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进行时 · 祁十木作品批评小辑 | 朱山坡、李 璐
文化
2024-07-26 11:39
广西
![]()
2020年7月，我调到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工作。不久，刚取得本校硕士学位的祁十木跟我成了同事。他是以才华出众被中心主任东西老师力荐留校的。他跟着我一起收集整理广西现代文学馆的资料。因为时间紧，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在办公室收集和甄选、撰写广西文学史料，有时候因为涉及某作家、某作品、某事件我们会深入探讨。从历史聊到现状，从现状回顾历史，从广西文学聊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他果然是一个博览群书、痴迷文学的人。正深陷“中年写作”窘境的我十分愿意跟95后的他交流，倾听他的见识和见解，弥补我的短板和更正可能落伍的理念。有时候，我主动到他的办公室一坐便是一个上午，就是为了聊文学。当然，我也十分愿意听他讲他的家乡甘肃临夏和那边的宗教文化，他独特的身份和气质让我对他充满期待。祁十木在大学时代就是知名的校园诗人，但他对小说更有热情。我也知道他一直在写小说。跟我刚涉足小说创作时一样，他既兴奋又忐忑，眼前仿佛有无数条路，路路通罗马，但不能确定哪一条是最正确的。幸运的是，我们单位还有两个“大咖”：东西、凡一平。东西还是他的导师。他经常请教他们。“大惑”由他们来解，“小惑”常常由我来跟他共同探讨。我说的不一定对，只是分享一下经验教训，反省一下走过的弯路。但他愿意倾听，还不时表露出共鸣的样子来鼓励我。真是一个谦虚好学的孩子。其中，他就跟我说到他无比丰富的文学资源和铺天盖地而来的灵感，但担心自己把那么好的资源写浪费了，特别是他认为最好的那些素材。我罕见地否定他的想法。我说一定要把你最想写的先写下来。那是最让你血脉偾张的东西。把最好最值得写的先写，像卖肉的屠户，把最好的肉趁新鲜先卖掉，卖个好价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千万别等到好肉变馊变臭。“而且，95后也不年轻了。”我不止一次敲打过他。因为我对他太期待了。作为过来人，我知道很多天才式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是在三十岁前后写出来的，之后的写作是在吃老本，走下坡路。而且到了“中年写作”期，各种想法和顾虑将使得“好肉”失去“弹性”和“血性”。我怀念青春期写作。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的年轻写作者，开始的时候野性横生，长势喜人，但几年过去便泯然众人矣。我心里十分清楚，祁十木是一个才情冲天的年轻人，且对文学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非一般的同龄人可比。但我很少当面赞扬他，甚至我不希望我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花式闲聊”上，空聊一个下午不如老老实实把正在写的小说往下多写几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近期不断在《花城》《广西文学》等刊物读到祁十木的小说。跟我预想的一样，他从他的家族史和地方史中找到了故事的入口。短篇小说《盲道梦魇》（《花城》2023年第5期）是他家族叙事的重要探索。小说的核心人物是爷爷，是以作者爷爷为原型。爷爷有坚定的信仰，双目失明后，仍然每天坚持去清真寺做礼拜。父亲、穆萨爷、哈伦和尔萨爷先后成为爷爷的引路人。两年后，给爷爷引路的穆萨爷、哈伦和尔萨爷先后去世，爷爷认为是恶灵在伤害为他引路的人，从此爷爷就足不出户。这样的处境让他很纠结和痛苦：因为如果出门，恶灵就会伤害为他引路的人；如果不出门，他就无法去清真寺表达自己虔诚的信仰。小说的看点和意义就在这里。短篇小说《饥饿儿女》（《广西文学》2023年第5期）、《假人同志》（《南方文学》2022年第6期）写的也是家族记忆，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宝藏，凝视那些面目模糊了的先辈。时空转换了，但有些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苦难和爱。这是文学永远的主题。我们需要的是看清幽暗的细微的部分，那是我们各自的秘密和独特的发现。西北作家，尤其是甘肃、宁夏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有着明显的异质。有世俗的烟火气，更有神性的庄重感。他们更像游侠，在各种文化交融碰撞的大西北，在我陌生和向往的河西走廊、阳关内外行走。在西北作家群中，我非常喜欢的张承志、石舒清等，他们的作品中把俗世和宗教结合得非常好。祁十木生在临夏，长在临夏，一直沉浸在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之中，祖辈、父辈都是当地有名望的长者，他本人对本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兴趣极大，心有执念，且颇有研究。而他在广西读大学、工作，又有了近十年的南方生活体验，文化差异肯定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新鲜感和冲击力，年纪轻轻便有了丰富的阅历和见识。广西是一个非常适合青年作家成长的地方，这里的人包容、谦和、幽默，各自找乐，处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自称诗人、作家，只要自己不尴尬，别人都不会尴尬。脚踏实地，好好写作品，便能得到尊重和关注。我跟祁十木共事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有些时候我们是在会议室里度过的。因为那里有一台巨大的LED电子显示屏。平时少会，我们借助显示屏办公，把有关资料逐字推敲修改，十分方便，效率也高。有时在屏幕上分享好小说。放大到二号的每行文字都毛茸茸的，纤毫毕现。好的文字是真的好，好得让人羡慕。而错别字、病句、坏句子无处藏身，让人惋惜。我们都在此过程中明白了一个关于文学作品的道理：要经得起LED二号字的检验。我们的文字能否经得起别人在LED显示屏上放大到二号字在众目睽睽之下逐一推敲？会不会提心吊胆，会不会无地自容？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得极其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文字。因为我们是专业干这一行当的。我们互相警醒。我反对拔苗助长，反对瞎起哄，不假思索便给年轻人扣上“天才”的帽子。我甚至不希望年轻作家的成长过于顺畅，刚出道便万人吹捧。我和祁十木在整理地方文学史资料中经常交流感受，有些私密看法不足与外人道，共识归结为一条：时间和作品是一个作家必须承受之重。请保持清醒、敬畏和定力。任何轻狂和轻浮都可能成为后来者的笑柄。祁十木是一个储备充足、准备充分的青年作家，而且已经走在路上了。中国文坛很快便能看到一个从风沙弥漫中走过来的俊雅的身影，背着行囊，骑着高头大马，像一个异侠，从尘世中来，到尘世中去。他的面目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作者简介】 朱山坡，1973年生，广西北流人。小说家、诗人。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萨赫勒荒原》，诗集《宇宙的另一边》等，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首届欧阳山文学奖、首届石峁文学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多个奖项，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扬子江文学年度排行榜、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等。
![]()
读祁十木小说，最深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很有创造力、很有耐心，也很有野心、充满激情的作家。他有细密的写实功力，又有飞扬的先锋笔法，他从回族的历史、传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选取有趣的素材，并以理性精神为原则，对它们进行现代考量，将诗性的表达融入小说。祁十木在《火坑·后记》中写道：“现在，我再次放下笔，去找寻那片心灵的归属地，找寻我们的父辈、祖辈所遗留的故事，找寻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民族，找寻赤诚热爱我们的一切。”我刚刚四十出头，半生只经历过一次大瘟疫，我爷爷死在二十年前，我父亲刚刚死去。或者，我爷爷这个人并不存在，我是我父亲，父亲是爷爷，父亲死在二十年前，我刚刚死去。又似乎，我并不存在，某个老人死在二十年前，他的儿子刚刚死去。我只是父亲。引用的这段文字里，叙事者自认可以在“爷爷”“父亲”“我”这几个身份间流转，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具有这三重身份，这暗示出，祁十木对于自古及今的传承中某种不变的东西的一种重视。结合祁十木在小说《火坑》的后记中所说，从“我”对父辈、祖辈所遗留故事的找寻，以及对家园、民族，乃至赤诚热爱的找寻，可以看出，历史、文化、传统——所有这一切在时间中的流变，以及“我”的自我省思，是祁十木创作中格外着意的问题。读祁十木近期创作的十来篇小说，仿佛时时感到一个对于传统的“逆子”形象。这里“逆子”的“逆”，指的是对传统的某种反叛，对传统的现代创新。这在《埋体》等一系列小说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埋体”，是回族的一个常用语汇，指的是人死亡后的遗体。小说《埋体》里，假期中，“我”本准备与哥哥一起在上海玩，却突然接到奶奶“无常”的噩耗，于是不得不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随着叙事一点点展开，我们渐渐知道了，“我”的家里有个继母在，“我”在奶奶生前与她并不亲近——这与读者一般意识中写“返乡”与“怀人”的小说便自然拉开了距离。在整个奔丧过程中，“我”似乎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心理和情绪。一方面，因为遭遇祖母的死亡、参加丧葬活动，“我”不可能内心不起波动；另一方面，“我”又很不喜欢回到故乡、走进家里的小院。所设置的这些情节，映射出作者某种特殊的关于传统的态度。小说里，回族的不少生活习惯都得到细致体现，比如亲人去世后，回族人会使用“水垂”，有“抓水”“站者那则”的习俗，回民“不跪人”“不立碑”，每天有礼拜的日常仪式，做坟也有特别的讲究……这些都不是非回族的其他民族读者所熟悉的生活内容，所以祁十木的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都具有某种独特性。由于充盈着关于回族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细密刻画，非常吸引读者。同时，祁十木从细密的生活细节的角度，一点点将回族人的存在状态呈现出来。《埋体》将“我”在亲人去世后的整个丧葬过程中的表现展现出来，写得十分平实细腻。祁十木毫无因占有非同一般的写作资源的矜持，他采用了细致的现代小说技巧，以细致妥帖的方式，一点一点将丰富的生活画卷展开。尤其有意思的是，在讲述回族一些习以为常的风俗时，这个回乡的“我”，却往往是带着某种看透表象的、充满思考力的眼光，对其时时处处进行反思的，比如写到“水垂”时：“水垂”靠在老屋的院墙外。这种木制的类似于门板的东西，在河州被称作“水垂”。它有两个作用，首先是信号，告诉别人，这家里有了亡人。其次，回民的亡人下葬前必须用清洁的水洗周身，“水垂”又会成为放置亡人身体的浴床。从小我就特别害怕看到这个东西，总以为是它带来了死亡，但此时为了转移那些人的注意力，我只能盯着它看，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了。可以注意到，祁十木以平实的口吻，向不熟悉“水垂”的人介绍它的功用时，又加入了自己从小对于“水垂”的理解——恐惧。这是从普通人的角度、不带先入之见的，与“水垂”这样的物品觌面相见。从小时感觉恐怖到此刻恐惧渐消，祁十木其实采用了现代的视角，对这一丧葬道具进行了观察。再如祁十木对于亲人去世后悲伤号哭的想法：厚门帘拉开了，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在裹尸布中若隐若现，她的身体全被裹住了，只有一张脸，那张含满水的脸。我知道，回民在有人去世的时候，是不能过于悲伤，不能大声号哭的。更何况我讨厌哭、讨厌伤心，讨厌这些人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重复的怪样子。死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吗？我们会不会再相遇？因此，我怀疑是不是真需要告别。那些哭声中夹杂着更为剧烈的质问，“为什么丢下我们？为什么这么早走？”我又烦了，心里想，他妈的谁知道自己啥时候死、为啥死啊，你问个鬼。这里，由“我”的困惑——“死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吗？我们会不会再相遇？因此，我怀疑是不是真需要告别”——可以看出，“我”对于生死，有自己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和推测。而从貌似不耐烦的那句“他妈的谁知道自己啥时候死、为啥死啊，你问个鬼”，更能感受到叙事者“我”在奶奶丧葬过程中，对所见所闻已失去内容的纯形式化的丧葬仪式不以为然。面对丰厚的文化传统，叙事者“我”（其背后是作者）并非像一般的文化小说所表现的那样，不加辨别地对传统进行美化，或者不动感情地介绍习俗；“我”往往从现代人情人性的角度，对传统中不近情理的地方大胆甄别，是富有理性精神的审视。我想，只有经过理性的审视，传统中有意义的部分才能真正被拣选出来，在生活中得以延续，而非只存在于表面的、有样学样的模仿。正是由于这一份理性精神，所以，叙事者“我”可以突破传统中几乎无法被质疑的祖孙关系，将叙事推进到更深的层次：我突然想起，她不怎么疼我，我也不怎么爱她。我们的亲情中间始终隔着一层陈旧的薄雾，或许是因为我把对那个人的仇怨转了一部分到她身上。年少的我曾恶毒地想过，凭什么就我没妈，那个人也应该失去母亲。这份恶念如同鬼魂，缠着我，让我不自觉地推开她。她可能感觉到了，所以在众多的孙子中，我成了并不重要的一个。“我”由此说出了祖孙之情的实际情形。这里的“她”是刚去世的祖母。这段引文写出了实际上淡漠的祖孙关系，以及隐含的激烈冲突的父子关系。同时，“我”自小对奶奶的疏离感同样影响到奶奶对“我”的态度，“我”成为孙子中与奶奶最疏远的那个。不需要太多事例来说明这里祖孙关系的冷淡，由奔丧中“我”前前后后的举动和心理，读者已感受到了“我”与祖母关系的冷漠内核。“她不怎么疼我，我也不怎么爱她。”这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审视。相较于中国传统伦理中“责任”大于“爱”的习惯，这是勇敢、斩截的小说塑造。同样是写老人的题材，《火坑》也是从生与死的角度，方方面面透视了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哈老汉”的生活状态。读这篇小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与哈老汉相伴而生的那只老猫所具的象征意义。哈老汉内心的精神需求被儿子与儿媳忽视，他在尔德节（回族的宰牲节）之前，强忍身上的疼痛、“笑着向儿媳”恳求，希望生病的老猫能得到救治，也被儿媳一句“阿大，你看这猫活了这么多年，现在病成这样是主给的命，再看也没啥用”直接拒绝，临了还被小声嘟囔一句“人都没好好的，还给畜生看病”。这个细节十分令人震撼。在隐而未言的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不论是老人，还是老猫，身有疾病的情况是被忽视乃至于无视的。老猫的病痛便是老人的病痛，老猫仿佛是哈老汉的另一重分身，是哈老汉灵魂的一种形式，它所受的虐待，直接显现和隐喻出降临在老人身上的种种伤害。那么，在雪地里，衰弱的老人抱着老猫去求医的情节，就特别触目惊心。只有对外界毫无希望了，才会拖着充满病痛的衰弱身体，自己带着老猫去求医。万幸的是，老猫的情况似乎只是患了肠胃炎，打三天针就能好。而尔德节近在咫尺，拴在院子里多日的羊也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同是将近生命尽头，哈老汉对要被杀的羊产生了某种共情。尔德节后，拆迁也即将到来，将拆除凝结着哈老汉一生记忆的家，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院落，以及土炕。最终，老猫死在尔德节的第二天，而老人也在之后不久辞世。在死亡相继到来的时刻，老人以“阿赫热提”（彼岸世界）的预期自我安慰；小说结尾，来坟前纪念他的、他的孙子“第一次感觉到了那面炕，那面他小时候滚过无数次的炕，此刻立在了他眼前，能让他活着、爱着，也能让他死去……”这里，我们注意到，最终给予哈老汉的孙子以安慰的，不是传统流传下来的精神寄托，而是那面实实在在的火炕，“能让他活着、爱着，也能让他死去”的火炕。这同样是以细密的生活真实而达至的某种体悟境界。细密的生活真实经受住了普世的理性原则的考验，并以生活细节为基准，建立起情感的大厦，成为信仰最牢靠的基础。《火坑》是祁十木的处女作，然而已经以细密鲜活的日常生活叙事、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以及深入的对传统的思考，在新锐作家中独树一帜了。祁十木的小说常常写回族人的生活。我们发现，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带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征：他们很热忱，对世间万物有着某种基于信仰的理解。比如《盲道梦魇》中，“我”的爷爷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一夜之间就“看不着了”，“当时怀疑是被坏精灵缠上身，要不然怎么好端端地就被蒙住了眼呢”。也就是说，在祁十木的小说世界中，人们可能会习以为常地给某种变化以一个超乎自然的解释。当此之际，“一天五次礼拜都得去清真寺的爷爷”，幸运地得到了三位友邻的帮助：穆萨大爷、哈伦哥、尔萨爷，这三位热心的友邻，每天领着爷爷去清真寺礼拜。直到一两年后，就像爷爷的眼睛一夕之间失明一样，这三位朋友竟离奇地在同一天辞世（其中一位是寿终正寝，另两位出于意外）。在小说的世界里，一切都可能发生。三位热心人的离世在时间上的巧合，具有某种荒诞的意味。而接下来，活着的人们对这件事又产生了某种超自然的理解：爷爷觉得这三人的死都与他有关，是不是蒙住他眼睛的坏精灵，发现他被人引到清真寺，还能礼拜、还能忏悔、还能为了内心而活，所以要将众人毁掉？它的攻击目标是他，不想他在世上好好活，但为什么要击倒帮他的人？老爷子说到这，总泪眼婆娑。尽管“我”的父亲和寺里的其他老人都不止一次和爷爷说，没什么坏精灵；但当爷爷反问“那我的眼睛怎么突然不见了？穆萨爷、尔萨爷、哈伦这三个扶我去寺里的人，怎么一天内全没了”时，没人能回答。从此，“我”的爷爷，这位热忱虔信的老人，“就以他的老宅为领地，与他的床为伴，不往大门外迈一步，整整五十年”。读到这里时，读者完全相信，一个热忱的老人，在被命运击打、担心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灾殃的情况下，会五十年足不出户、对自己进行放逐。这是小说让人相信的力量。祁十木的小说中，多的是像“我”爷爷这样的老人。他们对于礼拜仪式的认真，对于内心道德原则的坚守，对于万事万物仿佛总存有某种抱歉态度的善良……让读者感受到，之所以他们能保持内心的热忱，并以一种不计利益的纯粹方式行动，应该与他们过着一种与信仰邻近的生活有关。像小说《假人同志》里，在北山公墓区太爷爷的墓地旁搭建土屋居住的“太太”，常年陪伴已经去世的太爷爷，也是做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坚定选择，同样是具有灼热特质的人物。小说《饥饿儿女》中倪虹的自述，更是索性抛开了一般的叙事线索，直接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以诗一样的语言，做着抒情的实验。这些人物之所以显现出灼热的特征，在做人做事上异常执着，可能正由于这一系列人物是由某种传统而生，似乎他们在重视工具理性的现代洪流中，依然可能不自觉地坚守着传统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精神。我想，这一系列人物的塑造，正显现出祁十木对于传统、民族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人物的原型可能就活跃在祁十木周围，他们提出了关于传统的问题，祁十木努力去回应这些问题——一方面，他忠于传统，将有关回族传统方方面面的知识与理念在小说中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理性原则的那些方面，祁十木往往会在小说中借叙事者之口来分析、鉴别、去除。由此，祁十木在小说中要完成的理想便十分值得关注。它涉及民族、传统、现代……与一般作家所面对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相比，祁十木所处理的小说脉络更加复杂，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调和，更是在回族日常生活内部关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思考。祁十木通过小说里细致描摹的日常生活，以及叙事者丰饶的内心活动，努力以自己的力量完成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这一重大命题。祁十木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内心灼热的人物。这些人物内心的灼热，表现在他们灼热的言语和行动上。比如《盲道梦魇》中五十年不出大门的“我”爷爷，所作所为便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状态。从小说《饥饿儿女》中能明显看到，祁十木在小说文字上采取了先锋的笔法，仿佛被所塑造人物的某种激情所带动。我们举几个例子：有人露在褚红色的土外面，他们或伸手或蹬腿，像活人般顽皮。这里，露出褚红色土壤的尸体“或伸手或蹬腿”的动作感，以及“像活人般顽皮”的可爱感，都与被描摹的“尸体”形成了强烈对比。死亡的意象因这种动感与可爱感，仿佛也拥有了某种赭红色的气息。这种带有荒诞色彩的写法带来了鲜明的冲突感，与回荡在整篇小说中的“饥饿”意象、主题非常贴合。《饥饿儿女》，标题便带有强烈的隐喻和象征色彩。小说主要写的是“饥饿”，而“儿女”的意象具有传承之意。每一代人其实都是“儿女”，所以，这篇小说里荡漾着古老民族的一个永恒主题，关于生存，关于饥饿。小说中，与留守在沦陷老城、陷于饥饿的一对父女相对应，祁十木设置了公老鼠产崽这一意象：在小说的主人公，即女儿“我”极度饥饿所产生的幻觉中，仿佛一直看到一只大老鼠的形象。而硕鼠意象，本身便与粮食、饥饿息息相关。在小说结尾，祁十木以诗一样的想象，描摹了大鼠如何诞下小鼠的过程：我于心不忍，因那只鼠不动是为了分娩，我见它摆动身体，异常痛苦，将另一只鼠轻轻挤出来。小鼠扭身，一口就被吞下去了。我说，这年月，还生得出娃？小鼠穿过食管，走过肠道，而后回到子宫，系上脐带。父亲此时睡过去了，而我竟发现这只透明大老鼠的众多秘密，其中有件事值得一提，他是只公鼠。此情况几乎与透明同等重要。老鼠，那丑恶糜烂的透明畜生，又晃起它的尾巴。肚子瘪瘪的，身上开始换色，一会蓝一会绿，又是红，又是黑，一会又像块调色板般混杂。此时，它的嘴唇比整个身体都大，一声吱吱，换了个干净地方吐出那只小鼠。我感觉，之所以在女儿的幻觉中，让一只公鼠生下小鼠，是为了让小鼠不是从寻常的子宫出生，而是在被最后生出之前，先要被吞下，经过食道、肠道，才能到达“子宫”“系上脐带”。也就是说，小鼠是经过了“第二次诞生”，才最终来到世界上的。公鼠与小鼠的意象，也与小说里的这一对父女有对应。也许可以认为，小鼠的第二次诞生，正对应着传统、历史、民族等精神资源，需要被重新吃下、重新孕育，才能重新被诞下。这可能正是祁十木关于传统资源必须获得现代表达这一想法的形象显现。在《饥饿儿女》里，祁十木还有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暗示，譬如：耳畔又是一声声疾呼，别睡别睡。可我却不能重复，重复将这些声音送进父亲的耳朵。我的语言只剩吱吱，若知如此，应当早些彻底睡去，让娘老子的血肉长回他们的身体。如今不能了，我却还在吱吱，似笑似哭。“让娘老子的血肉长回他们的身体”，一个看似逆向的运行，其实也是一种隐喻，是想通过子一代的创造，让祖辈父辈获得“血肉长回”的活力。所以，祁十木在小说里这样感叹道：信掉进了黄河，我看着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但没看见它如何入水，怎样被浸透。面包吃完了，我手里拿着空空的信封发呆。在信掉下去之前，我看到了一句诗，“我是一个不需要祭奠祖先的人。我活着迎接”。这是“我”在清明时送奶奶入殓之后、离乡的路上，读到同父异母的弟弟所写的诗《清明来信》。有意思的是诗题“清明来信”，它暗示信来自祖先。同时，作者祁十木在这里又玩了个小技巧，就是，给小说里叙事者“我”的弟弟起了个叫“祁十木”的姓名。因为读者一般会将作者祁十木的视角给予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所以，当作者将自己的姓名在小说中赋予另一个人物时，这个人物便具有某种特殊的意味。这里，似乎可以理解为，同父异母的“弟弟”其实是“我”的外化，“我”与“弟弟”可以是同一个人。“弟弟”因为拥有了作者的名字，所以，他的一切诉说，都具有了某种作者在发声的感觉。我想，这里所说的“我是一个不需要祭奠祖先的人”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联系下文“我活着迎接”，其意思是，“我”不是在固定、僵化的仪式中去纪念、理解、继承祖先的，而是在一种“活着”的状态中，以自己的全副身心去“迎接”。迎接什么呢？迎接祖先、迎接文化，或者说，迎接神。这种类似于远古时期“迎神”的表白，是祁十木热切创作的最后旨归。“活着迎接”的态度，也必然迎来“活着”的神祇、“活着”的精神。同样，要保证迎来的是活着的精神，必须让迎神之物——“我”保持在一种理性批判的状态里，借助理性观念，来让复杂的一切传统接受检验。祁十木的这种终极追求，在一篇篇小说的细节中，以各种方式呈现，譬如小说《盲道梦魇》里，“我”父亲照顾爷爷的事迹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因为父亲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送突然目盲的爷爷去清真寺的责任；但是，在对“我”的教育中，父亲倒是十分上心：他（父亲）将我提溜出学校，回家时，总要路过清真寺，看着里面礼拜的人鱼贯而出，面如静水。那时，他总希望我能成为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这样我就不会成天只顾自己、从不考虑别人，他希望我心有敬畏，从而知书达礼。可我总是路过，不曾停留一刻。然后回家放下没有书的书包，拿起砸烂学校玻璃的篮球，在老宅的院里来回运球。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乔丹，也不知道科比。前后运球，穿裆再运，拍得地面梆梆作响。这也许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关于传统继承的讨论了。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篮球”“乔丹”“科比”，包括其后的“前后运球”“穿裆再运”，都带有鲜明的现代因素，与前一段父亲对“我”的要求，在时空、对象、内在理念上都形成对比。更深层的传承，可以出于血脉。在《假人同志》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不同的人物与情节，拟想了仿佛在不同时空中独立发展的家族脉络。一本家族族谱，规定了家庭成员“马继孝”“马占祥”“马忠云”“马成真”的命名顺序；而当年太爷爷失踪，带走了一模一样的另一本族谱。小说结尾，“我”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她父亲的名字与“我”相同，其祖父、曾祖父的名字也同样为“马忠云”“ 马占祥”。这似乎暗示着，太爷爷马继孝可能在另一处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形成了新的家族延续。那么，小说里那个以竹子扎成的假人（注：大概便是“假人同志”的由来），似乎是“我”形象的一个外化，仿佛它在墓区陪伴着太奶奶，也串联起生死，在两组传承脉络中成为某种象征式的存在。读祁十木小说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祁十木充满热忱地从方方面面进行小说试验。他有他热切关注的主题、人物，有他时时想冲破藩篱的诗性表达，有他想用理性精神梳理一切传统的努力，而为一切底里的，是他准确、细致的现代叙事功力。这一切，都是写出好作品的要素。【作者简介】 李璐，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有评论发表于《十月》《青年文学》《长江文艺》《上海文学》《文艺报》《福建文学》《广州文艺》等。出版有《灵性的生长》《论废名的创作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