前才终于厘清。给郁达夫的信中，鲁迅感叹：“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实在关细非轻。”[15]厘清“卑污的说教人”的出典，为何“关细非轻”？这或许与鲁迅编译《奔流》“托尔斯泰专号”时的抗辩意图相关。鲁迅在编辑《奔流》时意在与“革命文学”阵营竞逐文艺批评的正统性，因此，作者身份的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

鲁迅编辑“托尔斯泰专号”时意在凸显论者的权威性，专号中收录了七篇有关托尔斯泰的文章，其中四篇的论者均有苏联政府认可的官方身份。在所有篇目中，鲁迅最为看重的，是由郁达夫翻译的高尔基的回忆，他在《编校后记》中如此推重这篇：

首先当然要推Gorky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 Gorky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16]

“文人之观察文人”之外，高尔基眼中的托尔斯泰还有着另外一层含义。192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高尔基回国后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其文学地位得到了空前肯定。早在《奔流》第二期，鲁迅就翻译了布哈林所作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同时预告“已译成了一篇昇曙梦的《最近的Gorky》”[17]一文。从这两篇文章中，鲁迅不难知晓高尔基“革命文豪”[18]的地位及其言论的权威性。《回忆杂记》中，高尔基将托尔斯泰视作“俄国神明”[19]，这种肯定在一片批判中显得弥足珍贵。在《译者附记》中，郁达夫以“最高记录”来形容高尔基的回忆，呼应了鲁迅的编辑意图：“高尔基的这几段断片杂记，据懂俄文的朋友说，在俄国也系被尊视为传记以上的最高记录的。”[20]由鲁迅亲自翻译的三篇论文其论者均来自苏联，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Lvov-Rogachevsky）、卢那察尔斯基（A.Lunaeharski）、马伊斯基（Maiski）三人都有着苏俄官方色彩，罗加切夫斯基是经历过俄国革命洗礼的文学教授，卢那察尔斯基则时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马伊斯基是苏联驻日大使。由于身份不同，三人对托尔斯泰的阐述各有侧重，在《译者附记》中，鲁迅对论者的身份逐一加以介绍，强调罗加切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21]，马伊斯基的演讲则是“说给外国人听的”[22]。三人不同身份之间的“视差”和他们对托尔斯泰的肯定，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视角，反拨了“革命文学”阵营对托尔斯泰的片面批判。

《奔流》“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增刊”

经过对“托尔斯泰专号”的编辑，鲁迅也更新了对托尔斯泰的认识。早在留日时期，托尔斯泰就曾给青年鲁迅以思想上的震动。日俄战争期间，托尔斯泰曾写信给沙皇和天皇，对两国战争的杀戮表示愤慨，多年后，鲁迅还难忘此信在日本社会引发的波澜，回忆当时的青年们“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23]。托氏“恶兵如蛇蝎，而大呼平和于人间”[24]的形象从那时起就映入到鲁迅的脑海之中。通过译介相关文论，托尔斯泰“勿暴力抗恶”的平和形象，在鲁迅心中发生了变化。鲁迅所译的三篇文论无一例外地提及了托尔斯泰的“反抗”，认为他是“站在旧传统中，以反抗旧世界”[25]，并且“无论俄国艺术家中的什么人，能如Tolstoi，对于皇帝的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加以致死底打击者，实未尝有”[26]。他们尤为肯定托尔斯泰“对于一切的压迫，伪善，榨取等的他那深的反抗的精神。”[27]其中一篇更是指出托尔斯泰的“反抗性”，正是苏俄肯定他的核心原因：“苏维埃俄国从这见地上，亲爱，尊敬，追念文豪托尔斯泰”[28]。此后，鲁迅接纳了“反抗者托尔斯泰”的阐述，在与冯雪峰的谈话中，鲁迅就沿用了苏俄评论家们的评价：“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29]可以说，经由对“托尔斯泰专号”的编译，鲁迅厘清了苏维埃的真实态度，在理论上完成了对“革命文学”阵营的抗辩，“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者’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30]。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经由托尔斯泰确认了自身在变动时代中的位置，鲁迅曾围绕“时代的落伍者”有过一段议论：

倘是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望它更好，待较好时，又望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低[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31]

苏俄对托尔斯泰反抗性的肯定，为此时被批判为“落伍者”的鲁迅提供了对照：不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鲁迅自己都对时代怀有着不满和反抗，因此，不能被粗暴地批判为“时代的落伍者”。

受制于时空，鲁迅无从得知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写作背景及其理论脉络，更无从查考冯乃超、彭康在翻译、引用时对文意的扭曲。但通过对《奔流》“托尔斯泰专号”的编译，鲁迅照亮了被“革命文学”阵营刻意遮蔽的托尔斯泰，认识到苏联评论家眼中的“反抗者托尔斯泰”。更为重要的是，他也由此确认了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创造中的位置，找寻到了一条自我肯定之路。

三 “误读”卢那察尔斯基与“同路人托尔斯泰”

在《奔流》“托尔斯泰专号”的编辑告一段落后，鲁迅在谈话曾中批评托尔斯泰主义者们“只向革命者求人道主义”[32]，但他仍旧对托尔斯泰的相关问题十分关注。在评价“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农夫》时，鲁迅指出小说“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33]。值得探究的是，鲁迅特别提炼出的“宗教气”和“托尔斯泰气”与他这一阶段的翻译倾向之间有何联系？

1928—1930年间，卢那察尔斯基无疑是鲁迅最为倾心的苏联评论家之一。鲁迅先后翻译了卢氏《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1911）和《托尔斯泰与马克斯》（1924），此外还曾提及卢氏1928年为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所做的《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鲁迅盛赞卢氏“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34]此后，鲁迅陆续翻译了卢氏的《实证美学基础》（1903）及其他散见的文论，集结出版了《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两书。此后，他还分别为柔石、瞿秋白翻译的卢氏《浮士德与城》《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撰文推荐，足见鲁迅对卢氏作品的重视。卢那察尔斯基当时是苏联教育人民委员，是苏俄文艺的“实际指导者”[35]，在介绍卢氏的作品时，鲁迅特别强调他的观点“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36]，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然而，由鲁迅翻译的两篇托尔斯泰论、《实证美学基础》均并非正统的苏俄文艺理论，作品中保留了卢氏早期受马赫主义、波格丹诺夫影响的唯心色彩。鲁迅翻译的卢氏《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1911）和《托尔斯泰与马克思》（1924）分别作于俄国革命胜利前后。面对两篇态度迥异的文论，鲁迅得出的结论是“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37]。实际上，卢氏早年因其唯心倾向被列宁批评，鲁迅此时对于卢氏立论转变背后的历史经纬并不知情，也就更谈不上对其中的唯心元素加以分辨了。直到1932年，瞿秋白才指出卢氏存在的唯心主义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上和文艺理论上有许多唯心论的倾向，他的两次批评之中都包含着某种错误的见解也是有可能的。”[38]但鲁迅并未因此而远离卢氏，1933年他还为卢氏《解放了的唐·吉诃德》撰写后记，可见，鲁迅对卢氏作品的倾心不仅是因为政治上的正确，也因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卢氏的托尔斯泰论在苏联文艺界内部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格列布·司徒卢威 ( Gleb Struve )曾对苏联的托尔斯泰论进行过系统梳理，他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将托尔斯泰称为‘革命农民的思想家’，他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述受到正统的苏共文艺评论家们的批评，批评他歪曲了列宁托尔斯泰论述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39]与列宁“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40]角度展开的分析不同，卢氏所侧重的是托尔斯泰宗教性中所隐含的革命契机。在鲁迅翻译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1911）和《托尔斯泰与马克思》（1924）两篇文章中，卢氏虽然在立论上有所反复，但其关注点却有着同一性，都强调托尔斯泰强大的精神感染力：

在他，是只要个性将自己本身牺牲，在自己的身中，在自己的怀中，将自己的个人主义，烧以爱之火，作为那结果，全社会便变了形状了。[41]

他相当能够仗这样的无抵抗主义，叫醒使用暴力的人们的良心，用了由忍从的行为所生的好话，在恶人的心里，呼起真的神的萌芽的。[42]

而在1928年托尔斯泰诞辰百年的演讲中，卢氏更是指出托尔斯泰“在千百万人心里引起了反响。这表明那些内心感受在现代人类中是很普遍的”[43]。卢氏看待托尔斯泰的方式，与他在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受挫之际的思想变化有关。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俄国革命进入低潮，卢氏出于用社会主义思想联合和吸引革命失败后互相隔绝的群众的愿望，企图对宣布社会主义是新宗教的必要性提出根据[44]。于是，卢氏尝试将宗教与社会主义进行糅合，他认为：“社会主义，——人类为了使自然完全服从理性，为了取得胜利，为了集中力量而进行的这种同自然的有组织的斗争，——就是新的宗教。”[45]卢氏的这番论述在此后受到了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中系统批驳了卢氏，认为他的理论“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46]。虽然，鲁迅翻译的两篇托尔斯泰论中依然保留了某些唯心哲学的要素，但也不可否认卢氏的托尔斯泰论也照亮了列宁不曾触及的部分。薄国强（Roland Boer）对列宁写作的所有托尔斯泰论进行过分析，他指出列宁未能看到托尔斯泰的批判性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关系：

列宁未能识别出托尔斯泰所继承的基督教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维度，即对更美好世界的革命性推动。我认为，托尔斯泰对剥削的深刻批判的灵感，不仅来自于对正在逝去生活的深刻感受，而且还源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47]

而在卢氏的文论中，他有意识地将托尔斯泰的宗教性、未来性与革命的反抗性相联系，指出托尔斯泰“坚信基督教的历史人格”，“暗示着空想底的，这世上未曾存在过的黄金时代”，同时和马克思主义“在对于有产阶级的如火的憎恶这一点上——是相交会的”[48]。

尽管鲁迅并不清楚卢氏思想变化的脉络，却凭借自己敏锐的文学直觉，发现了卢氏是从“宗教气”与革命性相互结合的角度看待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高唱同胞主义，主张人类平等之点，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49]在这段阐述中，鲁迅将托尔斯泰主义“非正面之敌”“或一程度的同路人”归因于呼唤“同胞主义”“人类平等”的大同诉求，鲁迅的概括显示了他对卢氏理论中最为核心部分的准确把握。时代变动之际，鲁迅对于卢氏理论的倾心也预示了他此后文学探索的路径。郁达夫曾言，正是编译《奔流》的这一年，“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时期定下来的”[50]。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逐步开展，与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探索如影随形的正是卢氏的文艺理论。

四 “左翼的托尔斯泰”与鲁迅的革命文学探索

1932年，苏汶认为左翼文学的大众化尝试难以产生出伟大的作家，“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51]来的。鲁迅以“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加以回应，纠正苏汶将“政治性”和“文学性”相互对立的观点：

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52]

同样，在钱杏邨曲解卢那察尔斯基的话为左翼的“标语口号”文学进行辩护时，鲁迅就指出：“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53]在针对不同立场的批判时，鲁迅以托尔斯泰的文学实践作为依据加以回应。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在鲁迅的语境中是何种意义，这就要对鲁迅眼中的苏俄托尔斯泰论及相关作品加以分析。

首先，鲁迅将卢那察尔斯基唯心色彩托尔斯泰论和剧作误作为“正确”的批评理论和文学范本加以接受，这显示了他对宗教气与革命之间进行关联性的某种兴趣。在对卢氏的剧作《浮士德与城》的介绍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卢氏将宗教气与革命相结合的尝试：“他爱博学底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54]卢氏将基督教的救赎时刻与共产革命的“乌托邦”理想相结合的剧作，在鲁迅看来却是绝对革命的，这种“误解”的发生显示了革命文学的探索之际，鲁迅择取的是一条与他青年时代文学理想相接续的实践路径。留日时期，鲁迅就指出过宗教有着满足“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55]的功能，卢氏对宗教普应群机的召唤性的张扬，恰与鲁迅早年建立“神思新宗”[56]的文学理想相合。对鲁迅而言，即便是在斗争高度尖锐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依旧是实现“群之大觉”、建立“人国”的重要媒介。可见，鲁迅的革命文学构想并不局限于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的分析，而是依旧强调文学在“向上”、沟通方面的作用，通过共情、通感建立起新的共同价值，“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57]。正是通过对卢氏托尔斯泰论和相关作品的译介，鲁迅在左翼文化革命中寄予了青年时代的文艺理想。汪晖曾指出鲁迅早年有关诗教与美育的文学论述在其后期的文学实践中的位置：

他有关文学与阶级性、文学与宣传的论述也是这一时代的典范性表述，其论述较之早期有关美育的论述更为成熟和丰满，然而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终其一生，鲁迅始终坚守着文学与文化空间，并通过这一独特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间距介入时代的政治。[58]

在此意义上，早年“大呼平和于人间，其声亦震心曲”[59]的托尔斯泰形象，并没有在鲁迅后期革命文学的探索中消失，而是在一场场围绕阶级性、文学性的论辩中愈发强化。因此，“左翼也要托尔斯泰”投射的是鲁迅对对革命文学深入民众的精神生活、催人向上的期待，正如他对左翼木刻艺术的期待：“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60]此后，鲁迅并未因卢氏的唯心色彩而对其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用“为人生”的淑世情怀去取代卢氏的宗教梦想。1932年7月，在瞿秋白指出卢氏文论中的唯心论倾向后，同年12月鲁迅所作《论“第三种人”》中就指出，托尔斯泰“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61]。鲁迅对卢氏托尔斯泰论中唯心色彩的“扬弃”，对当下与现实的高度关注，所显现的正是其文学实践中“现在主义”的思想特质。

其次，卢那察尔斯基等苏俄文艺的“实际指导者”，对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旧俄文化遗产的态度，恰为刚刚起步的革命文学，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文化转换的参照方案。鲁迅曾概括苏俄对托尔斯泰态度：“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一种廓清运动。”[62]也正如本雅明所言：“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63]对草创期的左翼文学而言，革命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正是其政治理念得以传播的前提。卢氏曾高度评价托尔斯泰“艺术的武器”，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中至今未能产生自己的托尔斯泰：

假如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同人，虽然不赞成这样的人们，而对于他们，还不得不献尊敬的贡品者，这不可忘记，乃是因为同人之中，用了像托尔斯泰所有的那样无比的武器，武装着的人，一个也没有的缘故。[64]

卢氏对无产阶级文学产生自己的托尔斯泰的期待，显然对鲁迅有所触动，因此，“左翼也要托尔斯泰”表达的正是对左翼文学创作技术进步的期待。鲁迅发现“在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当无产者独裁的今日，在农民和智识阶级之间，也还有强固的思想底根底的”[65]。托尔斯泰主义在政治上的坚固源于托尔斯泰作品的通俗易懂，正如罗加切夫斯基对托尔斯泰语言特点的概括：针对“灰色的大众”和农民所写的文章，“是最良的通俗的俄国话，纯粹透彻的确，而又端丽”[66]；书写贵族生活的小说，则“每行每页中，都映出着贵族社会的出身，且彻骨是贵族的作者的姿态”[67]。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也需要创造新语言、新形式来引导读者，从而实现其政治上的感召性。鲁迅对于“左翼也要托尔斯泰”的回应，意在强调政治与文学之间如影随形的关系。苏俄对托尔斯泰意陈于词、通俗平易的推崇，对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内核的置换，这一系列改造对探索中的革命文艺无疑有着很大启发。在进行“大众语”的讨论时，鲁迅的建议是：“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68]鲁迅“大众语”方案中对语言的改造、对思想的置换，正是延着他所概括的“奖其技术，贬其思想”的苏俄路径展开的。

在苏俄无产阶级文化创造的参照下，在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进行探索时，鲁迅格外留意形式上的复旧与拟俗。在《浮士德与城》的后记中，鲁迅所着眼的正是卢氏创作中“复故”与建设、革新之间的逻辑转换：

Lunacharski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relapsing）。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里面去。[69]

卢氏的创作对身处历史转换期的鲁迅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在推广新兴木刻的过程中，鲁迅就特别重视新兴艺术与旧形式、民间资源的关系，“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70]。即便清楚现代木刻“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71]，但依旧念兹在兹于它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联系，“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72]。鲁迅试图在新艺术的创造中，激活那些被现代性话语压抑的传统、民间资源，“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73]。这些对左翼木刻艺术设想再次与卢氏文学“复故”的尝试不谋而合，这或许也解释了鲁迅倾心于卢氏文论的原因。

同时，鲁迅后期《故事新编》的创作也与卢氏作品之间隐含着创作思想上的关联，研究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卢氏《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与《故事新编》之间的关联[74]。鲁迅对卢氏《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借历史言说以呈现出现实的创作手法非常欣赏，“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75]。卢氏的文学尝试非但无损于剧作对时代现实的表现，反而提升了作品的“当下性”。施米特分析《哈姆雷特》时曾触及到这一问题，他指出莎士比亚引入丹麦传说，“为的是使戏剧的时代性免受当时混乱的日常政治侵害，借助传说、小说与历史故事的伪装，作品与时代的同一性反而获得提升，伟大诗人用这种办法辩证地巩固了作品对现实的反映程度”[76]。《故事新编》的创作中，鲁迅通过复活中国历史中那些口耳相传的人物，想象他们在当下的行踪和遭遇，但其所呈现出的正是革命时代的众声喧哗。与卢氏倾心于宗教救赎的结局不同，《故事新编》中的古人始终生活在矛盾之中，鲁迅藉此试图向读者们暗示，革命带来的并非弥赛亚式的救赎，革命后的人间也并非托尔斯泰式的“黄金世界”，而依旧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离奇与荒诞。在卢氏的托尔斯泰论和相关作品中，鲁迅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具有审美功能的诗学的可能性，但不同于卢氏剧作的“宗教梦想”，鲁迅始终是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进行着革命文学的探索。

概而言之，与其说鲁迅对卢氏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作品存在“误读”，毋宁说鲁迅在卢氏的作品中，再次确认了自己伊始于青年时代的文学道路。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左翼革命文学实践并非截然的转向，相反，他在其中熔铸了自己早年的文学理想。苏俄文论中对托尔斯泰宗教性和反抗性的辩证态度，对艺术性的肯定，对文学遗产的尊重，恰为鲁迅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所以，所谓“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就不止于统战意义下对“同路人”作家的宽容，也指示了一条将“为人生”的淑世情怀与左翼文化“大众化”理论实践相互融合的文学道路。正是在这条左翼文化革命“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道路中，鲁迅因其高超的文学技艺和革命者人格，成为了“左翼的托尔斯泰”。

结 语

沿着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双方翻译、引用托尔斯泰论的各种线索，可以看到苏俄托尔斯泰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历着不断的形变。一方面，论辩双方不约而同地借助了苏俄托尔斯泰论在当时的权威地位，为自己的批判与立论赋予政治理论上的正当性，批判、抗辩的理论意图影响着双方对文本的选择和引用；另一方面，受制于时空，论辩双方与各自理论资源的关系并非是透明的、均质的，在接受、理解的过程中包含了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错置，这种误读与错置所蕴含的恰是翻译主体对时势和自身历史位置的判断。所以，与其说鲁迅是在苏俄理论的影响下才展开了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探索，毋宁说鲁迅是将他者的理论纳入到自身的文学实践内部，在译介过程中再次确认了自我、找回了自我，鲁迅对包括苏联托尔斯泰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吸收、融合与转化，投影的正是历史转折之际，鲁迅整理、思考、寻回自身的过程。理论在跨域旅行中发生的误读与形变，正是包括鲁迅在内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缩影。

苏俄文论对托尔斯泰反抗性的发掘与肯定，不仅成为鲁迅参与“革命文学”论战的理论资源，而且也是其进行无产阶级文学探索时的重要参照。卢那察尔斯基对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旧俄思想资源的利用与转化，将欧洲文学遗产与俄国革命展开对接的设想与实践，无疑为鲁迅此后的革命文学实践提供了范例和依据，无产阶级文化未来性的创造不能只是空中楼阁式的设想，而需要通过缝合历史的断续，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找到一条糅合古今、沟通群己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尖锐的思想、理论斗争中，通过译介苏俄文论，鲁迅渐渐发现了一条将革命斗争与文学审美融合起来的道路，努力使左翼革命文艺摆脱“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宣导，而成为一种具有询唤、教化功能的革命诗学。

在此意义上，鲁迅的译介和其革命文学探索所呼应的正是他早年“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77]的文明承担。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不断向下的过程中，鲁迅青年时代“别立新宗”的文学理想得以重燃，他将引导古老文明甦生的抱负熔铸于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大众化实践中，创造了新的共同价值。身处在历史的变局中，鲁迅通过文学建立“人国”、重构文化图景的尝试尤其值得我们珍视与返顾。

本期责编：罗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