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丨“古来注者皆寂寞”——论林辰的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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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5月1日，林辰病情恶化，在转院途中逝世。时值“非典”蔓延之非常时期，并无多少友人前去送别。“林老冷清地活着，又冷清地走了，留给后人的也是一门冷清的学问。”[1] 其实，林辰明白“古来注者皆寂寞，除了寥寥数人以外，大都声名不彰，坎坷一世”，而他之所以将大半生献给鲁迅研究事业，“不求名，不谋利，只为了推广鲁迅著作，传播鲁迅精神”。[2]

        由于潜心致力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以及鲁迅辑录古籍的整理校勘，林辰生前仅出版了《鲁迅事迹考》和《鲁迅述林》两部专著。经过家属的悉心整理，现存7章的林辰所著《鲁迅传》才于2004年与读者得见面。及至2010年6月，在王世家数年的编校下，《林辰文集》（四卷本）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杂文集《秋肃集》和《跋涉集》的收录，再加上书信集《诗农书简》的整理，让林辰著述的整体面貌得以呈现，可以说为全面探讨林辰的鲁迅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遗憾的是，集中评述林辰鲁迅研究成就的《林辰纪念集》早在2005年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杂文集和书信集尚未面世，研究者的理解和认识难免受到一定影响。更大的问题在于，“林辰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辞世，他的老朋友大多已先他而去”，[3] 纪念和研究林辰的后学多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难以客观平等地看待林辰鲁迅研究的利弊得失。换句话说，现有研究多以林辰取得的最终成就为基点，探讨林辰作为“当代朴学大师”何以“当之无愧”，[4] 而忽略了林辰学术生涯的发展历程，也即林辰如何成长为朴学大家。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内容。

一、《鲁迅事迹考》中的许寿裳‍‍‍

1948年7月开明书店初版《鲁迅事迹考》的《后记》中，林辰言明书稿写作“得许寿裳、孙伏园二先生之助不少”，并对“许先生以高龄硕德，而对于一个后进的请益，往往不吝用长达二三千字的复书，赐以周详的指教”，表示“感念不忘”。[5] 待到1955年4月再版时，林辰在《后记》中表达了对已故的许寿裳的缅怀，“当我重新校订这些文字时，又不禁时时想起这位谦和慈祥、头发皤然的长者来”。[6] 既有研究多给予《鲁迅事迹考》以较高评价，认为林辰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开辟了考证鲁迅研究史料的先河，或可视为“从事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7] 却不免忽略了许寿裳在《鲁迅事迹考》的写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林辰能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份话”，在朱金顺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善于发现问题”，也即林辰的立论“往往是发现了问题，发现了别人的错误，才进行考辨的”。[8]。 综观1948年初版《鲁迅事迹考》，其中《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鲁迅北京避难考》《鲁迅的婚姻生活》等4篇文章所论证问题，都直接受许寿裳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作《鲁迅年谱》的启发。即以《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为例，林辰发现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周作人的《关于鲁迅》，都将鲁迅的归国时间记录为1910年，这与许寿裳在《鲁迅年谱》中所述的1909年6月回国有所出入。结合鲁迅在《自叙传略》中对于回国后经历的回忆，林辰判定鲁迅确是在1909年夏季回国，并对《鲁迅年谱》的叙述作了增补。可以说，《鲁迅事迹考》中近一半的成果，都是从他人与许寿裳叙述的矛盾切入，为《鲁迅年谱》的合理性下一注脚。而相关问题的选择，都如归国年代一样“看去似小，但牵一发而动全局”，[9] 其价值也由此得以显露。

除此之外，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以及《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等书，在“国内外广泛流传，为鲁迅研究者所必读”。[10] 这些著述成为林辰写作《鲁迅事迹考》的重要参考，并为《鲁迅赴陕始末》《鲁迅与文艺会社》《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鲁迅研究系年》等篇的论述提供有力支撑。即以《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为例，林辰通过周作人的《关于鲁迅》和他为江绍原所著《发须爪》撰写的序言，证明《红星佚史》实为周作人所作，而与《怀旧》相同的署名“周逴”也系周作人所加。在“补记”中，林辰根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有关鲁迅对林纾“多译哈葛德和科南道尔的作品”表示“不满”[11] 的描述，推断鲁迅不会翻译哈葛德的作品，可以说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12] 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1944年元月开始，林辰写信向许寿裳求教一些研究鲁迅时无法解决的疑难，而许寿裳对于林辰“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给了周详而诚恳的回答”。[13] 这些答复散见于《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等篇，其的一些内容更是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以《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为例，文章由许寿裳和周作人有关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的不同意见切入，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思想、志行、交游以及回国之初的出处等方面”[14] 展开讨论，明确指出鲁迅是光复会会员的可信度更高。不过，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许寿裳在复信中的回答 ：“光复会会员问题，弟进会时，鲁迅尚未加入。1909年春，弟先返国，是年夏，鲁迅亦返国，同在杭州教书，始知其亦进了会。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不相告知的。”[15] 许寿裳不仅为鲁迅加入光复会提供了可资凭借的一手材料，还解释了周作人持相反观点的因由，足可视为研究鲁迅与光复会关系问题的重要论断。从某种角度上看，正是许寿裳的答复，让《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拥有更强的说服力，并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鲁迅考证研究的典范之作。

不仅如此，许寿裳的复信，一定程度上也为林辰文章的修改提供了帮助。1943年9月中旬，林辰在巴县长生桥完成了《鲁迅北京避难考》，并刊于《新华日报》上。对于文中得出的鲁迅“于四月初离寓”，“直至五月底始回寓”[16] 的结论，许寿裳认为“大致确实，不过起讫的日子还可以稍稍缩短一点”。[17] 根据许寿裳有关鲁迅避难过程的回忆，以及对鲁迅《一觉》中“四方的小书斋”的解读，林辰于1945年9月2日对《鲁迅北京避难考》作出修订，将结论修改为“于四月中旬离寓”，“直至五月中旬始回寓”。[18] 应当认识到，《鲁迅北京避难考》确实颇费心力，但为查考鲁迅生平事迹提供极大助益的《鲁迅日记》的出版，使得此类文章“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了”，[19] 由此或可理解林辰在1955年《鲁迅事迹考》再版时删去此篇的做法。

事实上，林辰是在不断阅读和学习许寿裳著述和回信中，对《鲁迅事迹考》进行修订和增补的。即以《鲁迅演讲系年》为例，林辰在1948年版的写作过程中，并未征引许寿裳的著作。及至1955年版，林辰根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叙述，增加了鲁迅1912年6月在北京夏期演讲会（题为《美术略论》）和1925年12月4日在上海暨南大学（题为《离骚与反离骚》）发表的两条演讲记录。而在1981年第3版中，林辰增加的鲁迅1930年2月13日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会上发表的演讲条目，也是以许寿裳的记述作为参照材料的。换句话说，许寿裳对于林辰的帮助和影响，并不限于初版《鲁迅事迹考》的写作过程，而是渗透在林辰长期以来的思考书写中。

1942年10月19日，林辰赶往重庆参加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在孙伏园的介绍下与许寿裳相识。针对林辰去信提及的研究鲁迅上的疑难，仅有一面之缘的许寿裳有问必答，且对林辰已发表的文章予以指导。1946年1月离开重庆前，许寿裳专门写信给台静农，希望能够为林辰安排白沙女师学院的教职。对于许寿裳在学术和生活上给予的关怀和帮助，林辰感念于心并付诸实践。早在1945年，林辰就有意通过刘振美所办华美书店，将许寿裳其时已刊发的9 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辑录出版，并征得许寿裳的同意。遗憾的是，华美书店不久即停业，出版之事难以为继，林辰“为此深感歉疚，三十年来，常用耿耿”。[20] 直到1983年，林辰在许世玮、王锡荣、陈子善的帮助下，精心编辑完成《许寿裳文录》，以纪念许寿裳诞辰一百周年。不过，文集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有感于许寿裳籍贯绍兴，林辰希望能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寿裳文录》，然而目录寄去后再无下文，幸“得朱正同志之助”，“改与湖南人民出版社联系”，[21] 方得以于1986年发行面世。

在1981年第3版《后记》中，林辰回忆了《鲁迅事迹考》的写作年代，那时他“手边有的，只是鲁迅著作的几种单行本，常常要步行二三十里到附近较大城市去借阅《鲁迅全集》”，更“无从看到像《鲁迅日记》一类的重要材料”，[22] 可以说是进行着艰苦困难的工作。即便林辰尽力查考材料，疏漏之处仍难以避免。《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中关于鲁迅劝阻狱中的章太炎停止绝食的叙述，即受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的错误引导。应当认识到，《鲁迅事迹考》确有开创之功，但由于材料的匮乏，不足之处同样无法回避，而著述的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许寿裳在内的前辈学人的指点和教诲。

二、《鲁迅传》未完成之因由考

在初版《鲁迅事迹考》的《序言》中，孙伏园认为从文章的题目可看出，全书与“鲁迅先生的整个传记有关”，据此将10篇论文分为写《鲁迅传》的过程中“要选取的”、“要做旁证的”和“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三类，并表示“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23] 无独有偶，曹聚仁虽未与林辰相识，却同意孙伏园的看法，直言“就他所下的考证功夫来说，正如孙伏园所说的，是一个会写出有价值的鲁迅传记的人”，[24] 这在曹聚仁批评王士菁的《鲁迅传》（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25] 的两相对照中，凸显了林辰写作传记的无可替代性。

确如孙伏园所料想的，1949年1月，林辰开始在林如稷编辑的《民讯》月刊上连载总题为《鲁迅传》的书稿。可惜的是，刊物停办后未能连载，只发表了第1章《家世及早年生活》、第2章《无需学费的学校》和第3章《留东时代的鲁迅先生》（后改题为《由医学到文学》）的前两节。不过，林辰并未放下《鲁迅传》的写作计划，“至五十年代初，已写出八章”，只是“前八章手稿一直藏于箧中（其中第六章手稿佚）”，[26] 直到林辰去世后的2004年5月才在家属的整理下面世。事实上，林辰《鲁迅传》尚未出版时，张梦阳即感慨林辰前两章“写得较为精熟”，“可惜没有继续写下去，铸成鲁迅传记写作史上的一大遗憾”。[27] 而在《鲁迅传》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张小鼎仍为林辰“未能一气呵成写完全部书稿”感到“惋惜”。[28] 那么，为何林辰没有完成《鲁迅传》的写作呢？对于这个问题，林辰的回答是 ：“开始是战乱，写不下去，解放后又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就撂下了。”[29] 研究者普遍采纳了林辰的说法，如姚锡佩认为林辰是“由于战乱及解放后工作的变动”，“放下写作传记的心愿”，[30] 而在笔者看来，情况或许更为复杂。也即，《鲁迅传》的未完成，并非完全是战乱和工作变动等外在背景干预，同时也受林辰自身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方式等内在因素影响。至于具体的因由，需深入到历史语境和文本内部加以阐发。

孙玉石拿到《鲁迅传》书稿时，发现发表于《抗战文艺》的《鲁迅在厦门大学》和《鲁迅在中山大学》，与手稿第7章《海滨的遁迹》和第8章《在钟楼上》的主体内容和注释标点大体相同，由此结合《鲁迅在厦门》作于1940年10月的“附记”做出推断：林辰早在1940年初就开始酝酿《鲁迅传》的写作，只是在1949年1月起公开发表，他是“由近及远，从后面的厦门、广东时期生活开始写作的”。[31]《诗农书简》的出版，验证了孙玉石的推测。查1946年10月1日林辰致许广平的信件可知，林辰在写作后收入《鲁迅事迹考》的单篇论文的同时，“更拟从事一类似传记之长稿”，而《鲁迅在厦门大学》《鲁迅在中山大学》即“其中之一部分”，不过林辰“忙于生计，迄未脱稿，时作时辍，未知杀青何日，时疚于心，有如重负”。[32] 显然，经济状况和生活危机，影响到了《鲁迅传》的写作。不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林辰若是采用“由近及远”的写法，为何放弃了“鲁迅在上海”的写作，转而在近十年后由“鲁迅的家世及早年生活”重新写起，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未触碰“晚年鲁迅”的研究话题。在袁良骏向林辰请教《鲁迅研究史》当代部分如何写作时，林辰直言“下卷”更难写，因为“涉及的都是‘活人’，不容易进行‘纯学术’评价”[33]。以此推之，林辰无法展开“鲁迅在上海”的写作，除却环境的动乱和繁重的工作外，或与其认识到此一话题无法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免纠缠于复杂的人事关系有关。

按照王世家的推想，《鲁迅事迹考》中的《鲁迅与文艺会社》《鲁迅赴陕始末》《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等篇“可能就是第六章传文的一部分”，[34] 故以题为“1919—1926年鲁迅事迹考”的“附录”形式置于2004年版《鲁迅传》7章内容之后，作为对缺失的第6章手稿的补充。根据现存《鲁迅传》前5章及第7章的论述重心不难推测，佚失的第6章的内容“应是关于五四时期鲁迅在北京的生活经历与创作成就及学术活动”，[35] 而从林辰将第3章《留东时代的鲁迅先生》的部分内容先行发表（《鲁迅与章太炎及同门诸子》）的选择中不难看出，王世家的安排大抵符合林辰最初的设想。不过，这样一来，第6章的篇幅明显超出其他章节，与既存的《鲁迅传》较为匀称的框架设计有所出入，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林辰在结构布局时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将鲁迅的早年生活、求学经历和五四前的工作，摆到了和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展示鲁迅的文学创作与艺术成就。从某种层面上看，这与林辰擅长和推重考据的研究方法不无关联。换言之，林辰意识到材料积累和史实考订对于鲁迅传记写作的重要性，希图依托严谨的考证写出详实的《鲁迅传》，这样的优势在有关鲁迅生平的写作上得到充分发挥，现有的前五章足可视为典范。但是，鲁迅最重要的身份之一是文学家，《鲁迅传》的写作势必要将重心放在鲁迅经典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读解上，而这并非考证所能解决，某种程度上也注定了林辰难以完成理想中的《鲁迅传》之第6章。第6章的散失，不排除多年辗转中丢失的可能，但林辰始终未对此部分内容进行重写，或与其对第6章文本不够满意有关。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林辰写作《鲁迅传》时相对匮乏的资料，并不足以支撑其完成对于有关鲁迅的诸多基本史实的考订，这在注释中的“推算”“断定”和“兹从此说”处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传》的写作进程。即以第八章《在钟楼上》为例，缺乏《鲁迅年谱》和《鲁迅日记》等基础材料的林辰，首先需要在未见相关记载的前提下，考订鲁迅抵达和离开广州的具体时间。根据鲁迅1927年1月17日致许广平的信函，林辰推测“鲁迅之抵广州，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36] 综合比较《匪笔三篇》《某笔两篇》和鲁迅复顾颉刚信函，同时查询《而已集》与《三闲集》各篇，林辰最终决定参考《再谈香港》一篇，“推定鲁迅是九月二十八日离广州”。[37] 林辰在史实考订上彰显的学术功力无可置疑，但这样的“推测”难免会与事实有所出入。查《鲁迅生平著译简表》可知，鲁迅是在1927年9月27日“偕许广平乘‘山东’轮离广州赴上海”，[38] 并非林辰所推想的9月 28日。据王世家回忆，在林辰所藏《鲁迅传》的第一章排印件上，“他作了认真的修订，甚至还有将附于文后的每条注释都写成一篇考订文章的打算”。[39] 不难见出，相关资料的缺乏，促使林辰利用注释的空间详加考订，但考证所达到的效果，又受既有材料的局限，可以说是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客观来看，繁琐的考证耗费了林辰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势必会影响到章节内容的展开和整体结构的安排，最终作用于现存《鲁迅传》的呈现面貌。

林辰在1940年代初开始着手《鲁迅传》的写作，起初采用“由近及远”的写法，先完成《鲁迅在厦门》和《鲁迅在广州》两部分，但考虑到“鲁迅在上海”的写作话题涉及诸多纷争，再加上时局动荡、调动频繁，林辰虽未曾放下撰写《鲁迅传》的材料积累工作，却没有继续鲁迅最后十年的记述。1949年1月，林辰拟按照鲁迅的生命轨迹，由“家世及早年生活”开始总题为《鲁迅传》的发表。连载计划因刊物的停办而中断后，林辰没有放弃，完成了《鲁迅传》的前八章。其中第6章手稿丢失且未再重写，或与林辰自感优势在于考据，难以驾驭鲁迅文学成就这一话题有关。1951年调入鲁迅著作编刊社后，林辰将全部精力投入《鲁迅全集》的校勘注释，《鲁迅传》的写作因而中止。现存7章10万余字的林辰版《鲁迅传》，几可视为林辰在所能接触的材料中，通过不断考订和校改构建出的苦心孤诣之作，它的优势和缺陷，都将成为鲁迅传记写作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三、《古小说钩沉》与辑佚编校

         自1951年2月起，林辰由研究学者变为著作编辑，身份的转换直接改变了林辰进行鲁迅研究的重心。此后林辰数十载的心血，集中于1958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上，而《鲁迅述林》（1986）中的多数篇目和《鲁迅辑校古籍丛编》四卷本（1999）也可视为此工作的延续。

       早在1950年9月，林辰担任重庆大学教授期间，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或可视为从事《鲁迅全集》编校工作的发端。由收入《鲁迅述林》的相关论文可知，林辰在整理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下对于《古小说钩沉》的研究。此外，在与1958年版全集同时开展的三卷本《鲁迅辑录古籍汇编》工作中，林辰正是“负责整理”[40]《古小说钩沉》部分，只可惜因“厚今薄古”的意识形态影响未能出版。而编辑1981年版《鲁迅全集》时，林辰承担起包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在内的“共二十二种鲁迅著作的注释”[41] 讨论任务，对于《古小说钩沉》《云谷杂记》等鲁迅辑录古籍成果的考证辑佚，更是让他成为《古籍序跋集》和《集外集拾遗补编》定稿组的“主心骨”。[42] 80年代中期以后，林辰主持重启鲁迅辑录古籍的排印工作，并由《古小说钩沉》和《小说备校》等开始着手，于1988年完成《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二卷”[43] 的编校。可以说，对于《古小说钩沉》的考证、辑佚、校勘和编辑，贯穿了林辰50年初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成为考察林辰后期鲁迅研究的重要窗口。

        林辰对《古小说钩沉》的研究兴趣，最初体现于《鲁迅传》第五章《在“五四”前夜》中。据手稿第十八节，林辰列出《古小说钩沉》所辑36种小说的时代与作者，并依据《中国小说史略》的相关评论弥补序跋缺失的不足，结合唐弢《鲁迅全集补遗·后记》推断鲁迅1912年已基本完成《古小说钩沉》的整理工作。在肯定鲁迅为考察小说源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林辰也为全书“未达成定本的规模”，缺少“最后整理”，特别是没有“依作者先后编排”和“分卷”[44] 感到可惜。而收入《鲁迅述林》的四篇与《古小说钩沉》有关的文章，正是沿着《鲁迅传》中的研究推进下去。

        先是对《古小说钩沉》辑录年代的考订。林辰从郑振铎、小田岳夫和王士菁说法的差异切入，据《华盖集续编》中“费去两年多”[45] 的描述，推测鲁迅在清末民初已开始辑录此书，时间为“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六月归国以后”，[46] 且由《古小说钩沉·序》的发表时间断定鲁迅在1912年2月已完成辑录工作。不过，1958年版《鲁迅全集》将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起始时间定于1910年，指出鲁迅是在绍兴府中学堂授课之余“开始辑录散见于‘类书’中的唐朝以前的古小说”，[47] 此一说法为后来的各版《鲁迅全集》所承继。再是扩充36种小说作者的信息，以“现行本编列”为序，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史志著录、写作时代及有关文献等等”[48] 加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林辰在《〈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中对《鲁迅传》的有关叙述作了两处修订。一是补全《青史子》的作者和时代，主要是据《三闲集》中“辑周至隋散逸小说”[49] 的记述，判定《青史子》系周代青史子所著小说 ；二是将《玄中记》由晋郭氏所作改为“撰人不详”，依凭的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郭氏玄中记》是六朝人为影射郭璞故以郭氏之名假托。

        北京图书馆藏《小说钩沉目录》的发掘，成为林辰取得突破性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许广平提出《古小说钩沉》应分为四部：“第一部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 ；第二部为《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的书 ；第三部为《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的书 ；第四部为虽然不见于史志，而汉唐人却已引用者。”[50] 这样按史志著录为依据进行划分自有其合理性，但林辰意识到此与鲁迅“为《钩沉》五部讫”[51] 的说法之间存在矛盾，而三页手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帮助。根据这份将31种小说划为五集的目录，林辰确定前三集的排列与《鲁迅先生著译书录》相符，只是将许广平所述第四部分为两集 ：“第四集，收隋唐志小说家以外著录的书 ；第五集，收史志未见著录的书。”[52] 不过，这份目录并非最终定稿，各集所收书目的编排方式不尽统一，且缺收《神怪录》等五种小说。

       有鉴于此，林辰结合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十册《古小说钩沉》稿本和《小说钩沉目录》，将《宣验记》《冥祥记》《旌异记》归入第三集，《神怪录》《祥异记》纳入第五集，构建出《古小说钩沉》的大致面貌。通过大量的举例与旁证，林辰认为鲁迅的《古小说钩沉》相较于前人的辑本而言，具有“体例谨严、搜罗宏富、辑文完善、考订精审”[53] 等特色，从中不难窥见鲁迅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而其在学术上的成就与价值也得以彰显。林辰注意到鲁迅在辑录《古小说钩沉》时附加了一些简短的案语，提醒后来者在阅读和研究时应当多加关注，其中可能蕴含着鲁迅对某些问题的直接意见。遗憾的是，限于篇幅，林辰并未展开论述，而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目前仍缺乏对于《古小说钩沉》案语进行系统性整理和研究的相关成果。

        由于王永昌的倡导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林辰投入到《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的整理工作，并在《古小说钩沉》的编校过程中融入了自身的研究所得。具体而言，林辰依照《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中的推断，将36种小说分为五集，至于“每集中所收各书，大体按作者时代先后排比”。[54] 以第二集为例，将《小说钩沉目录》手稿中的“《语林》（晋）、《郭子》（晋）、《笑林》（魏）、《俗说》（梁）、《小说》（梁）、《水饰》（隋）”按时间顺序变为“《语林》、《郭子》、《俗说》、《小说》、《笑林》、《水饰》”。至于各书的作者姓名与写作年代，也都根据《〈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予以标明。不过，对于少数难以考定的著者，林辰选择暂时遵循旧说，《汉武故事》标为由汉班固所作，而《玄中记》也保留了晋郭氏所撰的说法。此外，林辰一方面“增补序文”，将 1938 年版《鲁迅全集》中未收的“最初以周作人的署名”[55] 发表于《越社丛刊》的《〈古小说钩沉〉序》，照手稿编入《古小说钩沉》之首 ；另一方面，以1938 年版全集第八卷《古小说钩沉》为底本，对其中的“断句、标点，作了部分订正”。[56] 在林辰和王永昌的努力下，《古小说钩沉》顺利出版，而此时距离1938年排印本问世已过去将近60载。

        不可否认的是，《古小说钩沉》未经鲁迅最后整理审定，其“钩沉辑佚尚有可补”，校勘难免有“不够周密详尽之处”，[57] 编排次序也非目录学所能统一，其中涉及的一些书目篇章更是难以考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辰为《古小说钩沉》所作出的贡献自是不可磨灭，但该书的增补和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样任重道远的，还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丛编》所收古籍并非都是鲁迅辑录之作，还包括鲁迅抄校的《百喻经》《沈下贤文集》《说郛录要》等3种，而鲁迅辑录的《谢灵运集》《广林》《会稽先贤著述辑存》《柳恽诗》《虞永兴文录》等5种却未编入，可以说书名与编者的实际选择之间出现了混乱。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矛盾并非是上述五种著作“未被《丛编》的编者所认可”，[58] 而是不得已为之。进入《丛编》第四卷的工作时，林辰已“因目疾严重，无法继续进行，搁了很长时间，只好请人帮忙，才在六年后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59] 为确保书籍出版计划不至搁浅，林辰选择将自己先前发现整理的三部由鲁迅校勘的古籍置于第四卷，以牺牲全书内在统一性的代价，换得《丛编》的顺利出版。林辰将自己的大半生精力献给了鲁迅辑录校勘古籍的整理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一定的不足和遗憾。而其中的经验教训，刺激后来者不断向前推进。

结语

        按照解志熙的观点，人文历史研究可以分为“构建某种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学说”和“对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出实事求是的解释”[60] 两种基本类型，而林辰显然偏于后者。在不同阶段，林辰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力求通过考据、辑佚、校勘和注释等朴学研究方法，在充分掌握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上，为鲁迅研究事业留下足可征信的文章和资料。这样的追求，肇始于《鲁迅事迹考》的写作，不过，其中所涉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多有赖许寿裳等人的帮助，几可视为林辰鲁迅研究历程的萌芽期。与之近乎同步展开的《鲁迅传》，彰显着林辰试图由点及面、对鲁迅进行整体研究的探索，而未能完稿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林辰无法兼顾阐释创新与史料考证的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冯雪峰与楚图南协商将林辰调入鲁迅著作编刊社的决定背后，隐藏着林辰对于自我价值实现路径的判断和选择，并最终通过集大成的两版《鲁迅全集》得以成就。然而，被后来者追认为“当代朴学大师”的林辰，不仅忍受着“不少人对注释工作”的“不屑一顾”，[61] 被迫放弃《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的后续工作以致书稿出现内在矛盾，就连藏于箧中的半部《鲁迅传》也来不及完成。林辰的鲁迅研究历程，一如他对《古小说钩沉》数十年的探索，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又难免留下遗憾，最终化为相关研究者继续探索的基石，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正象征着那些从事史料工作的研究者可能的命途。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5期，感谢李杨老师授权本公众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