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昌 | 文学史家郭志刚

郭志刚先生（90年代初）

郭志刚先生193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景县农民家庭。抗战全面爆发后不到两个月，家乡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来又成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部分。正是在中共抗日根据地，郭志刚先后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奠定了其情感基石。1947年夏初中毕业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来进入景县师范、冀县后师学习。从此时起，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1954年秋，郭志刚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对于50年代初期的景县农村来说，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考入大学是相当不容易的，何况又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就读期间，郭志刚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于1958年毕业并留校，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郭志刚先生(前排左三)与启功先生(前排左四)等

作为刚留校的年轻教师，郭志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中。听课、备课、讲课，这些不间断的重复工作一方面加深了郭志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形成了郭志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法和个人风格。郭志刚认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与单纯的研究机构不一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高等学校里，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是相互为用、相互提高的。作为一名教师，走这样的路子阻力较小，较易成功。”其实，在郭志刚看来，高等学校的教师虽然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教书育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对于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师范学校来说，育人工作就显得尤为特殊。因此，郭志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以教学为基本目标的，公开发表的“专题性”学术论文常常是“做了上课用的讲义”。[1]这样的学术研究路子不但很好地解决了高等学校教师经常会遇到的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而且能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过程中，使自己的教学内容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状况相一致，使学生能够接忙到最新的学术观点。

郭志刚真正开始学术研究是在1978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高等教育百废待举。为了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深入，中文系决定将原来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分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教研室。在谁都不愿意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情况下，作为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郭志刚带头离开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组建了当代文学教研室，为后来当代文学教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后来“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有一定的教学基础和学术根源的话，那么，郭志刚其实是最早越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人为分割，而将其统一起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虽然1983年以后郭志刚又回到了现代文学教研室，但是他的学术方向却因此而基本确立。

郭志刚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孙犁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涉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全部代表性作家，郭志刚要么以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为中心，要么以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中心，在顾及作家的全部创作历史的前提下能够挖掘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所在，并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一些普遍性规律，比如“文学创作的伦理性”、“性格的辩证法”、“创作总根于爱”等命题。可以说，郭志刚是在尊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前提下，完成了一部个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荷塘纪胜——论孙犁的散文》（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孙犁创作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现代小说论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阅读人生——郭志刚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

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了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郭志刚先后和一些兄弟院校的教师合作，共同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并编选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等。除了合作主编教材外，郭志刚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漫话》的基础上，经过扩充、修订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等教材虽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部教材在写作之前都是经过了参与者的充分讨论的，但是郭志刚作为第一主编，他个人的文学史观仍然是贯穿于整部教材之中的。作为一部教材的灵魂。“绪论”是最能体现写作者的文学史观的，而郭志刚主要是通过“绪论”的写作来实现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总体看法的。像《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绪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的绪论“略论我国三十年代的文学”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单独发表，其中涉及的一些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当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被认为是确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体制。[2]因此，当后来人们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集历史时都会看到郭志刚牵头主编的这些文学史教材的开拓意义。[3]

郭志刚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历史意识，提出了“治学先治史”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原则。这一方法和原则不仅贯穿于郭志刚的整个学术生涯中，而且还将其传给了他所带的每一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每一届研究生入学时，他都会强调“治学先治史”的重要性，希望每位研究生能够以充分的历史意识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单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是与研究者的生活距离最近的，是与研究者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然而，在郭志刚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仍然是对已经过去了的生活的审美再现和艺术表现，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一种历史化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中去，尽量还原和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氛围。在具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报刊等原始材料的借重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事人的访问就显得相当重要，郭志刚有关孙犁的研究就是这种学术方法运用的重要成果。从一开始研究孙犁，郭志刚就与孙犁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利用书信方式获得研究孙犁的第一手材料。后来，为了写孙犁传，郭志刚又多次专程拜访孙犁，参加有关孙犁的学术研讨会，在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经历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全面“揭示了孙犁的富于启迪、意蕴丰厚的人生奥秘”作家传记。[4]

孙犁像

另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在郭志刚的学术研究中更是一种历史观的具体呈现。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显得充满活力而富于创新，各种新方法和新观点层出不穷。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过于强调艺术审美性和主体创造性而表现出来的非历史化倾向，郭志刚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表达了自己的原则性看法。比如，关于左翼文学的历史地位问题。郭志刚认为，如果不是“孤立地或形式主义地看待左翼文学这个名词，而是如实地把它视为一个历史进程”，那么，研究者会发现，左翼文学的出现“不仅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进步”。从“五四”到“左联”，“我国文学走的是一条激浊扬清的光明之路，也是一条前后连贯的历史必由之路”，“既不能否定它的开头——‘五四’，也不能否定它的结果——‘左联’”。[5]在同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样的观点可能略显“保守”了些，但它是对左翼文学的一种历史认识，而不是脱离了左翼文学发展的时代语境的主观判断。90年代中期以后左翼文学再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的事实，就说明了郭志刚关于左翼文学的历史主义学术精神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再比如对茅盾创作的评价问题。在从“重写文学史”到所谓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行榜等一系列“学术事件”中，茅盾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然而，郭志刚并没有对这些以哗众取宠为目的的单纯“求新”的学术观点采取激情式的批判态度，而是在对茅盾的“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进行冷静的分析后指出了茅盾产生的时代特殊性与历史合理性。他认为，“有什么样的‘活法’，便有什么样的‘艺术法’”，茅盾以自己的艺术和革命活动参与了“中华民族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能够决定自己的‘活法’”的历史进程，其艺术实践必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公正评价的。那些“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否定茅盾的作品，甚至将他逐出‘大师’之列。但否定不了这些作品反映出来的活生生的现实，更否定不了其中时时现出的他们自己的灵魂和影子”。[6]郭志刚做出这样判断的根据当然不是纯粹的个人喜好，而是茅盾作品的丰富“历史内涵”和自己的“以史为鉴”的学术态度。

当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看待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缺陷也就很自然地同时表现了出来，而这正是学术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当郭志刚在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的时候，就很自然地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了理性审视的当代精神。因此，充满理性批判的当代精神是郭志刚的学术研究的又一个特点。每一位研究者都会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特殊的偏爱，然而，缺乏理性批判的过度偏爱完全有可能导致研究的盲区，反而会局限研究者走向新的发现。对于自己涉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或者思潮、现象，郭志刚既没有采取完全的肯定，也没有采取简单的否定，而是在分析优点的过程中指出不足。也许人们会说，这样的研究态度有点“中庸”。但是，这样的“中庸”中却闪耀着发现真相的火花，更是理性审视的必然结果。比如，在评价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时，郭志刚肯定了抗战小说因与民族灾难的密切联系而产生的“救亡”效果，肯定了“在这样的时代，即使作家不去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忘记‘关心’作家”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深切互动。然而，郭志刚仍然这样说：“总起来看，在三四十年代反映抗日题材的小说中，真正对那一时代中国人民的伟大业绩作出高度艺术概括的作品还是太少了。”[7]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郭志刚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进行理性审视的结果。

郭志刚总是抱着理解和同情的姿态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在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郭志刚曾写过一篇题为《“创作总根于爱”——一个值得总结的文学史现象》的文章，他以鲁迅的“创作总根于爱”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爱”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未来关系中所发挥的创造性功能，提出了“爱”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意义：“人生离不开爱，以人生为依托的艺术也就离不开爱，开拓人生需要激情，创造美化人生的艺术，当然也需要激情。”以此为出发点，人们也许能够编写出一部“文学性突出、准确揭示艺术规律、且能以情动人的文学史来”。[8]“其实，文学创作根源于“爱”，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根源于“爱”，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爱”是以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同情为起点的。研究者要像文学家一样，对生活体验入微，对人物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郭志刚一再强调，文学研究其实包容了对人生的经验、艺术、文化和哲学等复杂层面的综合过程，是与文学家的创作过程一致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然是包含了超越时空的独特性和难以避免的历史缺陷的，研究者不能因其超越时空性而全面肯定，也不可因其历史缺陷而一概否定。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的理解和同情。比如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无疑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然而，《围城》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所以，郭志刚认为，钱钟书“对他的人物有批判，对生活也有评价，但这些批判和评价……有不够准确和恰当的地方。在艺术上，主要人物方鸿渐的形象前后不够协调和统一”。[9]如果考虑到该文是写作于1981年的话，那么这样的判断毫无疑问是准确的，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结论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郭志刚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是推动学术创新的基础，脱离了新材料的学术创新可能会流于为创新而创新，缺乏足够的材料支撑。故人们谈到郭志刚的学术研究时常常这样说：“郭志刚先生治学，一向注重史料，本书（注：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对于史料的充实（包括对某些新材料的、新作品的征引或发现）可以说是为一般新文学史论著作所不及的。”“发现，包括规律的发现，作家的发现与史料的发现等等，这是文学史论的目的，也是文学史论的灵魂。许多时候，一条极富意义的新的发现就可以使一部文学史论熠熠生辉。”比如，在《批评、培养与借鉴》一节中引用的周毓英与郑振铎之间的通信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所未曾提及的。“在郭著中，诸如此类的史料，不胜枚举。仅此一端，也就足可证明郭先生这部文学史论的学术价值。”让历史材料去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说话，而不在意别人“保守”或“左”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是郭志刚的学术个性，内里是尊重历史的正气与勇气。

本文原刊于《励耘学刊》2012年2期

郭国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