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勇| 刘柏青与吉大鲁迅研究传统 ——兼谈我的“吉大”缘

1992年至1996年我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到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改为文学院）求学的时候，刘柏青先生已经退休，只是在中文系的宣传栏里偶尔会见到先生的身影。刘中树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学校领导，平时工作很忙，印象中只是在全校开大会的时候，在运动场的观礼台上远远地见过几次。金训敏老师也只是听说过，或许在中文系办公室见到过也说不定，然而那时都并不在意。四年中，似乎郝长海老师一直是中文系主任（院长），听过他的几次讲话，此外并没有过多的接触。那个时候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是闫桂生老师，印象中同我现在的岁数差不多，带着“江青式”的眼镜，很安静。后来蛮声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张福贵教授那个时候还只是个青年教师，偶尔我们会去旁听他给下几级的学生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陈方竞老师是后来从吉林师范学院调过来的，我至今还记得陈方竞老师站在讲台上温文尔雅的样子，然而说的是什么，我早已不记得了，那个时代，中文系的学生心心念念的是余华、北村、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和顾城、海子这样的一些诗人，很少有人关注一位学者在讲什么。然而，这也正是我现在所要忏悔的：当初我们为何竟如此轻易地忽视了身边这样的大学问家，而飞蛾扑火般地将全部热情投注给时髦的文学家？随之而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凭什么相信文学家？

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走进了茫茫的人海，再一次同吉大相遇是却在若干年之后我进入鲁迅研究的学术圈，并且意想不到地在精神的层面同最初的母校取得了某种隐秘的联系，我同刘柏青先生的相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2013年3月，我在南京师大鲁迅会上提交的论文是“留白与虚妄：鲁迅杂文的发生”，讲的是1920年代中期鲁迅转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他对虚妄世界像的感到及其“留白”美学的产生。大会宣讲的时候，是日本佛教大学的李冬木教授主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冬木老师，他是我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的系友，见到后彼此很亲切。会后他跟我说，“你所讲的‘留白’来自于日本的夏目漱石和厨川白村，你回去翻一翻刘柏青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他那里面提到过。”我当时心里一惊，从南京回来后就在孔夫子网上买了一本《鲁迅与日本文学》，翻开一看，果然在“鲁迅与夏目漱石”那一篇当中提到了。

2014年6月，山东师大鲁迅会，再次见到冬木老师时，我提及此事，他说，“吉林出版集团最近出版了柏青先生的文集，里面又重新收录了《鲁迅与日本文学》。”先前因为读了柏青先生的文章，有许多同感，忽然有想见一面的冲动，于是就问冬木老师，“刘柏青先生还在吗？”请原谅我的无知，尽管曾经在吉大中文系求学四年，我对柏青先生只知其名，余者几乎不知。好在冬木老师是亲近的朋友，并未怪罪，并且告诉我，“还在啊，就是眼睛有点看不见了。”从那时起，想见柏青先生一面的念头一直藏在心底。从某个侧面讲，我其实在内心已经把他同木山英雄先生一样摆在了学问的精神导师的位置了。

2016年4月8日，黄乔生先生新著《八道湾十一号》研讨会在北京35中院内的八道湾周氏兄弟故居举行。会后晚餐的时候，我同旁边坐着的赵京华老师说，“我想找个时间回吉大拜访一下刘柏青先生。”京华老师欣然颔首。

2016年4月16日，我召集的北京鲁迅青年研究沙龙刚刚开完，晚餐的时候，正在同钱理群几位先生聊着天，突然看到“鲁迅自由谈”微信群里靳丛林老师发布的刘柏青先生的讣告，心里一惊，钱先生听说柏青先生去世的消息也表示哀悼。

4月17日，早晨起床后，我在做思想挣扎，要不要去送一程柏青先生？不去，心愿未了，将留下无限遗憾，去呢，理由其实并不充分，因为即便我1992-96年在吉大中文系求学四年，但未曾与先生谋过一面。彷徨而无从抉择的时候，我拿起电话拨通了京华老师的手机，当他说是12点多的飞机时，我就决定要飞长春了。

4月17日当天促使我飞奔长春的的理由，我想有如下几个：

其一，首当其冲的是，我是吉大中文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刘中树、张福贵、靳丛林、陈方竞、王学谦等平时开会经常能见到的老师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然而，对于刘柏青先生，我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视其为学术的精神导师，可是这完全是同吉大求学的时光无关，是后来离开吉大多少年以后在学术的事业中摸爬滚打而找到的精神联络。然而另一方面，心中就留下疑问：为何找来找去，竟然会回到了起点？然而又竟至于为何在吉大求学期间全然未知先生的价值，以至于在同一时空生活四年而未曾谋过一面？不得不说，在这样的问题背后其实深藏着曾经作为一名吉大中文系的学生而深深自责与忏悔的一面。

其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鲁迅研究学人，我深感备受柏青先生学术传承与学术遗产的种种恩惠。从现有资料来看，1980年代，在中日鲁迅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怕是无出其右者。先生不但是中日鲁迅比较研究的第一人（《鲁迅与日本文学》的作者），同时也是译介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人，1987出版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正是在先生的极力促使下选编、翻译和出版的。就我个人学术而言，我的学术事业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来自于日本思想与日本汉学，尤其是日本的鲁迅研究，而这些绝大部分著作的日语翻译皆来自于柏青先生的引领与倡导。李冬木、靳丛林、潘世圣、赵京华这样一些国内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日语翻译者都曾亲受先生的教诲，皆为先生入室弟子。不但如此，就连国内极其活跃的日本通孙歌（吉大中文系77级，听说柏青先生当时就是她的现代文学课程教师）也恐怕不能不说是受到先生的影响吧？或许张中良（秦弓）（孙歌的同班同学）同样也应该纳入到这样的一个影响的系列当中。而第一本竹内好《鲁迅》的翻译者李心峰尽管当时在吉大读的是文艺学的研究生，但恐怕一样也会受到来自于柏青先生的影响吧？据季红真老师讲，当年在吉大中文系就读的学生要求必修日语，我想这或许是今天开出这样一些硕果的基础吧？然而，在此基础之下，柏青先生要求其门下的研究生自入学之日起就每个人选译一本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著作（李冬木语）作为基本功课的要求，恐怕才是结出今日之硕果的最终因由吧！

其三，先生是1920年代的出生的学者，与薛绥之、杨公骥等先生同属一辈学人。就大陆鲁迅研究领域而言，社科院的唐弢先生、北大的王瑶先生、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等都曾在1980年代培养出了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引领一时潮流。然而到了新世纪的今天，引领大陆鲁迅研究新潮流的却有着柏青老师培养出来的这样一批不容忽视的厚积薄发的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李冬木、靳丛林、潘世圣、张福贵、赵京华、孙歌、张中良……这一大批学者大都具有东亚与世界眼光，从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入手，刷新了1980年代我们从启蒙的单一角度解读鲁迅的传统，为大陆鲁迅研究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其中，尤其为突出的是赵京华和孙歌，这两位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文学研究者，而皆具备跨学科的眼界与能力，这二位在引进日本思想史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赵对木山英雄和柄谷行人、孙对竹内好和沟口雄三不遗余力的译介，都极大地丰富了大陆的思想资源。不仅对汪晖这样极有成就的大学者构成影响，同时也哺育了一大批70后和80后的学人。这样一些思想资源的引入将会对大陆学术与思想的未来变革带来怎样的功效，还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刘柏青先生在1980年代的开创与引领之功不可没。

其四，先生正是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所赞颂的“土壤”一样的人物。创造固然有益，然而却极有可能随着时代的转换而丧失原来的光芒，可是“土壤”却能惠及众生，让文化的创生更富于底蕴。先生在1980年代默默地耕耘与奉献，开垦着中日文学比较这一方沃土，然而，在今日盛开的季节里，先生却销声匿迹了。或许有人为先生的不闻而感到悲凉，而我却要说的是，这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鲁迅精神”，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是为追忆我的精神导师刘柏青先生。

本期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