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 · 广西故事 · 家住百坎村 | 梁慧敏
文化
2024-07-25 10:06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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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最后一抹霞光，把百坎村和对面邻国越南保罗县的天空连在一起，空气中氤氲着秋后稻草的香味。大哥牵着牛，肩上扛着一捆稻草，腰后系着一把镰刀和一双越南产的人字拖鞋，光着脚一蹦一跳地走在山路上，镰刀与拖鞋不停相撞，在他屁股后面甩来甩去。大哥跟随母亲收稻谷，然后用稻草编成可以御寒的稻草席。在桂西北，秋天过后，天气就渐渐冷下来了，我们家几个孩子没有厚衣服穿，经常感冒咳嗽流鼻涕，自从大哥学会了编稻草席，冬天的夜里我们就多了一些温暖。那年我七岁，已经开始学习放牛了，我的假期任务就是跟大哥去放牛。大哥的耳朵近乎失灵，有时候牛跑远了，他就无法借助听力辨别牛在哪个方向。 放牛本来是三姐的任务，可她放不好。三姐体弱多病，个子太小，二姐和她同睡一张床，有好多个夜晚我正睡得蒙蒙眬眬间，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二姐呼喊母亲，说三姐又抽筋了。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很快响起来，踩得木地板一路吱嘎吱嘎叫。我睁开眼，透过缝隙，看到母亲点亮煤油灯，将灯草点燃，对着三姐人中或额头扎下去。三姐不生病的时候，父母亲就安排她去放牛，可她没能将牛放好，不是被牛踩中脚，就是被牛角顶伤，有时候牛已独自回栏了，她还在山上哭着翻山越岭去找牛，最后天渐黑了，我们还得全家出动去找她。父母亲放心不下，又把放牛的事交给我。百坎村在中越边界。父亲说，梁氏先祖从广东迁徙到这里，经过门前那条河时，马群停下来喝水后就不肯走了，先祖们环顾四周，发现河里有很多鱼，山上是茂密的树林，土地也算肥沃，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如今我家屋后山上还有一个古墓，墓碑上记载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证明了梁氏先祖在一百多年前就来到了百坎村。多年后村里人口快速增多，田地不够，人们不得不翻山到远处去开荒造田，以至于如今百坎村大部分田地都离村庄很远。我家的田地，每次出工来回都要花去好几个小时，走的泥巴路很陡，忽上忽下，许多路段连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遇到下雨路泥泞，需要抓着草根连滚带爬才能翻过去。父亲九岁丧父，十岁那年，他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弟弟去了越南保罗县，并嫁在了当地。保罗县离百坎村不算远，走路十多个小时就能到达，两国邻村之间，亲戚常来常往。成年后，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她是越南人，和他一样，也是孤儿。他们在保罗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成了家，先后生下我大哥和两个姐姐。直到1978年临近春节时，父亲才回到中国，回到他的出生之地——广西那坡县百坎村。 百坎村宅基地奇缺，我家的房子建在村头，与别家的房子有些距离。父亲从越南回国居住后，建了一幢八角木楼，盖着大块的水泥瓦片，这是越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在百坎村，只有我们一家盖这样的房子。小时候，我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建这样的房子，它的存在时常提醒我们与其他村民不一样的特殊身份。村里的小伙伴跟我吵架时，就骂我是越南崽，我内心非常自卑和敏感。原先我以为建这样的房子，是因为父亲从小跟着他母亲去越南生活，习惯了那边的住房风格，可母亲说，这是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只有宽敞的八角木楼才能装得下。木楼是三层，一楼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放粮食。父亲把房子设计得很大，单房间就有六个，我们兄弟姐妹几乎每人能独享一个房间。没有打雷的雨天，我喜欢趴在房间的小窗口边，望着前方翠绿的老虎跳峡谷，听雨打瓦片再弹打到芭蕉叶上的声音。八角木楼旁生长有几棵上百年的扁桃树，开花季节，花朵被雨打落到屋顶水泥大瓦片上，我们整个屋子全都芬芳馥郁。1997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说等你回家，就看到我们家已经建成火砖房了。父亲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高兴，我童年时的阴影和忧伤，他必是看在眼里了。只是没想到，多年后，我会越来越怀念这幢八角木楼。在我孩提时代的眼里，父亲的身影很高大，可实际上，我父亲的个子只有一米六〇。他常年穿中山装，只不过随着时代变迁，衣服的布料从黑土布变成了的确良、涤卡。黑土布是我母亲自己纺织浸染而制成的，的确良、涤卡布料是从商店里买来的。父亲在中山装里，穿一件墨绿色或枣红色的背心汗衫，不管春夏秋冬，都是这个行头，热了就解开扣子露出背心，冷了就烤火。我们长大后给他买了很多羊毛衫、羽绒服、T恤、衬衫，他都不曾拆开试穿一回，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仍原封不动地放在柜子里，最后被一把火点燃，化作一缕青烟，跟随他的灵魂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记得起最清晰的父亲，是他织渔网、补渔网的身影。我家八角木楼前有一个用竹子和木头铺成的晒台，大门右边反扣着一个像船一样被时光磨得光滑的长凳——其实那不是凳，而是收打稻谷专用的打谷斗，不打稻谷的时候它才是凳子。大门左边，是父亲挂渔网的地方，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门口看看父亲撒网捕鱼回来有没有收获。中午或傍晚，常有人来我家，坐在门口跟父亲聊家常，父亲背对着“船凳”，一边和来人聊天一边织网，他一手抓着尼龙线，一手拿着自制的专用来编织的竹叉，时而站起来，时而蹲下去，飞一般的速度。那些年，门前那条河水深鱼又多，每到春季夜深人静时，鱼儿就往水面上跳，跳跃的水声传入我耳里，伴着我进入梦乡，填满我的童年。离我家不远，便是傲然屹立的妖皇山和深不可测的老虎跳峡谷。这高到天际的大山和陷入地底的峡谷到底有多少秘密，童年的我十分好奇。猴子常跑下山来偷吃我们家种的瓜果，我和大哥上山放牛时，也常遇到不同品种的叫不出名字的大小蛇和大小鸟。三姐十二岁那年跟大姐到后山捡茶油果，被一条不知名的蛇咬伤。大姐背她回到家时，她的脚已经肿到了大腿，父亲请来村里医术最好的土医生给她医治时，她已经神志不清。那几天父亲拿一张席子铺在客厅的祖宗灵牌前，让三姐躺在上面，准备等她死了就拿去埋。村里的亲戚朋友纷纷来探望她，都认为她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谁知过了几天，三姐的腿竟慢慢消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河流从我们村头流下，经过老虎跳峡谷山脚，又流往远处。每到周末或假期，村里放牛的孩子便相邀约着，将牛群赶往老虎跳峡谷。那里有一片平坦的草地，附近又没有农作物，牛群可以自由觅食，放牛人可以放任不管。一起到这里放牛的老人进山去捡柴火，放牛的孩子就跳进河水里，顺着河流漂流到老虎跳峡谷大拐弯处，再爬上水电站修建的钢筋阶梯。这样的台阶每五六百米就有一个，动作稍慢或不注意抓住钢筋条的人只能继续被水冲走，漂流到下一个台阶，若还抓不住钢筋条，就有可能被冲进水电站的坝顶旋涡里，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可能就会死去。水电站修的水道，高的地方六七米，矮的也有三四米，每到夏天水位就会涨到二三米高，水一晃一晃地流得特别急。小孩子不懂事，胆子大，什么都敢玩，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个死亡游戏。那条河流承载着全村人的快乐。不发大水的时候，傍晚时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会来到河边，在清凉的水里游泳，每当那样的时刻，我和玩伴们便在河中央翻着竹筏玩。我能躺在一截独木上漂浮着睡去，就算是发大洪水，也一样可以到河里去捞鱼。小时候我比男孩子野蛮顽皮，想来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帮我打架的大哥。大哥比我大七岁，除了耳朵近乎失聪，讲话还有些结巴，他性格内向，嘴拙不善言辞。每次跟小伙伴吵架，我总是装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心里很怯。大家都知道我大哥傻，不可能帮我打架，而他们的大哥却会在我们吵架时，闻讯赶来助她们的阵。我是一个虚荣的人，听到别人炫耀自己的大哥时，我就恨我的大哥拿不出手。我常欺负大哥，他烤好的玉米和红薯我问都不问直接从他手里抢走。八角木楼火塘三脚架旁，被柴火熏得黑乎乎的锅盖上，用粉笔写着“不准打开”几个字，那是大哥写的，可我偏要打开；大哥晚上去捕鱼时，让我帮背鱼篓子，我也偏不帮。母亲常将糖存放在灶台上方，好几次我爬上去偷糖被大哥发现了，他干脆取下来给我和妹妹吃。大哥对我们其实很慷慨大方。大哥七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和大姐二姐回到中国。中国政府给了我们家三千块钱补助作为安家费，这笔钱除了拿来建房，其余都被大哥花在了研究各种电器上。小到收音机大到碾米机、电刨机，好端端的电器被大哥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时间久了，他竟然学会了维修这些电器。村里来找大哥帮忙维修电器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哥读完小学三年级后就辍学了，原先我以为他是无法听清老师讲课而离开学校的，后来才从母亲口里得知，大哥没有继续上学读书，是因为当时村里建水井拉自来水管，每户必须安排一个劳动力，父母亲忙着挣工分，只能派大哥去挖水井，那时大哥才十一岁。 大哥老实憨厚，父母亲叫干活从来不会推辞，对父母亲来说，大哥就是他们得力的左膀右臂。农村总有忙不完的活，大哥便总有忙不完的活。父亲常年在外奔波，除了大哥，家里全是女人。长年扎在女人堆里，大哥学会了裁剪衣服、纳鞋底。大哥纳的鞋底让母亲很满意，母亲说，大哥是男孩有力气，最适合纳鞋底。大哥还跟邻村一个木匠学会了木工活，他会设计各种木家具，客户上门或者他上门去给客户定做，得的工钱全都交给父母保管。大哥就这样一分一角地挣钱，交给父母亲慢慢积攒，供我和妹妹读书，还给家里建了一栋三层砖混楼房。每天清晨，母亲早早起床，生火煮猪食煮饭菜。每当屋里被烟火熏着，空气中弥漫有猪菜味和炒饭味的时候，我就醒来了，透过稀疏的木板墙缝，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她身上常穿的唐装衣肩膀上打着补丁，两只裤管挽到膝盖处，一边高一边低，头上包着的头巾松了，一头耷拉下来，落到肩膀上。母亲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不是磨玉米就是切猪菜。她常常自言自语，温软的声音时长时短。如果大哥起来放牛出栏，母亲就会没完没了地大声叮嘱，生怕大哥放不好牛。她叫大哥的乳名，尾音总是细长柔软的“诶——”，这一声声的，我觉得好听极了。母亲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的样子，红通通的脸颊上常挂有几滴汗珠。1978年冬天，父亲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要把全家人从越南迁回故乡百坎村，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搬家，而是跨越两个国家之间的举家迁移，对于全家人来说，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件事情更重大了。母亲不愿意跟随父亲回中国，她的想法和我的二婶、三婶一样，担心去到中国后受到歧视。父亲决定先带大哥和大姐二姐回国，留下当时两岁多还不会走路的瘦弱的三姐跟随母亲留在越南。母亲本以为这次离别后，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父亲了，没想到，没过多久她就发现怀上了我，而且远离孩子们也让她日渐思念。1979年春节刚过，她就踏上了寻亲之路。离开越南那天，母亲把全部家当放在一挑担子里，一头是三姐和锅碗瓢盆（盆是全铜打制的，漏了个小洞仍不舍得丢弃），一头是自制的棉被和土布。母亲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独自穿过深山野林，越过国界后就迷失了方向。从早上走到天黑，仍然找不到去百坎村的路，那一夜她们母女俩在百省乡百岩屯附近的森林里过夜。第二天又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百坎村，一家人才得以汇合团聚。这些经历让母亲刻骨铭心，一直到现在，每当母亲埋怨父亲无情抛下她和三姐时，都会提及这段往事。母亲的善良大方让她很快融入百坎村的生活。每当有好吃的她都拿出来与邻里亲戚分享，杀鸡做豆腐也会叫上左邻右舍到家里吃饭。百坎村在山脚下，而高高的山坡上是坡荣村，二十多年前，山坡上的村庄还没通公路，群众靠两条腿走路赶百省街。有条小路恰好经过我家晒台下面，我家便自然而然成了远处村屯人们赶圩的休息点。逢一逢六是百省乡的圩日，每到圩日母亲就会叮嘱三姐多煮一些饭，以便来赶圩的外村群众走路饿了能吃上一口饭。那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缺粮食，风雨不调的年份，甚至上交公粮都困难，那些多煮的饭菜，是母亲从全家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童年的许多举动，如今想来的确是过分的。当时我们家没人抽烟，母亲却准备了一个水烟筒，放在专煮猪菜的大炉灶旁，以供往来的客人使用。在姐姐们的指使下，我把火炭涂在水烟筒口边，来抽水烟筒的人，嘴唇周围就会被印上一圈黑炭。我和姐姐们躲在门缝后面偷看，心里直乐。这样的恶作剧没做几回，就被母亲发现了，她拿捆绑柴火的藤条追打我们，藤条最终也没有落到我们身上，但我们都知道，母亲真的生气了。母亲怕我们得罪村里人，也怕别人骂我们没家教，对她来说，没家教就是没父母，不管穷死饿死也绝对不允许我们偷抢或欺负别人。1996年之后，政府修了一条公路，通往山上的坡荣村，也通往山外那片田地。我们再去种田种地时就少了许多奔波。百坎村也因为公路的开通，慢慢变得富裕起来，村里有的人家还买了摩托车、农用三轮车，甚至是小车，砖混楼房也渐渐取代了木楼。尽管如此，大哥的婚事也一直让父母亲烦忧着，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谈论大哥。他们担心大哥讨不到老婆。百坎村的田地太少了，靠田养命的生活不容易，百坎村的女孩子大多不愿意嫁在本村，而村里娶的媳妇几乎都是比百坎村更偏远更贫穷的山弄姑娘。我们家本来就不算富裕，再加上大哥近乎失聪和结巴，想要娶上媳妇，似乎比别人更难。有一段时间，大哥常去越南保罗县叔叔家，与生活在那边的堂哥堂姐一起下河捕鱼。父亲说，叔叔家附近有一条大河，鱼多得人一伸脚进去就会触碰到游来游去的大小鱼儿。后来我才知道，大哥去越南是父母特地安排的，他们想让他在越南找媳妇。父母亲不知道，其实那时候大哥已经和村里一个姑娘偷偷恋爱了。有一个夜晚，大哥和那个姑娘在扁桃树下约会，被几个小伙伴看到了，他们搞恶作剧，把小石子偷偷扔到他们旁边的草丛上，这一幕被我看到了，但我从没对人说起。不久后的一个冬夜晚上，两个媒婆来我家跟我父母商量给大哥说媒的事，是关于女方的彩礼要求，我隐约听见媒婆说话。一个说，小礼，猪肉酒米都要一百斤，另一个说，大礼，猪肉酒米各要三百斤，之后就没有声音了，只听见母亲的一声叹息。在百坎村，按风俗习惯的说法，小礼是订婚，大礼是结婚。这样的彩礼在那个年代，对我们家来说，还是太沉重了。夜很安静，静得我以为火塘边没人了，屋外树林里，各种鸟虫鸣声不时响起，我蹑手蹑脚偷偷从门缝看去，母亲低着头好像在抹眼睛，而父亲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那时候，村里娶媳妇到处借钱是常事，父母亲大概是愁去哪里才能借得到这么多钱。其实大哥这些年都在偷偷攒钱娶老婆。每年端午节来临，大哥总会爬上扁桃树去摘扁桃果，他用力摇晃树枝让果掉下来，叫我等在树下捡果。树下是长年落下的积了厚厚一层的烂叶子，果子落下来，一点儿也不会伤到。天暖起来时，大哥就到河里捞鱼，他让我去帮忙划木筏。大哥做这些，就是想卖果卖鱼挣钱。媒人来家以后，大哥做工更勤了，一闲下来就去撒网打鱼，打得了鱼就给二姐踩自行车到百省街卖。第二年，大哥的钱加上父母东借西凑得来的钱，终于把大哥的婚礼给顺利办下来了，一直压在父母心上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从越南回来后，父亲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百坎村。他十岁离开故乡，去异国生活二十多年后，重又回归故乡，这让他对百坎村生出不一般的情感来。他和母亲辛苦养育的六个孩子长大后，纷纷飞离了百坎村，大姐二姐三姐出嫁，大哥大嫂外出务工，小妹在邻县做老师，我也到广东等地打工，热闹的家一下子冷清下来。我在广州开的服装店刚刚有起色时，父亲几次三番来电话想让我回家创业。拗不过父亲，2008年我回到那坡县在念井村开了一家幼儿园，后来又把幼儿园迁移到县城，这些地方离百坎村都很近，我能时常回家看望他们两老。父亲去世后，家里更冷清了，大多数时间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我能感觉出她最疼爱我。尽管我已经长大能赚钱了，每次回到家母亲都会问我有没有钱用。她总是说她年纪大了，不需要用太多钱，而我需要用钱的地方却很多。这几年，母亲越发苍老了，她变得越来越矮小。年近八旬，斑点和皱纹布满了她曾经皎洁的面容，痛风、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这些疾病像一座座大山压住她。她的饭量也大不如前了，唯有酒量没有变。母亲嗜酒，每天喝半斤一斤的，雷打不动，这是她几十年来在日常劳作中养成的习惯。她在家附近种了不少玉米和青菜，还养猪和鸡。我打电话回家时，她几乎总是在忙，不是说“我还在地里松土拔草”，就是说“猪又叫了，我得先喂点猪潲水”。我说：“我们不需要你养猪养鸡，太累人了。你吃得了多少？想吃什么我们都能买给你。”可她没听进去，她的双手双脚像上足了发条一样，一天到晚不停忙碌。有好几次我把她接到县医院看病，叫她就留在县城和我居住不要回村里了，可没几天她又闹着要回去。她说：“我要回百坎了，在这里吃住太麻烦你们。”我知道她其实是放不下她的玉米地，以及家里的猪和鸡了。缠到我答应送她回村，她才又开心起来。母亲不愿意来城里住，我只能经常回百坎村看她。进入村头，远远就看见碧绿的桑园里有一团黑色的身影在动，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是母亲。我气恼她不听话，不顾身体又干活了，尖叫起来，说你这是干吗？母亲直起身，笑眯眯地说，还不是帮你哥摘桑叶，他们今天有事赶街去了。养的蚕喂不饱，以后结的茧也不成价。随着时代变迁，农村木工活已渐渐被各种精美的家具店取代。在广东打工，那份染布料的工作工资虽然不低，但大哥对染料过敏，打针又晕针，可他听力不好，讲话又不利索，也找不到更好的挣钱路子，正好县里大力发展桑蚕产业，大哥便回到百坎村种桑养蚕。我帮着母亲一起把桑叶拉回家，虽然嘴里不停埋怨她不爱惜身体，但也知道拿她没法。养蚕是一个急活，桑蚕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几乎得没日没夜喂它桑叶，有时候天很晚了，大哥还打着电筒去摘桑叶。母亲心疼大哥，能搭上手时，都会帮着大哥做事。村里很多人家都养起了桑蚕，有些还租别人的场地养，农忙时就请零工，每年仅养蚕就能赚十来万元。如今的百坎村，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村庄看起来更气派了，日子过得还不错。那几棵百年树龄的扁桃树年年繁茂如初，它们常勾起我心绪，这个村庄的现在和过往，都是我生命中最真实存在的一部分，与我无法割舍。每当我从那坡县城回到百坎村，回到母亲身旁，一如草木相连，更像流水漫漫。【作者简介】 梁慧敏，壮族，广西那坡县人，近年开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