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复叠印象与纠结情感 ——近现代外国作家的北京想象

文摘 2024-09-22 09:30 北京

内容提要

与中国作家笔下怀旧气息浓郁的文化古城形象不同，近现代外国作家笔下的北京形象存在三重面影的复叠，矛盾纠结情感的萦绕。一方面，他们极力美化北京的建筑空间美、乡土生活美、文化艺术美，执着寻觅期待视野中“理想”的东方帝都；另一方面，他们又热衷于披露老北京的衰颓破败、落后颓靡，构想和曲解“祛魅”的弱国都市。还有一个方面，他们既认可北京的现代化努力，又感叹外国强权破坏了北京的传统东方美，塑造了一座同化与纯化纠葛不清、属于“自我”的潜在殖民城市。近现代外国作家的北京书写，深刻反映了列强以“拯救东方”为名的殖民意愿，及其渗入意识形态、民族心理、文化身份之后对作家文学表达的强力干预。

关键词外国作家；北京形象；北京书写；城市想象；矛盾纠结

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2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9期全文转载，《文学研究文摘》2022年第4期论点摘编，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1]文学中的北京以其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赵园、陈平原、张鸿声、季剑青等人在“北京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佳绩有目共睹。[2]然而，对域外作家的北京书写研究明显不足，吕超、王升远等人虽从“异托邦”“文化殖民”等角度对域外作家的北京书写做出极有分量的论述[3]，也注意到外国作家特殊的文化背景、观察视角与修辞策略对北京书写的引导操控，遗憾的是鲜有研究者注意、辨析外国作家北京书写中复叠印象和纠结情感的生成过程。外国作家笔下“不稳定”的北京形象塑造，不仅揭示了外国人看待北京时，直观体验、个人感情与文化成见之间强烈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异域空间的文学建构本身即具有强烈的虚拟性和目的性。

一、美化、赞颂与“理想”的北京

中国作家由于乡土生活体验、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影响，往往用“乡情、母爱、恋爱和信仰这些最内在、最珍贵的字眼来爱恋北京”[4]。诸如林语堂《辉煌的北京》，孙福熙《北京乎》，老舍《想北平》，郁达夫《故都的秋》《北平的四季》，谢冰莹《北平之恋》等作品，都表达了对老北京的情深意长，北京俨然成为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的象征。近现代外国作家对北京也不乏溢美之辞，但其赞美通常只有在北京印象符合异国情调的建构时才有所表现，求异与猎奇心理、东方想象的内心图示、种族与文化上的差异，都使外国作家对北京的热爱之情有些浮夸、直露、流于表面，但他们又时常发现国人习以为常、不以为美之美。

北京的秋天（图片来源：网络）

萨义德认为，对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5]有关研究显示，清末以前的北京一直是西方文化视野的“东方帝都”，“黄金城”“天城”“希望之城”“东方巴比伦”等称谓表明，西方人对老北京充满幻想和欲望，其笔下的北京俨然是中国城市的乌托邦。[6]近现代外国作家的北京书写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叙事逻辑，北京的建筑空间美、乡土生活美、文化艺术美，一直是他们构建异国情调和东方罗曼司的重要质素。他们总是在国别比较中美化和赞颂帝都的风流遗韵，表达追慕之情和欣赏之意。

第一，对东方帝都建筑空间美的赞颂。有人说：“城市与建筑一样，都是空间结构，但尺度巨大，需要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使人们感受。”[7]也有人认为：“城市无非就是一个容纳各种容器的一个巨型容器。”[8]两种说法都认为城市是一种巨型空间，而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的核心部分，建筑空间描写在北京文学形象建构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谢阁兰认为北京“是一件神秘建筑的杰作”，“它像一面棋盘座落在黄色平原的北部，四周是几何形状的城垣，城中大道如织，笔直的街巷把它切成方块，顿时形成一座大城……”[9]即是对北京城市空间样态的贴切描绘。“神秘”“杰作”等字眼，体现了作者对北京的高度认可。北京高耸的城墙，提供了极具辨析度的城市边界，并震撼了许多外国来访者的心灵。喜仁龙对城墙极力推崇，认为“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10]。宇野哲人亦震惊于城墙的壮丽，“真正之金城铁壁之感慨亦由此而发”[11]。北京的许多建筑物对外国人都极具吸引力。司徒雷登一到北京就被“许多非凡的建筑物吸引住了———所有的参观者都是这样”，西山一带的宫殿和寺庙“飞檐连绵，色彩绚丽”，说明中国的建筑艺术“到达了它的最高境界”[12]。外国人不仅为北京建筑空间美所折服，有时他们甚至通过与别国建筑的比较来强化对北京的赞美。作为游客，鹤见佑辅惊诧于太和门前石灯、石林、石栏的宏大精美，以为“欧洲无论哪一国的王宫都未必比得上”[13]；吉川幸次郎对演乐胡同的唐家宅院的富丽十分诧异，“如果要把它与我在日本见到的房子作比的话”，或许相当于“德川将军的庙宇。我好像进入这里来朝拜似的”[14]。欧洲的王宫、将军的庙宇，全比不上北京建筑的精美富丽，越发强化了他们对北京建筑空间美的心悦诚服。北京的宫廷建筑、城墙、私家宅邸的华美、壮阔、富丽，往往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仅为建筑空间美感动、震惊、喟叹、如痴如醉，还在国别比较中突出、强化了这种感觉。当然，不少中国作家也赞颂过北京的建筑空间美，如林语堂《辉煌的北京》、孙福熙《北京乎》等，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多是过往的北京，中国的其它城市，他们的赞美之情是含蓄内敛的，不同于外国作家的炽烈、直露与虚浮。外国作家对北京建筑空间美的情有独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格外不同。与西方建筑讲究单一独立，在高度上追求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和激情不同，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互相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通过建筑在平面上的不断展开，来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现世情调，其核心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15]。有着八百年建都史的北京城，皇家建筑数量繁多，普通民宅亦风格独特，风味迥异于外国，在“求异”和“猎奇”心理的指引下，备受青睐不足为奇。

第二，对前现代城市乡土生活美的痴迷。与摩登的上海及同时期的西方大都市不同，老北京颇为土气，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16]。北京给予外国人的观感，也多弥漫着未完成现代化的东方都市所共有的乡土气息。因之，山本市朗认为北京的平民生活，“有在青岛和烟台所看不到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气息”[17]。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快，从乡村发展、演变而来的田园都市生活节奏慢，北京的乡土生活美，首先便体现在城市舒缓的生活节奏上。芮恩施这样描绘他眼中北京舒缓、悠闲的生活景象：“这里没有像西方大都市里拥挤的街道上常见的那种摩肩接踵、匆匆忙忙赶路的情况。所有的人无论步行或乘车，都很庄重，仿佛自己觉得相当了不起，那样子不像有什么急事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是显得安闲潇洒，不慌不忙。”[18]鹤见佑辅也对北京的生活美如痴如醉。他认为，“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走在北京街头，“就完全从时间的观念脱离”。[19] 现代都市生活是讲究分秒必争、效率至上的，北京全然没有这样的压迫感，让生活其间的人虽置身城市，却感觉到不被商品化的时间所控制的自由。生活节奏多受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北京的生活环境也可以说是乡土性的。甘博对民国北京的社会调查显示，“城内有大片闲置的土地，城市还可以发展很多年才能突破现有的界限向城外延伸”[20]。德富苏峰也写道：“我登上白塔山，发现北京就像一个大森林，而且树木都是老槐树、杨柳以及柏树。”[21]可见，北京虽然是一座城市，但是城市内部保留了大量的旷野和树木，而这直接拉近了市民同土地、自然的联系。青木正儿对充满田园牧歌味道的北京充满深情，认为“北京像个糖葫芦，看起来很土气，味道其实清爽”[22]。北京的乡土生活美对外国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前现代城市缓慢的生活节奏，以及贴近泥土、充满自然野趣的生活环境，让从都市文明病中抽离的外国人感到心旷神怡。老舍、林语堂、张恨水等中国作家也曾表现北京乡土生活美的独特风韵，但中国作家着重表现的是传统文化的气韵和风度，而外国作家找寻的是异国的情调和细节，同样是舒适悠闲的乡土生活美，二者的观感却不完全一样。

第三，对异域文化艺术美的服膺。北京有着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具有别的中国城市难以比拟的文化积淀，被誉为“传统都市文化的极地”[23]。外国作家进入北京，起初以游客身份打量丰富多彩的帝都遗迹，而这又以宫殿、城墙等宏大建筑为首要观摩对象，随着寓京时间的延长，他们显然感受到不同国度的城市生活方式对他们原有生活习惯的冲击，当他们试着接受这种前现代城市的乡土生活之后，他们必然在逐渐深化、日益扩展的认识过程中，触碰到以乡土社会为核心构筑的农耕文明的根基，并对这种文明的高级表现形式———文化和艺术产生极大的兴趣，并最终在精神层面重新审视北京的一切。在德富苏峰看来，文华殿的古书画和武英殿的古董陈列方法“既有秩序又科学，东西也都是最好的”，“应该花半年功夫观看的”，“我一点也不后悔再去看一次”。[24]芥川龙之介笔下陪他一同听戏的辻听花虽是日本人，却是“戏通中的戏通，即使是中国的名伶也很多拜先生为父”，在听完《火焰山》《蝴蝶梦》等戏文后，芥川感叹在铜乐茶园呆几个小时“并非是一无所获的”。[25]小林爱雄的北京印象是，“大马路上道路宽广，地形整然，一家挨一家的店铺挂着金色耀眼的招牌，真不愧是文字之国，高超的书法和笔势美妙绝伦。”[26]吉川幸次郎认为北京生活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27]。古董、戏剧、古书，这些东方文化的结晶，让置身其中的外国人感到如痴如醉，敬佩不已。中国作家由于习以为常，对这些或兴趣不浓，或厚此薄彼，或觉得古已有之，不必动辄称奇，更无须大惊小怪。对中国作家来说，北京的文化艺术美有着超越古迹、艺术、书籍之上的精神层面的浩瀚，是关于中华文化和东方文明运转模式的无尽哲思，而对外国作家来说，北京的文化艺术之美是具体的，必须依附于外在的形式才能被感知和描绘，他们很难深入历史的褶皱和文化的衬里去感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潜流。尽管外国作家时常以“中国通”形象示人，对具象的中国及其规律讲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他们是否真正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根基，大可存疑。

总之，北京极具东方色彩的建筑空间美、乡土生活美、文化艺术美被许多外国作家高度评价。外国人通过穿越城市对城市布局和建筑空间的观察，长时间留居感悟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导向对北京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的理解与认可。在递进的认识过程中，他们的确在北京找到了具有奇特吸引力的，与数百年来关于北京的传闻和内心期待心心相印的东西。外国作家多如柯德士一般，认为“北京是一座令人着迷的城市”，而我“就像一个小人物正惶恐不安地等待着高高在上的部长的召见，或者，像一个年幼的男孩，突然间就要置身于自己阅读过的、童话故事里描述的大森林里”，“北京，就是这样充满神秘地、富有吸引力地坐落在我的前方”。[28]与柯德士一样，多数外国人在来北京之前有一个先验的、存于脑海中的关于北京童话般美好的“理想”印象存在，这一期待视野的形成显然受到了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约翰·曼德维尔等古代游记关于北京和东方描写的潜在影响。因为在外国，尤其是西方叙述和描绘北京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主动向外国人言说北京是什么样，北京在外国人那里没有借中国人的叙述显示自身，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的方式、经历，故而其典型特征是由外国尤其是西方代言而得。外国作家对北京的直接观察和详细描写，多是尽可能印证此前脑海中借由传闻和关于它的知识所呈现的回应性叙事，它远无东方在灵魂深处引起的“神秘”重要。因此，外国作家笔下的老北京，首先是充满东方色彩和异国情调的理想化的东方都市形象，其形成显然不仅受制于作者本人在北京的见闻，亦受制于内心印象式的典型审美想象结构。如果说，北京之于中国作家而言是母亲、故乡、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的象征，那么之于外国作家，更近于美女、他乡、东方乌托邦和异域文化的载体。他们都对北京充满爱恋和赞美，但后者远无前者真挚、纯粹。赞美的背后，中国作家是由衷的爱戴、依恋、坚守、信仰，而外国作家则是裸露的占有、征服、幻想、猎奇，表面相似的感情，其内衬却截然不同。

二、丑化、曲解与“祛魅”的北京

中国作家曾着力表现转型期北京存在的诸多问题。老舍、王度庐、穆儒丐等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和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人的散文都对北京的没落、不文明、苍老、颓废、黑暗、痛苦有极痛切的表现。然而，即便陈独秀的笔下北京有十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不文明行为（《北京十大特色》），李大钊每到吃晚饭时总听见北京市内乞丐沿街叫苦的呼号（《黄昏时候的哭声》），徐志摩视北京为“死城”（《死城———北京的一晚》），中国作家骨子里还是热恋着北京，即便对北京诸多乱象予以披露，也多是为了发现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与之相反，不少外国作家对古都不堪入目的乱象予以披露，消解了他们对北京的赞誉和认同，在民族自尊和文化成见影响下，他们总是将北京描绘得魅力全无。

第一，对衰颓破败的披露。随着城市身份由帝都、国都、故都的转变，老北京的辉煌渐成过去，随之而来的衰败和残破却愈演愈烈。这对来北京寻觅东方都市理想之美的外国人而言，不啻于一瓢冷水，于是他们满怀幽怨描绘了一幅幅灰暗、破落、难堪、魅力尽失的北京“审丑图”。毛姆笔下的北京处处流露衰颓破败：“土坯砌成的茅屋倾圮破落，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穿着破旧蓝褂子的人群”，“古老并有着雉堞的城墙濒于坍塌，看上去就像古画中一座十字军占据的巴勒斯坦城池”，还有街道上的店铺有“一种特别衰败的光华”。[29]房屋、人群、城墙、店铺，这些北京的空间元素被毛姆描述得暗淡无光。鹤见佑辅固然称赞老北京的建筑美和生活美，但同时也有意控制、削减对异国都市的认同。北京城墙在他眼中“到处缺损，灰色的外皮以外，还露出不干净的黄白色的内部，既不及围绕维尔赛的王宫的砖，单是整齐也不如千代田城的城壕的石块”[30]。单说城墙的颓败倒也罢了，还举出法国王宫和日本小城进行比对，更显出外国作家的身份意识与民族自尊心理。德克·博迪的描述佐证了老北京的破败与荒凉，他笔下1948 年的北京与十一年前比“变得更糟糕了”，马路上车辆“又少又慢”；商店里“货物数量少且品种单调”；天坛挤满山西逃难来的学生，祈年殿等皇家建筑“先前的大红油漆已经褪色”，从前光亮的汉白玉“积满了灰土与破瓦”；“整个城市就跟死了一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古代文明的崩溃，很久以来，北京一直是这种古代文明的最后的城池。很难相信，创造古代文明的这种生命力竟然已经走到了尽头”[31]。埃德加·斯诺也将北京看作“命运将尽的一种奇观，一种中世纪的残余”。[32]老北京的衰颓破败或许是不争的事实，但外国人用“死了”“崩溃”“尽头”“命运将尽”等词汇形容，特别是在此前刚对北京的城市空间、生活方式、文化艺术大赞颂歌的背景下，就显得指谬过度、批评过头了，显得既不确切也不公道。中国作家谈北京的衰败无不充满同情和感伤，故都的苍老和怅然至多引起他们的幽怨和不悦，外国作家没有民族主义情感包袱，对北京残破的表现便容易溢出了它的真实范围，他们笔下的北京，不仅伤了它华美的外皮，甚至深扎在土里的根基都已腐烂。

1900年前后衰败的北京（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对落后颓靡的批评。理想的北京形象既已受损，外国人的文化成见和身份意识悄然抬头，他们总是通过攻击北京的缺陷，体现自身的高人一等，于是他们居高临下描绘了一幅幅落后、颓废、有待外国拯救和保护的“乞援图”。小林爱雄对天坛看门人撬瓦片卖给外国人的恬不知耻深感无奈，“中国人极端个人主义的务实倾向，从这些看门人身上也能体现出来。如果来了数百名外国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里的瓦片，那么房顶会在瞬间被扒光。”[33]宇野哲人笔下的老北京，“进入雨季，潦水溢出沟渠，横流车道，传说有误落水中溺死者……道路之上亦极肮脏，彼等家中并非没有便所，然于彼等而言，于青天白日之下出恭，远较狭窄穷迫臭气熏天之便所为强。予曾屡屡于偏僻陋巷街角之处看彼等蹲踞便。过路之人，亦仿佛视而不见……若清晨路过街头，见有扫除之人肩挑木桶清洁道路，而左右人家则屡屡将马桶中污水倾倒路上。”[34]城市排水系统落后，道路极其肮脏，市民当街出恭、随意倾倒污水、全无卫生意识，可见宇野哲人笔下的北京是何等的落后和不文明。谷崎润一郎谈论北洋时期的北京体验：“感觉那里非常黑”，“由于当今的世界就连偏远的乡村城镇最近也安装上了铃兰电灯，黑暗的领域被驱逐，人人都忘记了夜的黑暗意味着什么。我当时走在北京的黑暗中，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夜啊”[35]。当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华灯初上，他赞美的却是北京前现代的纯天然的夜的黑暗，可见在他眼中当时北京现代化进程的缓慢迟滞。横光利一笔下的老北京是这样一座消费城市：极度的颓废郁结，厚重得使人喘不过气。在他看来，巴黎犹如“我思”，是头脑中构建起来的都会，充满年深日久的静谧之美；而北京犹如“我在”，是在不断演变更迭的现实之上堆积成的都会，它的美是“一种如同死亡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北京不断讲述的是“别的国家所根本无法预知攀比的罪孽深重的故事”。[36]在他笔下，北京的魅力在巴黎面前尽失。盗卖瓦片、道路肮脏、不讲卫生、街道昏暗、消费气息浓稠，北京落后的“事实”，在一片轻蔑、批判和挖苦声中跃然纸上。中国作家对北京乱象的批评通常是保留、节制、充满同情的，国人的颜面和民族的自尊使他们揭丑时也有所顾忌，外国作家的声讨是刺耳、毫不保留、充满轻蔑和厌恶的，北京的落后和丑陋正好衬托了他们的先进、文明、高高在上。

第三，对扭曲误解的热衷。北京既已失了原有的魅力，衰败、颓靡、有待外来力量拯救，那么描述北京的权力自然为外国人所拥有。他们在高兴时可以添枝加叶、随意构造北京的美好形象，不悦时自然也可以尖酸刻薄、肆意曲解勾画北京的丑陋图景。真实的北京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外国人拥有对北京赋魅和祛魅之权。对弗里施小说中的彬而言，北京有“闪亮的屋顶、古老的塔楼、戴着黄色平顶礼帽的小人儿们，日常重担在肩的挑水夫在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巷里四处站着闲聊，在那后面，在银波荡漾的海湾里，桥梁和风帆历历在目，莲花开放，蓝色的鸟儿在上空盘旋”[37]。事实上，北京并不靠海，只有几个古代帝王组织挖掘的人工湖，好在弗里施的幻想虽不真切，却极富诗趣，未有贬损之意。与对北京形象的正误相比，丑化、扭曲、抹黑的言论要刻薄得多。芥川龙之介对老北京少有赞誉，多轻蔑之语。在他笔下，紫禁城“只有比黑夜的天空还要庞大的梦魇”；万寿山的宫殿泉石只能佐证西太后品位不高，大理石舫奇丑无比；瑶台满是芦苇，是苦力老婆以时价十五个铜板出卖肉体的卖淫之地；永乐大钟被中国人当作公共厕所；长袍马褂的国学大师辜鸿铭“酷似蝙蝠的脸依然在我眼前挥散不去”[38]。芥川龙之介的见闻记录是特意供给日本读者的，有迎合日本官方意愿在，他自然不太可能长别国志气。毛姆对老北京也充满偏见，他到一位旅居北京的外国人家里做客，女主人的客厅原是一座小庙，因深红色的柱子让她觉得压抑，就在上面糊了层纸。这在毛姆看来，“纸非常漂亮，一点不像中国产的。虽是从当地一家铺子里买来的，却很像是桑德森公司的货。用这种漂亮的粉红色条纹纸一装饰，对房子的感觉就立马欢快多了。”[39]从“一点不像中国产的”和“很像是桑德森公司的货”可见，毛姆在否定中国时又在肯定西方，这种缺乏确定性、似是而非的表述，让北京由他者转化为西方人相对熟悉的对象。毛姆的表述，事实上也说明大多数外国人按既有知识背景看待北京的方式，以及在坚持文化身份基础上的真实态度。外国人关心的不是北京真正的“事实”，而是他们拥有表述“事实”、解读“事实”的权力，他们声称拥有关于北京的知识，即便知识本身并不可靠。萨义德有言：“知识意味着超越一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的推进。……对一个对象拥有知识意味着去统治它，对它施加权威……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知的方式而存在的。并把这种优越性视为一种想当然的存在。”[40]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毛姆笔下粉红色的条纹纸一装饰，女主人的房间立马就能欢快起来。因为外国作家笔下的北京，往往不是它本来是什么样子，而是按他们的认知，在确保自身优越性前提下，被表述为它应该是怎样的。如果说，中国作家笔下的北京是相对真实、客观、显示的北京，那么某种程度上外国作家笔下的北京，无疑是虚构、人为、表述的北京，他们用“虚构的权威”维护了相比于中国的“文明的优越”。

总之，外国人在期待视野得不到满足，理想印象遭遇挫败下，转而热衷于对北京“揭丑”，有的也许是事实，有的则充满偏见和误解。他们热衷于披露北京的衰颓破败，对北京的落后和颓靡予以尖锐的讽刺和批评，对北京形象进行一定程度的扭曲、异化、生搬硬造。在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观察时，北京的魅力尽失，问题不断呈现。对北京的祛魅化表述，与此前充满异国情调色彩的理想化表述不同，表面看来是对同一对象的换调，实质上也充分说明近代以来中外关系的强弱变化，特别是与软弱的中国相比，欧美、日本总是处于强力的优势地位。这种建立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弱关系，将对北京的表述纳入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与西方文化的理性、成熟、发达相比，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代表的北京无疑是非理性、不成熟、落后的。外国人对北京的表述，只有在强弱关系构筑的支配性框架下才能得到“合理”表达，他们的北京经验和言说表面是自由的，实际上无不受到文化传统和政治意识的限制，无形中北京的诸多“缺陷”反衬出外国的“力量”。同样是描绘北京的缺陷和问题，中国作家往往结合所见所闻以同情之语气就事论事，旨在引起当局注意和市民关心。外国作家对北京的祛魅化表述，远远超过了北京存在的问题本身。以“弱”代替“异”，以贬损与批判替换膜拜与赞颂，以纷纭乱象凸显有待外力拯救的“事实”，都说明他们寻找理想北京的内心图示背后隐藏着有关权力争夺的群体意识。因之，中外作家表述同样的问题北京，即便显在的问题大同小异，其出发点和味外之旨也迥然不同。

三、同化、拒斥与“自我”的北京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北京开始艰难的现代转型。与同期的上海、天津比，北京转变太慢，显得不够摩登。但到了民国时期，保留帝国时代空间结构的北京“毫无疑问已经是座现代城市”[41]。此时的北京容纳古时和现代，但诸如老舍、林语堂、张恨水、王度庐等中国作家，往往执着于塑造传统的文化古城和田园都市形象，对北京有限的现代形象多避而不谈，他们要么如张中行一样，认为北京比不上天津和上海等有洋房和摩天大楼的租界城市，“假如你到北平去找华丽的大楼，那你只有败兴”[42]；要么和徐訏一样，认为在北京住家会对现代文明失去兴趣，“住惯北平的对于上海马路上机械的，理智的，死板的东西怎么会不讨厌？北平是满街满弄都有诗意和爱情的！”[43]在他们看来，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不够高，其魅力并不在此，故他们对北京的现代形象是爱惜笔墨的。

与许多中国作家对北京的现代形象有意避而不谈不同，外国作家对北京的现代化进程尤为敏感。他们对北京东西杂糅、传统与现代并峙的城市空间的看法，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一部分外国作家乐于享受北京现代化带来的诸多便利，作为北京现代化的参与者、见证人，他们肯定、认同了北京的现代化转型；而另一部分人对北京的西化全无好感，认为北京的现代化严重破坏了其寻觅的东方古都之美，除了表述西方的政治强力，他们提不起一丝兴趣。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背景下文化身份的含混不清：或是民族中心主义者，或是世界主义者。在外国作家的潜意识中，北京正完成由异域空间向潜在殖民空间的转变。

第一，对推进现代化的理解和认同。一部分外国作家对北京有限的现代化城市形象颇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北京学习西方城市文明的努力是值得鼓励和认可的。德富苏峰对北京的现代化颇感吃惊，“一进入北京首先注意到的是通衢大道得到了改善”，中央公园“不仅道路两旁而且树下湖边都放着椅子，到处都是一群一群新时代的年轻人，不由得让人怀疑北京是不是一下子变成巴黎了”。[44]在庄士敦看来，北京“正在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伟大民族的首都地位。这个城市的大学中，聚集着渴望变革的学生，他们正怀着不顾一切的急切态度，将现代科学和哲学，与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来夺取过去被儒家传统和腐朽圣贤们占据的领域”[45]。阿灵敦等认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很现代化，值得一看，它是北京城里少有的、将中国建筑风格与西洋现代结构与技术完美结合的现代建筑之一”[46]。莫理循这样描绘1916年的北京：“除非通过历史遗迹，否则你简直无法认出北京。碎石子铺成的道路，电灯，广场，博物馆，各种各式的现代建筑，其中一两座在规模上可与白厅媲美。”[47]城市道路的改善、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建立，形形色色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种种迹象都表明外国人对北京现代化持认可态度，即便这种认可是个体性和表面化的。“当西方所攫取的东方领土进一步增加时，西方人对一个显在的、现代的东方的寻找就显得越来越急迫和紧要。”[48]表面上看，作为个体的外国人对北京的现代化过程充满理解和认同，北京被定义为“受惠者”和“好学生”。作为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在颂扬北京学习西方而获得的“优点”时，也在分享他们自身拥有这些优点的快乐，而北京实际上也就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北京”。与之相反，中国作家以有限的热情表现北京现代化进程时，多强调帝都在时代浪潮影响下不得不改变的逻辑上的被动，压迫性的改变使中国作家对待北京现代化的感情是复杂的，总是目光游移、内心受挫的。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对破坏东方美的排斥和厌恶。以西方为首的外国人对北京的现代化进程尤为敏感，一方面，他们认为北京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正在由“它者”“野蛮人”变成自己人；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结果是蹩脚、丑陋、滑稽的，北京的魅力正在于其“未开化”和“已落伍”，在于其悠久的传统和历史。然而，“欧洲人把一个统一的文明模式强加给世界的时候，也剥夺了遥远国家的魅力和诗人们的梦想”[49]。喜仁龙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现代建筑十分厌恶，因为他们破坏了古城墙的风韵，“这些倨傲的新客，完全无视古老的城墙，耸立起一座座高于城墙的楼房和山墙”[50]。清初南怀仁神父建立的古观象台，对他来说，只是“一座很平庸的半洋式砖造建筑”。古老北京雄奇壮丽的图画美，如今被各种各样的西式建筑肆意破坏，这让他感到惋惜和愤恨。许多设有廊子和花园的古老住宅，被半新式的三、四层砖制建筑替代，古老街道为适应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交通被拓宽，为铺设电车轨道，皇城华丽的宫墙被拆毁……这些都让他感到痛心。对他来说，“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高耸于这些古墙之上，像一个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51]。可见，现代建筑对传统城市空间的破坏，令他感到遗憾。但同时他也默许了这些丑陋、倨傲的洋式建筑所代表的西方势力和殖民霸权，只有它们才可以挑战和破坏北京传统的都市空间结构。青木正儿对北京商店不再悬挂幌子的行为颇为感伤，“新店多已倾向于改用文字招牌，风流全无，不似幌子风趣易懂，不识字的小孩也能明白”。[52]由此可知，许多外国人对北京的现代化心生龃龉，这些殖民现代性的产物，不仅蹩脚、丑陋、不伦不类，还严重破坏了他们心中“东方帝都”的诗意和浪漫。中国作家至多嫌弃北京不如上海、天津摩登，但潜意识还是希望北京未来能够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文明、现代，他们对北京有限的现代市政建设多持肯定态度。外国作家对北京学习西方时“画虎不成反类狗”的严厉批评，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瓦解北京传统魅力的拒斥，与中国作家的态度颇有不同。

第三，对实现殖民意图的追求与坚持。萨义德说：“欧洲来客最关心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53] 这话很有道理，但不够准确，用在老北京身上，应该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当代命运的强力表述更妥当。柯德士笔下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豢养”的一批中国警察，对本国人“放肆鲁莽、不讲客气、毫不顾忌地频频挥舞他们手中的警棍”，对外国人“毕恭毕敬，勤于帮助”，“他们非常清楚，是谁在供养着他们”。[54]这充分说明，被殖民化的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丧失，以及对帝国主义强权的“臣服”。小林爱雄在使馆的对话，也显示日本作为殖民帝国中的后来者对北京乃至中国的真实态度。他说：“无论从长江各国轮船的竞争看，还是从列国在北京的格局看，还是从各国商人在各大都会的活动状况看，都应该有更多的日本人研究中国，来中国开发事业……每年以五六十万人的速度增长的日本人，将来埋放骨灰的青山，除了中国还有哪呢？……你回到日本后，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同胞，赶快研究中国，赶快来中国，赶快在中国开发事业。而且一定要热爱中国。”[55] 从“竞争”“格局”“活动”“开发”等殖民词汇以及将中国视为埋骨之地，不难看出：在近现代以殖民文化为背景的外国人来中国、研究中国、开发中国，绝不是简单的“热爱”中国，通过获取关于中国的知识，帮助母国将中国变成本国的殖民地，才是其内心的真实意图。如此，北京自然变成他们表达殖民意愿的意象和载体，北京被表述为不再是中国人的，而是属于外国人“自己”的。

与中国作家的有意回避不同，外国作家不仅对北京现代形象详加描绘，在情感上还存在着对立、互质、矛盾的倾向。一方面，他们对北京的现代化进程十分敏感。在他们看来，北京的现代性是建立在西方施舍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北京的现代性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西方是理所当然的导师，他们理所当然分享着这种“教化”的乐趣，对现代北京颇多赞许。同时他们又觉得北京学习西方的结果通常是蹩脚、丑陋、不协调的。他们并不喜欢北京城不中不西的现代建筑，对他们来说，北京的魅力正在于其逐渐消逝的旧传统，糟糕的现代形象除了彰显西方拥有主宰中国命运的强力，让他们提不起一丝兴趣。北京是他们有意选择的结果，他们笔下的北京不完全是真实的，而是经过选择、裁剪，最终投射内心影像的产物。这种表述的最终目的，是立足于殖民时代的文化语境，竭力维护殖民者的强势地位，实现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彻底殖民化。

凯文·林奇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56]整体考察近现代外国作家笔下北京形象的相似性，将作家个人的北京印象予以整合，即能发现北京在外国作家笔下的公众印象大致由理想、祛魅、自我三重面影构成，当中混杂着喜忧参半、爱恨交织、纠结矛盾的情感。这种与外国人身份保持高度一致的北京想象模式，不仅深刻影响着每一位踏入北京的外国人对城市特性及其感觉的表述，也提前预设好了关于北京的文学形象所应得出的“标准”答案。正如萨义德所说：“每一关于东方的作品都会使自己与其他作品、与读者、与公共机构、与东方自身紧密关联在一起。”[57]这种紧密的联系，不仅造成了近现代外国作家笔下的北京书写是“互文性”的，可以互相解读、彼此诠释，亦意味着制造这一系列文本的本意，是满足外国读者需求、迎合传媒出版机构的意愿，服务于殖民活动和国家、民族的权力意志。当北京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被有意塑造为美丽而虚弱，渴望现代化又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去实现的形象时，无形之中完成了主体对客体的“合理”代入。北京乃至中国，渴望、且亟需被外来力量所征服、所拯救的表述，深埋进了他们关于城市的每一个描述性词汇之中。城市的性状如果恰好印证这一逻辑当然很好，如果存在矛盾和分歧，就宁可加入偏见和误解去“纠正”根本性质的“走调”。正如科林·麦克阿瑟所说：“城市总是关乎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它深受叙事的影响，不断在定义与重新定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58]特定的作家立场、修辞策略，被“约定”乃至“要求”反映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调和了北京文学形象中“异与弱”“美与丑”“誉与损”的配比，并最终改变、扭曲了城市本来的面貌。

上下滑动阅读更多内容

注释

[1]李永东：《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2]相关成果可参见赵园：《城与人》，陈平原、王德威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张鸿声主编：《北京文学地图》，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

历史与记忆》等著作。

[3]参见吕超：《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4]王兆胜：《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

[5][40][48][53][54][57]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1、40、283、1、2、27页。

[6]吕超：《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7][56] 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项秉仁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9]维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梅斌译、郭宏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14页。

[10][50][51]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许永全译，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7、29页。

[11][3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7、9—10页。

[12]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13][19][30] 鹤见佑辅：《北京的魅力》，《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北新书局1928 年版，第249、259、247页。

[14][2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5页。

[15]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6页。

[16]郁达夫：《住所的话》，《文学》1935年第1号。

[17]山本市朗：《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胡传德、郑泰宪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18]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页。

[20]西德尼·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邢文军等译，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49 页。

21_24_44_ 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刘红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1、79、81页。

[22][52]内藤湖南、青木正儿：《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王青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3、124页。

[23]张鸿声：《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5][38]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1、156 页。

[26][33][55]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李炜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96、98页。

[28]柯德士：《闲置的皇城：20 世纪30 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王迎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9][39]萨默塞特·毛姆：《在中国屏风上》，唐建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31]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9—17页。

[32]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35]谷崎润一郎：《恋爱及色情》，《阴翳礼赞》，陈德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75—76页。

[36]横光利一：《北京与巴黎》，《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22—128页。

[37]马克斯·弗里施：《彬：北京之行》，张佳珏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41]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323页。

[42]张玄（张中行）：《北平的庙会》，《宇宙风》1936年第19期。

[43]徐訏：《北平的风度》，《文学》1934 年第1 号。

[45]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46] L·C·阿灵敦、威廉·卢因森：《寻找老北京》，赵晓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 页。

[47]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檀东鍟、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

[49]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58]科林·麦克阿瑟：《中国盒子与俄罗斯玩偶———寻找无形的电影城市》，大卫·克拉克编：《电影城市》，林心如、简伯如、廖勇超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25页。

作者简介

张伟，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文化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NjU1OTEzNg==&mid=2247492967&idx=1&sn=bee20359d772a6517a22a4c2784cd38c

现当代文学通讯

发布现当代文学及相关学科学术论文、热点话题文章、经典文学作品、学术会议信息、刊物征稿启事、招聘信息等，希望成为全国现当代文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者、爱好者的学术文摘、资讯平台。每周日出刊，增刊及消息则不定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