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帅贺紫钰丨方志敏狱中回忆录与当代革命历史“传奇化”关系研究

文摘 2024-09-08 09:32 山东

作者简介

原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革命回忆录与革命历史小说、丁玲、韩少功。主持国家级、省级社科基金2项。

贺紫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任职于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原刊《红色文化研究》第2辑（2023年），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内容提要：方志敏狱中写作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他以“‘反传奇’自述”完成“烈士叙事”并塑造了自我形象。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方志敏热”，相关叙事呈现“‘传奇化’他述”的特征。“‘反传奇’自述”是纪实的，而“‘传奇化’他述”是虚构的。狱中回忆录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产生了影响，在50年代又成为“共产主义教科书”，其丰富性、文学性和丰富性影响了不同时代的读者。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方志敏热”，对方志敏与鲁迅“同志的信任”以及信稿传送过程的考证研究，呈现出“去传奇化”的特征。

关键词：方志敏；狱中回忆录；传奇化

一、“反传奇”自述和“传奇化”他述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被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失败。” 2月2日，方志敏被押解到南昌，囚禁在“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看守处。初入狱时，方志敏感到“愧悔交集”，只想一死谢党；当下士文书高家骏告知案件“缓办”后，他改变了斗争策略，利用敌人劝降、命其写“悔过书”的机会，统战官兵、策划越狱、积极写作。狱中文稿主要包括：一是革命回忆录，即写得最早、字数最多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它是日后所有关于方志敏传记叙述的基础；二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总结经验的报告，如《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三是表现共产党员信仰和伦理的文学性作品，如《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四是记录狱中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如《狱中纪实》《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五是嘱托狱友胡罟人遵守承诺、传送文稿的书信，如《给某夫妇的信》《给党中央的信》《遗信》。方志敏与瞿秋白是“狱中回忆录”的代表，而“狱中写作”也成为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员集体性的斗争方式，进而成为50-6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内容。

方志敏（1899—1935）

方志敏在写作革命回忆录时是明确拒绝“小说”笔法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乔装从吉安潜回弋阳，“途中是经过了一些困难，也遇着一些有趣的事，如果是小说家用文艺的手腕描写出来，倒是一篇好小说，现在我是坐在囚牢里，是没有心情去写了。”而《可爱的中国》的附记是“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死！》的附记是“这篇东西，当然不成为小说，只是我们狱中生活片段的记述而已。”又说：“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是两篇不成功的小说。”“狱中回忆录”的“形式”，即“纪实”和“文艺的手腕”的关系，值得分析。狱中写作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其文体并不精致，第一、二类文稿以朴素的叙述为主；而第三、四类文稿常常使用“文艺的手腕”，如《可爱的中国》开篇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描述“祥松”在狱中的生活，具有客观、真实的效果；继而使用书信体和第二人称叙事，直接抒发一名共产党人深沉的爱国之情。《可爱的中国》文体是混杂的，这可能是冯雪峰在编辑影印本时作了删节的原因。在文学方面，《可爱的中国》精彩之处是对典型的抓取和“母亲的身体”寓言。他历数了自己所亲历的销毁日货、洋人担任南昌邮政局长及其数量夸张的随从、外国军舰在长江“自由航行”、教会学校里外国教员与中国教员的不平等、上海法国公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在日本轮船上没钱买票的中国人被侮辱等。这些具体的见闻逐渐形成了其民族观念，推动他从学生走向职业革命者，探索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道路。于是，朴素的爱国之情同化为坚贞的革命信仰，方志敏进而创造性地使用了“母亲的身体”寓言，以文学的形式，转喻了晚清以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政治漫画，将帝国主义的罪恶形象化为敲骨吸髓、肢解躯体的疼痛感，这种修辞方式也折射了狱中囚犯的身体。由于朴素的爱国之情，在方志敏眼中，中国不再是一个拖着辫子、骨瘦如柴的鸦片鬼形象，而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可爱的母亲，他发出了鲁迅式的“救救母亲”的沉痛呐喊。

《可爱的中国》使用“文艺的手腕”是为了增强叙述的形象性，《清贫》细致地描述了国民党士兵搜身时的“言行”和“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的“细节”，《死！》细致地描写“对话”、用强烈的对比来表现共产党人坚贞的信仰。这些“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其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形象性”而非“虚构性”，形成一种“反传奇”的自述。革命回忆录通过主体回忆革命经历，一方面记录历史，另一方面塑造形象。方志敏狱中回忆录之所以成为经典，一是其“烈士叙事”很快通过了党中央的审查，二是在朴素的叙述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具有坚贞的信仰和丰富的情感的自我形象。也就是说，革命回忆录并不排斥“文艺的手腕”，它兼具历史属性和文学属性，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真实”和“虚构”的二元对立，而是“真实性”和“形象性”的相互增进。革命回忆录常常在回忆视角、动作对话、心理描摹、细节呈现等方面使用“文艺的手腕”，更生动传神地塑造形象、刻画性格。狱中回忆录并没有口号化，或者说革命回忆录的可信性及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依赖于自我形象的塑造。方志敏被押送南昌途中，2月1日在上饶被“示众”，2月6日在南昌豫章公园被“示众”，“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任众观览。我昂然的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是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观众看到我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倒很惊奇起来。”他将“示众”的展台转变为斗争的现场，敌人反而害怕了，军事上的失败者反而成为精神上的胜利者。“老照片”证实了他的回忆，被俘当天和豫章公园都留下了照片，方志敏的确是“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于是，直观的照片和形象的自述使革命口号可感、可信：“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学习列宁同志‘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的榜样，努力为党工作！”“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牺牲，其狱中文稿被传送出去并作为“烈士叙事”传播。12月9日，我党在巴黎出版《救国时报》创刊号，发表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开设“纪念方志敏烈士被捕一周年”专栏，以《方志敏烈士遗嘱》为题，再次发表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以及其他纪念文章，随后又结集油印出版了《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9年，上海的史社出版了《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收录《清贫》《可爱的中国》《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霞社出版了《方志敏自传》，收录《清贫》《可爱的中国》。1951年10月，冯雪峰委托上海出版公司，将《清贫》《可爱的中国》《遗信》手稿影印出版，书名为《可爱的中国》。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本重排，出版了《可爱的中国》。1957年1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狱中纪实》，收录了《死！》《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有关方志敏狱中回忆录的出版和阅读在20世纪50-1960年代形成热潮，不仅《可爱的中国》多次再版，而且江西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多种故事、木刻、连环画。

方志敏的自述是“反传奇”的，而亲友的他述却具有“传奇化”倾向。当代革命历史传奇不仅仅是对话本小说叙述机制、阅读期待的征用、迎合，也是根源于革命本身，即革命内蕴着传奇性。革命和战争的经验迥异于日常经验，经验的稀缺性导致革命历史叙事极易传奇化。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革命历史传奇其实是“纪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闽浙赣苏区就流传着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传说。1958年，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在革命回忆录《方志敏战斗的一生》中叙述：1928年秋，方志敏领导农民自卫军攻占了漆工镇派出所，缴获了“两条半枪”，从此拉开了弋横暴动的序幕。于是民间传说转变为历史事实，罗宁进而又演义成“故事”：方志敏与同志们伪装成正在闹纠纷的村民，“方志敏同志看机会到了，跳上土墙，回手抽出了身上的红旗，大喊道：‘同志们！冲呀！打呀！活捉于麻子！’”“故事”增加了生动的细节和强烈的象征，进而强化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因为《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曾叙述过一个腐败的余姓巡官，所以他成为这个故事的固定“角色”。传说、回忆、故事，三种叙述混合在一起，进而影响了历史叙事：亲友回忆，如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方志纯《浅论“方志敏式”根据地》、黄道之女黄知真《永远的怀念》；传记文学，如张知的《方志敏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石蔚春、李希文、石凌鹤的《方志敏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方志敏之女方兰的《方志敏全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都采信了缪敏的叙述。然而历史真实是：1926年，“北伐军东进弋阳时，北洋军阀辖下的漆工镇警察所巡官，带两条枪到县城辞职，这两条枪被弋阳县党部得到。同时，东进部队有个病兵背着半条枪（截了一节的）来请求医治，县党部又得到这半条枪。方志敏和中共弋阳特支决定派共产党员雷夏去接管漆工镇警察所，担任巡官职务，将两条半枪交给了他。”邵式平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中说：“当时，也不叫暴动，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叫接管，是我们把漆工镇警察所两条半枪接管过来。”“传说”将历史事件向后“挪用”并虚构了“革命起源”。

“两条半枪闹革命”是虚构的故事，缪敏所述事件的性质、时间、当事人等都是不对的，由此可见，只有经过“互证”，革命回忆录才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这种所谓的“失实”和革命回忆录的特性有关：一是“主观回忆”，时间常常会影响回忆的准确性；二是兼具历史性和当下性，主体进行回忆的“现在时”会有意无意地影响“过去时”，尤其是主观动机会使回忆复杂化。因此，研究革命回忆录不仅要关注“话语讲述的年代”，更要关注“讲述话语的年代”。缪敏并非有意虚构，而是她所使用的“材料”已经被传奇化了。早在1931年，闽浙赣苏维埃就下令“搜集革命烈士的革命历史”，然而革命回忆录显然不适合紧迫的战争环境。方志敏的革命经历极具传奇性，而民间文化又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革命领袖、群众崇拜、说唱形式相结合，产生了革命歌谣，如歌颂领袖的《五唱方志敏》（《唱五更》），相对应的是抨击敌人的《骂蒋介石》（《骂毛延寿》）、《击鼓骂蒋》（《击鼓骂曹》）；“三国”故事深受农民喜爱，于是顺理成章地被借用、改造，如方志敏“单刀赴会”、舌战劣绅张念诚、用“空城计”吓退敌人，“计谋赛过诸葛亮，胆子赛过刘关张”等。这些“旧瓶装新酒”的革命歌谣，既有民众的自发改编，又有政治的有意引导，两者常常混杂在一起。方志敏在动员农民、组织暴动时，就使用了封建色彩浓厚的“上名字”（结拜）的方式，到了建设时期，他便耐心纠正红军中的游击习气、军阀习气、极端民主等错误。对民间说唱的征用、改编的逻辑亦是如此，闽浙赣苏区流传着“方志敏夜改民歌”的故事：方志敏在王燧村听到孩子们在唱一首儿歌，歌词是：“叫声老表莫伤心，江西有个方志敏。他是穷人大救星，领导闹革命。”方志敏在肯定群众革命性的同时，指出歌词中“个人崇拜”的政治错误，为了强调“党的集体领导”，他亲手将歌词改为“叫声老表莫伤心，穷人有了大救星；唤起工农闹革命，快快团结紧。叫声老表莫悲伤，中国有了共产党；领导工农求解放，快快抓起枪。”这个从群众中搜集来的故事很可能也是“改”过的，所折射的是后来的历史经验和叙述机制。

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科书”

“反传奇”自述和“传奇化”他述创造出两个方志敏形象，即“狱中的方志敏”和“传奇的方志敏”。两个形象并行不悖的原因之一，是符合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趣味。儿童、少年读者更容易接受后者，因其具有趣味性、寓教于乐，因此出版了大量的故事、连环画、木刻等；青年读者更容易接受前者，作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因此《可爱的中国》多次再版、被经典化。“隐含读者”的逻辑也符合当代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过程，即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通俗小说被以《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成长小说取代。方志敏狱中回忆录也内蕴着“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叙述机制。

《可爱的中国》手迹

方志敏的传奇经历不仅受到苏区人民的崇拜，还引起敌人的好奇，他被押送进看守所后引发轰动，狱中官兵争相目睹这位“共产党的三省主席”。传奇性很快消散，坚贞的信仰在狱中不断凸显，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关在普通号时，他们在“床沿上也用指甲刻写着‘视死如归’”和“始终如一”。方志敏被转移到优待号后写作更加积极，用自己的言行感化了胡罟人与高家骏，为日后狱中文稿传送出去奠定了基础。谢澹如曾保管过丁玲、瞿秋白、方志敏等共产党人的手稿以及长征回忆录《二万五千里》誊抄本。1938年，他在上海租界开办金星书店，与三个儿子一同誊抄、出版了瞿、方两位烈士的手稿，霞社的《方志敏自传》就是其中之一。次子庆璋被两位烈士的信仰感召，改名“秋敏”，投身抗战。1939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重金收购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叶剑英读后异常激动，在方志敏被俘后的照片上题写了《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周恩来常对年轻同志进行气节教育，“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讲到方志敏同志，当场背诵了叶剑英同志这首诗，用来勉励大家。当时在场的青年们听了很受教育，纷纷跑到叶剑英同志那里去，把这首诗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用以自勉。”在抗日战争时期，方志敏狱中回忆录已经对“个人”产生了影响。

1952年，《中国青年》重新发表了《可爱的中国》（1951年影印本）和韦君宜的《读〈可爱的中国〉后》。韦君宜高扬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批判帝国主义以及国内“欧美物质文明”“帝国主义侵略客观上对中国有利”“对帝国主义侵略应当公正地分别功罪”等貌似“客观”的论调，要求青年读者对照“检查自己”是否有“个人自私自利的思想”“羡慕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思想”“偷懒”“名位观念”“为自己损害一些革命利益的念头”。之后《中国青年》收到“七十多位青年读者的来稿和来信”，志愿军战士宋训令沿用“母亲”的修辞批判美帝国主义，湖南省立女师汪梅影批判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悲观思想，华东军区的徐明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并“检查我的敌我不分的思想”。

方志敏狱中回忆录在传播初期，突出的是“抗日”；成为“中国青年”的教科书后，突出的是“抗美”。从“抗日”到“抗美”，反映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问题的变化。方志敏之所以能够影响不同时代的读者，是因为《可爱的中国》的创造性：一是说明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是一致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二是“母亲的身体”寓言。“爱国”是共产党员的伦理之一，到了相对和平的时期，“清贫”就被强调，方志敏狱中回忆录又成为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从1935年的“母亲的身体”到1952年的“母亲”，“身体”修辞消失了，这也象征了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从胡罟人、谢澹如父子到周恩来的“气节”教育、“中国青年”，从个人读者到集体读者，反映了思想教育的组织化过程。在“后革命时代”，我们很容易从韦君宜要求青年读者“检查自己”中解读出“权力”的“规训”，然而，宣扬爱国主义、批判帝国主义的集体教育是合理而必要的，即使是个人阅读，如胡罟人、谢澹如等在反思、否定自己旧思想的过程中，也一定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由于“反传奇”自述和“狱中的方志敏”的成功，《可爱的中国》成为“一本杰出的培植青年新道德新品质的文学著作。”《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这两部作品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文笔的流畅、优美，而更重要的是在于作品广阔而深刻的内容和作品中所塑造的光辉而动人的英雄形象。”从此，《可爱的中国》成为方志敏的文化符号。当时在评介方志敏狱中回忆录时，常常提及捷克共产党员尤·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中国”的革命故事被纳入并构成国际共产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获得了合法性表达。共青团中央及其下属单位，如《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在20世纪50年代编译、出版了大量的革命故事，如《牛虻》，苏联传记小说《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国的《青年英雄的故事》等；革命回忆录，如《红旗飘飘》丛刊、孙福田《狼牙山五壮士》、望吴《杨根思》、沙汀《记贺龙》、罗广斌《在烈火中永生》等。方志敏狱中回忆录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共产主义教科书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历史观念、组织生产、叙述机制、人物形象、读者趣味等方面，共同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前史”。

三、“同志的信任”和“去传奇化”信稿传送考证研究

冯雪峰在1951年影印本“说明”中首次披露了信稿传送的经过：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收到了《可爱的中国》《清贫》《遗信》，“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经有几个月了。”三篇手稿和给鲁迅的信都是密写的，鲁迅看过信后烧掉了。冯将《遗信》转送党中央，将《可爱的中国》《清贫》交谢澹如保管。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四本日记曾保存在上海某银行的保险箱里，但至今没有找到。由于冯雪峰“身份”的权威性，所以赋予了其回忆以权威性，这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的相关叙述。

唐弢根据冯的回忆，创作了“故事”《同志的信任》：“一九三五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鲁迅先生在预先约定的地点，会见了一个陌生的女青年。”这一情节后来又被“石一歌”改写为直接送到鲁迅家中。《同志的信任》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教育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回忆的权威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广平告诉缪敏，“大约是在鲁迅逝世的几个月或年把的某一天，有个自称从狱中出来的人交给她一张白色的带红色直条的中国‘八行笺’，说是内有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文件，请她妥为保存并设法转交。”许将这些文稿和“方志敏同志第二次送给鲁迅的信”存放在英国麦加利银行的保险箱里，并在上海沦陷后继续保护，最后转交给苏北党组织。缪敏回忆方志敏非常喜欢《呐喊》《彷徨》《野草》；高家骏也回忆：方让他读《呐喊》《彷徨》，高说鲁迅是“幽默作家”，方却说：“鲁迅不是什么幽默作家。他专门与敌人辩驳，是一个宣传真理的作家。鲁迅是和我们一起的。”于是，缪敏相信：“方志敏并没有见过鲁迅，但是他了解鲁迅、信赖鲁迅，把自己临死之前写成的文稿和密信委托鲁迅转给党中央”。1961年，缪敏邀请程全昭与高家骏来南昌作客，详细了解两人传送信稿的经过。

关于“同志的信任”的叙述不断丰富。方志纯回忆：方志敏“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鲁迅先生并有通讯来往。鲁迅知道他英文很好，据说推荐他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据说他还曾将一篇小说《私塾》寄给鲁迅，鲁迅说过此作品很好”。他还说：“在上海时，方志敏同志还有幸结识了鲁迅先生，并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方志敏同志在沪生活无着落时，除鲁迅先生接济外，便以写稿得的少许稿费维生。鲁迅先生不仅为他的文章亲自润色，而且亲自为他向报社推荐稿件。”吴奚如回忆：“一九三五年春（或一九三四年冬）”，“一个同情革命、钦佩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小职员某某义士”接受委托，命其妻将“写给党中央的一件报告和致鲁迅先生的一封信”送到内山书店。鲁迅收到后发现全是白纸，便交给胡风，胡询问吴，吴说可用碘酒试试，果然显影了。信的内容是请求鲁迅邀请宋庆龄、蔡元培，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起一个营救运动。鲁迅经过反复考虑，请吴向党中央与方志敏转达他的意见：“如果发动一个营救运动，那只有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因此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方志敏同志的短暂时间，在狱中赶快为党、为中国后代人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这位义士的妻子返回南昌后，方志敏不仅与党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路线”，而且接受了鲁迅的意见，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本遗著是分期写成送达党中央特科保存的”。紧接着胡风接受访问，确认了吴奚如的回忆。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过冯雪峰、唐弢、许广平、吴奚如、胡风（鲁迅亲友），缪敏、方志纯（方志敏亲属），程全昭与高家骏（信稿的传送者）等人的回忆，鲁迅不仅传送过方志敏的信稿，并且建议方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几乎成为“史实”。

“新时期”再次出现了“方志敏热”，焦点是考证信稿传送的具体过程，唐弢所说的“陌生的女青年”被认为就是程全昭，而许广平所说的“自称从狱中出来的人”与吴奚如所说的“小职员某某义士”是否为同一人、究竟是谁，有高家骏说、胡罟人说以及凌凤梧说。而《同志的信任》、吴奚如、冯雪峰等人的说法首先遭到质疑。陈漱渝认为方志纯的回忆不可靠，理由是方志敏在上海时，鲁迅远在北平，而且鲁迅在日记、谈话中从未提及方志敏。陈忠认为吴奚如与胡风的回忆不可靠，他根据方志敏狱中文稿的时间（1935年1月29日被俘，因此“一九三四年冬”的说法是错误的；直到1935年6月，方才找到可靠的人，于是在19日重新“密写”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以及鲁迅与胡风的交往，从史料和逻辑的角度证明“在‘一九三五年春’（当然更不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冬天），方志敏没有、也不可能有信件和文稿，从狱中传递出来，并经过辗转送到鲁迅的手里。”他又根据高家骏与程全昭的回忆，即两人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很短、完成任务后也没有返回南昌，推断不可能“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路线”，也不可能把鲁迅的建议带回狱中。因此方志敏接受鲁迅的建议写下《可爱的中国》属于无稽之谈。

1972年12月25日，在鲁迅博物馆组织的座谈会上，胡愈之提供了一个新线索，即胡子婴曾两次传送信稿，而在场的冯雪峰仍然坚持前说。鲁迅研究者黄中海委托戈宝权向胡子婴求证此事，于是胡子婴复信戈宝权。第一次是1935年夏，她去生活书店，胡愈之与毕云程告诉她，有一个女孩给邹韬奋送信，内容是方志敏委托上海的同志把狱中文稿转交党中央。这封信是密写的，“前四页是空白，从第五页才开始”。女孩说还有给宋庆龄、鲁迅、李公朴的信，给李的信已当面送到。密写的文稿和给宋、鲁的信都在宝隆医院。那时，上海的地下党已被破坏，毕云程顾虑重重。胡子婴看过信后主动请缨，临行前给丈夫章乃器留下一封遗书。当晚，她来到宝隆医院门口，“看见一个女孩子在很慌张地注意行人”；碰面后，她自称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妇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然后，她立刻将信稿送到生活书店。至于信稿是如何转送党中央与鲁迅的，她并不清楚。胡子婴与程全昭的回忆形成互证，“陌生的女青年”被证实就是程全昭。第二次是1936年11月18日傍晚，是“一个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的小官僚”送来的，胡子婴留他在家中吃饭。这份文稿胡子婴看过，“是用毛笔写的，也是写在十行纸上的。我看字迹是与上一年我看过的字是一样的。当夜我看完了它，题目就叫‘可爱的中国’”。胡子婴强调，自己收到《可爱的中国》时，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冯雪峰的“说明”有误。为了证明自己的回忆是准确的，她特别强调，11月23日凌晨，章乃器被捕，即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她害怕敌人搜查房子，立刻联系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章秋阳），将《可爱的中国》转交宋庆龄保存。其实，早在《可爱的中国》影印本出版后，胡子婴就认为冯雪峰“叙述此书传送保管和事实有所不符”，但她认为“重要的是烈士的这部著作能够保存下来并得以和广大群众见面；至于是谁传送保管，那就是次要的事了。而且这件事又直接关系到我自己，出而辨正，似有争功之嫌”。

胡子婴的回忆逐渐被证实。据材料显示，1938年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告诉吴允中：“1935年7月下旬一天，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是方志敏狱中文稿，随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又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给鲁迅先生，原稿存上海特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收到后，又转送《救国时报》发表。1976年9月15日，鲁迅研究室致信宋庆龄，9月19日宋的秘书张珏打电话回复说：“宋庆龄副委员长说：‘曾经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一稿。’” 1980年11月，黄中海致信宋庆龄，询问她将《可爱的中国》交给了谁，宋庆龄在信上亲自批复：“交冯雪锋（峰）的”。赖世鹤与范垂学曾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51年发现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可爱的中国》《清贫》的手稿。“我们那时整理的党中央的历史档案有两大批，一批是从延安带出来的，一批是后来从上海送来的。”“从上海大量送到中央的档案有两批，一批是1946年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回延安时用飞机运回的。第二批是1951年由华东局从上海运到北京的，而遗稿是在第二批档案中发现的。这就是说，包括《可爱的中国》在内的烈士的手稿，没有一份去过延安，而是一直保存在上海。”更重要的是，两人披露了一份史料，即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和给一个姓胡的人的《遗信》，这两封信是冯雪峰抄写的，背面有“小K”（潘汉年）的批语：

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一份）外，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其余尚未收到，将来抄好后可送一份来，原稿亦拟汇，交你处保存。

这份史料证实：一是信稿由多个渠道传送，最后汇集到潘汉年处；二是《可爱的中国》《清贫》是潘汉年转给冯雪峰的，因此宋庆龄所回忆的传送“顺序”有误，而冯雪峰的“说明”完全错误，鲁迅没有传送过这两篇文稿；三是《给党中央的信》和《遗信》中的胡罟人就是胡逸民，是他传送了《可爱的中国》。胡逸民1983年从香港回到祖籍永康定居，他回忆了在狱中与方志敏的友谊以及传送信稿的经过，也证实了胡子婴的回忆。

针对胡子婴的回忆，赵先提出了新的线索。1938年春，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带回了“一本线装红格子的作文簿”，说是许广平从鲁迅先生的保险箱里取出，再由周建人转交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许广平关照说是有人从狱中带出送交鲁迅转党中央的。”赵先用碘酒显影后发现是一封“给党中央的信”，署名是“为革命牺牲的方志敏”；作文簿还有密写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省委书记刘晓与王尧山商定，将文稿“存在上海一个专替地下党保存文件的大地主家里。1951年冯雪峰选编的《可爱的中国》影印本的字迹、模式均和她经手的一样。”这个“专替地下党保存文件的大地主家”是陈涛，1941年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决定把方志敏烈士遗稿和一批苏维埃时期党、团的秘密文件交给陈涛负责保存”。1949年9月，陈涛将保存的文件取出，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王尧山，王又转交给华东局秘书处处长李波人，1951年送交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归档保存。江苏省委确实传送、保存过文稿，然而至今只有一份《可爱的中国》被发现，且关于许广平与周建人的说法又是孤证，因此赵先的回忆有误。

胡子婴的回忆能够与程全昭、宋庆龄、胡逸民等人的回忆互证，而且被档案证实，具有完整的证据链，因此被研究者采信。方志敏狱中信稿的传送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35年7月上旬，由程全昭带去上海，确定包括《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以及给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信，过程是方志敏——高家骏（即“小职员某某义士”）——程全昭——胡子婴——胡愈之、毕云程——王世英——鲁迅、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巴黎《救国时报》吴玉章；第二次是1936年11月，由胡逸民带去上海，确定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给党中央的信》《遗信》，过程是方志敏——胡逸民——胡子婴——章秋阳——宋庆龄——潘汉年——冯雪峰——谢澹如。

至此，方志敏狱中信稿的传送过程已经水落石出。方志敏生前与鲁迅没有交往，他喜欢鲁迅的作品、钦佩鲁迅的人格，于是请求鲁迅发动营救行动、传送文稿，这是可信的。然而，从“同志的信任”发展到“真挚的友谊”，显然是想象的。事实是方志敏在上海期间受到邵力子的大力帮助。鲁迅两次收到方志敏的信、阅后烧掉，也是可信的，鲁迅的侄子周晔披露了信的部分内容：“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估计已不久于人世。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文件交给你，还有给党中央的最后一封信，请你一并转交给党中央。”“我并不认识你，相互从未通过信，但我信任你，确信你能够满足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后的庄严的要求的。”鲁迅可能向冯雪峰谈及此事，而冯又从潘汉年处得到了《可爱的中国》，他把两件事记混了。吴奚如的回忆虽不正确，但他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党组织曾派他秘密前往南昌，设法营救方志敏；王世英也回忆，营救方志敏一事“因无法弄到快艇而未遂。”事隔多年，且在白色恐怖下信稿传送又相当复杂，这些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们即使没有直接传送，也一定听闻过相关消息。再加之维护鲁迅先生的集体无意识，共同导致了冯雪峰、许广平、吴奚如、胡风、赵先等人的回忆错误。冯雪峰影响了许广平，许广平又影响了缪敏，缪敏又影响了程全昭与高家骏，即在20世纪50年代，两人的回忆都是只传送过信稿，而在70年代，两人都坚称传送过《可爱的中国》。这再次体现了“讲述话语的年代”影响了“话语讲述的年代”。第二次“方志敏热”其实是鲁迅研究的“副产品”，在20世纪50-70年代，回忆和叙述不断强化“同志的信任”以及鲁迅在传送信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的重要作用，目的是强化鲁迅的“革命家”身份，以政治性保证其经典性。而在8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信稿传送本身，鲁迅的作用下降了，而胡子婴的作用上升了；伴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鲁迅的身份也从“革命家”向“思想家”“文学家”转移，呈现出“去政治化”和“去传奇化”的历史叙述，所针对的正是20世纪50-70年代的“传奇化”革命历史叙述。然而，革命回忆录难以完全摆脱“传奇化”，如虽然没有新的证据，但是有些研究者依然对向影心“念念不忘”，原因是其亦极具传奇性以及“军统女特务”所隐含的阅读期待。然而党史研究者的共识是高家骏与向影心没有完成烈士的嘱托，后来散见于华东地区的信稿可能就是两人遗失的，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很可能与向有关。由此可见，“历史化”和“传奇化”始终是革命回忆录研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是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革命回忆录与当代文学生成关系研究（1935-1963）”（22CZW050）阶段成果]

注：本文注释从略，如有需要敬请查阅原刊。

本期编辑：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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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帅 贺紫钰丨方志敏狱中回忆录与当代革命历史“传奇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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