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彩燕：“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

鲁迅;  西安;  多重面向;  作家;  学者;  战士

1924年夏天鲁迅的西安之行虽然只是一段短暂的经历,却在他的生平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百年来,关于鲁迅西安之行的回忆、研究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西安鲁迅”形象,也从多个角度阐释了鲁迅此行的历史、文化、学术、教育意义。在鲁迅西安讲学100周年到来之际,有必要检视与此相关的史料文献和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西安鲁迅”生成的历史脉络,考察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以及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在充分肯定前人所取得的成就时,也对既往研究在文献史料、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予以清理和反思,并尝试探索拓展相关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壹 

1924年7月7日,鲁迅从北京西车站出发,开启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经过36天的辗转奔波,于8月12日晚返回北京。陕西之行结束后不久,同行者中有三位写了游记。《晨报》记者孙伏园所撰《长安道上》发表于《晨报副镌》1924年8月16—18日。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所撰《陕西纪游》于1924年9月发表于《国学丛刊》,10月登载于《西北大学周刊》,1925年5月又分三次连载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对此次陕西之行记录最详尽的莫过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桐龄。其《陕西旅行记》1924年9月11日脱稿,10月中旬发表于《地学杂志》,其中第一章《赴陕行程日志》于10月27日、28日发表于《晨报副镌》。其后，全文又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连载了10次,并于1928年2月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了单行本。可见,这三位都对陕西之行进行了认真记录和高调宣传。然而,作为新文学大家的鲁迅,却对这次旅行有些漫不经心。除了在日记中略记行止外,仅在1924年10月所写的杂文《说胡须》，1925年2月所写的《看镜有感》,1927年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以及私人信件中零星提及。在《说胡须》中,鲁迅这样说: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糊］里胡［糊］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对此次西安之行似乎不大满意。除了“白杨”“石榴树”“黄河水”等无关宏旨之物,西安之行似乎没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栗然”“废然”等词语更带有明显的调侃色彩和负面情绪。受此影响,在鲁迅生前,他的西安之行并不为人所关注。

王桐龄的《陕西旅行记》对赴陕行程、沿途景物、天气变化以及西安的建筑、学校、寺观祠宇、市政、警政、慈善事业、娱乐机关、宗教、风俗、饮食等都作了详尽记录。他和鲁迅一起从北京出发,一同坐火车、坐船、坐汽车、住旅馆、泡温泉,到西安之后还一同逛街,但他整本书中涉及鲁迅的只有12个字:“教育部佥事会稽周树人豫材（才）。”陈钟凡的《陕西纪游》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陕西之行49天的经历和见闻,然而对于鲁迅却只字未提。这一现象颇值得玩味。笔者以为,他们并非有意回避。只能说,1924年的鲁迅还并无我们今日所想象的“光环”。在王桐龄、陈钟凡彼时的视野中,与鲁迅同行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对于西安本身的游历过程。因此,在他们笔下,鲁迅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名字。几十年后,由于鲁迅研究急剧升温,陈钟凡才逐渐认识到与鲁迅同行的重要意义,于1976年应约撰写了《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1980年又在《自传》中以较大篇幅记述了1924年与鲁迅同行讲学的经历,但这已是50多年之后的事了。

王桐龄著《陕西旅行记》

在同行者的游记中,唯有孙伏园的《长安道上》记录鲁迅的文字最多。作为《晨报》记者,孙伏园没有详细叙述暑期学校如何组织,学术讲演如何开展,同行者如何相处,而是将笔墨用于对陕西历史、文化、风俗、教育的细心体察中,尤其致力于表现特殊时代背景下那些鲜活、感性、具体的人。他赞美船夫在“紫黑色的皮肤之下,装着健全的而又美满的骨肉”,发现陕西人安静、沉默、和顺的一面,甚至将华山也“人化”,将其比作“耿介自守的,但也许是鸦片大瘾的”人。在返京途中路过洛阳时,他没有记录洛阳旅馆的房间大小、家具陈设、卫生状况,只记下印象最深刻的两种人:王爷与妓女。可以说,《长安道上》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鲜明体现,它不仅是我们了解20世纪20年代陕西历史、文化、风俗、教育的重要文献,也从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鲁迅西安之行中的几个画面,为我们留下了鲁迅西安之行的珍贵“影像”。

《长安道上》第一次出现鲁迅是叙述鲁迅、孙伏园、夏浮筠三人返京途中的情景:

当我们回来时,舟行渭水与黄河,同行者三人,据船夫推测我们的年龄是:我最小,“大约一二十岁,虽有胡子,不足为凭”。夏浮筠先生“虽无胡子”，但比我大,总在二十以外。鲁迅先生则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差的,但几乎每人平均减去了二十岁。

这是鲁迅在文中的第一次亮相。虽然他不久后就被高长虹讥为“世故老人”,但在船夫们看来还比较年轻,也就30岁左右。第二次提及鲁迅是叙述他们在西安游览古迹时,“鲁迅先生说,看这种古迹,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这句话虽系转述,但“鲁迅风”扑面而来,其语言之风趣幽默可见一斑。文中再次提到鲁迅是与陕西方言有关。孙伏园总结陕西方言的特色是往往把S说成F,所以汽水变为“汽费”，读书变为“读甫”，暑期学校变作“夫期学校”,省长公署变作“省长公府”。有一天他们去逛古董铺,“见有一个石雕的动物，辨不出是什么东西,问店主,则曰‘夫’”,就在孙伏园绞尽脑汁猜想是什么动物时,鲁迅突然说:“呀，我知道了，是鼠。”由此可见鲁迅对陕西方言的发音规律掌握得很快,反应非常机敏。《长安道上》最后一次提到鲁迅,是写他们在返程途中将船停靠在山西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县永乐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那里遍地都种花红树，主人请他们吃花红。他们随摘随吃,随吃随谈,后来又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这样的吃花红，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孙伏园为我们记录下的鲁迅西安之行的四个瞬间。他没有谈及鲁迅西安讲学的内容和过程,也没有总结鲁迅此次西行的意义和影响,只通过几个镜头刻画出一个言语风趣、反应机敏而又平凡亲切的鲁迅形象。这与文学家、思想家、战士、学者鲁迅几无关联,倒是更贴近“人的鲁迅”形象。

《长安道上》的这种风格既源于孙伏园本人的身份、兴趣,同时也和此文写作的特殊背景有关。鲁迅和周作人1923年7月失和,到1924年6月11日,也就是这次陕西之行前二十多天,周氏兄弟之间爆发了剧烈冲突，甚至发展到“骂詈殴打”的程度。虽然孙伏园当时未在现场, 但以他和周氏兄弟之间长期密切的交往, 想必对这一事件有所耳闻。6月18日, 周作人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了《“破脚骨”》一文, 涉嫌骂鲁迅是“无赖子”, 而此次陕西之行又是孙伏园和鲁迅同行。我们可以想见夹在周氏兄弟之间的孙伏园处境之微妙。在陕西之行前孙伏园曾向周作人透露自己要做“秦游记”,但他才出发10天, 周作人就以书信体散文《苦雨》率先向孙伏园“喊话”: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 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 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这种迫不及待恐怕不只是想看孙伏园的“秦游记”那么简单, 可能也想借此“窥探”鲁迅在此行中的表现。《长安道上》是孙伏园对周作人《苦雨》的答复, 其用意自然也不止让周作人了解其长安行踪, 他实际上已成为失和的周氏兄弟之间彼此了解的一个中介。

在这种微妙情境下写作的《长安道上》,其对于鲁迅的叙述就需要拿捏分寸,既不能不写,也不能多写,不能一味说好话,当然也不可能说坏话。孙伏园在失和的周氏兄弟之间闪转腾挪、小心翼翼,其结果就是上述这四个瞬间的生成。初看只是一些平凡小事,仔细品味又不失个性和风趣。作为鲁迅的学生,孙伏园为我们展示了同时代人眼中一个鲜活的、平易的、可以亲近的鲁迅形象。孙伏园这种写作风格到1936年的《哭鲁迅先生》中得到了延续和升华。在回顾与鲁迅25年的交往中,孙伏园提到了鲁迅在陕西为易俗社捐款以及主张对西北大学的工友也多给钱的事迹,表现鲁迅慷慨仁爱、人格伟大的一面,将他升华为一个“大写的人”。

孙伏园对“人的鲁迅”形象的形塑,使他对陕西之行的记录多倾向于日常生活细节的展示。除了《长安道上》与《哭鲁迅先生》之外,《〈杨贵妃〉》中也用较大篇幅叙述了鲁迅在西安时寻尝异味,也就是抽烟片的情景。这种写法在单演义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讲学在西安》中得到了一定延续。单演义以鲁迅日记为基础,细致勾勒了鲁迅在西安期间参加开学典礼、游览古迹、阅市、购买古物、赴宴、观剧、看画、会友、沐浴、饮酒、抽鸦片、给朋友赠书物、通信等日常生活场景。但此书出版后遭到了严厉批评,认为是一种“繁琐的‘考证’”,一种“庸俗的低级趣味”,只能起到“污蔑鲁迅、丑化鲁迅的作用”。这种上纲上线的批评对单演义所造成的心理威压不言而喻,于是到1981年版的《鲁迅在西安》中就将赴宴、会友、浴饮之类的生活细节删去,仅留下了游览名胜古迹、购买古物、在易俗社观剧几项内容。这种“去生活化”的处理固然增加了著作的学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但也少了“人间鲁迅”的亲切和平易。近年来,由于对日常生活美学的重视,对“人间鲁迅”的呼吁,研究者在对鲁迅西安之行的描绘中,又重新重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呈现。由此,“西安鲁迅”的人间形象又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中。“人的鲁迅”形象的起伏消长,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学术思潮的变迁在鲁迅研究领域的投影。

贰 

《杨贵妃》腹稿与

未完成的“作家鲁迅”

在鲁迅生前,除了当地报刊的少量报道和孙伏园的《长安道上》之外,很少有人谈及鲁迅的这次西行讲学，但从20世纪40年代起,鲁迅的西安之行逐渐受到关注,其原因在于鲁迅拟写《杨贵妃》的计划逐渐为人所知。

鲁迅1921年6月在《〈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中,将杨贵妃与三浦右卫门做了比较,认为二人的遭遇类似,但在中国却缺乏类似命意的作品,由此对菊池宽发出了“真心的赞叹”,并表示自己“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他欲写作《杨贵妃》的念头应是始于此时。1926年郁达夫的《历史小说论》首次披露了鲁迅的小说构思，其大意是:以唐玄宗之明,早就看破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关系。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的盟誓其实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到马嵬坡下,玄宗未能保全她的生命，实因对她已无爱情,说不定还是他授意军士们杀她的。郁达夫称赞鲁迅的这一构思“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但他并未提及鲁迅拟作《杨贵妃》与其西安之行的关系。1934年,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但这属于私人通信,直到1952年才在《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中公开披露。因此,在鲁迅生前,他的西安之行与撰写《杨贵妃》之间的关联只在私人范围内流传,一般人并不了解。首次在公开的文章中将鲁迅拟作关于唐朝的小说与西安之行联系起来的是冯雪峰。1937年他以O.V.为笔名在《宇宙风》杂志第50期“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上发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其中说到鲁迅曾计划写一部有关“唐朝的文明”的长篇历史小说,基本构思是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写起,“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为此他“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在古籍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

冯雪峰此文引发了孙伏园的回忆。作为鲁迅西安之行的全程见证者,孙伏园在这一话题上显然更有发言权。他在《长安道上》提到马嵬坡时,并未谈及鲁迅写《杨贵妃》之事,但到1942年4月写的《〈杨贵妃〉》里,则把这次西安之行描绘成专为《杨贵妃》而来的旅行。无论是看到灵宝城还是西安的木槿花,他都能联想到鲁迅正在构思的《杨贵妃》,甚至把吸鸦片也说成是为写作《杨贵妃》寻找灵感。这不禁让人怀疑,孙伏园的记忆已经带有明显的“创作”成分了。在孙伏园的启发带动下,曾于1924年担任陕西省长公署秘书兼西北大学英文讲师的张辛南于1942年6月写下《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文末表示鲁迅未能写出《杨贵妃》是“一件莫大的损失”。林辰也由此产生了考察鲁迅赴陕之旅的兴趣,并在《记鲁迅赴陕始末》中将鲁迅西安之行的动机明确表述为“创作计划已久的历史剧《杨贵妃》”。此后,鲁迅拟写《杨贵妃》之事在许寿裳所撰《鲁迅的人格和思想》以及《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五节“杂谈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经过上述一段时间的累积,到20世纪50年代初,鲁迅西安之行是为写作《杨贵妃》而来逐渐被学界所了解,到单演义《鲁迅讲学在西安》(1957年)出版后,更是广为人知了。此后,这一话题成为鲁迅西安之行中最受瞩目的焦点,在鲁迅研究界持续保持热度。几十年来,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

关于鲁迅创作《杨贵妃》的动机,学界大体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表现大唐的文明,发掘“人间性的真实”,为杨贵妃翻案、鸣不平,为女人辩诬,并由此揭露国民性中“缺乏认真负责,勇于承担的精神”。而有关《杨贵妃》的文体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学界大多认同郁达夫、冯雪峰、许寿裳以及鲁迅本人的“小说”说,也有人认同孙伏园、李级仁的“戏剧”说,或者以单演义为代表的小说戏剧并行说,还有人提出小说戏剧“两易两弃”说。由于鲁迅拟作《杨贵妃》只是一个构思,并非一部作品,在文体上无法确定归属,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而对文体的歧见只能见仁见智。

在有关鲁迅西安之行的讨论中,最具诱惑力的话题莫过于对《杨贵妃》为何“胎死腹中”的追问。很多人顺着鲁迅、孙伏园的思路将原因归咎于西安古迹的残破零乱、糟糕的社会氛围、酷热难耐的自然环境等,认为此行的恶劣印象,破坏了鲁迅对古都原有的想象,也破坏了鲁迅的“创作情绪”。也有人将目光投向时代环境,认为鲁迅所处的时代使他很难“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但上述这些只是外在的客观原因,内在的原因还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寻找。郁达夫和许寿裳曾将原因归结为他“近来事忙”,“没有余暇”。冯雪峰则认为这与他对长篇小说的认识有关。在鲁迅看来，在短兵相接的斗争时代，锋利切实的杂感比长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这种说法至今仍有不少人认同，但这并不能完全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对《杨贵妃》为何“流产”的追问仍在不断进行。日本学者竹村则行认为“时间旅行的幻灭”是鲁迅弃写《杨贵妃》真正内在的原因；陈平原则另辟蹊径,认为“鲁迅有史学的眼光、美术的趣味以及金石的学养,但对日渐崛起的考古学、建筑史以及壁画研究相对陌生”。因此,鲁迅之所以弃写《杨贵妃》,一方面因为他的兴趣不在“古都”,另一方面则是那时的中国学界没有给他提供有关唐代长安的丰富学识。这就道出了鲁迅欲以“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的方式写作《杨贵妃》的困境所在。可是,鲁迅为什么不能以《故事新编》的方式写《杨贵妃》呢?许钦文认为杨贵妃的故事与女娲、后羿、大禹等不同,“是有着相当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照”的,鲁迅若不弄明白就不写,这反映他态度的严肃,而曹聚仁认为“故事新编”需要“旧瓶装新酒”，而鲁迅之所以未写出《杨贵妃》是因为“他心头的‘新酒’还不够的原故”,陈平原则认为《故事新编》的方式只适合写短篇,不适合写长篇。除此之外,学者们还从鲁迅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文体限度等方面寻找更内在的原因。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长之就从鲁迅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的内倾型性格和“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入手分析他不适合写长篇小说的原因。受此影响,后来也有学者认为鲁迅未能写出《杨贵妃》在于他“不太适应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难以展布广阔而翔实的背景、难以突破讽刺艺术的限度并解决相应的结构难题”,使他“不能顺利地写出长篇小说”。倘就戏剧文体而言,对鲁迅来说更有一种难以克服的“难关”和“险境”。由此可见，学界对《杨贵妃》未能写成的原因探讨,逐渐从鲁迅对西安之行的不良印象等外在原因深入到鲁迅自身的知识结构、学术储备、文体意识、思维特质等内在原因,反映出鲁迅研究的逐步深入。

在现代学术史上,仅仅是一篇“腹稿”就吸引了如此多的关注目光,引发学者们不断拓宽思维的边界,抛出各种奇思异想,产生了如此多学术成果,这大概是鲁迅独享的“殊荣”。为什么人们对鲁迅拟写《杨贵妃》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首先，“腹稿”的虚拟性与不确定性,使它具有了别的作品所没有的神秘性和诱惑力,给大家以驰骋想象的空间。其次，《杨贵妃》这一题材与鲁迅作品的巨大反差,使人们对一向冷峻深刻的鲁迅究竟会如何重写这一家喻户晓的经典爱情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第三,鲁迅一生虽然尝试过多种文体,但却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或戏剧。1932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表示:“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冯雪峰、许寿裳等人提及此事时无一例外地含有可惜、遗憾之意,当代作家王朔甚至把鲁迅没有写长篇提高到了“中华民族的损失”的高度。虽然大多数人认为鲁迅没有长篇不影响他的伟大,但这对鲁迅来说终究是一个遗憾,尤其是有了腹稿而未完成,那就更其可惜。这种“未完成性”所产生的遗憾、惋惜的心理，是促使人们反复讨论鲁迅弃写《杨贵妃》的缘由，也是引发人们关注鲁迅西安之行的心理基础。《杨贵妃》腹稿仿佛是鲁迅留给世界的一个黑洞,它诱惑着人们不断去猜测、去想象、去探索,反映出“作家鲁迅”经久不衰的魅力。

叁 

1924年的鲁迅兼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教育部官员(佥事)、新文学作家,也是在北大、北师大、女高师兼职的大学教师和学者。大多数时候,鲁迅之所以受邀去作讲演,“就在于他在新文学创作实践中建立起了巨大声誉”，但从陕西暑期学校的简章来看,鲁迅是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受邀来陕的,到讲学结束时,《新秦日报》的报道里才注意到其“小说大家”的身份。虽然鲁迅对易俗社的关注和对文物古迹的考察都与他在教育部的工作有关,但其教育部官员身份在陕西时基本上处于隐匿状态。鲁迅在北大兼职授课时并非教授,陕西方面以北大教授身份约请鲁迅,一是显示对他的尊重,二是为契合暑期学校创办的初衷。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傅铜曾说,暑期学校之设立是仿照牛津大学“造运动”,“为不能入大学者设法俾得略获高等学识”,因此“所聘讲师,均国内外学术专家、各大学教授”。可见,这次暑期学校的举办是以学术为本位的。所邀请的学者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著名学府,且大都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背景,所讲题目涵盖历史学(包括中国史和西洋史)、农学、心理学、人类学、物理学、教育学、中国文学等领域,代表了当时最新的学术前沿。《新秦日报》6月2日公布的讲演名单里就有“北京大学教授周树人”，可见,虽然鲁迅日记6月28日才出现与西北大学办事人接触的记录,但陕西方面早已将他列入了正式邀请的名单。至于《晨报》记者孙伏园和《京报》记者王小隐,一直未能进入正式公布的暑校简章中,到7月30日《新秦日报》才报道他们二人加入讲演的消息,可见暑期学校邀请的专家门槛是比较高的。

鲁迅在西安的首要任务是在暑期学校的讲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其演讲的具体内容一直不为学界所知,他在西安的学者身份也很少被关注,原因在于其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虽被收入《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正式出版,但因1925年之后陕西政局变化,刘镇华离陕,傅铜从西北大学不辞而别,负责编辑讲演集的晁荫昌也离开了西大,因而未能将讲演集寄给鲁迅,致使这部讲稿在鲁迅西安之行后的30年里一直沉埋于历史深处。直到单演义从当年任西北大学秘书兼讲师的段绍岩处获得讲演集后,才得以窥见鲁迅当年讲学的“真容”。单演义最初看到讲稿后,仅对其做了文字抄录和校勘工作,于1953年和上海出版公司达成协议,拟于1954年正式出版《鲁迅在西安》。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鲁迅日记(按:西安讲学部分)注释”,下卷为“鲁迅先生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由于出版方的失误,未将讲稿当作鲁迅的作品进行版权申报,导致此书在出版前夕被叫停,目前仅存清样一册,成为孤本。这次出版的夭折使讲稿重新面世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到1957年《收获》创刊号上才得以公开发表。

鲁迅在西安的系列演讲“是鲁迅全部讲演中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次,给我们留下的讲稿,也是所有讲稿中最长的一篇”,被视为“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小说史和鲁迅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单演义不仅是此讲稿的重新发现者,也是阐释、研究讲稿的第一人。初次出版的受挫并未使他气馁,从1954年起,他潜心研究讲稿的特色和价值,努力发掘“学者鲁迅”在西安期间的独特贡献。经与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的仔细比对,单演义在《鲁迅讲学在西安》(1957年)中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讲稿的特点。认为《变迁》不仅撷取了《史略》的精华,而且输进去若干为《史略》所没有的理论与例证,还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有关“儿童应否阅读神话书籍”和“青年应否看《红楼梦》”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富有指导性的意见。因此,《变迁》并非《史略》的重复或压缩,而是在《史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拓展和创新。“对西北的学术思想说,不惟开了一种新风气,使新文艺新学术的根扎得深远,而且使青年得到他对古典文学的独到看法与新的研究整理方法。”

《鲁迅讲学在西安》出版后,单演义并未止步于此。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他继续深入研究讲稿,到1981年出版《鲁迅在西安》时,将之前对讲稿的分析进一步扩充,单列一章专门探讨鲁迅“在西安讲演的特色”。他调整了之前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加强了对讲稿“前言”的分析。在阐述讲稿对《史略》所补充的新观点和例证时,举例由之前的四点扩充到了八点,而在阐述讲稿“理论联系实际”时也增补了两点例证。并且总结鲁迅西安讲演的特色:一是“由浅入深,语言晓畅”,二是“言简意赅、严正精辟的评论”。此外,单演义还补充了一章,从鲁迅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中探讨他后来对《史略》及讲稿中某些观点的修正,这种学术史的视野使单演义对讲稿的研究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变迁》公开发表后,得到了日本学者竹内实的关注。他于1958年在《文学》杂志上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这篇讲稿,认为“这是一份珍贵的新资料”。虽然他认为《变迁》相对《史略》来说没有增补新材料,但关于神话没有长篇的原因,比《史略》扼要而且更易于理解;关于魏晋名士的讲解“更为丰满了”;在讲唐传奇时,对于促进小说流行的“行卷”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同时,他也认为鲁迅在讲演中对胡适采取了公正的态度,这一点值得注意。竹内实的研究虽然比较简略,但体现了《变迁》所引起的国际反响。

《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封面

而在国内学界,《变迁》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附录先后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981年、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已成为与《史略》进行对读研究的重要文献。此外,各种版本的鲁迅演讲资料,如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阎晶明《鲁迅演讲集》、傅国涌《鲁迅的声音》等书中,都介绍或收录了该讲稿。尽管如此,与人们对《杨贵妃》腹稿的津津乐道不同,学界对《变迁》的专门探讨并不多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变迁》的理解并未超越单演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水平。近年来, 随着“学者鲁迅”研究的深入开展, 对《变迁》的关注有所加强, 除了作为研究鲁迅文学史观的重要依据之外, 也肯定了其在学术普及、文学教育方面的价值, 认为它是“在政治与学术、讲演与著作、课堂与书斋、白话与文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本”。

《变迁》是“学者鲁迅”在西安留下的珍贵记录,透过它,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进入到1924年夏天鲁迅在西安的小说史课堂。他的学术演讲绝非对《史略》的照本宣科,而是钩玄提要,表里发挥,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不仅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过程,而且对每一部著名小说作出言简意赅、严正精辟的评论”。单演义在高度评价讲稿的学术价值时,也通过当年听过讲的人员,比如段绍岩、刘安国（刘依仁）、谢迈千、李瘦枝等人的回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仪容严肃,讲话简要而幽默”,“句句扣人心弦,沁人肺腑”,“讲演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富有魅力的“学者鲁迅”形象。至于陕西听众的反应是否也如回忆文章中说的那般热烈,恐怕就要打一个问号。鲁迅在1925年4月22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讲演,我以为可悲的,而听众木然,我以为可笑的,而听众也木然,都无动,和我的动作全不生关系。当群众的心中并无可以燃烧的东西时,投火之无聊至于如此。别的事也一样的。”这是鲁迅对此次暑期讲演最直接的负面评价,和蒋廷黻多年后的回忆有相似之处:“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当时暑期学校的听讲员大都是陕西各地派来的中小学教员或职员,他们的文化基础薄弱,加之对演讲者的外地口音不适应,尽管鲁迅在演讲中已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浅显易懂,但他们的反应仍很“木然”,这就使在酷暑中奋力演讲的鲁迅感到失望甚至于无聊。平心而论,这不是鲁迅的问题,也不是听讲员的问题,而是暑期学校定位的失败。傅铜期望通过高端学术讲座让不能上大学者也获得“高等学识”,其动机固然可嘉,但演讲者和听众之间巨大的鸿沟，使他们难以产生默契和共鸣,其效果只能如当时的报纸所言,是“掷珍珠以饷蜀鸡”,“宝则宝矣,于鸡无所得也”。试想,如果下面的听讲人都像为鲁迅作记录的国文专修科学生昝健行和薛声震那样的水平,演讲的效果自然不用怀疑。

鲁迅致许广平信中的这段文字在后来编的《两地书》里删去了,因原信出版较迟,想必单演义没有看到。因此,仅凭几位听讲人的回忆是不可能完全复原鲁迅当年的演讲现场的，也不可能了解鲁迅对演讲的真实感受。1935年底，鲁迅在小说《出关》中写到老子“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地开讲他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下面的听众“面面相觑”,“显出苦脸”,“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甚至“竟打起磕睡来”等反应,显然植入了他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忆,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体现了“学者鲁迅”讲演时曲高和寡的尴尬情形。

鲁迅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内文

1949年之前,在王桐龄、陈钟凡、孙伏园以及鲁迅本人有关西安之行的记述文字中,提到刘镇华时都显得“恭敬”而客气,并无多少政治斗争的气息。单演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手稿《鲁迅先生在西安》中,对刘镇华的叙述如下：

刘省长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少治帖括之业，弱冠补博士弟子员，以受新潮流的激荡， 负笈京师，先后肄业北洋师范，北京法政等校，毕业后于开封办中州中学，同盟会支部。辛亥起义时， 募河洛勇士数千人，成豫陕联军，收复潼关，攻克灵陕，截断清军运道，以响应武昌。民国成立后，编为镇嵩军，刘为统领，兼河洛道尹。民国三年，白狼军起，率兵镇压。此后驻防河南。民国九年北京政府免陕督陈树藩后，以阎相文继之，陈抗不受命，刘助阎入陕，逐陈于陕南。未几阎逝，后任督军冯玉祥不半载即转河南，民十一年五年［月］被任为陕西督军，又以省长张绍曾未就职，兼任陕西省主席。

这里不仅没有批判的言辞,对他在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和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响应武昌起义的事迹还不乏赞许之意,但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刘镇华都以反动军阀的形象出现,与此相对应,鲁迅在西安的战士形象也日益得到彰显。

关于鲁迅和刘镇华的“斗争”,集中反映在给讲武堂讲小说史一事上。据张辛南回忆:“刘雪雅先生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觉兴味的题目。我就把这个意思向鲁迅陈述,鲁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本来,刘镇华希望考虑士兵的接受能力和兴趣,“商议”一个他们“能了解并感觉兴味的题目”,这想法并不过分。而对鲁迅来说,他刚刚于7月29日结束暑期学校的讲演,次日便要给士兵讲演,如果改换题目,时间上比较仓促,准备起来也麻烦。另外,按照孙伏园的说法,“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因而鲁迅选择继续讲他最拿手也最现成的小说史,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代语境中,这件事被赋予了政治色彩。1953年3月11日,许广平在致单演义的信中说:“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意思是说鲁迅之所以给士兵也讲小说史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小心对待军阀黑暗统治的一种策略。这种解读得到了单演义的认可,认为“最合鲁迅先生的本意”。到1956年,原《新秦日报》编辑王淡如将此事进一步升级:“军阀刘镇华曾托人示意,请给士兵讲演时调换一下题目,意思是说:你周树人总不肯给我歌功颂德了么,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但结果使他这个奢望落了空。鲁迅先生答复的很直爽,‘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马上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的时候,经人劝阻,才隐忍住了。当时的《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座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的停了几天刊。”这段回忆经单演义著作引用后流传甚广,然而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王淡如并非当事人,他所说的“歌功颂德”或者“给士兵打一下气”多半只是猜度,并无事实依据。其次,虽然王淡如曾是《新秦日报》编辑,但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距鲁迅讲学已32年,其记忆未必可靠。对于刘镇华约请鲁迅演讲的动机已无从查考,但《新秦日报》是否被罚停刊,还是有据可查的。

据笔者对《新秦日报》的查看,发现7月30日鲁迅在讲武堂讲演后,《新秦日报》在此后的一个月中每天都正常出刊,在该报关于鲁迅讲演的报道中也未找到刘镇华“怒形于色”的内容。而且讲演结束后,刘镇华还于8月3日晚在易俗社设宴演剧为鲁迅等人饯行,还给鲁迅赠送了丰厚的礼品:“《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对于刘镇华宴请一事,《新秦日报》8月4日报道:“闻刘兼督于昨夜(三日)在宜春园设宴欢迎学校讲师与陪者有教厅长马凌甫西大校长傅铜等人云”，可见此次践行宴会之隆重。据当晚参加宴请的孙伏园回忆,这次饯行宴会上,他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谈,一边就餐”,是他“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鲁迅离陕后,还在返程途中给刘镇华写了信,并在回京之后把刘镇华送的礼品一一分赠给亲友,到年末盘点书账时,在《颜勤礼碑》和《李二曲集》后面都标上是刘镇华所赠。凡此种种,说明鲁迅对刘镇华是比较客气的,并非如王淡如所言那般剑拔弩张。然而王淡如所描绘的情节已经广为流传,成为鲁迅在西安的经典故事,后来很多人都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单演义就曾写过一首七律《咏鲁迅先生在西安》:“先生讲学到长安,今古风雷上笔端。／小说史评成巨著,艺园题字壮荣观。／横眉敢触权奸角,俯首甘捐客箧钱。／岂仅三秦遗爱广,诗文天下仰高山。”其中“横眉敢触权奸角”一句,说的就是此事。在后来的叙述中,斗争的戏码逐渐升级,鲁迅的态度从“小心对待”发展为“嫉恶如仇”,刘镇华的要求则从为士兵打气衍变为“不讲文的,专讲武的”,继而升格为对“他的‘政绩’推崇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遭拒后的反应则“从‘怒形于色’升级为吹胡子瞪眼”。可见,鲁迅赴讲武堂演讲一事已经被严重“传说化”,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了。

如前所述,单演义的《鲁迅讲学在西安》(1957年)出版后遭到了严厉批评,认为书中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琐事”铺陈太多,对“鲁迅先生的政治态度、斗争精神、思想面貌”反映不够充分。受此影响,单演义在此后的研究中就尽量往“战士鲁迅”方向去靠拢。除了表现对刘镇华的斗争,在1977年写的《鲁迅讲学、战斗在西安》中又增加了对“名士”王小隐的批判。在1981版的《鲁迅在西安》中将“鲁迅冷对军阀和名士”单列一章,以突出鲁迅在西安期间的“战斗”色彩。除此之外,他还从鲁迅的演讲里发掘战斗性,认为鲁迅西安讲学是“借讲小说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并且“以讲稿为文艺的武器,‘古为今用’,进行战斗,使中国的历史的小说为现实的斗争服务”。此外,他还将“战斗性”扩展到其他很多方面,比如认为储材馆招饮而“不赴”,在西安抽鸦片都是一种战斗和反抗之举。诚然,鲁迅是一个战士,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并非每时每刻每件事都在战斗。因此,对鲁迅在西安期间的短暂经历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难免导致对某些史实的附会和曲解。但我们不能苛责前辈,这是时代环境使然,是身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那一代学者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单演义的《鲁迅讲学在西安》

饶有意味的是,当大陆学界正在努力塑造鲁迅在西安期间的战士形象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别样的“西安鲁迅”形象:

演讲人中有鲁迅(周树人),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我们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们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人们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这段回忆对《史略》和演讲的贬低明显体现了蒋廷黻的傲慢与偏见,但文中所写鲁迅“很客气”,甚至是“胆怯”的印象以及在鉴定古物方面“不与人争”的态度,却多少印证了鲁迅在《说胡须》中“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自述,透露出鲁迅在西安时低调内敛的一面。蒋廷黻笔下那个与一群孩子一起玩玩具炮的画面,描绘出了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老顽童形象,为我们呈现了鲁迅在西安期间的另一种面向,与“战士鲁迅”形成了鲜明对照。

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

西安之行不过是鲁迅生命中的一段插曲,然而百年来所累积的文献史料和研究成果业已蔚为大观,构成了一部“鲁迅在西安”的阐释史,同时也是一部“西安鲁迅”形象的建构史。从同行者游记中平易亲切的“人的鲁迅”,到《杨贵妃》“流产”后的“作家鲁迅”,再到暑期讲演中的“学者鲁迅”以及特殊时代语境下被形塑的“战士鲁迅”,我们可以窥见鲁迅研究起伏流变的一些侧面,也折射出百年来学术思潮风云变幻在鲁迅研究中的投影。

由于“鲁迅在西安”的主要史料集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包含了大量书信、访谈和回忆录。这些史料为我们了解鲁迅在西安的相关史实提供了珍贵的信息,但由于当时距离鲁迅讲学已30年,受制于记忆的变形及特殊的时代语境,不少史料都有意无意地带有扭曲和夸大的成分。如鲁迅与刘镇华的“斗争”、“古调独弹”的匾额等,虽然多年前就有学者做过仔细辨析,但放眼学界,这些故事化、传说化的叙述依然大量存在。而相关文献史料中的错误也比比皆是,如蒋星煜的《揭开鲁迅五看秦腔的疑案》中,有关孙伏园、王捷三的身份、鲁迅的演讲题目、刘箴俗是否为鲁迅等人演戏以及孙伏园是否在西安演讲等都有大量错误。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第十五卷鲁迅日记的注释中把胡小石也列入与鲁迅同行讲学的人员名单,这是单演义早已考证说明的,而《鲁迅全集》仍然延续了这个错误。可见,对相关文献史料仍需进一步考证辨析,去伪存真,方能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多年来,学界对鲁迅西安之行的关注焦点相对集中,主要在《杨贵妃》腹稿、暑期学校讲演、与军阀刘镇华“斗争”、易俗社看戏等几个方面。虽然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仍有可待挖掘的领域,比如鲁迅西安讲学与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鲁迅与易俗社及现代戏曲改革、鲁迅西行与新文化在陕西的传播、鲁迅与西北历史地理学、鲁迅与陕籍作家等等。倘若能将视野从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进一步延伸到鲁迅与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那么研究的触角还可以伸得更远，扎得更深。实际上,鲁迅自民国初年起就通过同事兼朋友杨莘耜获赠或购买了大量来自陕西的玩具、佛像、碑帖、拓本。他之所以应邀来陕,除了为写《杨贵妃》搜集素材、实地考察之外,对汉唐文化的热爱,对陕西的文物、碑帖、造像的兴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鲁迅不辞劳苦地来到陕西,并非冲着刘镇华治下的民国西安,而是奔着那个让无数读书人魂牵梦绕的古都长安而来。他的此番西行,虽然对古都有些失望,对古迹也观感不佳,但对古物的兴致却颇为浓厚,这是他在西安最为享受也最有收获的一个方面。对于西安的古物碑帖,当时的学者普遍评价很高。王桐龄感叹西安“碑帖甚佳”,且“价廉物美”,蒋廷黻则说“我们在碑林又见到了中国文明”。鲁迅在《看镜有感》中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到1935年仍赞扬“汉人石刻,气魄深沈（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可见,西安古迹的颓败零乱并没有动摇他对汉唐文化的美好印象。我们不能仅以《杨贵妃》是否写成来衡量西安之行的成败。对鲁迅来说,纵然唐朝的天空已无处追寻,历史的遗迹也已残破不堪,但那些石碑、石刻、画像、古玩,却依然真切地保留了汉唐时期的文化密码。那么,鲁迅是如何从这些画像的图案、线条中感受到传统艺术之美,进而影响到他对木刻、版画等艺术形式的认识?如何从碑帖拓片中研习书法,从而准备他一直想写的《中国字体发达史》?又如何通过这些存留的古物,找寻到汉唐人曾经具有的雄伟气度和文化自信,从而奠定了他的文化观念?这些都是有待开拓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学界对鲁迅与金石学、考古学、汉唐文化的关注兴趣有所提升。但很显然,这些课题对于大多数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鲁迅研究者来说,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面临挑战。20世纪50年代,单演义为了搞清楚鲁迅在西安购买的文物、碑帖、画像,先后请教了碑帖专家夏子欣、考古学家王子云、陈直以及博古堂负责人李子俊等人。此外,他还查阅了《关中金石记》《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等大量著作。虽然他的研究还限于知识背景的介绍,无法从宏观上全面深入地考察汉唐长安这些文物、碑帖、画像对鲁迅的文学观念、艺术观念、美学观念、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但他的做法启示我们,在复兴中国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的“西安鲁迅”研究应广泛借鉴古代文学、文献学、艺术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将“文化鲁迅”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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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5期28—40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