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众》的筹办是多组织参与的结果，由中共江苏省宣传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左派）党团、中国济难会上海市总会合办。中国济难会是名义上的出版者，期刊的实际策划者是中共江苏省委与国民党上海市党委（左派）党团。负责与郁达夫接洽的余泽鸿，时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秘书长。参看王菊如《郁达夫与〈民众〉》，《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3期。
（2）1926年郁达夫受聘为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于3月18日同郭沫若、王独清一道乘船去往广州，但刚到广州就遭遇到学潮事件，郁达夫到广州后的遭遇与心理状态在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索（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第四章“广州事情”里有详尽的叙述，在此不再赘述。
（3）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0–631页。
（4）程凯：《革命的张力》，第147页。
（5）这个阶段他至少已接触了列宁、拉法格、布哈林的相关著作。实际上，他在初期乃至转向后所表露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认同与他归国之后的际遇体己相关。这其中主要涉及创造社早期不得不委托泰东书局出版期刊的“受制于人”，创造社和泰东书局的纠纷参看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以及在这期间郁达夫为谋生计在大学任教时对自身劳动力被“剥削”的不满。早在1921年10月郁达夫去安庆法政专科学校任教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记述“一天十二点钟的劳动，血肉做的身体，谁经得起这过度的苦工呢！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者，都因为有一部分人不劳而食的缘故”（《芜城日记》，1921年10月6日，《郁达夫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6）从1920年代后期郁达夫小说创作风格就已明显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趋向，1930年代后郁达夫尝试创作过近似于“革命文学”的作品，如《杨梅烧酒》（1930）、《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出奔》（1935），虽然这几篇小说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文学”，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有意识地创作带有“阶级意识”的小说。
（7）郁达夫：《迟暮》，《文学》月刊创刊号，1933年7月1日，《郁达夫全集》第2卷，第436页。
（8）郁达夫迁往杭州时特意作诗，其中云：“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郁达夫：《迁航有感》（1933年4月下旬），《郁达夫全集》第7卷，第126页。郁达夫迁往杭州与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有直接关系。
（9）郁达夫这一阶段的心境可在其书信中看到，“若没有能力的，也该学学乖巧，如创造社的诸先生们之所为，不问手段，不问曲直，应该先去弄它妈的五六万块钱在手头，然后再来开书店，印杂志，请律师，叫叫无产阶级呀，普列塔呀，恶伏快变呀等新名词……我是因为没有上举的两种能力，所以是已经落伍了，已经没落了，就快死亡了”（《覆朝霞书店马先生》，1928年7月23日，《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157页），“自从被专美特许的革命文学团体的创造社宣布了我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一天一天的只在沉没下去。迁居到这一个小乡镇后不知不觉又是两个月了，没有事情，从没有到热闹的上海去过”（《信来代替文章》，1928年7月，《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159页），“现在上海，沉闷得非常，文艺界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龌龊，什么事情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东西了。等生活定下来后，只想细心来翻译一点东西”（《致周作人》，1929年9月19日，《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177页）。
（10）郁达夫发表《广州事情》之时，郭沫若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成仿吾、郑伯奇则兼任黄埔军校政治官，他们都认为郁达夫此举从策略上不利于革命，因此程凯认为郭沫若等人与郁达夫的分歧不是革不革命的问题，而是“理解政治的不同方式导致的差别”（程凯：《革命的张力》，第150页）。
（11）郭沫若在《英雄树》里写道：“有人说：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反革命宣传，不管他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第4页。
（12）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文学周报》第5卷第11、12号合刊，1927年10月，《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13页。
（13）郭沫若早在1925年就说“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文艺论集序》，《洪水》第1卷第7号，1926年1月1日再版，第197页）。成仿吾在《文学家与个人主义》中将“个人主义”文学家称作一些不成器的，在旧文人队伍间摇头摆尾地狂跳的“小文妖”。仿吾：《文学家与个人主义》，《洪水》第3卷第34期，1927年9月16日，第415–416页。
（14）郁达夫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中称：“我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8月16日，《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46页。
（15）郁达夫：《革命广告》，《语丝》第4卷第33期，1928年8月13日，《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48页。
（16）郁达夫在《卢骚的思想与创作》里将卢梭的“不平等论”视为共产主义的先声，虽然郁达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9期，1927年3月16日，第183页），但在分析为何中国当下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时运用的仍是卢梭的“平等论”。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1日，第46页。
（17）1928年郁达夫与梁实秋因对卢梭看法不同相争，为了替卢梭辩护，郁达夫特意在文中翻译了辛克莱《拜金艺术》的一部分，其中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对卢梭革命的“第二次跳跃”（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8期，1928年2月16日，《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27页）。早在《广州事情》里他就提出需要进行“二次革命”。曰归（郁达夫）：《广州事情》，《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第38页。
（18）成仿吾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文学形式，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由无产阶级来创作，而无产阶级文学则因其不确定的文学形式可以由非无产阶级来创作。而他所言之的社会主义文学与郁达夫所说的在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应是同义。石厚生（成仿吾）：《革命文学的展望》，《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26页。
（19）郁达夫在1931年为上海光华书局的《文艺创作讲座》写的关于新型小说的论文中写道：“新的小说内容的最大要点，就把从前的小我放弃了，换成了一个足以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我。把一时一刻的个人感情扩大了，变成了一时代或一阶级的汇聚感情。”郁达夫：《关于小说的话》，1931年6月10日，《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84页。
（20）陈鸿勋：《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云南训政半月刊》第9期，1929年，第15页。
（21）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第1页。在郁达夫对卢梭政治思想的阐释中，可以看到他对卢梭及浪漫主义斗争无力性的理解，由此透露出从前者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
（22）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1927年4月1日，第240页。
（23）郁达夫：《青年的出路和做人——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在青年学术研究会演讲》，《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30页。
（24）郁达夫：《通信（关于MaxStirner）》，1928年6月1日，《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156页。
（25）郁达夫：《断篇日记四》，《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47页。
（26）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儿纳》，《创造周报》第6号，1923年6月16日，第7页。
（27）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45页。
（28、29）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儿纳》，《创造周报》第6号，1923年6月16日，第9页；第9–10页。
（30）见《戏剧论》（《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37页）、《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37、345页）、《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第3–4页）。
（31）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45页。
（32）早在19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此问题，参看吴茂生《浪漫主义英雄？——试论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33、34）郁达夫：《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北京《晨报副镌》，1924年7月29日，《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84页；第85页。
（35）郁达夫：《给沫若》，《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16日，第130页。
（36）郁达夫：《小春天气》，北京《晨报副镌》，1924年11月11日，《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96页。
（37）郁达夫1925年1月受武昌师范大学校长石瑛之邀前去任教，郁达夫和石瑛都主张聘用郭沫若，此提议遭黄侃反对，因争执加剧，石瑛愤而离职，郁达夫也因一直受到国家主义派和守旧派的排挤于本年11月离职回到上海。郁达夫此后在文章中说，这一年“是我衰废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鸡肋集〉题辞》，《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02页）。
（38）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1982年，第704页。
（39）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16页。
（40）夏衍在《忆达夫》中写道：“大概在2月下旬的一个雨天，我和陶晶孙一起去看他，他病卧在床上，我简单地把筹备成立‘左联’的事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了发起人名单。他就说：你们要我参加，就参加吧，不过我正在‘冬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夏衍：《忆达夫》，《夏衍全集》第9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581页。
（41）在“左联”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郁达夫的日记中记录着“今天在家里看了一天的家。王老于午前来，在这里吃午饭。饭后小睡，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多了”（郁达夫：《断篇日记八》，1930年3月2日，《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83页）。
（42）郁达夫：《沧洲日记》，1932年10月7日，《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318页。
（43）苏雪林：《郁达夫论》，《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1934年9月1日，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1982年，第390–391页。
（44）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第205页。
（45）蒋梦麟：《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教育杂志》第11卷第2期，1919年2月，第27页。
（46）朱谦之：《革命与哲学》，《奋斗》第6号、第7号，1920年4月20日、4月30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61页。
（47、48）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期，1918年2月15日，第92页；第91页。
（49）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15日，第105页。
（50）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51）郁达夫：《中国人的出路》，《之江校刊》第58期，1933年10月31日，《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129页。
（52）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01页。
（53、54）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1927年4月1日，第239页。
（55、56）郁达夫：《马蜂的毒刺》，《大众文艺》月刊第5期，1929年1月20日，第871页。
（57）郁达夫：《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1月，《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75页。
（58）郁达夫：《断篇日记二》，1927年9月12日，《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222页。
（59）郁达夫在自传中提到对自己辛亥革命时期只能在“大风圈外”旁观而不能进入“大风圈内”做革命者深感遗憾。郁达夫：《大风圈外——自传之七》，《人世间》半月刊第26期，1935年4月，《郁达夫全集》第4卷，第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