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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艳，笔名王珞，1975年生，山东淄博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戏剧影视文化。出版专著《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编选图书《沈从文评说八十年》《名家图说贾宝玉》《名家图说王熙凤》等多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期刊、报纸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自2009年起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地区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等多项省部级科研、教学项目，在女性文学、北平左翼文学、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领域较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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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1937年既是北平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新文学的北平书写趋于自觉的时代。如果说京派作家笔下的北平更多是一种具有精神乌托邦意义的文化鉴赏，那么左翼作家笔下的北平则是现实忧思的产物。无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上海左翼作家笔下的颓废“古城”，还是“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左翼作家笔下的“危城”与受难的“母亲城”，都以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作者强烈的生命体验，成为北平形象建构与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描写北平的文字,由国文到外国文,由元代到今日,那是太多了,要把这些文字抄写下来,随便也可以出百万言的专书,现在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1]，张恨水的这段话形象地道出了北平言说的困难。的确，作为八百年国都及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与包容性的城市，北平历来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的眼光，关于它的文字亦可谓是汗牛充栋。这其中，自1927年沦为故都至1937年北平沦陷的十年时间所留下的文字，更因北京历史境遇的特殊性而别具丰富性与复杂性。孙福熙：《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6月版
1927至1937年既是北平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新文学的北平书写趋于自觉的时代。国民政府的迁都、文人与文化机构的南下、“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由“故都”沦为“危城”与“边城”的境遇，都刺激作家以理性的眼光去省察这座本就有着无数言说可能的城市。活跃于二三十年代文坛的写作者，无论是政治立场激进的左翼作家还是士大夫情趣浓厚的京派文人，抑或是倾心于“纯诗”探索的现代主义诗人，以及老舍、张恨水等很难用任何一种流派来概括的作家，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北平书写文本。孙福熙的《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6月）、昧橄（钱歌川）的《北平夜话》（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3月）、林庚的《北平情歌》（风雨书社，1936年2月）与陶亢德编辑的《北平一顾》（宇宙风社，1936年12月。该书脱胎于《宇宙风》杂志的“北平特辑”，作者有周作人、郁达夫、老舍等人）等作品的先后出版，更使这一时期北平的文学形象得到了规模化的集中展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赵园的专著《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2年、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另外2014年该著亦作为“赵园作品系列”之一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和姜德明编选的《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三联书店1992年初版，2009年该书以《梦回北京》为书名再版、所收篇目有小幅增减）为肇端，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书写逐渐成为文化界的热点现象，不仅各类有关北京的文学选本大量出现，学术界也涌现出大批厚重的研究成果[2]。经由这些成果，民国北京各个阶段的文学形象均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呈现，其在1927～1937年的文学形象，更因作品文本数量的丰富与作家文字的隽永而在这些选本与论著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检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相对于以老舍、张恨水及京派文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北平书写的广受关注，左翼作家尤其是1930年代北平左翼作家的北平书写则处于某种被忽略状态[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北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鉴于此，本文引入前人关注较少的左翼作家的北平书写文本进行集中考察，希望借助这些作品中的北平形象，为1927～1937年间北平形象的建构与记忆提供必要的参照与补充。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构成1927～1937年文坛格局的主要力量是左翼作家和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人，二者既在思想立场、生活体验、知识结构、艺术观念、叙述对象及写作手法上几乎形成了全方位的对话关系，又同时对1927～1937年间的北平投入了相当自觉的关注。因而，在对左翼作家笔下的北平形象进行观照之前，我们不妨先对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人笔下的北平形象进行一个简单的对照性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说京派作家的北平书写更多的是一种具有精神乌托邦意义的文化鉴赏，那么左翼作家的北平书写，则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凋敝现实的时代忧思。对于这一点，当年的京派作家与左翼批评家均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
玄玄（朱自清）《南行通信（一）》，《骆驼草》第12期，1930年7月28日
1930年7月，两年前觉得“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漩涡或火焰还远”但同时也感到“枪与炸弹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时候，总之是要来的”[4] 的“逼迫”与“围困”的朱自清，在南下回乡途中发表了集中抒写其北京体验的《南行通信（一）》。文中写道：“我所称赞的似乎只是封建的遗存，是‘布尔’或小‘布尔’的玩意儿；而现在据说非‘普罗’起来不可，这可有点儿为难。我实在爱北京……我没有或不能获得‘普罗’的‘意识形态’，我也不能‘克服’我自己”[5]，隐隐呈现出左翼文学对话的姿态。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朱自清将“北平”称作“意想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
北京第一好在大。从宫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树柳树到槐树柳树下的道路……一个人到北京来住，不知不觉中眼光会宽起来，心胸就会广起来……上海也是五方杂处的都会，但它仅有工商业，我们便只觉得烦嚣、恶浊了。上海人有的是聪明、狡猾；但宽大是他们不懂得的。北京第二好在深。我们都知道北京书多。但是书以外，好东西还多着。如书画、铜器、石刻、拓片，乃至瓷器、玉器等，公家收藏固已很丰富，私人搜集，也各有专长；而内阁大库档案，是极珍贵的近代史料，也是尽人皆知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美术的文物荟萃于北平；这几项的人才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北京的深，在最近的将来，是还不可测的。北京第三好在闲。假如上海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北京便是代表中古的。北京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北京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6] 《南行通信（一）》发表于创刊号中明确标榜“不谈国事”的京派文学大本营《骆驼草》杂志，也大致代表了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人对北平的看法。正如朱自清在文中将北平称为自己“没有走就想回来”的“精神上的家”一样，北平于他们而言不仅是有形的生活居住地，同时也是无形的精神家园。北平的“大”、“深”、“闲”关联着它的“宽阔”、“古雅”与“从容”，而这种宽阔、古雅而又从容、悠闲的城市形象，其实是1930年代文人用以对抗现代化进程中的喧哗与躁动的审美“乌托邦”。这样的北平形象，与其说是写实的，毋宁说是情感的与理想化的；与其说是现实的，毋宁说是历史的与文化的。这种文化乡愁式的书写方式，成为京派作家北平写作的主导倾向，在他们的文本中被反复呈现。比如，京派文学的主将周作人，在20年代至40年代先后写下了《北京的茶食》《〈燕京岁时记〉》《北平的春天》《北平的好坏》《北京的风俗诗》等文字对北平的饮食、气候、风物、文化等进行细细的赏鉴。这其中，1936年6月发表于《宇宙风》“北平特辑”上的《北平的好坏》一文，集中代表了周作人对于北平的看法。在周作人看来，北平最好的除了“气候”，就是“人情”，“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大方，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边包含着宽容与自由”，而他最反感的，则是北平的“京戏”以及京戏借“无线电”而“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硬听不可”的“霸道”。可见，周作人对北平的喜好，是它的“宽容”与“自由”契合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对北平的“不喜”，也是由于在他看来蕴含了中国旧文化的糟粕的“京戏”的传播。无论“喜”与“不喜”，均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对于1936年北平沦为“边城”与“危城”的情势，周作人在开头和结尾亦含蓄地表达了意见，语气由始至终是轻描淡写的：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北京仍是喜欢，小孩们坐惯的破椅子被决定将丢在门外，落在打小鼓的手里，然而小孩的舍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
……
这真是把破椅子了，放在门外边，预备给打小鼓的拿去，这个时候有人出《北平特辑》，未免有点不识时务罢，但是我们在北平的人总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于烦忙中特为写此小文者，盖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7]知堂（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宇宙风》第19期，1936年6月16日 将随时陷于虎狼之口的北平比作“预备给打小鼓的”“拿去”的“破小椅子”，感觉不到一丝忧愤与沉痛之气。这种见不到一丝血气的平和淡定，既是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典型气质，也吻合于杂志《宇宙风》“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风格。类似的情形亦见于该刊另一期《北平特辑》登载的郁达夫名文《北平的四季》。从文末“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8] 的祝愿，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北平危局的忧虑，但这种忧虑并没有成为作者的主导情绪，而仅是点到即止的侧面暗示。郁达夫在文中所倾力表达的，依旧是与1934年《故都的秋》相类似的对北平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的爱恋与礼赞：
统观北平的四季，每季每节，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冬天是室内饮食奄息的时期，秋天是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至于各节各季，正当移换中的一段时间哩，又是别一种情趣，是一种两不相连，而又两都相合的中间风味，如雍和官的打鬼，净业庵的放灯，丰台的看芍药，万牲园的寻梅花之类。[9]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
可见，在朱自清、周作人、郁达夫等作家的笔下，北平的魅力，除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还关联着悠闲舒适、美丽和谐等具有浓厚古典意味的“象牙塔”式生活情态。正如林语堂后来所指出的，北平“代表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10]。在普罗大潮的冲击下，作家本人对这种“桃花源”式的生活情态多少也会感到压力，但并不会因此放弃对这种生活情态的爱恋与持守（如朱自清在《那里走》和《南行通信（一）》中所自我解剖的）。左翼作家对他们的诟病，往往也正在于此。 1935年，在为左翼作家澎岛的小说集《蜈蚣船》撰写的书评中，胡风即以“‘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为题，表达了对“京派”文人只见风雅而对“‘粗鄙’而热辣的人生”视若无睹的批评。在他看来：
所谓“京派”文人底生活大概是很“雅”的，或者在夕阳道上得得地骑着驴子到西山去看垂死的落日，听古松做龙吟或者白杨底萧萧声，或者站在北海底白塔上望着层叠起伏的街树和屋顶做梦，或者到天坛上去看凉月……。
然而北京或北方终究竟是在这个大地上，而终竟是这个中国底一角，生活在那里的文人，只要是血肉的身子，也就不得不是社会底一员，各各过着好过或难过的各种中国人底生活。北方当然有风雅的文人，但也绝不会没有粗野的作者，犹如那里有精美的庄园但同时也有茅房土洞一样。[11] 胡风上文中所说的“粗野的作者”，即是为他所欣赏的、我们后文将要论及的一些左翼的青年作家。在他看来，他们的作品“能使我们得到一种纯真的情热，在我们面前展开未开拓的生活领野，提示了更高的反映这种生活的艺术的要求”[12]。如果说京派作家笔下的北平是浸润了作家审美理想的宁静、诗意的“故都”，那么左翼作家笔下的北平，则是充满了历史沧桑尤其是现实伤痕的颓废、乱离的“古城”。正如寒谷在《古城》中所写的：这古城，
像个没有脚的老人，
在脸上写着多少离乱酸辛，
满腔荒凉的往事，
夜夜伴着星月呜咽。
又是一阵塞外的狂风，
老人脸上添了新的泪痕，
急忙伸出瘦削的两手，
抱紧了羔羊似的孩孙，
怀着一颗颤抖的心。[13] 诗中“没有脚的”、脸上布满“离乱酸辛”、“荒凉的往事”与“新的泪痕”并陈的“老人”，既是北平沉重历史的写照，也象征它危机重重的现实，充满了衰朽的气息。当然，将北京比作“老人”的意象并不始自寒谷，早在萧乾写于1932年的散文《古城》中，也出现了“古城如一个臃肿的老人，盘着不能动弹的腿，眼睁睁守着这一切”[14]的的比喻。在季剑青看来，这个比喻“表达了作者对北平这座城市命运的深深忧虑”，“构成了一种固化的形象，它使得作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古城这个对象，同时投之以冷峻的审视和批判的目光”。[15]寒谷诗中的这一“老人”形象与萧乾散文中的“老人”具有同样的修辞效果，同时也更加直白和指向清晰，“瘦削的两手”、“羔羊似的孩孙”直接点明了北平任人宰割的命运。的确，较之老一辈的作家更多的以“故都”来表达他们的文化眷恋，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则更喜欢以“古城”来表达他们对这座城市审视与批判。除了左翼作家，“古城”也是林庚、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等北平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中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意象，“它不仅是对北平历史地位的客观概括，同时也倾注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民族和传统等方面的深刻感情和思索”[16]。所不同的是，北平现代主义诗人的“古城”意象大都蕴含着对北平历史文化的反思，而左翼作家的“古城”书写，则更聚焦于倾颓衰败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带给他们的或焦虑愤激、或沉闷窒息的心灵感受。无论是身处上海的左翼作家，还是生活在北平的左翼作家，他们笔下的北平都有着这样的特点。 “故都确实是老了。到处布满了尘埃，真实看不到新气象。死寂，沉闷充溢在这座古城。文坛上偶尔也能看到些零星的小刊物，然而不是空虚，就是太口号标语化。这古老的北平似乎是再也挣扎不起来似的”[17]、“古老的北平，随着国都南迁，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萧条，不景气；简直将要由古老走向死寂了”[18]，这两段文字以读者来信形式刊载在北方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上，同时也代表了左翼作家对北平的基本印象。无论是由北平迁往上海的鲁迅、丁玲、张天翼，还是被迫从上海迁往北平的谢冰莹，他们笔下的北平形象都是与死寂、沉闷、萧条等词汇密切关联的。《文艺月报》第1卷第2号，1933年7月15日
鲁迅1929年5月由沪回平探母，在二十二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北平久不下雨，比之南方的梅雨天，真有‘霄壤之别’……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烦扰险恶，大不相同”、二十三日又写“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激，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19]。由“沉静”、“安闲”、“霄壤之别”可以见出鲁迅在北平的生活体验与周作人等京派文人是一致的，但其情感向背却有鲜明的差异。周作人已褪去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而换之以老僧入定似的“冲淡平和”，故而喜欢北平的安闲沉静，但鲁迅始终保持着其作为“战士”的激情和斗志，因而依旧回到“虽有烦扰，但也别有生气”的上海。这样的情感态度，在丁玲、谢冰莹、穆木天、张天翼等人笔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丁玲这样记叙她在北京的生活： 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20]丁玲与胡也频
由于感到精神上的苦痛，丁玲做出了离平赴沪的决定；而另一位同样出自湖南的激进女作家谢冰莹，则被迫做出了相反的选择。1929年，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谢冰莹接到了三哥资助其赴平读书的信与汇票，但她并不情愿：“虽然穷到连四天吃一顿饭，每天吃两个烧饼都不可能，我仍然愿意留在上海喝马路上的西北风，而不接受他的津贴到北平去”[21]，因为她“对于亭子间里的穷困生活，感到莫大的兴趣”，在她眼中“这里的一切都是活跃的，进步的。比方你几天不到四马路去，那些书店里又摆上了一些新出版的书刊。我对于读书写作的兴趣也非常浓厚，上海在当时的确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也是文人们快乐的摇篮”[22]。作为文化古城及高校林立的大学城，北平虽然也是文人荟萃之地，但它并不符合谢冰莹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期待。她所期待的北京，是在北伐途中所想象的：“那么清华园，海甸，一定是我们的‘天乐居’了。……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到了北京，定能使北京成为红色的北京，快活的北京，革命空气布满全社会的北京”[23]，但事实上的北京，却只是成仿吾笔下的“白化的都会”： 那个讨赤的首都，一个白化的都会。那儿有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那儿有我们的北新书局，那儿有我们的无数的，没有课上的大学堂里念书的，未来的文人学士，景象萧条的白都，连学校的门都是紧闭着的，城外的战云是密布着，城内的居民是伤尸般的呆望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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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谢冰莹
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南迁，北京由“白都”成为“故都”，其在“萧条”之外更添沉闷，穆木天和张天翼即不约而同地写到了北平给人的窒息之感。在穆木天的《我的文艺生活》中，作者写自己初从日本回国时由于“想要古典的原故”来到北京，但他不久即感到“北京生活是大失所望了。我完全在沉态中住了两年。这对于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在北京，我却认出布尔乔亚生活的破绽。然而是太晚了！所以，我离了那一个死的故都”[25]。张天翼则在小说《空虚到充实》中将北京作为“空虚”的代名词。小说写北京的天气：“早起就刮着风，那风劲，简直打算将整个北京卷跑，天上密密地堆着黑云，令人气都喘不过来”——既然刮着“将整个北京卷跑”的大风，那么“令人气都喘不过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作者这里所写的，未必是自然的天气效应，而是小说人物的主观心理感受；后面的部分则更直接：“他想这悲惨的北京实在叫人无法‘呆’下去了,他应当马上离开北京,马上。他认定北京的生活是太黯淡,太灰色,无论你怎样搬公寓还是使你厌倦得要呕。白天虽然比夜晚安宁，但有时老觉得有什么刺着他，他像感到一种预兆似的，霍然想起怕会有什么不近人情的灾难临到他。如果再在这空虚里因循过下去,他得死” [26]。虽然主人公荆野在离开这座城市时也感到留恋与不舍，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可是北京，就是‘斗’不出一点劲儿”而离开了这座城市。张天翼借小说人物的感受，写出了北平政治上的高压和沉滞的文化氛围对革命青年的压抑，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左翼作家对北平的观感。 可见，在鲁迅、丁玲、谢冰莹、张天翼、穆木天等左翼作家的笔下，北平的形象是与空虚、沉闷、萧条、死寂等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产生这种感受的根源，固然与北平丧失国都地位后在经济与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没落境况不无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由其政治上的高压而导致的文化萧条。以1926年“三一八惨案”、1927年李大钊遇害与《京报》被封为标志，北京的政治气氛空前紧张。随着鲁迅、胡适、林语堂、徐志摩等大批文化名人的南下，北新书局、《现代评论》、《语丝》等报刊杂志相继迁沪。相较于上海期刊出版事业的繁荣以及上海作家依托租界庇护而获得的较大的自由空间，北平的文化事业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日趋逼仄，这必然使立场激进的左翼作家产生压抑之感。这就无怪乎谢冰莹用“可怜”二字形容自己这一时期在北平的写作生活——“提到文章，实在太可怜了，为了言论过激，一些大报纸的副刊都不敢登我的作品，有位在华北日报当编辑的友人曾经好几次对我说：‘你写一点软性的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文章不可以吗？’‘笑话！我离开革命还能生存吗？’这是我给她的答复”[27]。虽然谢冰莹晚年对自己曾经的左翼身份讳莫如深，但无论是其这一时期参加北方左联的经历还是写下的作品，都镌刻了一名革命作家的北平记忆。对照其1947年在《北平之恋》中对北平的印象——“北平，好像是每个人的恋人；又像是每个人的母亲，她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吸引着每个从外省来的游子。住在北平时还不觉得怎样，一旦离开她，便会莫名奇妙地想念起她来”[28]，大致可以想象其在二三十年代对北平的观感，基本无关气候风物或是日常生活，而是与其文化气氛有着直接的关联。1930年左右，随着胡适、顾颉刚等知识分子的陆续北上，沉滞的北平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这批归来的知识分子，多数属于学院气息浓重的学者型知识分子。此种情形下，北平既已无法恢复“五四”前后思想界“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即便是二十年代初中期“语丝派”/留日派与“现代评论派”/英美派论争的局面也因鲁迅南下及周作人转向而导致的“语丝派”的瓦解而不复存在。如果说“五四”前后的北平文化界更像波涛汹涌的浩瀚大海，而此时的北平文化界则更像是一潭深沉的静水，其更适宜于象牙塔式的学院文人的生存，而对立场激进的左翼文学不无消解作用。也正因如此，在1927至1930年代初期左翼作家的笔下，北平的形象中被更多地赋予了沉闷、颓废的意义。当然，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北平没有左翼文学的开展或是左翼作家在北平没有生存的空间。作为名校荟萃、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学城，北平吸引着全国青年的眼光，而这批青年，成为3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的重要力量，北平在他们的笔下，也呈现出不同于上海左翼作家的风貌。
谢冰莹：《北平之恋》，载姜德明编《梦回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314页
不同于京派作家以赞美北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乡愁，也不同于移居上海的左翼作家对北平沉闷、黯淡的革命空气的不满，生活在北平的左翼作家由于其激进的政治立场和在地性的生命体验而对北平有着更复杂的情感态度。如果说移居上海的左翼作家对北平的态度更多的属于“恨其不争”，那么身处北平的作家对它的态度则是一种混合了爱意的 “哀其不幸”。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北平时局的严峻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左翼作家开始以一种更具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态度来审视曾经被他们视为包袱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北平也在他们笔下呈现出更为多元和复杂的形象。正如1932年赵宗复在《给》一文所写的： 就如“九一八”事件吧，我在太原时，以为不过如中国古代所学的蛮族的侵略一般的一个国耻而已。读外边杂志所说“九一八”的危险性的文章等，认为是过甚其辞。但来平后，便认识了现在世界的危机，“九一八”确是可以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假如资本主义不倒的话。帝国主义一向在我们的思想中，是可怕的可恨的，但究竟如何可怕可恨，我们在太原不能感到。在这里我看过《西线平静无事》一部电影，描写帝国主义下战争的残酷，在太原大约看不到，可以买这本书看看。在北平东交民巷，外国军警雄赳趔，气昂昂，踱来踱去。中国人经过这条街时，自行车不许响铃，洋车不许按喇叭。军人不能武装通过。哈德门大街旁边，外国军队在练操；朝阳门外，美国兵、日本兵在打野操，枪声炮声，终宵齐鸣。甚至日本兵白昼在王府井大街演习巷战，我听了我看了，我流泪了!
……
北平是有意味的。北平是活的，动的，变化的，固然如此，从另一方面看去，北平的“腐败”、“堕落”、“旧社会的卑污”、“官僚军阀的气焰”……不过不久均将成为过去，他们掩饰不住北平的“新的跃动”。[29] 因而，在赵宗复等北方左翼青年的眼中，这一时期北平的形象是充满矛盾的，它既是“有意味的”、“活的，动的，变化的”，同时也充满了“腐败”、“堕落”、“旧社会的卑污”与“官僚军阀的气焰”。北平在他们的笔下，也成为“污秽的中国社会，满地荆棘的中国前途，危机四伏的世界”[30]的缩影。王西彦的《蛊惑：古城景之一》、《失掉了女儿：古城景之二》、《长夜：古城景之三》、李辉英《古城里的平常事件》、《古城月色》和澎岛的《古城纪事》等小说作品，均聚焦于北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有的出之于平静（如李辉英）、有的出之于忧郁（如王西彦）、有的通篇使用含而不露的讽刺语气（如澎岛），但都写出了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悲苦与辛酸。此外，王西彦尚有直接写日本人在城内飞扬跋扈、大炮飞机压境而人们仍沉浸在北平“和平与美丽”的幻觉中的散文《和平的古城》，文字间充溢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愤慨与无奈。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反映“一二九”运动风云的《“一二九”前后——一个大学生十三天的日记》（齐同）与《故都进行曲》（白晓光）以及写日军以一匹马为由发起挑衅、最后竟导致中方营长革职、全营调防的丑剧的报告文学《丰台的马》（魏东明执笔、莫蓝等人集体创作），都为沦陷前夕的北平留下了真切的时代面影。 由于对文学的现实斗争性及文艺大众化的推崇，报告文学成为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中备受青睐的一种文体形式，涌现出大量密切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在众多反映沦陷前夕的北平时局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在茅盾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北平 天津”卷中位列第一的《这一日的北平》颇为引人注意。虽然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聚焦的也只是北平1936年5月21日凌晨至夜晚的一个横截面，但由于采用了电影蒙太奇式的叙述手法，依旧传达了相当丰富的时代信息。文章开头，作者先以客观的、俯瞰的、快节奏的全景手法描绘北京城中心的夜景：“夜半,亨得利钟表行底 Neon Light广告落在王府井大街上像一片血,一闪一闪地,红光里扯出北京饭店一串渺茫底Jazz乐底歌声……过一会,西什库顶大底教堂里蜡烛忽明忽灭地亮着,十字架附近底钟塔上响着十二点半底宏亮而又沉重底钟声”。广告、JAZZ乐、教堂、钟声，勾画出与穆时英笔下的《上海的狐步舞》相类似的城市景观，而这种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恰恰是其他书写北平的作品中所很少观照到的。如果说这样的生活场景并不难在其他的现代化都市中找到，那么接下来的铁路车站则被打上了1930年代北平的鲜明烙印： 两点十五分,平绥路清华园北十四孔桥地方,黑暗里忽的进出一声响,接着飞起了一串炒爆豆似的连珠的枪声,有人晃着手电筒象一条长蛇,五个短衣的汉子在偷割电线…… 比这略早几分钟,一列从天津奔来的北宁第XX次钢皮车喘着气滚进东车站……从车里吐出来的客人一眼瞧见广泰五金行触目的霓虹灯广告,心里想:“北平真的睡着了!”[31]。辛不留（朱自清之子：朱迈先）：《这一日的北平》，《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八﹒二页
这段话烘托出危机四伏、充满喧哗与躁动的城市氛围，但在这样的气氛中，却是“北平真的睡着了”。这个一语双关的句子，既饱含了作者对北平命运的忧虑，同时也传达出其对整个城市的麻木与僵化氛围的不满。文章结尾的三个自然段，则将日军压境的威胁直接和盘托出： 天渐渐的黑下来,七点钟,晚报的标题用大字印着:“宋定日内赴察”,“萧定今晚返津,欢迎×驻军司令田代”。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五色的电灯亮得象一串花圈,献给这古城的最后的花圈。在路旁,华昌号绸缎店的无线电播音机用怪声怪气的嗓子嚷:“苏三……离了洪桐县……”
有人静静地想:“五月,血的五月呢!”有人在流着眼泪,有人在笑!也有人在脑筋上画了一万个“?”
于是,这古城,静静地,安详地,迈开骆驼似的步子跨过了睡在日历上的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极其平常的日子,表面上极其平常的日子! [32] “宋定日内赴察”、“萧定今晚返津,欢迎×驻军司令田代”点染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而“献给这古城的最后的花圈”、“血的五月”、“骆驼似的步子”则充满了衰朽、停滞的气息。文章不仅写出了北平当下的腐败与衰亡，同时也暗示了即将到来的更大灾难，一种愤懑与哀愁相交织的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根据《朱自清传》提供的信息，该文作者“辛不留”系朱自清长子朱迈先的化名[33]，而朱自清在1935年底写给《立报》编辑的一封信中，也同样表达了对北平即将沉沦、自己“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的痛心之情： 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34] 朱自清所提到的“今年和前年五月”，分别是指《塘沽协定》签订的1933年5月和《何梅协定》签订的1935年5月；今年的“乌烟瘴气”，则指的是正在进行中的、关系到北平生死存亡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这一日的北平》中“有人在流着眼泪,有人在笑，有人在脑筋上画了一万个‘? ’的‘血的五月’”，应该指的也是朱自清信中所提到的两个“五月”。从朱自清父子的文章中，我们既可以体察到他们对北平危局的忧虑与愤懑之情，同时也可以发现，较之1930年的《南行通信》，此时朱自清的思想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在阶级革命与民族危局相交织的复杂现实中，朱自清与左翼青年笔下的北平形象，最终达成了某种一致性。
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
在1930年代左翼作家感时忧世的文字中，也不乏表达对北平的热爱之情的作品。但这种热爱不是京派作家对北平的文化鉴赏式的眷恋，而是一种浸透了血泪、混合了忧愤之情的关切。正如左翼青年“提曼”在《我爱北平》的散文中所写的： 我爱北平，现在我更爱北平了。因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难的英雄。敌人的飞机和暮鸦在他的头顶翱翔，他报之以粗豪而凄怆的呼声——学生和劳苦大众的呼声。
我更爱北平了。因为此地有热情的面庞和狂跳的脉搏。因为此地有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和我同甘共苦共患难。[35]提曼（冯契）：《我爱北平》，《清华副刊》第44卷第4期 ，1936 年5月3日 这种由于北平的受难与受辱而激发的热烈情感，在1935年后华北危机加重后已经有着相当广泛的表达，在“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之后更是得到了集中的喷发。在共同的民族灾难面前，无论是左翼作家、京派作家或是现代主义的作家，都以各自的手法表达了对北平沦亡的痛心之情。在平的左翼作家，更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散文《古城困守记》（李辉英）、《故都沦陷前后杂记》（李辉英）、《故都在烽烟里》（曹靖华）、《屈辱的旅程》（王西彦）、《北平呵，我的母亲！》（杨刚）、《离别古城前后》（流金），诗歌《哀北平》（玲君）、《归来啊，北平》（沈越）等满含悲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北平形象，不再是沉寂衰老的“古城”，而是承载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故都”、“文化城”和受难的“母亲城”。尤其是沈越的长诗《归来啊，北平》、杨刚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以及玲君具有浓厚现代主义风格的《哀北平》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将北平比作母亲的比喻： 在长诗《归来啊，北平》中，来自东北的青年沈越怀着强烈的愤懑，抒发了自己在东北沦亡后又遭遇北平沦亡的痛心之情，作者“翘首北方，热泪盈眶”，对北平发出热切的呼唤——归来吧，北平，
你静穆
和平
美丽的古城！
我凝着泪，握着拳，
哑着喉咙，
向烽火连天的北方，
迎着血腥的风
喊出我颤抖着的激动的
歌声[36] 诗歌将作者对北平的爱与北平惨痛的现实及辉煌的历史紧密融合，“直朴的呼唤中凝聚起故都要以抗争的热血重现肃穆气象的力量”[37]，有着动人心魄的气势。杨刚的《北平呵，我的母亲》虽是散文，但也喷薄着作者旺盛的情感：“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能触到我的北平”[38]，从这些泣血的语句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北平发自肺腑的爱恋以及对其沦亡处境的锥心之痛。北平的沦陷，使得不同风格的作家有了共同的表达主题，既是政治立场激进的左翼青年同时又是诗风纤弱的现代派诗人的玲君，也在《哀北平》中发出了铿锵有力之音：北平的头上戴着屈辱的和平，
北平的足下踏着复仇的根，
几百年来被传诵的金碧的名字，
一阵风吹走这东方荣耀的古城！
不能忘记的文化的母亲，你将何处行？
到那里都有拦阻着的卐的风轮，
对着城墙的雄伟，你闭上蔚蓝的眼睛，
你枉为被祀祭的镀金的女神，没有感应。
这座传说用翡翠堆砌成的古城，
如今已经不能固守她那一点坚贞；
看天上一团火，照起下面鼎沸的人群，
她仰头想呼喊，可是没有答应。
再不要哀恸，哭泣也无用，
北地的烽火终会燃烧到了敌营；
到那时你要脱下被侮辱的衣裙，发一声喊：
用尸骨盖满尸骨，从此再不见古城。[39]
作者将北平比作“文化的母亲”，以“金碧的名字”、“蔚蓝的眼睛”、“翡翠堆砌”、“镀金的女神”、“荣耀的古城”等华丽的意象铺陈北平的美好，并在与“屈辱的和平”、“复仇的根”、“被侮辱的衣裙”等意象的强烈对比中，表达失去北平的痛楚与屈辱；而“北地的烽火”、“尸骨盖满了尸骨”则象征北平将要到来的不屈的反抗。诗歌构思奇特、气魄恢宏，被同时代人称为“以象征派诗神的风采，革命现实主义的内涵，对我们民族那座世界名城的伟大预言诗”[40]。玲君与《哀北平》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左翼作家的北平书写，在现实主义一途之外，还有着更为多元的路径；同时也提醒我们，作家的思想立场与艺术风格之间，其实存在着丰富的张力空间。 1927～1937年左翼作家笔下的北平形象经历了从衰颓的“古城”到“危城”与受难的“母亲城”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既导源于北平这一时期在革命、战争与外敌侵略等历史危局中的境遇变迁，同时也与写作主体在不同生命境遇中所产生的不同心灵体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为政治立场激进的左翼作家，生活在上海与生活在北平、身处1928年的北平与身处1936年的北平、依托于出版市场的成熟作家与以同仁刊物为生存空间的文学青年，他们对北平的体验与书写方式，都不可能没有差异。也正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他们笔下的北平才呈现出与这所城市相一致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必须要申明的是，本文所梳理的，仅是这一时期左翼作家北平书写的主导倾向，由于北平城市形象的客观性和文学文本关联着作家复杂幽微的生命体验，这一主导倾向并不意味着所有左翼作家的北平书写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更不意味着只有左翼作家笔下的北平才有这样的特征。唯有我们将京派作家、左翼作家、现代主义诗人以及老舍、张恨水、林语堂等各类作家笔下的北平形象放在一起进行参照对读，方能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北平的真实面目——强调或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面向，都可能会损害或遮蔽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年版[1] 张恨水《五月的北平》，《子曰丛刊》 1948 年第2期。
[2]选本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于润琦编选的《文人笔下的旧京风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陈平原和郑勇编选的《北京读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平原与王德威合编的论文集《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及陈平原本人的专著《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季剑青的专著《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单篇论文则有孙郁的《周氏兄弟笔下的北京》（《书城》2003年第12期）、王卫平等的《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高兴的《民国文人看北京（1927～1933）》（《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刘勇等的《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的嬗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张鸿声的《近现代书刊中的北京记述（1900-1949）》（《现代传播》2015年第5期）、王谦的《故都北平的文化生产与文学记忆》（《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沈庆利的《以北京想象中国——论林语堂的北京书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3]据笔者目力所及，高兴在《民国文人看北京（1927～1933）》首次提出了“左翼文人笔下的北京”这一论题，但未对这一论题作充分展开，亦未考察1933年之后左翼作家笔下的北京形象。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与季剑青的《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中也对左翼作家王西彦的作品略有提及，但并未对其所代表的文学群体的北平书写进行考察。[4] 自清（朱自清）：《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一般》第4卷第3期，1928年3月。[5] 玄玄（朱自清）《南行通信（一）》，《骆驼草》第12期，1930年7月28日。[6] 玄玄（朱自清）《南行通信（一）》，《骆驼草》第12期，1930年7月28日。[7] 知堂（周作人）：《北平的好坏》，《宇宙风》第19期，1936年6月16日。[8]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9]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宇宙风》第20期，1936年7月1日。[10] 林语堂著，林俊千译《语堂随笔》人间出版社1941年版，第47页。[11]胡风：《“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文学》第4卷第5期，1935年5月1日。[12]胡风：《“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文学》第4卷第5期，1935年5月1日。[13]寒谷（李寒谷）：《古城》，《文艺季刊》创刊号，1937 年 11月。[14]萧乾：《古城》，原载《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版，转引自《萧乾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15]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86页。[16]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17]萧湘《读者通讯》，《文艺月报》第1卷第2号，1933年7月15日。[18]欧伦《读者通讯》，《文艺月报》第1卷第2号，1933年7月15日。[19]鲁迅、许广平：《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5页。[20]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人民文学》1950年1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丁玲全集》第67页中将该段文字中的“我恨死的北京”改为“我恨死了北京”，联系之前段落作者对北京的叙述，“我恨死的北京”更符合作者本意。[21] 冰莹（谢冰莹）：《大学生活的一断片》，《宇宙风》第61期，1938年2月21日。[22] 冰莹（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黄河》第2卷第9期，1941年11月30日。[23] 冰莹（谢冰莹）：《从峰口到新堤》，《中央副刊》第88期，1927年6月22日。[24] 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25] 穆木天：《我的文艺生活》，《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1930年6月1日。[26] 张天翼：《从空虚到充实》，《萌芽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27]冰莹（谢冰莹）：《大学生活的一断片》，《宇宙风》第61期，1938年2月21日。[28]谢冰莹：《北平之恋》，姜德明编《梦回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314页。[29]赵宗复《给》，原载《进山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赵宗复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0页。[31]辛不留：《这一日的北平》，《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八﹒二页。[32]辛不留：《这一日的北平》，《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八﹒三页。[33]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34]朱自清：《北平消息》，《立报》1935年12月14日。[35]提曼（冯契）：《我爱北平》，《清华副刊》第44卷第4期 ，1936 年5月3日。[36]蓬麦哲（沈越）：《归来啊，北平》，《七月》第4期，1937年12月1日。[37]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496页。[38]杨刚：《北平呵，我的母亲》，《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39] 玲君（白汝瑗）：《哀北平》，《文化战线》创刊号，1937年9月1日。[40] 白以群等编《玲君诗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本期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