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方 · 老屋在上 | 郭发仔
文化
2024-10-20 12:27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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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聋子爷爷似乎看不惯泉塘村的某些苗头，见到细伢子，总要冒出这么一句。不过，他这句话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究竟有何指向，谁也不清楚。泉塘村也是孤零零的，南边是山头，北边是山尾，村舍散乱地贴在绵延的山脚下，土墙斑驳，灰瓦低矮，墙根连着墙根，高低弯转，仿佛一群弯腰驼背的纤夫。 泉塘村存在多久了，隔壁长青婆婆活了九十多岁，翻着白眼珠子使劲回忆，也说不清楚。长青婆婆实在太老了，手脚动弹不得。秋冬有太阳的时候，长青爹就会把她抱到我家的南墙下，放在躺椅上，胡乱焐上一床絮被，如同薅一把干枯的稻草。 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很久，一成不变，我早已习惯了，就像习惯了我爹和长青妈僵硬的关系。我爹和长青妈如同两个隔世冤家，为了鸡零狗碎的事，各自指桑骂槐一顿，然后扯到对方头上撒气，顺理成章，又天衣无缝。很多时候，吵着吵着，长青妈把话茬拉到老屋上。我爹方才还吵得中气十足，一说起老屋，似乎从他身体里抽走了一根筋骨，没劲了。我爹与长青妈处不来，症结归根到底就在老屋上。他想不明白，一根藤上结出的瓜，为何差距那么大。郭古湾几户人家都是从外地迁来的，一个祖宗。偏偏长青家住的老屋，从地基到窗子立面都是老青砖，而我家老屋全是斑驳的土砖。长青家的大门也比我家气派，门槛是一整条厚实的青石，包浆似的发亮，门上方有两个大而圆的木柱突出，像三星堆纵目铜像上两只诡异的眼睛。堂屋开阔，上面有一方天井，抬头便见青灰色的天空。下雨天，成串的雨珠从瓦檐滴下，斯斯文文落在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上，滴滴答答，有久远的时空感。我家老屋与长青家的不在一条线上，无端退进去七八米，畏畏缩缩，天生理亏一般。北端和长青家老屋搭垛还不算，他家的屋檐霸蛮挤进我家屋顶，硬生生将齐整的檐线削成了异形，看着都憋屈。南边堂屋最宽敞，却堆满了杂物，一侧还停放着一具黑乎乎的棺木，用旧棕衣盖着，一到黄昏我就担心棕衣会冷不丁掀开来。堂屋还不是我家独有的，据说长青家也有份。我曾经为此认真地追问过缘由，爹嘴角的胡须一阵胡乱搅动，嘴里嘟嘟囔囔，好像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堂屋左边还有一间房，不过早塌了。我从没见那间房子长啥样，爹说那间是二伯家的。但二伯似乎早忘了这事，地皮就这么一直空荡荡地放着，那些青叶红茎的辣蓼草先是试探地长了一些，一年又一年，最后肆无忌惮地长成一片低矮的森林，心安理得地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空地往东，还有半片土砖屋，也是长青家的，不过没住人，一直被当作猪圈。就这样，我家老屋被挤在中间，左右都不是，难怪我爹吵架的时候高而尖的腔调会突然掉下来。泉塘村素称“三弯九姓”，但具体哪三弯、哪九姓，我爹肯定不知道。老屋究竟有多老，祖上住了几代，爹也说不清楚。一次他从外面扯着风回来，我逮住机会问他。他哈了一口气，满是水酒的馊甜味，然后一顿嘟嘟囔囔，说也许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说了等于没说。老屋实在老得辨不清原型。外墙原本刷了一层石灰，但几乎脱落殆尽，只剩高处的小块，也是陈旧的黄褐色。墙面露出的泥沙，是用细沙和灰浆混合而成的，其中还掺杂了很多近乎标本的谷壳。看着清晰的纹理，我仿佛见到了先祖们挥汗如雨的样子，闻到了他们碗里的烟火气，感慨他们在并不惊奇的日常，将每一粒粮食用到极致，让地处偏隅的泉塘村人安居乐业、世代其昌。我想，这是他们在卑微的生活里最笃定的志向。老屋没有正门，都从耳房一侧出入。门板是一块杂木，开关时都要嘎嘎地费力响一阵，时常让我想起长青婆婆费力的干咳。平日里，门板半开半合，松松垮垮地保守屋内的秘密。耳房也是我家的灶房，巴掌大，没有窗子，沿墙边用土砖垒成高台，当作案板，门后则是一口从未见过真容的水缸。光线拐不进来，家常日用，一切纯靠生活经验摸索。灶房长期烧干柴、树叶和稻草，房梁上几根乱了次序的横木被熏得分不清材质。从房顶悬下一根熏得黢黑的耸钩，挂上铁鼎锅，燃起柴火，便可以煮饭。炒菜的铁锅架在几块砖头上，我爹掌勺，铁铲与黑锅将一日三餐弄得叮当作响，寡淡的日子也过得热火朝天。灶房东边的屋子最亮堂，常用来待客。进门三尺有个地灶，烧煤，燃起来的时候，一屋子都是暖和的。不过，这种荣光的日子很短暂，印象中只持续了个把月，之后很长时间那地灶都是冰凉的。北边的屋子曾经用粗糙的流沙打过地面，每年夏秋收来的水稻便堆放在房间一角，是我爹苦中作乐的底气。再左转往里，还有一个小屋子，是我的住所，也是我学习的地方。窗子很小，紧靠山体，几乎没有光线，白天晚上都得点煤油灯。老爹看着我熏黑的鼻孔，嘴角的肌肉动了动，竟然装上了电灯。但那灯泡实在太小，也不明亮，烧红的钨丝是暗淡的红灰色，总感觉那是一只落幕之人即将闭上的眼睛。门角落里，有一只高大的木尿桶。半夜时常迷迷糊糊起身，对着尿桶咕咚咕咚一阵响，刺鼻的腥味让我在梦里都会打个激灵。这屋子容纳了一家的气派，摆放着雕花颜床和老式漆画文柜，爹说是他和妈结婚时置办的。婚后几年，村里的小打班子时常到里屋练习吹拉弹唱，很热闹。这个不假，我从积满灰尘的衣柜顶上，翻出一个塑料壳的小本子，上面用钢笔写满了工尺谱，蓝墨水的字迹很清秀。我很讶异，我这个粗糙的爹还能结识这么有文化的人。但我问他塞满棉絮和旧衣服的柜子为啥叫文柜时，爹连嘴皮都没动一下，脸红得像害臊的公鸡。漏了一间。灶房西边有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紧挨着长青家的天井，窗子贴近瓦檐，光线照不进来，黑得几乎让我忘了它的存在。这屋子常年关着猪和牛。很奇怪，我家一直以来六畜兴旺，养啥都不怎么操心。我家的猪，鼻子比狗还灵，每次我们蹲在灶台边吃饭时，它会用长嘴使劲拱木栏杆，生怕少了它一顿，哼哼唧唧叫得泉塘村都听得见。牛倒是安静，但也会伸出脖子，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端歪的饭碗，大鼻孔里流出湿漉漉的黏液来。开春水田下肥时，经常要将这屋子里的积淤清理出来，用粪箕一担担挑着从厨房经过。那时，灶台上，灰塘里，甚至煮饭的鼎锅上，都会溅上黑乎乎的污物。 泉塘村有一座小学。红砖，白墙，青瓦，有两层楼高，立在泉塘村南山坡上。不过，小学的窗子太破旧，边框泛了白，格栅木条丢失了好几根，被人用木棍交叉着钉上，很像旧时官府查封的物件。 小学废弃多年。我从山上薅枞毛叶子经过的时候，天色已经阴暗，透过小学破旧的窗子，明显能看见一团黝黑的光蹭出来，跟在身后呼呼地响，吓得我迈动的两脚不断错位。我曾经问我爹：这是不是他上过的小学，为何现在不办学了，爹嘟嘟囔囔，又说不清楚。过去的很多事，他都说不清楚，像被泉塘村剥离了一般。我时常揣摩我爹是否上过学，因为每次晚上缠着他讲故事，要么是狐狸精，要么是兔子精，反正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主角。而且，他讲故事没有逻辑，没头没尾，经常讲一小会儿便呼呼大睡，弄得我只好瞪着乌黑的房顶，听一群老鼠从漏着缝隙的木楼上张狂地经过，像一群乱了阵脚的残兵败将。 关于这小学，长青妈好像知道一点。不过，说的时候好像很谨慎，弓着腰，噘起嘴巴，几乎是用呼吸的气息带出来的。这是泉塘村的一种风气。在村人的意识里，很多事情都只能秘密传播，像在躲避无端吹过来的风，又像担心被人识破某种玄机。泉塘村很多人确实在这里启过蒙。不过，据说地基下全是坟地，透着阴气，后来就搬到宜阳河对面的村子里了。 这小学毫无征兆地复活了一回。宜阳河对面的小学年久失修，要将两个年级搬到泉塘村的小学里。村前那条被村人踩得稀稀拉拉的小路上，一夜之间闹腾起来，几个干瘦的老教师领着乌泱泱一群娃儿，追着喊着打着闹着，从我家老房子前经过，母鸡带鸡仔般。泉塘村很多娃儿开始在家门口上学，女孩子踢着小欢步，男娃儿则多了傲气，一天到晚歪着脖子跟人说话，得意里带着蛮劲。不过，只热闹了一年，那些吸溜鼻涕的娃儿和那些破相的旧课桌都搬走了，泉塘村一夜之间瘪了下去，喜欢趴在窗口看老师上课的木瓜，也将头摇成打了霜的茄子。 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心思都在纸上，老屋与小学发生的事，像与我隔了几重山岭。我爹一天到晚依旧脚不点地，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到处钻生活的缝隙。他从不关心我的学习，生活上也不过问，反正回家揭开锅总有剩饭，黑屋门后的陶罐里，随时泡着酒浮辣子、萝卜、大蒜之类，是下饭的好东西。大多时候，我感觉我爹的面容很陈旧，是很久以前的那副模样，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褐色的脸上可以刮下二两猪油。我妈的精神不太正常，一天到晚拿着秃噜光的扫把，将那几间房屋的泥地面扫了又扫，似乎地面上总残留着一些令人嫌弃的东西。那些廉价的时光一成不变。直到有一天，我爹用板车拉回来一堆旧木料和一些拆下来的旧门窗，一副大兴土木的样子。我有种不轻不重的预感，家里应该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爹猛地将我们三兄弟叫醒，说鸡叫了。我们以为老屋要塌，忙乱起身，赶紧套上笨重的棉袄。其实天没亮，从木格窗子溜进来的是一缕稀薄的月光。屋外的老桃树枝丫依旧干枯，僵硬地立在夜的黑里，一副永远醒不来的样子。泉塘村也没醒过来，偶尔传来几声鸡鸣和狗叫，忽轻忽重，在荒野里失了魂一般。爹在门口放了一串鞭炮，啪啪几下便没了，一股淡淡的硝烟贴着地面，沮丧地盘桓。我也有些沮丧。逢年过节，木瓜家里都放一拖长的电光炮，噼里啪啦热闹得很，而我家每次都只是意思一下，提不起劲。我还在为刚才并不喜庆的鞭炮声懊恼，爹挑着一副担子已经起身。担子一头是箩筐，里面装了半箩米、一个猪油罐子、一个盐罐子、一把菜刀、一块砧板，还有一杆秤；另一头是一个火盆，几根支起的干柴燃起橙黄色的火焰，在夜风里呼呼地笑着，不时还噼啪炸出几颗火星子。我第一次行走在泉塘村深沉的夜里，静谧、平和，那些平日里看起来有些破败的老房子，只剩下一团巨大的阴影，匍匐着、斜卧着，仿佛老墙根下的长青婆婆。爹在前面一拐一瘸地走，挑着的担子不停地左右剧烈晃动，绷直的棕绳索吱吱作响，与爹粗鲁的喘气呼应着。爹在小学前的泥地上放下担子，径直走到教室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动作一气呵成，熟悉得像进了老屋。 爹买来的旧门窗，全用在小学的修葺上，杂乱的颜色、不相宜的拼凑，让新家看起来像一件缝缝补补的旧衣裳。但爹显得很亢奋，似乎远离长青妈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买下这只有一间教室和两间教师办公房的小学，花了一千元，目的是攒下这块地基。爹并没有跟我们说这些，是木瓜爹在我家蹭水酒时聊天透露出来的。很多时候，爹都过于自信，将生活所有的细节握在手里，他就觉得很稳妥。后来几天，爹将老屋的家什都搬了来，褪色的文柜、颜床，缺了腿的笔桌，还有一张几乎散架的木床，加上两箩筐底上刻着“发”字的瓷碗瓷盘。又过几日，老爹竟然张罗了酒席，将亲戚朋友还有泉塘村人都喊了来，场面浩大。泥坪上摆不下，教室里也摆了几桌。不过地面坑坑洼洼的，木瓜爹一手扶着桌角，一手颤巍巍夹了团子肉往嘴里送，屁股下的凳子开玩笑似的，总企图将那团离嘴三寸的肉抖落。我在一旁帮忙添饭，努力憋住没笑。那天，一个远亲还送了一幅画，老爹一脸灿烂，叫我赶紧贴上。墙面全是陈年的黑灰，我抹了很多稀饭，画纸都湿透了，才勉强贴上去。那是一幅年画风格的画，一个胖娃娃端着一筐水果，插着小鲜花，一旁写着“劳动最光荣”。那画孤零零地挂在墙面的灰色里，鲜亮得有些暗淡，人们沉浸在自己的味觉里，谁也没在意这画表达的荣誉究竟有多大。一只健硕的黑蚂蚁，从地面突然爬上红砖墙，两只触角探了探，随后掉头下来，沿着墙根向前走，脚步有些慌乱。红砖墙很牢固，不像老屋的土砖墙，除了砖面上烧裂的缝隙，几乎找不出漏洞。我坚信小学的红砖是牢固的，估计蚂蚁也这么想。方才太阳还火烧一般，瞬间就起风了，刮来一片黑压压的云，整个泉塘村都跟着黑下来，劳作的村人四处逃窜，试图在灾难性的暴风雨到来之前，找到一个避难所。我立马起身，发现那只黑蚂蚁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二伯的身影从土坡上移下来，步子不快，看着都急。“不得了，来躲一下雨。”二伯跟我说话时，脑袋先进了屋，说话的腔调与他的步子一样，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推出来的。我赶忙起身招呼，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就让他坐在床上。二伯屁股刚挨着床沿，大雨也急忙赶到，啪啪啪，嘭嘭嘭，卵石大小的雨团砸下来，瓦片发出炸裂的声音，泥地上黄尘扬起，即刻多出无数个深坑，仿佛月球背面一帧沧桑的照片。二伯看外面的雨，我看二伯的双眼，庆幸里带有一丝心有余悸。泉塘村的夏雨确实没名堂，急性子，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天的雨不仅大，还没有消停的意思，半空里还时常刮起一场大风，把空中巨大的雨柱拉变了形，村子里的白杨树、老屋，还有那片刚抽穗的稻田，都被这失去理智的大风雨惊得散了魂。哗，呼——哗！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柱捅破漏风的薄膜纸，灌进小屋，砸在书桌上，倒在蚊帐上，也泼在二伯和我身上，带着浓烈而滚烫的尘土味。二伯瑟瑟地后退到墙角，雨水旋即追了过去，打湿了他的衣裤，也将二伯花白的头发紧紧压在酱色的头皮上。我忘了那雨是什么时候停的，也想不起二伯走时是什么落魄的样。我简单收拾屋内的残局，心生懊恼，不明白我爹为何要买下这一点不挣脸面的小学。不过我很快就开始住校，离开了那间令我抬不起头的小屋，也离开了泉塘村半死不活的日子。后来，断断续续再回到泉塘村时，发现泉塘村在悄然变化，很多人家打工挣了钱，回村盖了水泥平顶砖房，里外贴上瓷砖，有种不言自明的富气。爹每天仍不见踪影，只留下我那并不清醒的妈，箍着一双粗糙的大手，站在破旧的大门口发呆。长青家的老屋拆了，在南边的空地上盖了两层楼房，我家的老屋少了依靠，孑然地立在原地，歪歪斜斜，像一个很不安稳的残疾儿。“我要盖房了，拆屋啊。”二伯找到我爹说这话时，步子还没完全站稳，将话老远就递过来，还带着一丝烟熏火燎的味。爹这次没有嘟嘟囔囔，咂了咂嘴，硬邦邦的胡茬立了起来，许久没有开腔。堂屋是寄存在我家的，没有理由抗拒。但拆了堂屋，老屋虚弱的骨架根本就经不起一场轻微的风雨。我没见过老屋拆除的过程，到底是将土砖一块块掀下来的，还是用一根巨大的木头将整个墙面撞翻的，反正再次见到老屋时，只剩下一堵低矮的土墙和一片斜搭在屋顶的灰瓦。这让我想起当年长青婆婆灰白蓬乱的头发下，那张褶皱横七竖八的脸。泉塘村的风气似乎变了，很多人家对送娃儿读书都不怎么热心，从小就鼓动娃儿长大了要去打工赚钱，这几乎成了泉塘村的一句口诀。就连最看重读书的贾生，在送孙子上学时都咧着嘴，总说好像是风吹歪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聋子爷爷说的话很儒雅，但没什么力度，话还没落音，很快就被各种风吹散了。 出去打工成了泉塘村年轻人的志向。年底回村时，一个两个的，花衬衣、喇叭裤，尖角皮鞋蹬得铮亮。我在学校里苦闷地翻着书，一抬头就看见西边的落日，很深沉，也很落魄。二伯的新房盖在堂屋的位置，一层用新鲜红砖砌的四垛平层，标直的白砖线，看着都喜庆上头。房子落成后并没有举行乔迁仪式，二伯和堂哥搬了几张床进去，也没开火，只晚上过来住一宿。堂哥邀我去新房玩过，墙面没有粉刷，四处都是尖锐的红砖凸起，粗糙的灰沙一坨坨挂着，像一坨坨老化的桃胶。屋内连电线都没安上，有些黑。堂哥摸索着点燃煤油灯，带我转了一圈，地面是粉刷过的，不过用料好像严重不足，每一脚都踩出爆米花般的声响来。堂哥比我大两岁，小学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几年下来攒了点辛苦钱。但是，他眼睛视力不太好，且愈来愈严重，新屋落成后就没法再去打工了。二伯说，小时候玩香樟籽被汁水溅到眼里，熏坏了。这说法，木瓜都不信。我和堂哥打香樟籽枪玩过，那玩意儿香油饱满、有弹性，一挤，就爆出许多油汁来，熏得眼睛辣辣地疼。及时用清水洗洗，或者用袖子撸撸，都不碍事，不至于影响视力。与长青家贴了瓷砖的两层高楼相比，二伯家的新房显得矮小而粗糙。他们两家的房子一盖，将我家的老房子推到了最西边。被拆除堂屋后，其他几间老屋成了危房，我爹索性拆了，只留下最里屋我住过的那间。那屋子孑然地立着，露出蜡黄的土砖，人字形的青瓦胡乱搭在屋顶上，很不稳妥，似乎一场轻微的北风就能掀下来。周边的地上，到处散落着碎瓦片，拆下的土砖堆在地上，经过风吹雨淋，表面已经融化成泥浆，一墩墩如立在地面的钟乳石。为了堂哥的眼睛，二伯顾不上新房，带着堂哥到处寻医问药，一说是青光眼，一说是白内障，还有说角膜溃疡的，弄得二伯一天到晚烧心般地疼。二伯盖房剩下的积蓄本就不多，为此还借了不少钱，但堂哥的眼睛仿佛无法逆转的剧情，还是瞎了。无奈，二伯只好让堂哥跟着隔壁村的老尹学看八字。一向读书并不开窍的堂哥，竟然很快将师傅传授的拗口秘诀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由二伯牵着，到县城的东门街上找个角落坐下，等待某些遭遇坎坷的人惊慌失措地来卜算今生来世。 爹还是经常出门，不过好像走不太远了，大多时候只牵着老水牛，推推搡搡走向空洞的田野。我妈还是老样子，一天到晚精神恍惚，守着黢黑的灶膛使劲烧火，不论春夏秋冬，也不论晴雨早晚。年轻人打工去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的泉塘村看起来非常寡淡，连公鸡都懒得多叫几声，实在令人提不起兴趣。我有时候觉得，村子里那些扯耳朵和磨嘴皮的事，已经算是正儿八经的大事了。我妈永远是一个人的世界。似乎知道自己的懵懂和精神失常，她用缄默和孤独与这个村子隔离起来，要么站在自家屋檐下发呆，偶尔爆出一声毫无内容的笑，要么就一个劲地往灶台里添柴火，将挑来的一大缸水直接烧干，然后又去挑水。在一个吹着南风的下午，我妈去挑水，烧着的火引燃了屋内堆着的松毛，将小学那间大教室直接烧塌。这件事成了泉塘村少有的大事，附近的村人赶忙围了来，唏嘘了好一阵，却不敢上前，直到猩红的火焰化作一股仙去的青烟。小学被烧，我爹似乎没有表现出太多伤心，只是脸上再也看不到以往的乐呵，逢人只是马虎地应付一声。这应该是他的本真状态。他一直将生活的苦当作一种重口味的调料，咽下去权当果腹，没啥大不了的。但人都有隐蔽的痛处，一旦戳中，便会失去了最后的底气。那场大火，无疑给了我爹一记万难翻身的重创。不得已，我家又搬回了老屋仅存的那间小屋，经过二伯的砖房，经过长青家的高楼，卑微地出出进进。一天夜里，二伯来我家，问我爹是否愿意将他的新屋买下来，一万元，要现金。二伯向来话少，在处理这种人生大事时也只突出重点，语气硬邦邦的，听不出任何字面以外的意思。对于这事，我爹先是露出一丝欢喜，旋即又蔫了下来。从微弱的灯光里，我分明看见我爹混浊的眼里蒙上了一层霜白，有些飘忽，又透露出一丝卑微。家里自然是没有那么多钱的，更别说现金。但现实似乎让我爹没得选择，凭着自己为人的好口碑，朋友三四、亲戚上下一顿拼凑，最终买下了二伯的新房。这一拖长的欠债，直到多年后我参加工作时都未还清。那时我才领悟到，我爹只不过用一种苦难解围了另一种苦难。也许是太多的负重淹没了生活的激情，搬进二伯的新房时，我爹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连那种小节的鞭炮都没放过，自然也没办酒席。我爹用板车将褪色的文柜、颜床，缺了腿的笔桌，还有一张几乎散架的木床从小学搬了进来。刚一忙完，本想对着来路歇口气，但夜色迅速堵住了门前的路口，爹索性将门关了。刚点燃的煤油灯“呼”的一声，像如释重负的感叹，又像不痛不痒的笑。我家在泉塘村像一朵根基不牢的浮萍，就像我爹放老水牛的样子，磨磨蹭蹭，推推搡搡，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其实，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一年春暮，我爹说房子渗水厉害，要修第二层。我领会爹的意思，赶紧请假奔赴千里之外的老家。一进村，就远远地看见屋子被一圈圈打了围，几个砖瓦匠在脚手架上忙碌。新房早已不新了，仿佛一个上了年岁女人的肌肤，暗淡，粗粝。我那年逾八旬的爹立在一旁，身子歪斜着，腋下撑着一支拐杖，在油亮的阳光里，像一支即将燃尽的灯芯。【作者简介】 郭发仔，湖南郴州安仁县人，现居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四川文学》等刊，并有散文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转载。曾获第八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海内外游记征文大赛二等奖、首届胶东文学散文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