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感谢罗老师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摘要：陈楸帆的科幻写作不仅是对于未来科技状况的预言，也是关于人性的寓言。对他而言，“后人类”是一种普遍境遇而非技术结果，不仅指涉着以技术改造身体的行为，更投射着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超越个体局限性的渴望。陈楸帆在小说中描写了三种典型人性：祈祷拥有更强能力的“许愿者”、通过精密计划获得个人最大利益的“计算者”、充分感受世界多元性的“体验者”。他对于三种人性的刻画，既有着后人类和人工智能领域不同技术理念的投影，同时又与自古以来人类以非科技手段提升自我的种种想法呈现出极强的对话性。陈楸帆在思考人类如何应对“后人类”时代的挑战时，通过汲取“第三世界”作为文明古国的传统经验来赋予小说以一种稳定的底色。
关键词：陈楸帆;科幻;后人类;人工智能
引言 在“预言性”之外
科幻往往被视为一种关于未来的预言，在陈楸帆的科幻小说中，这种预言性是极为明确的。他很少描绘宏阔的宇宙全景或漫长的时间尺度，而是长期创作在几十年内便有可能发生的“近未来”故事；他在科技行业的多年深耕，又为其写作提供了颇为可靠的理论支持。陈楸帆2022年与技术专家李开复合作出版的畅销书《AI未来进行式》采取了一种富于创意的写作形式，由陈楸帆写作的十篇科幻小说和李开复写作的十篇技术解读组成。在这本书中，一种预言未来的昂扬信心扑面而来。他们以人工智能领域的“业内人”身份、以其阅读的“海量的论文资料”和“与行业内的专家、从业者、思想者的深度交流”向读者承诺，这十篇科幻小说中所呈现的2042年的场景绝非毫无根据的猜想，而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当前进展和“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推演它在20年后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1。这是一种令传统的文学从业者感到不可思议的写作形式。以技术专家而非文学研究者来“解读”小说的做法，尤其显示出这种写作形式的挑战性。自古以来，对某个文本展开注解的意义在于指引读者去关注那些被视为最值得关注的东西，如《春秋》三传和历代的《诗经》注疏均有此意。那么，当陈楸帆选择邀请李开复来解读自己的科幻小说时，则似乎更倾向于凸显这些小说在技术上的可实现性。
陈楸帆自觉地实践一种具有“预言性”的科幻写作，然而，正是科技预言的确定性，使科幻的文学性变得岌岌可危：描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是否还能称得上是一种“幻想”？陈楸帆或许也意识到了“幻”的存疑，所以反复声称自己写作的是一种“科幻现实主义”2作品——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便是已经发生和必然会发生的事，陈楸帆的“科幻现实主义”指向的便是后者。不过，这种对于“故事必然会发生”的承诺，对近未来科幻的长久价值而言是十分致命的。正是因为曾经的“未来”以太快的速度到来，叶永烈才会在1961年推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后，不得不继续在1984年推出《小灵通再游未来》、在2000年推出《小灵通三游未来》。叶永烈的这三部作品的间隔差不多是二十年，而陈楸帆和李开复的《AI未来进行式》恰好也正是在《小灵通三游未来》的二十多年之后（2022年）出版。读者在《AI未来进行式》中跟随陈楸帆一起展望2042年的未来世界之时，或许也会生出疑问：这难道不是“小灵通四游未来”？一旦其中的科技落地成真，这些科幻作品除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之外是否仍有价值？事实上，陈楸帆必须要面对《AI未来进行式》有可能在未来“过时”的危险，因为他的合作者李开复在2018年出版的《AI·未来》一书中的“绝大部分预测已成为现实”3，当下的科技迭代比叶永烈的时代要来得更快。当然，因预言成真而“过时”，对科幻作品而言经常也是一种荣耀；但对于北大中文系出身、接受过完整的经典文学教育的陈楸帆而言，他似乎还有另外的追求。
可以说，所有涉及人类问题的科幻都可以被归入两类：关于英雄的科幻和关于普通人的科幻。前者以科学内部人士的视角讲述惊人之举如何达成（无论这一壮举是出自智慧的科学家、科学疯子还是反对科学疯子的普通人），后者以科学外部人士的视角呈现科学行为的奇观效果（无论这一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小灵通”系列和陈楸帆的小说均属于后一类。但陈楸帆不满足于让普通人仅仅成为未来科技博物馆里的讲解员，而是选择深入普通人的心灵世界展开进一步探寻。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人公是近未来的科技“使用者”：如对科技运行原理颇为隔膜的老年人和底层民众、追逐时尚而尝试新技术的普通都市白领、因业务需要而购置科技服务的商业人士。其中对科技了解最多之人，也不过是正在大学里攻读相应学位的研究生们。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法介入重大的科学变革，也不那么理解科技的深层原理；但科技变革势不可挡地降临，他们只能以不同的方法加以理解和应对——这正是大量普通科幻读者的缩影，也正是普通人在未来所面临的处境。陈楸帆期待的是，当人们阅读这些作品时，所能获得的不仅是某种关于科技的奇观想象，还有关于普通人在科技变革前如何自处的心灵指引。
陈楸帆的科幻写作不仅是对于未来科技状况的预言，也是关于人性的寓言。对他而言，“后人类”是一种普遍境遇而非技术结果，不仅指涉着以技术改造身体的行为，更投射着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超越个体局限性的渴望。他反复表示，人类从来就想变成“后人类”。陈楸帆在小说中描写了三种典型人性：祈祷拥有更强能力的“许愿者”、通过精密计划获得个人最大利益的“计算者”、充分感受世界多元性的“体验者”。他对于三种人性的刻画，既有着后人类和人工智能领域不同技术理念的投影，同时又与自古以来人类以非科技手段提升自我的种种想法呈现出极强的对话性：“许愿”既是凡人向神灵祈求获得好运的行为，又对应着赛博格技术对于增强人体的允诺；“计算”既联系着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人格和资本主义的致富之道，又对应着尝试将人类意识转化为逻辑运算的早期人工智能探索；而人类通过充分调动“体验”能力来抵达神奇之境的观念，既是冥想、瑜伽等中外古老修炼心法的共识，更指涉着人类具身经验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理念中的重要性问题。曾有人批评陈楸帆透露出一种将科技和巫术加以混同的倾向4，但这与其说是拥有长期科技领域工作经验的陈楸帆本人的看法，不如说是他对于普通人的科技认知状况的理解。在《云爱人》中，女主人公曾零星为了辨认恋爱游戏中的对手究竟是真人还是人工智能，努力搜集关于“情感认知引擎”的消息和论文，但“那些术语、模型、公式，对她来说与亚马逊雨林里萨满的吟唱并无二致，甚至更难以理解”5。在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的普通人眼中，技术的不可思议伟力何尝不是一种“显灵”？大数据的准确推送何尝不是一种“机缘”？成为赛博格何尝不是一种“修仙”？蒲松龄写鬼写妖，是为了刺贪刺虐；而陈楸帆对三种典型人性类型在技术世界中的历险故事展开“志异”，则是为了使读者反身思考自己的行为与命运。如此说来，陈楸帆正是后人类时代的蒲松龄，他的科幻小说正是关于未来的聊斋志异。
一、“许愿者”：人性的贪婪与成为赛博格
在陈楸帆的早期小说中，主人公往往因“许愿”而懵懵懂懂地进入科技世界。他创作于2007年的早期小说《第七愿望》讲述的是，有一类外星生命“它者”混迹于人群，表面与人类毫无差异，并学会了模仿人类的情感和思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拥有了人类的潜意识机制。于是，星际规则的制定者们为了找出潜伏在人群中的“它者”，利用他们在睡梦中暴露潜意识之时，引诱其说出回归“本我”的愿望，进而通过实现这类愿望而使“它者”显出与人类不同的原形。“它者”们回归“本我”的愿望包括拥有最佳的味觉、强大的爱欲、超凡的吸引力等。小说涉及人与非人之间的微妙异同关系，进而延伸出关于“人性”的辩证思考。例如，在第二个故事中，太监李福双渴望与世间美女共赴云雨，这固然属于“人性”，但过度的爱欲反而会走向“非人性”的极端，李福双也正因此而死。陈楸帆早期小说中人类因“许愿”而变异的情节不止这一例。在2011年的《G代表女神》中，先天发育异常的G女士先是“许愿”，然后在科学仪器的作用下拥有了一具过度敏感的身体；在2012年的《动物观察者》中，一群人在填写了一份关于希望具备哪种动物特征的问卷（这也是一种“许愿”）之后，分别收到了头盔、变声器、香水等物品，并在这些物品的帮助下拥有了对应的动物特征。在初版于2013年的长篇小说《荒潮》中，女主人公小米在被恶人逼至绝境之时萌生出强烈的复仇愿望，于是骤然从一名弱女子变身为战斗力极强的机械人。
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不参与技术的发明、不懂得科学原理，但科学如同咒语、命运、魔法一般“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得不骤然接受一种被科技迅速改变的生活，这正是芸芸众生的隐喻。在小说中，他们的变异场景往往伴随着“闪光”的情节，如在《第七愿望》中，人物许愿时分别出现“奇异的光彩”“万千光华”“五彩波纹”和“跳动的光标”；在《G代表女神》中，G女士许愿时“一道闪电划破混沌的脑海”6。这种“闪光”当然可以解释为某种“通灵”，但也可以认为它们隐秘地勾连起“通电”的想象。从可穿戴设备到植入机械假体再到脑机接口，这类制造赛博格的工程均以“通电”作为前提。凡人“许愿”是为了获得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而赛博格技术承诺的正是让人类获得原本不具备的能力。《第七愿望》《G代表女神》《动物观察者》和《荒潮》中的“许愿者”们均可被视为某种以机械方式增强身体能力的赛博格，人类将自己改造为赛博格所需要的主体劳动也确实轻易得近乎“许愿”：无需过多的思考，只需将自己的主体性交托出去，让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介入自身。正如后人类理论家乔治·扎卡达基斯所言：“赛博格是在和人工智能这个新的、不可见的神明通灵……它们是以我们自身形象制造的物质神明。我们将自己想象成赛博格时，我们是在想象自己与这些新的数字之神结合，拥有无限的智慧和智力。讽刺的是，不似那些旧神，这些新神唯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为了和他们结合，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人性。”7
对于这种向技术之神“许愿”的心态，陈楸帆希望揭示其危险性。“许愿者”许下的各种提高身体能力的心愿最终因走向极端而带来厄运，从而使得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掺入了少许科学成分的人性寓言，是关于“人应遵守本性，不能过于贪心”的古老教诲——就像是《第七愿望》中引用的普希金《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但他对《荒潮》中小米的态度有些不同，小米毕竟是手无寸铁的弱者，她的“许愿”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出于反抗暴行的需要。让技术之神赐福于善良的弱者，惩罚贪婪的妄人，这是贯穿陈楸帆科幻写作的诗性正义。
二、“计算者”：现代理性社会与逻辑机器
自2013年的长篇小说《荒潮》起，陈楸帆开始频繁地书写另一种人性类型：“计算者”。“计算”在他的笔下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计算”是一种经济逻辑，对应于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大型资本力量。如《荒潮》中为了回避本国的环保法规而将电子垃圾转移到中国、又假借循环经济之名低价回收垃圾中珍贵的稀有金属的美国惠睿公司，《剧本人生》中通过明星效应力推情绪芯片上市的星辉集团，《无债之人》中通过发明“基因债”来驱使克隆人从事艰辛的太空开矿事业的生命链集团。第二，“计算”是一种生活逻辑，指向一种通过周密规划和控制风险而获得成功的人生观念。在《巴鳞》中，父亲将“我”的人生“规划到了四十五岁”：十八岁上省内商科大学、按照生辰八字物色好了生意伙伴的女儿作为未来配偶、大学毕业后结婚、二十五岁和二十八岁各要一个小孩、三十岁接手家族企业、四十五岁时开始为大孩子物色结婚对象……小说写道：“在父亲的宇宙里，万物就像是咬合精确、运转良好的齿轮，生生不息。”8在《赢家圣地》中，男主人公具有“过度竞争综合征”和“低风险偏好”，“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会经过极其理性甚至是偏执的计算与分析”，以便“确保自己的所有路径毫无差错地落入社会预期的区间”9，在《黑屋问题》中，女主人公从事风险控制行业，将风控机制内化到自我意识深处，她的相亲对象同样如此，“习惯把世间诸事掰开揉碎了还原成可计算或算计的数字”，认定“成熟的人不会在已成定局的事情上多浪费一秒”10。第三，“计算”更是一种技术逻辑。陈楸帆在构想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世界时，不仅描绘应用场景和用户体验，更将数据的筛选、加密、计算等过程直接呈现为小说的“前景”。如《一叶知命》中象头神保险公司利用AI技术随时随地根据投保人的行为来测算保险费用，《假面神祇》中的VIP检测器利用强大的算力资源全面检测关于名人政要的视频的真伪，《幸福岛》中的中东王储和公主希望通过两套不同的算法来使人们获得终极幸福。陈楸帆早期小说中的“许愿者”们保持着与技术乃至于与现代社会较为疏离的态度，这或许是彼时涉世未深的年轻作者的心态投射。而自2013年的《荒潮》起频繁出现的“计算者”形象，则显示出日渐成熟的陈楸帆开始直击现代理性社会的核心秘密。
“许愿者”指向人类超越个体有限性的渴望，这一渴望与允诺提高人类身体性能的赛博格技术互为呼应；“计算者”则指向现代理性牢笼中主体性的异化，技术、资本和社会制度皆是其原因。“计算”的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技术逻辑的“计算”要求的是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作为经济逻辑的“计算”要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作为生活逻辑的“计算”则要求个人成就的最大化。在陈楸帆的笔下，“计算”构成了一个强烈的隐喻，负载着技术、资本和人性中的单一化取向，化身为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的寓言。由于将“计算”呈现为资本、人性和技术所共有的特征，陈楸帆揭示出一个真相：人类在使用技术改造身体之前就已经机械化了。于是，对于“后人类”的思考也就不仅涉及技术问题，更触及当代人生存的本质性问题。
“计算者”连带出另一个问题：人类意识的本质是否可以被化约为或被等同为一种逻辑机器？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工智能探索者们的思考方式，此时科学家们的目标是通过编程来模拟人类意识，他们假定“人性”的核心是推理能力、做明智决定的能力、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而情感则被视为不重要的人类低等能力或是动物性。这一技术构想最终走向绝路，因为代码和算法虽然可以建立解决一般问题的模型，但这些模型却无法扩展。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物超越了逻辑问题，用计算机语言编码无法造就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11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促成了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在计算机领域的出现，新一代人工智能不再执着于将人的意识转换为代码，而是模拟人脑中神经元网络的“输入/输出”模式，通过对于海量信息的“深度学习”来处理更复杂的工作。对于这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人工智能而言，其运作方式不是将复杂的事物转换为清晰的逻辑，而是从混沌的大量经验中捕捉具有价值的信息，今日我们常见的微博、淘宝等网站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即是其应用案例。
正是人工智能技术理念的更迭，内在推动着陈楸帆批判“计算者”的偏颇，并使他转而推崇第三种人性类型——“体验者”。“计算者”将人类和人性仅仅理解为“做明智决定”的逻辑能力，而“体验者”则追求向生活的多样性充分敞开。陈楸帆将“体验者”视为最佳的人生状态，一方面是因为，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体验者”克服了“计算者”所代表的现代理性社会的异化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计算者”代表着将人类意识转化为逻辑运算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路径，这一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起被认定为错误的尝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生成以对于海量信息的获取为基础，而只有乐于感受世界多元性的“体验者”才能提供活生生的丰富经验，这是人工智能无法亲自获得却至关重要的东西。
三、“体验者”：经验、具身性与虚拟现实
陈楸帆在小说中多次以极为抒情的笔调描写“计算者”变为“体验者”之后的自由解放之感。在《黑屋问题》中，女主人公辞去金融行业的工作，开始环游世界，见识各种各样的生活。“我尝试了未曾尝试过的事物和体验，以往它们都被我扫进一个标着‘高风险’的圈圈里，如今回头再看，那个圈圈就像是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只是在束缚我的人生可能性”12。在《一叶知命》中，印度的高种姓女孩纳亚娜表示：“有些风险值得去冒。”她勇敢地违背传统和大数据计算后的建议，与低种姓男孩恋爱：“两个孩子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行走。历史在每一条反复修缮的街道上，在每一张表情复杂的脸上，在每一个来历不明的音节里留下印记。”13在《无接触之恋》中，陈楠决定打破自己对于风险的恐惧，与爱人在现实世界里相见：“她要远离一切能够被机器和算法操控的物体，她只相信自己的身体与直觉。”14陈楸帆让他的主人公们放弃计算唯一的“人生最优解”，尝试去体验不完美的生活百态。
陈楸帆相信，对于万事万物的充分“体验”，将有助于人类摆脱自我中心视角，既能以他者的眼光来有距离地审视自我和理解自我，更能产生对他者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在《巴鳞》中，陈楸帆构想了一种具有超强镜像神经元（也即能够迅速准确模仿他者行为）的生物“巴鳞”。围绕着巴鳞，小说中两个主题交叉展开，一个是“我”的研究课题，也即通过探测巴鳞的神经元反应来研究人脑对于运动控制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三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对于运动指标“最优解”的计算、小脑在运动指令到达肌肉前对于运动结果的预测、真实感知系统的反馈与调整。因此，人体的运动不能被等同于一种大脑中的精密计算过程，而是与身体在真实环境中的反应密不可分。陈楸帆在这里触及了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具身性问题。科学界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最重要的是模拟人脑中的信息指令，身体并非必要；而另一种则认为“只有具形化的形式才能完全地抓住集体与环境互动的丰富性”15。这种“集体与环境互动的丰富性”也即经验与体验的宝贵性。人类正是有了丰富的经验与体验才能实现进化，而人工智能的缺陷在于缺少肉身来获得真实的经验和体验。巴鳞可被视为人和非人的一种中间态，它提醒人们反身思考什么是人类可被模拟的（也即可被替代的）、什么是无法被模拟的（也即无法被替代的），进而发现人类在技术时代最应珍惜的本质。“体验”的能力呈现出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而这一问题对于作为作家的陈楸帆而言更为重要，因为面对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的挑战，人类作家最大的优势便在于拥有真实的体验与经验。
《巴鳞》中还包含着另一个主题：“我”和父亲之间的亲子关系。年轻时的父亲希望操控“我”的人生，而“我”则操控巴鳞作为心理代偿；长大后的“我”早已与父亲决裂，却因巴鳞对于当年决裂场景的重演而意识到父亲的卑微可怜；“我”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进入巴鳞的意识世界，发现人类研究者对于实验动物的无情，进而开始反思自我对于一切他者的无情。在因具有超强镜像神经元而能够模仿万物并与万物共情的巴鳞面前，冷酷的“我”感到羞愧。这种通过技术手段来“体验”他者生活、情感与思维的情节设置，也出现于陈楸帆的其他小说。在《赢家圣地》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吴谓得以深入患有自闭症的女儿的意识世界，感受到平日里不声不响的女儿脑海中的巨大不安全感和对父亲的深刻爱意。在《人生算法》中，通过量子态化身，农民韩小华和他的双胞胎哥哥、技术资本家韩大华体验或观察了对方的人生，一个不再为失去的机会而懊悔，另一个则领会到只有爱而非计算才能超越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体验”意味着视角代入与换位思考，使人既感知到自我行为对他者所造成的痛苦，更感知到他者以别样的方式投射的爱意。
《巴鳞》如此描写“我”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感受到的巴鳞眼中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他的舞姿，仿佛他成了万物的一部分”，“他时而变得极大，时而变得极小，所有的尺度在它面前失去了意义”，“每一个不知名的生灵都在向他放声歌唱”，“那是亿亿万万种有情在寻找一个共有的原点”16。在许多著名科幻作品中（如刘慈欣的小说《三体3》、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星际穿越》），这种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理想世界往往被设定为一种现实三维世界之上更高维度的世界，是这个时代的地球人类难以抵达的奇迹之所。而在陈楸帆这里，只要人类将自我充分地向世界、他者和各种可能性敞开，就可以抵达这种极乐世界。可以说，通过强调“体验”的力量，他将《三体3》里属于史前黄金时代的十维世界和《星际穿越》里属于遥远未来的四维世界“下放”到了当代人触手可及的地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楸帆在其小说中描写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体验”。一种是真实体验，也即“计算者”们放弃对于人生的精密控制之后的勇敢生活体验，主要体现为旅游（接触更大世界）和恋爱（接触更多人）；另一种则是虚拟体验，也即《巴鳞》《赢家圣地》和《人生算法》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所感受到的世界。但“体验”是否真有如此之伟力？虚拟体验展现出一种实现对于他者的同情共感的技术路径，但也让人生出疑问：这种虚拟体验在什么意义上是可靠的？它是否只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用以安抚人类心灵的幻觉？真实体验固然是可靠的，但在体验的表达往往与某种技术载体密不可分的今天，人类的真实体验一旦被上传到各类平台，是否最终不过是为数字资本所提供的一种“数字劳动”？人类所独具的体验真实的能力，究竟是服务于人性的完满，还是服务于人工智能的完善并反过来进一步威胁人类自身？在陈楸帆的《阎罗算法》中，人工智能医生按照一套以延长生命为目标的算法来严格管理病人，被病人称为“AI阎罗”，相比之下，人类护工因更能体贴心理需求而受到病人欢迎。这固然又是一个强调以体验来反抗算法所导致的异化的例子，人类体验能力的不可替代性似乎再一次得到了证明。但这篇小说的结局却让人感到惆怅：医院的解决办法是让作为人类的安琦成为特别陪护员，凭借其强大的共情能力和沟通能力“帮助AI来制定不同的个性化医护方案”17。“个性化”方案的主导者不再是“个人”而是非人性的机器,人类的体验不过成为一种修补和调试算法的工具。人工智能虽然没有肉身来体验世界，但它们可以通过人类来获得真实体验；人类没有变成《黑客帝国》中用来给虚拟生命提供能量的生物电池，但会不会变成给人工智能提供体验、使没有肉身的人工智能伸向真实世界的“触手”？
结语
技术的每一次大显神威总是引发人类的恐慌。常有人将此导向对于技术的批判，而陈楸帆反复表示，这些问题并非技术时代才新出现的。比如，在讨论“元宇宙”时，他认为，虽然这一概念由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1992年的小说《雪崩》中所创造，但“元宇宙绝对不是从《雪崩》才开始的，不管我们把它叫做元宇宙、虚拟现实或者其他什么名词，人类对另一个平行时空、另一种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其实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古代”18。他认为，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庄周梦蝶的故事，再到《桃花源记》和《镜花缘》，都是关于元宇宙的“朴素想象”与“神话传说式书写”19。而人类所创造的各种艺术形式，“如文学、戏剧、电影、游戏、沉浸式体验……其实都是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又一个充满隐喻、符号、象征、情感的平行宇宙，在那里可以不受束缚地去展开无限的可能性”20。再比如，在2022年为《AI未来进行式》所写作的序言中，他一开头便提到自己2019年在伦敦参观的展览“人工智能：超越人类”。这场展览的内容涵盖古今，从犹太民间传说中的魔像、日本动漫角色哆啦A梦、充满神道教色彩的沉浸式互动艺术装置到Alpha Go与面部识别软件，让陈楸帆意识到“人类探索‘人工智能’的历史或许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久远——比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偃师造人’，或者古希腊神话中的青铜巨人塔罗斯”21。陈楸帆总是指出，技术时代所诞生的各种花样百出的新概念其实并不新鲜，它们总是与人类自古以来的种种渴望有关；如果希望更好地理解“元宇宙”“后人类”和“人工智能”，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历史。作为科幻作家和科技行业从业者的陈楸帆并没有持技术以自傲，反而因其对于技术的了解而更相信人类文明传统和人性的珍贵意义。他一方面探问人类永恒的心灵需求在科技时代如何得到更高程度的满足，另一方面呈现这些有缺点的现实人性会将技术世界引向何方。前者可谓“修仙”，后者可谓“志异”。
陈楸帆在其科幻作品中极为频繁地引用各类古老的经典，甚至经常以之为全篇定调。从《第七愿望》开头的《圣经》《巴鳞》开头的《道德情操论》，到《一叶知命》开头的《薄伽梵歌》《假面神祇》开头的“非洲谚语”和《丰饶之梦》开头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谚语”《双雀》开头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无接触之恋》开头的《论语》《幸福岛》开头的《暴风雨》和小说中引用的《一千零一夜》等等。对于传统，陈楸帆的态度近似于鲁迅早年在《破恶声论》中所表述过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曾经在晚清时期批判那些“奉科学为圭臬之辈”以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简单粗暴地将传统、信仰、神话、习俗视为“迷信”而加以打倒的做法，他认为神话中有古人的“神思”与“心声”、文明的“根柢”，包含着真实的情感、鲜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由此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22。科学“伪士”的傲慢来自于一种强烈的进化论思维，认定人性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立刻发生适应性变化、认定高速推进的技术文明拥有绝对正当性来铲除一切与之不匹配的“上层建筑”，这在当代科幻文化中其实是一种颇为普遍的态度。然而，在陈楸帆的小说中，从《荒潮》中关于为什么21世纪中叶仍存在宗族制度的发问，到《怪物同学会》中对于“仪式”意义的讨论，从《匣中祠堂》中虚拟现实世界里的宗祠，到《人生算法》中2030年用全息投影技术打造的七十寿宴，再到《一叶知命》中2042年印度的AI占卜，古老的习俗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仍然得以延续，不是作为被陈列在博物馆中的遗迹，而是因为未来的人们仍有与古人同样的心灵需求（但也许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需求）——这便是鲁迅所说的“迷信可存”。
值得注意的是，陈楸帆的科幻小说中极为频繁地出现“第三世界”元素，如中国、印度、叙利亚、埃及、阿尔巴尼亚等均有涉及。在20世纪，“三个世界”的划分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第三世界”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当然也是技术水平落后的地区。然而，“第三世界”往往是曾经的文明古国，只是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变局中遭遇地位跌落。如果说，刘慈欣在描写人类如何应对高技术外星生物的冲击时，通过充分借鉴20世纪“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革命经验来寻找希望的所在23，那么，陈楸帆则在思考人类如何应对“后人类”时代的挑战时，通过汲取“第三世界”作为文明古国的传统经验来赋予小说以一种稳定的底色。两条路径的尝试，都呈现出“第三世界”经验尤其是中国经验的丰富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科幻写作既是关于未来的，更是关于历史的；既是面向世界的，更是心怀中国的。
注释：
1陈楸帆：《序二创造未来，从想象未来开始》，李开复、陈楸帆：《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2陈楸帆：《序二创造未来，从想象未来开始》，李开复、陈楸帆：《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3李开复：《序一AI的真实故事》，《AI未来进行式》，李开复、陈楸帆：《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4马硕：《是科技还是现代巫术--以陈楸帆的科幻小说创作为中心》，《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5陈楸帆：《云爱人》，《人生算法》，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111页。
6陈楸帆：《G代表女神》，《后人类时代》，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页。
7[英]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8陈楸帆：《巴鳞》，《异化引擎》，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
9陈楸帆：《赢家圣地》，《赢家圣地》，深圳出版社2023年版，第133页。
10陈楸帆：《黑屋问题》，《赢家圣地》，深圳出版社2023年版，第190页。
11[英]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245页。
12陈楸帆：《黑屋问题》，《赢家圣地》，深圳出版社2023年版，第204页。
13陈楸帆：《一叶知命》，《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14陈楸帆：《无接触之恋》，《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1页。
15[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0页。
16陈楸帆：《巴鳞》，《异化引擎》，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
17陈楸帆：《阎罗算法》，《赢家圣地》，深圳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页。
18陈楸帆：《为什么是元宇宙？》，《赢家圣地》，深圳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19陈楸帆、郝汉：《为什么元宇宙的泡沫，这么快就破了？》，《新周刊》，2022年1月2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583655504672882&wfr=spider&for=pc,2023年11月1日。
20陈楸帆：《为什么是元宇宙？》，《赢家圣地》，深圳出版社2023年版，第214页。
21陈楸帆：《序二创造未来，从想象未来开始》，《AI未来进行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22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3罗雅琳：《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雅琳，1992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出版专著《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编著《洪子诚研究资料》；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曾获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本期责编：于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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