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真 | 1951年《文艺报》高等学校文艺教学讨论在山东大学的发生

1951年10月，在《文艺报》出满四卷之际，刊登了一篇《编辑的话》，总结了两年之间前四卷的编辑经验，并对第五卷的内容作出了设想和规划：

这篇文章向读者传达了《文艺报》编辑部的办刊态度和方向：之前对《武训传》、萧也牧的批判已获得了一定成绩，并引起了广泛影响；在之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刊物的文艺战斗性。这段《编辑的话》，像是进军的号角一般，预示着《文艺报》将自第五卷开始，迎来更激烈的文艺战斗风雨。

所以在第五卷第二期，《文艺报》新开辟了一个讨论专题《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并将其放在头题的位置，将文艺批判的矛头第一次对向了高校。尽管《文艺报》这次组织的文艺批评只是50、60年代频繁批判运动中的局部一隅，以往研究对它也没有过多关注，但这次批判对新中国的学院文化却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正如孟繁华所言，“1950年对文艺学教学的讨论——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大学理念和精神在当代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性实践。从那一时代起，学院里的‘学术’问题，其背后都是政治问题，对文艺学来说尤其如此。学院知识分子渴望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环境彻底幻灭了，学院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大体中断，而为一体化的政治思想所取代。”《文艺报》发起的这次讨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将文艺批判的矛头指向高校，自此“传道授业解惑”的学院传统发生了变质，革命文化传统开始介入并逐渐演化为主导性存在。

在这个专题之下刊发了六封读者来信，都是“谈到目前高等学校里文艺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指出“现在有些高等学校，在文艺教育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而主要原因则是“这一部分教师在思想改造方面还做得很不够”。承接着专题开辟的势头，《文艺报》还于1951年11月11日召开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文艺教学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丁玲主持，应邀出席的有李广田、钟敬文、杨晦、蔡仪、严文井、王朝闻、陈涌、萧殷等，会后在《文艺报》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会议综述。

之后的半年内（自第五卷第二期到一九五二年第八号），《文艺报》陆陆续续刊登了30篇相关文章，从专题持续的时间和刊登的版面来看，《文艺报》是有心将讨论作为一项重要运动推进的。下表是笔者根据《文艺报》整理出的相关文章的汇总表。

1951-1952年《文艺报》对高等学校文艺教学讨论的文章

在有关讨论的30余篇文章中，共有21封读者来信，其余的或是高校教师的自我检讨，或是《文艺报》的总结论述，或是相关评论文章。从比例来看，读者来信在这次专题讨论中占据了绝对的数量优势，而在来信中，山东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工显得尤为积极，参与讨论的人也特意指出了这一点：

而这种积极背后，与山东大学1951年的合校事件密不可分。如果仅仅把山东大学同学在批判中的踊跃当作非常态年代下“学生批老师”的常态事件，将会减弱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山东大学的历史自20世纪初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准设立山东大学堂始，以下是山东大学自创立至50年代的重要历史节点。

20世纪前半期的多事之秋之际，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幻，山东大学的命运也随之浮沉，经历了裁撤、重建、停办、兼并……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山东大学迎来了复校的机缘，并在复校后迎来了它的全盛期。1951年，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此次合校事宜，是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的主张。对两所大学而言，合校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首先对于山东大学而言，尽管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正规大学，但作为一所在近代诞生的大学，属于“旧型大学”，亟待发展成新型的人民大学；而对于华东大学来说，它的“新型”与“革命性”足够，但是成立时间短，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没有固定校舍且基础设施简陋，向新型正规化大学转化存在难度。一个学术水平充分却缺乏革命传统，一个政治性充足却缺乏正规大学资质，合校对两校都有益处，正如华岗在合校成功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般，“把原有华东大学和原有山东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山东大学，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把两个大学的力量合成一个大单位，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共求进步，其意义不仅是数量的增多，同时还可促进质量的变化和增强。”

自1950年9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拍电报给政务院转中央教育部，请示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事宜，到1951年4月20日，中央教育部回复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表示合校事宜准予备案。前后用时仅半年，两校就完成了合并的手续工作。尽管合并的理由充分，合并的过程也严谨合规且顺畅无阻，但将两所背景不同、历史不同、传统不同的学校在短时间内进行合并，本身就蕴有一定的风险，彼时就读于中文系的蓝翎便如是回忆道：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华东大学的历史渊源和招生情况，以便将其与普通大学区别开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在鲁南重镇临沂设立另一所山东大学，因当时迁至四川停办的国立山东大学尚未复校，为示区别，多称其为临沂山东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华中地区的民主政府在苏皖一带设立华中建设大学。解放战争后期，在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基础上，华东大学被创建起来。无论是临沂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还是两校合并组建的华东大学，这几所大学的建立都是为了配合革命战争，目的是为解放战争培养干部。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华东大学冠以“大学”的名号，但与普通大学“建立对学科完整体系的初步认知，获得一定的学术基础”的培养目标有着本质区别。与其说是大学，它更像是干部培养学校。这就需要引入彼时中国特有的“调干生”概念。“调干生”是指“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高等学校学生中经有关部门选拔进入学校学习的国家干部”。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提出相关政策部署，“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高等学校对具有相当工作历史的革命干部，应予以入学及学习的特殊照顾。此后，历年从机关、团体、部队、厂矿企业抽调相当数量的干部，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或短期补习，或直接报考高等学校，按规定给予优先录取。”从实际情况来看，华东大学培养的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归为“调干生”的类别。

由此，华东大学的学生背景也因“非单纯”的学校性质而组成复杂，如李希凡回忆自己所在的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四部15班：“15班同学的成分有点复杂，除去有本地的学生，有失业的青年，也有在国民党机关干过的职员，甚至伪县警察局的局长，国民党的校级军官，后来又来了一批某教育学院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入学分部前，我们都集中住在千佛山下的五大牧场。也曾开过几次小组会，谈形势，谈认识，那可真是混乱一团、说什么的都有。”由此看来，华东大学的学生组成虽不至于用三教九流来形容，但也确实是鱼龙混杂。

而再对比一下山东大学要求严苛的招生简章，“考生须是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者，或后期师范学校毕业后服务满三年者，亦或具有上列相当资格，在教育部特设临时大学先修班和补习班结业者，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职业学校毕业者，得依其科别报考相关院系……录取名额以百分之十为限。”可以看出两个学校学生之间的背景相差甚远，两校的合并非但不能消弭他们之间的隔膜，反倒预留了潜在矛盾冲突的伏线。

下图是1951年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两校合并后行政机构和教学组织的负责人名单。

开启《文艺报》高等学校文艺教学讨论的文章是来自山东大学张祺的《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他的文章直指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吕荧，并让其成为了讨论的中心人物。

张祺并不是在校学生，而是中文系办公室的干事，而他对吕荧的指控，极有可能是受到其上层领导的指示。当时在中文系就读的赵淮清便指出，“中文系办公室的干事张祺（也是华东大学来的）给全国性的文艺理论权威刊物《文艺报》投稿，批吕荧的《文艺学》教学，上纲上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其实他根本没听过课。很可能是邵某指使的，张祺只不过是个办具体事儿的。”当时担任班里“直属团小组”组长的吕家乡也回忆道，当时学院党组织通过团组织在吕荧事件上争取自己时也强调道，“不要认为这是张祺个人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党组织的意见，你作为团员，又是团的干部，当然应当服从党的意见。”而张祺在风波之后就被转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这种特殊照顾也就很难将张祺的投稿看作是个人行为。

吕荧，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原名何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毕业后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在中学任教。1946年，应学友王德昭邀约，去贵州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1947年，前往台湾师范学院任英语教授。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加入全国文协，同年跟随好友罗烽前往大连了解、辅导工人文艺。1950年前往山东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在山东大学受到批判后经何满子介绍于1952年前往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1953年应冯雪峰的邀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特约翻译员。1954年，胡乔木建议《人民日报》聘请吕荧作为文艺部顾问。1955年，因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上当中为胡风辩护而隔离审查。1956年解除审查，此后健康状况恶化，精神也开始不正常。1966年，吕荧在“文革”中被收容强制劳动，押送至北京良乡收容所，后又转到北京天堂河农场。1967年，又被押送到茶淀劳改，1969年在劳改中不幸去世。从吕荧的背景和经历来看，他算得上是一名根正苗红的学者，甚至在40年代他本打算前往延安参与革命，最后因身体原因而作罢。这样认同革命、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文艺学的教学中到底出了什么岔子才沦为批判中的靶子？

吕荧

吕荧来到山东大学任教，是因为彼时原中文系系主任王统照要去山东省文化局就职，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空缺了，王统照便通过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历史系副教授孙思白邀请吕荧来填补空缺。孙思白和吕荧是在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交情颇深。根据孙思白的回忆，“邀请吕荧，王统照和罗竹凤、华岗的意见一致。我没有为此事去大连。大概王和吕曾在北京相遇，我给吕往大连去过信，起过一点儿‘劝驾’的作用。”

来到山大任教后，吕荧开设了两门课程，分别是文艺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史，这两门课都是在建国后新开的课程，而让其陷入争议的文艺学，更是在1949年后“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大学中文系的基础学科之一。根据谢泳的考察，1949年之前，文艺学并非是一门“显学”，既没有在大学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没有在文学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文学教育的重心在文学史而非文艺学；而1949年之后，“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由重‘文学史’偏向了重‘文学概论’，它的制度形式是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中以教授‘文学概论’为目的‘，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和逐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职业化体系。”而这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塑造有紧密关联，“尊重事实的‘文学史’传统本身具有怀疑的能力，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有抵抗性，所以在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它自然要受到轻视”；而“以论代史”的文艺学具备可塑造性，并肩负着指导当下文艺发展的责任——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教学大纲草案”，其中对文艺学的要求是：“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文艺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的要求”。上述情况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学的学科特点——没有基础但又极其重要。

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吕荧以自己对文艺学的理解与认知来编排课程内容，将自己的教学内容分为十章：第一章 艺术的起源；第二章 什么是文学；第三章 文学的阶级性；第四章 文学的特性；第五章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第六章 文学作品的创作；第七章 文学作品的种类；第八章 文学的创作方法；第九章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十章 新中国的人民文学。在学生的回忆中，老师吕荧既学识渊博，又认真备课，课讲得深入浅出，在同学间受到一致欢迎。“每上他的课，教室里非常拥挤，稍微晚到一会儿，只好搬把椅子在门外听。经过学生们的要求，后来挪到‘化学观’里作实验的一间大教室上课，尽管如此，也须提早半个小时去。”

尽管这门课在学生间受到欢迎，但是吕荧的文艺学教学与新中国需要的文艺学相去甚远。从他的教学大纲可以看出，在他的认知中，文艺学是一门完整的学科，注重其专业性和学术性；而新中国需要的文艺学，是应用性的文艺学，是要“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文艺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需要具有指导现实文学、维护新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便生成了本质性的背离。

在新的意识形态下，文艺学的内涵外延、目标理念早就与其原貌脱离，正如孟繁华所言，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从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文艺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可惜的是，吕荧并没有看懂这层言外之意，即使看懂了，他也会坚持自己的认知。吕荧本身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书生气浓厚且性格倔强。他虽自称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思想发展已跟不上新意识形态的要求，难以参透表象下的各种信息。他无法理解在新的意识形态下，文艺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学，依旧坚持着学院派的一套进行教学，而这必然会引起经过了新意识形态严密“包装”的华东大学同学们的不满。

前文已经提及了华东大学的建校背景和学生情况，由此决定了华东大学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也区别于普通大学。它规定的教学计划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立场，树立为人民服务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时事政策为共同必须课程”；而培养目标则是“招收中学以上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革命的发展培养干部”。在这种学院环境与教学氛围中，华东大学的学生注重革命和实践的力量，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合校后，由于华东大学的学生享受的是供给制待遇，可随时调用，所以很大部分的学习时间也用来参加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这更加剧了他们革命意识和实践意识。

由此，吕荧学院的、书生式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引起来自华东大学同学们的不满。当时还是山大学生的吕家乡回忆道，“华东大学是一个革命的大学，学生革命意识强、革命警觉性高。所以，他们听了吕先生的讲课以后不满意，觉得吕先生的讲课有问题。因为吕先生所举的经典名著和典型人物的例子多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就举《红楼梦》，现代文学作品就举鲁迅的《阿Q正传》。他不用解放区的作品当作例子，例如赵树理的作品。”而据笔者考证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人数构成，发现华东大学的学生占据了大半比例，由此可以推断反对吕荧的同学声势浩大。

以上两段有关合并后中文系人数的回忆分别来自蓝翎和李希凡，有些许出入。根据彼时山东大学合校前的招生情况来看，李希凡的回忆更为可靠。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复校至1951年3月与华东大学合校前，共招生五次，有毕业生一届，下表是具体的系别入学人数表。

1951年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有1948级、1949级、1950级三级本校生在校，共计55人，有蓝翎所说的“约二十人左右”有不小的出入。且华东大学并入山大的学生约1000余人，如果平均分散在五个系，每个系约200人，再加上其他两校的中文系学生，人数肯定不止蓝翎所说的“一个系三个年级百多人”。相比之下，李希凡对人数的回忆则更加靠得住些。在中文系三个年级三百余人中，来自华东大学的同学就有二百余人甚至更多，不仅人数众多，也占据了绝对的比例优势，形成了一股反对吕荧的强风。

除了来自华东大学学生的不满，两校的教职工之间本身也有间隙，赵淮清回忆道，“从华东大学来的多半是革命热情很高的，而我们老山大的甚至连人和人之间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知道……后来换的上上下下的干部多是原华东大学的，像中文系党支部书记邵某，总使人感到一种‘唯我独左，为我独革’的味道，看原山大的老师同学都是被改造的。吕荧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邵哪能看得上呢？吕荧和邵之间肯定是有矛盾的，吕荧又完全不会搞人际关系那一套。”

除去人事上的原因，也与山大当时的内部氛围有关。在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之前，山东大学的思想改造已初步开展起来，学生在校刊上公开点名批评老师，在历史系已经开始了。“校刊《新山大》于1951年11月11日（第23期）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王荣先对丁山教授的批评稿、历史系工会小组《对丁山同志自我检讨的意见》以及丁山的《答王荣先同学的意见兼作自我检讨》。这个专版的编者强调指出：‘丁山教授在课堂上所发表的一些谈话以及他的教学态度都是不对的，而且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之后，校刊又刊发了其他院系的批评丁山的读者来信。”

对吕荧的批判在各方影响的加持下，便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文艺报》对吕荧的批判在山大引起了连锁反应。“时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的一位领导要求吕荧检查，要中文系学生对吕荧展开批判，系党支部书记积极到各班进行动员，要求同学写小字报，开小组讨论会。甚至有人在班上提出：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对党的号召的态度问题，党团员是要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严厉处分的。”此时学生们也大致根据之前所属学校而分成两个阵营，华大的学生自然是支持对吕荧的批判，而山大的学生则认为批判毫无道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矛头，吕荧有些紧张，但又异常坚决，无论面对谁的劝解，他都拒绝以任何形式作出任何检讨。面对因担心而劝解他的学生们，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是让我做违心的事？——我没有错儿，怎么能随便承认错误！”“我怎么能随便检讨？我有读者，我要对读者负责！这不是面子问题，维护真理能够含糊吗？”甚至面对党组织的谈话，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文艺学》是一门常识性的文艺理论课，不能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介入全国文艺理论思潮，文艺理论界的研究倾向问题，由我们老一辈负责，青年人不必操心。”

吕荧的强硬态度让学校有些难堪，但面对来自《文艺报》和校内师生的压力，学校需要对此事件做出一定回应。起初校方本想采取批判会的形式，但是校长华岗出于对吕荧的保护，否定了这个提议，决定还是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中文系党组负责人邵平负责讨论会的组织与推进，他回忆道，“我将中文系的教学情况向余修教务长、吴富恒院长做了口头汇报。经过讨论决定，在大众礼堂召开文学院师生大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沟通师生思想，改进文艺理论教学，并向华岗校长汇报筹备经过。华校长指出三点：其一，会场布置要表明为‘文艺理论教学讨论会’。其二，会议由吴富恒院长主持。其三，发言时防止乱戴政治帽子。”而当时讨论会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回忆侧面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场景：

从以上不同人的回忆片段可以看出，尽管冠以“文艺理论教学讨论会”的名号，但现场对吕荧的针对与指责还是让这场讨论会偏离了平等讨论的方向，滑向了批判会，这对于自尊极强的吕荧而言，是致命的打击。或许放到其他人身上，象征性地道个歉，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就可以过去了，但吕荧做不到像其他人一样。好友萧白对吕荧有这样的评价：“不是懦弱的人，而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对于是非有着真挚与顽强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在那个是非模糊的年代则是致命的存在。当学期结束，寒假开始的那天，吕荧带着两个女儿，没有跟任何人告别，离开了青岛。

在吕家乡看来，吕荧的这种举动源于他的“天真”：“从1951、1952年的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华岗校长宽容地对待吕先生，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吕先生很可能把这个特例常规化了。我猜想，吕先生可能始终是把自己作为自由职业者来看待的，自己凭本事挣钱、吃饭，合意则干，不合意就离开。当时他是由老同学孙思白‘聘请’而不是由组织‘调动’到山大的，所以，他不辞而别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吕先生平时基本没有组织纪律观念，也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是咋回事。他（后来）在北京，既没有正式的工作，又没有家庭，平常也不需要参加单位的活动、政治学习，一直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这种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细看吕荧之前的工作经历，短时间内数次辗转，颇有“兴至则来，兴尽则去”的意味。他接受不了在山大的待遇，便到他处去寻一份谋生，再自然不过了。

好在这次的“天真”只是让吕荧丢了一份工作，但是在1955年，因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上当众为胡风辩护，这份“天真”则让吕荧在之后的日子里付出了惨痛代价。

尾声

《文艺报》开展的这次文艺批判运动并没有像对《武训传》、萧也牧的批判那样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后特殊的学生构成，让这次运动的火力集中于此，而中国历来沿袭的尊师重道传统，则让批判没有在更广的范围内蔓延开来。

尽管影响限于局部，但这次批判依旧成为扭转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院传统的节点，自此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开始萎缩。而在之后更大的风波来临之际，“学生批老师”也失去了它的具体背景原因，成为了非常态年代下的常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