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进行时 · 陆辉艳作品批评小辑 | 王晨雨、崖丽娟
文化
2024-09-22 11:08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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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辉艳的诗作多用冷峻笔调描摹社会现实，较少热烈直白地表达情感。诗人坚持其叙事性诗论，“选择叙事这种表达方式和手段，是为了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让诗中的语调接近自己的正常体温”①，将情感压缩冷滞，于客观化的事件叙述中移置自我感觉，传达内心体验。正如谭五昌对陆辉艳诗作的评价，“她的诗歌取材混合着日常生活经历与超验性的虚构与想象，注重感觉的传达、宣泄与解放”②，其叙事性诗作凝结自我传达，然而这自我传达却是极其克制的。陆辉艳看似置身事外、决然客观的叙事性诗作，剥开其冷峻的外衣，内里是开弓拉弦绷到极致的诗语张力。不妨切近《妇科病房》这首诗歌的肌理，专注诗语的变化实践，细读诗作语词能指与所指离散间的独特张力，揭开陆辉艳诗作中建构的诗语逻辑。新批评派的观点认为优秀的作品必然具备矛盾异质的张力，学者陈仲义将张力定义为“对立因素、互否因素、异质因素、互补因素等构成的紧张关系结构”③。细读《妇科病房》，不难发现诗语在延展中营造的张力关系如山川脉络统摄着全诗。纯然叙事又用语素朴的《妇科病房》正是在字雕句琢中将看似简单的诗作推到极致，拉满诗歌意涵与张力的紧张关系。《妇科病房》，顾名思义叙述了妇科病房内一位刚做完子宫切除术的女性病人和照顾她的丈夫之间的生活侧影。一件在医院病房极平常的事情，但诗人却在平稳朴素的诗语下勾勒出冰山下的巍峨本体、平静海面下的凶险暗礁，通过三组矛盾营造诗语叙事的张力，即手术的沉重代价与女病人切除子宫的轻松的冲突，希望摘除子宫的女病人与沉默寡言的丈夫的矛盾，以及诗人对子宫孕育生命的肯定与女病人决绝摘除子宫的判断对比。先看女病人。诗歌上半部分主要写女病人，有了标题中“妇科病房”的限定，诗作很自然地从做完手术的女病人开始，而诗人选取了子宫出现疾病并且严重到需要做子宫切除术的极端患者出发。刚做完子宫切除术的“她”清醒之后竟然说“它已经完成任务，我再也/用不着了”，表现出摆脱烦恼的轻松，与子宫永不相见的决绝。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称为“它”，用看待他者的目光来看待自身。手术的沉重代价与切除子宫的轻松之对比令读者困惑，迫使读者不得不继续获得更多信息来猜测原因，主人公切除子宫真的是因为生病吗？还是一开始就对“子宫”符码根本的不认同？抑或是女主人公对于自己切除手术后的一种自我安慰？“清醒”一词在随后展开的语境中增加了义项，倒逼读者回头再次咀嚼前文对女病人的描写。再看沉默寡言抽烟的丈夫。诗歌的后半段对这个充满矛盾的女病人只字不提，在第九个诗行中引入女病人“不苟言笑”的丈夫。面对结束一场大手术清醒过来的妻子，丈夫的反应是“拿着水壶去了开水房”。不上前询问手术之后的感受，而是转身离开，让读者满腹狐疑。接着刻画在开水房旁边的楼梯口背对着坐在楼道上抽烟的丈夫。“空泡面盒”表明夫妇贫寒的家境，盒里“装满了烟头”，可见丈夫抽烟之凶猛，更凸显其无可言说的苦闷，而苦闷的原因则直指妻子。这首诗终结于丈夫的烟头，不仅没有解答女病人所说之话的疑惑，而且进一步延伸了问题或者悬念：“拿着水壶去了开水房”绝非仅仅是倒热水的关心，而是对妻子失去子宫这一事实的逃避。其诗歌后半部分对男性的描写，除却“不苟言笑”表明性格，其余均为对其行动的捕捉，看似客观化的描述，带来的是诗语含混。最后谈诗中暗含的对生命孕育的肯定与女病人决绝摘除子宫的对比。“这世上最温暖的房子”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既陈述“子宫”作为胎儿在母亲体内生活场所这一事实，也表征了诗人对“子宫”的赞美。“最温暖的”——神圣化的词语，子宫对于婴儿来说不仅是物理上的温暖，更是婴儿长大后的心灵港湾，是我们最初的住所与来处。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此时的明确表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态度，我们就会认同上文“她”的话，即子宫仅仅为生育器官，一旦完成任务，就可弃之不用，切除以娱心。人对于自身的本能爱护之常情与主动切除子宫的决绝态度，“她”对子宫隐含的厌恶之情与大众对子宫肯定的价值判断的背离，编织出诗语的悖论。短短十六个诗行，展现了宁愿付出沉重手术代价也要切除子宫的决绝女性病人，沉默无言承受妻子决定的丈夫，迥异于寻常人情事理。在诗人冷静克制的叙述笔调中，精密构造了矛盾、含混、悖论等诗语张力，读罢并无拨开云雾见月明的豁然开朗之感，反而是更加云雾遮望眼，摸不清诗人对女病人和其丈夫的行为取向与情感态度。拉满的张力带来极致的困惑，同时也带来更深远的社会内涵。《妇科病房》避开个体性和病理性的疾病描写，而以妇科手术容纳社会性的思考，说得远远比病理性的手术来得更为饱满。疑团重重、矛盾激烈的诗篇的呈现，很大程度源于诗人两幕剧式的写作策略。诗人用简练的笔触，几无感情倾向的冷峻白描，摄取妇科病房中最富矛盾张力的两个瞬间——术后转醒的女病人与楼梯口抽烟的丈夫。《妇科病房》妙处就妙在此，简省的诗语选择最富张力的瞬间，令读者禁不住联想这一矛盾瞬间的前因后果，调动自身才智将其中的断裂予以合理地补充，由画面片段敷衍成前后相接的戏剧。女病人与其丈夫的两幕剧，令一场生理性手术囊括进精微的、象征性的感情关系斗争。一名女性要主动地切除子宫，这事荒诞得离谱，但在女性想要寻求自身生育以外价值的背景下，却合情合理得多，虽然极端但却让人相信。子宫自然是指女性孕育胎儿的器官，但在这里何尝不是病人的性别身份的表征？本来女病人或许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或许是因为身负生育的任务，抑或是生育的目的指标，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所以女病人难过、怨愤、气急，以至于与丈夫吵架，准备切除自己的子宫。女病人在手术后的反应冷静得可怕，话语平淡到令人发指，在手术前怕是早已经历过复杂的内心挣扎、与丈夫及身边人的无数次争吵，因而手术后的女病人是释怀的、坦然的、轻松的，是自我信念贯彻后的痛快，是重大决定完成时的淡然，所以才如释重负地说出“它已经完成任务，我再也/用不着了”。故而女病人并非仅仅因为生病而切除子宫，自然也不会表现出失去子宫后的失落和无助。再回过头来看第二幕。“她的丈夫，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拿着水壶去了开水房”，面对术后清醒过来的妻子，丈夫选择躲避。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完全可以想到，手术之前夫妻二人肯定有过激烈争执。可能还想要个孩子的丈夫和准备切除子宫的妻子，最后以丈夫的妥协而告终，否则也不会有诗篇开头手术顺利完成的这一幕。丈夫“拿着水壶去了开水房”躲开了，他无法上前安慰术后的妻子，因为他连自己的心都无法整顿。在对丈夫寥寥两句正面描写后诗人笔锋翻转，通过第三者亦即旁观者的目光写被“看”到被“瞥见”的丈夫，他已不处于目光的中心，他呈现出蜷缩的姿态。蜷缩，因其卑微、狼狈、痛苦以及心烦意乱，因其面对了一种蔑视他，又让他无可奈何的力量。丈夫精神上痛苦，躯体无碍，而妻子身体残缺疼痛，精神反而胜利。子宫这个意象串联起两幕剧中的“她”和“她的丈夫”夫妻形象。妻子以“我再也用不着了”的决绝之态切除子宫，是女性将自己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身体视为可分割的功能化躯体，因此，她并不将生育视为自身性别的属己特征，她在这一刻就是最彻底的自我异化之他者，即变成了掌握权力的“男性”。而丈夫一方面对于妻子反抗意识到自己无能，另一方面处于被动境况，作为一个没有子宫功能的“女性”出现。女性把自己物化，丈夫反而默默承受，占据了男性暴力位置的妻子，剥夺了柔软的他者之丈夫的“孕育”。此时男性和女性不再是性别特质意义上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完全翻转了此前生理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权力与反抗的对立。《妇科病房》虽然总起于冷峻的笔调进行纯然客观的叙事，但却巧妙选取最富矛盾张力的瞬间，读者链接空白编织因果，敷衍两幕戏剧。“子宫”这一意象凝缩进关于性别、繁殖、孕育等总体人类学议题，使“子宫”成为一种象征。在陆辉艳这里，子宫切除术可能已经被还原成它自身，背后不再附加有另外的宏大主题，毕竟，“子宫”这个意象本身已经足够宏大。《妇科病房》中的张力构成“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④，而这蔓延的张力不仅由诗人技艺高超又不动声色的诗语写就，更是诗歌现实性带来的文化回响。丈夫与患病的妻子毫无言语交流，夫妻之间爱情缺席，女病人对子宫切除后的释然反应，正是个体对公共情感价值的反叛，是集中于子宫意象的复杂社会文化的反应。整体诗歌层面的文化阐释大于局部诗语，达到文化阐释的增殖。脱胎于社会、文化、价值的诗语，并不停回溯源头，在回旋中不断加深诗歌思想的厚度。《妇科病房》以女病人开头，以女病人的丈夫结尾，非常符合新批评理论将诗歌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的观念。诗歌文本也如一个家庭，由丈夫与妻子两部分组成，有阳亦有阴。最后一行“装满了烟头”强调烟头数量多，抽烟次数多，抽烟时间长，对应女病人术后三小时漫长的昏迷时间，一个清醒一个昏迷，一个沉重压抑，一个解脱轻松。所以这首诗终结于丈夫，缘起于妻子，符合一个家庭的基本构成模式，也让诗篇得到一个现代家庭充满不确定性的结局，使诗作构成“不稳定的，然而又是连续不断的统一体”⑤。当诗作两幕剧和盘托出之时，便让人陷入沉思。平淡的语调，从容又舒缓，开头明明讲的是医院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让读者无从预测后面发生的事件。奇事一桩接着一桩，怪异愈发萦绕心头，直到“全剧”落幕，心头仿若受了当头棒喝，幡然领悟到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虽然疾病本身是生理病理上的判断，但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在某个层面凝缩了文化的表征，子宫方面的疾病更是如此。“子宫”在外延上指称女性孕育胎儿的生殖器官，进而化身为女性身份的表征。子宫的功能成为目的，女性的生殖能力成为女性的存在方式。在这种语境下，女性在家庭中的贡献，或者说对于家庭的意义就是生育，女性将其深刻内化为自身的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子宫已经失去了本身所承载的含义，拥有者也丧失了对于自身器官的处置权。因而，子宫就变成了一种符号，对于女性、对于男性、对于家庭，都具有象征意味。这文化层面的象征，却是从那么具体的场景拔高而来。回看这诗语织造的两幕剧，发现它竟完全由他者以病友的旁观之眼入笔，如摄像机般对夫妻进行冰冷扫描，限制性叙述视角洗出二人的相片。在病友的眼中我们无从知晓女病人手术的前景，亦不知抽完烟后的男人又将采取的行动，不得不通过自身的现实认知对其合理性进行补足。逻辑通畅后再回看全诗，便发现此诗写来看似不经意，诗语却组织调度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原本城市生活、夫妻矛盾早已写尽，但《妇科病房》却又带来惊喜，以最极端的场景、最矛盾的关系、最限制的视角、最冷峻的语言呈现，读罢仿若感受到丈夫一支接一支抽烟那种细密又持久的痛，钝刀割肉、千刀凌迟。这个痛同时又思接千载，为当下矛盾的浓缩刻写，诗中却完全不动声色。诗中的叙述者也仿佛是不眨眼的目击者，拒绝透露内心感受，不褒贬不臧否这对夫妻，丝毫显示不出诗人的倾向性，既表明诗人具备艺术家的敏锐，又好似同时有着野蛮人对情感的麻木。诗人冷酷静观这对夫妻，抑或是无数此类家庭，不再只是伦理价值维度，也不局限于生育、性别议题，而是在虚空中俯瞰人类。读《妇科病房》，令人联想到老子那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超越态度，写病房内的夫妻矛盾，并不是要做价值判断，只是铺展了张力蔓延的诗歌肌理。但是，诗人真如同造物主般只是超脱地谛听世界吗？将切除子宫的家庭事件提升至男女性别解放社会现实文化的高度，其实饱含着现实关怀。与其说诗人是冷静的天地不仁的叙事者，不如说是菩萨低眉性的。诗中那句饱含情感的“世界最温暖的地方”既是一句简单的诗语陈述，更是一声无奈的叹息。是对子宫承担爱情孕育生命的功能与价值取向的肯定，也隐含对于寻求解放却戕害自身身体女性的叹息，何尝不是对无言的沉默的丈夫的怜悯，对女性意识觉醒与未变的社会结构的慨叹呢？陆辉艳的《妇科病房》以一首短诗的篇幅承载诗语的张力实验，先锋性的探索性质隐藏于冷静克制的客观陈述之下。陆辉艳的写作，固然与个人的偏好有关，但也离不开来自家乡环境的浇灌。北回归线穿过的南宁，光照更充足，强烈的阳光培育了诗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暖湿气流与弱冷空气相遇，太阳也进入漫长假期，这或许就是陆辉艳诗语叙事冷峻克制、高超运思将张力潜埋于诗中的原因。对于陆辉艳的诗作，虽知其叙事性诗作冷峻克制的风格，但比起评论其一类作品，我更愿激赏《妇科病房》这一首结构精巧的小诗，细细剖开肌理方能激赏其巧思。这激赏是真真切切的，激是冷水浇背那一刹那的哆嗦，赏是咀嚼不尽的无穷滋味。无论是偏激的赏，还是激昂的赏，都不如诗中女病人的冷静的话语，丈夫塞满烟头的饭盒来得更为激烈。① 陆辉艳：《广西文学》2016年第11期，第35页。②谭五昌：《在南方大地沉静生长诗歌——广西诗歌十家阅读印象》，《红豆》2011年第8期。③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第73页。④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116—117页。⑤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7页。【作者简介】 王晨雨，1996年生，山东淄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学阐释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诗歌。刚过不惑之年的诗人陆辉艳是“文学桂军”中的佼佼者之一。诗集《途中转折》是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其中一本，陆辉艳以日常性写作视角不断试探着用诗歌突破常态化生活的限度，通过日常词语与超凡想象力营造极富张力的诗意语言，为我们提供一个神奇的、动态的、陌生化的超验世界。她写的题材或许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读后却总能使人怦然心动。在读《途中转折》诗集之前，我已经读过陆辉艳《心中的灰熊》和《湾木腊密码》两本诗集，并在《诗刊》《广西文学》等杂志不时读到她的作品，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确认又多了一位自己喜欢的汉语诗人。读陆辉艳的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她咄咄逼人的才气，而是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气定神闲、淡然处之的生活智慧。陆辉艳身上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沉静笃定、充满性灵、对个人经验和生命感知的敏锐、坦诚中自带锋芒和柔软的交织互映。她往返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关注一草一木，以亲历、亲见、亲闻来观照现实，俯身低语，用动人的细节和现场感呈现生命的体悟，内敛深情，即便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甚至痛苦，也有超拔的意志力和超强的自愈力；换言之，哪怕是生活中的二元对立或悖论，她都能用文字进行消解。比如在《到了风雨桥》一诗中，她把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刺痛做了这样奇特的表达: “就在这里打个盹。静静地/疲乏跑过了桥。/身体还在旋转木马上/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停不下来/像被生活这根鞭子/抽打的陀螺。转，不停地转/直到撞上一块石头。一截树桩。/它的力量使我停下来，我才能/心安理得地躺下。而在风雨桥，/这让我开始，安静下来的地方。/风吹着，风再大，也不忍心/将我这只陀螺，吹得/再次旋转起来。”正是“生活这根鞭子的抽打”，使诗人勇敢、坚韧、深刻起来。“只有足够深入地凝视存在，你才能最终觉醒于万物之中。”把诗人简·赫斯菲尔德说的这句话对照陆辉艳的写作十分贴切。诗集《途中转折》饱含悲悯与大爱，不仅有对家乡的赤诚之爱，还充满对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亲人的悲悯，“我一个人坐火车/从别人的城市回来/陌生站台的中转/路途的破折号//途中的N次转折/时间犹如古老的关隘，/腾出位置，允许我/回到出生的地方//在密林里，我见到了亲人/他们告诉我，在一次闪电中/一棵古老的树木断裂，在两截尚未/脱离的横断面/呈现出一副张开的枯黄牙齿/那时，我听见自己的骨骼/发出脆弱的声音”。接纳万物似乎是诗人对自己生命底色的反复确认，并以细腻的情感融入其中：“并非黑暗中的一个婴儿的哭声/尽管他们具有/相似的质地和音色/尽管它们传递的/同是时间的信息。” 陆辉艳的诗歌往往建立于自身经验之上，由此及彼探索自身及他者的内心世界，揭示外界与内在的矛盾，沉着冷峻，真实客观。在个体经验与语言之间彼此成就，反映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难怪诗人会用这首同名诗《途中转折》作为诗集名。作为一个对故土无比眷恋的人，家乡亲情被她反复忘情地抒写，在《热爱》这首诗中，陆辉艳把记忆的笔伸向了“湾木腊”（她的家乡）这一片故土，因为热爱，“黑色的鸭子浮在水面上”像“一群黑天鹅”，又因为家园的纯粹，她“也爱过湾木腊河面上一群鸭子的喧嚣 ”。她让家乡的山水带上时光的厚度和历史的沧桑，折射时代的印记折痕，《回到小学校园》《木匠》《青麻地》《最好的风景》《环》《白纸》《奶奶》《39岁那年的母亲》《父亲深夜来到我家》等诗始终根植于故乡亲人，文本通过大量微小的细节（如时间细节、行为细节、语言细节等）描写，使山川地理、历史文化、风情俗物呈现诸般风姿：“哦，天空低垂/它占领杂草丛生的土地，犹如躯体/长年累月，为我的灵魂所租用/秋天的鸟雀跑到山顶的背面/不久将传来消息：它们啄去巢穴 ”（《状况》），从风景中汲取即时性的经验，天空、杂草、秋天的鸟雀、山顶的背面、巢穴……构建出熟悉的生活场景，在世俗化的时间流动中，这些生动的细节汇集成为诗人观察现实、发现自我的一个焦点，勾勒出中国乡村的人伦现实。与此同时，她对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逐步趋同或异化同样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与她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她出生于广西灌阳乡村，后来到广西南宁市工作和定居。如果说，自然风光是陆辉艳诗歌描写的一个主体，那么，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则是她着力描写的另外一个主体，诗歌的意义也从现实的裂隙中满溢而出。陆辉艳的诗里有很多表现公交车、码头、街边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景，通过这些流动的生活场景反映城乡题材转换过程中的阵痛，书写城市现代性所附带的压抑、焦虑、恍惚、迷失，诗人选择这个场域作为突破口，似乎想从这里打开进入城市的通道。如《手铐》：“这匆忙、拥挤的生活/不得不爱，不得不接受/举起双手，各拽一个吊环/哦，耶稣受难的姿势/座位上，一个坐在妈妈怀里的孩子/仰起头，指着那些晃荡的吊环/突然大声说：/看，好多手铐！”准确、凝练、不动声色地对现实世界进行独特的思考和探索。公交车上的另外一个场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以书写死亡的方式，转换成生的渴望和信念：“他挪开那上面的物件：/一个骨灰坛，盖着黑色绸布/‘坐这儿，这儿’/他的声音压低，充满悲伤/右手按在胸前。”（《缺席》）码头是城市中各种身份人群流动的重要场所，南宁“码头”这个意象主要出现在《在南宁港空寂的码头》《上尧码头》《他走进集装箱》等诗中，这些诗从“码头”出发，探讨码头、人与城市的关系：“很快，这里将弃置不用……每天来此等候买鱼的人/去了新的集市。一个搬运工，来自隆安或蒲庙/脸上有沙砾的印迹。他忙着整理行李/脸盆，衣服，吃饭用的锅碗……一个口盅，一把牙刷……那条红色裤衩……我们来到此地/既非买鱼的人，亦非搬运工/我们远远地，站着拍照/试图定格这空寂的码头/儿子专心地挖掘沙子，用他的玩具铲。”（《在南宁港空寂的码头》）这首诗中旧码头与搬运工之间、搬运工与“我们”之间，形成了极端差异的对比，将其置于城市化不断拓进的现实语境里别具深意，诗人用含蓄代替了悲悯，揭示的是生活于现代工业城市人们的心灵处境和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失落的现实处境。《大苹果》这首诗是陆辉艳书写街边的“流浪汉”形象：“他每天在思圣路上，来来回回地/压低帽檐打电话/有时他蹲在马路边/举着一个破手机喊：喂喂喂/有时他摘下帽子，挠着一头乱发/似乎在谈一桩生意，而且/即将成功/那天早晨我故意放慢车速/看他煞有介事地拨通电话/口气温柔得像个好父亲/‘等着我，给你们买大苹果！’/这个身披破布条的流浪汉/手中举着一个脏污的/手机模型。”《大苹果》中尽管生活的艰辛扑面而来，诗人却能破茧成蝶，用最质朴的语言通过对底层生活的描摹显示出对一位流浪汉内在的深情。在陆辉艳这里，诗歌写作与其高尚的精神追求有关，她以潜藏在心灵深处的真诚情意，将现实的另一面形象化，并借助生命和生活体验、心智和灵感，营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美学，形成独特的生命历程和艺术世界，最终找到一条通向诗与远方的路径。诗人阿米亥有一段话很适合借用过来形容陆辉艳：“他将生命的碎片打碎成小时，小时打碎成分秒，分秒打碎成更细的碎片。这些，所有这些，都成为头顶上的星辰，难以计数。他一路走过大地与河流，走过田野与城市，感受每一缕阳光的温度，体会每一滴雨水的甘甜，时光在他身后点燃，寸寸成灰。漫长的岁月里，与光，与影，如诗，如歌，终成熠熠的星河。”文字来自诗人真实的经历，它释放出诗人的理想主义情结，也升华文本的精神品质。优秀诗人都不乏处理语言的能力，陆辉艳对语言不断锤炼和锻造，语言与技术结合在一起，使语言后面蕴藏极其富足的思维内涵，形成内部交流的语义循环场，情感流向丰富且多元，从而产生审美价值。在《梭罗乐意邀我去湖边耗散时光》这首诗中，她写道：“从南宁到马萨诸塞州，到/康科德镇，到瓦尔登湖。只需四秒钟/给我四秒钟的行程，我便是/天与地的素心人。”她在对自然的神往中对自我进行精神流放，叙述语言看似朴素单纯，其实内容含义相当丰茂复杂。陆辉艳在《按内心生活，按理想写作——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之五）》一文里，谈到《回到小学校园》的创作时说道：“结尾有几句是这样的：教过我的老师，一个离开了人世 /两个调到了镇上，剩下一个，头发花白 /戴着老花镜，但他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我。去年的情人节，因为奶奶过世，我回了一趟老家，办完奶奶的后事，我去了二十多年前就读的小学。面对小学校园的物是人非，我心中的潮水汹涌澎湃。我知道，无论我如何去抒情，去感慨，都不能准确地传达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选择白描和自言自语。我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言说方式：冷静的、客观的、朴素的、不动声色的，我觉得这样才足以准确地表达我的情感和对世界的态度。”这完全可以视作她的诗观。如果说小说的开头是十分重要的，诗歌的结尾就很能辨出好诗人的真伪，陆辉艳很注重结尾的处理，很多诗结尾已成绝技妙技。我特别喜欢《简单生活》这首诗的结尾几句：“我记得那天下午我是怎样/穿过草地，轻快地离开江岸/为自我的一次纠正：那被过度解读的世事/那曾短暂亲近天空，最后落入筐里的鱼。”还有《薄暮》最后两句：“那从水草间荡漾的秘密/曾短暂地减轻过我们自身的重力和恐惧。”以及《悬崖》的结尾：“他在喉咙里安上一杆狙击枪/瞄准他的命运/被悬崖反弹回来的尖锐/又再次击中了他。”不一而足，这样简单质朴却意蕴无穷的文字足以印证她的诗观。陆辉艳的诗画面感强，视觉形象突出，在很多诗人用繁复的修饰搭建空中楼阁时，陆辉艳难能可贵地转向内心深处，凝神深思，唤醒潜意识的经验，在意识的幻灯片里反复播放生活的感人细节，她的诗有着丰沛的想象力和现代精神性。《只差一步》呈现的画面不仅有静态的意象，还有动态的意象，二者构建出强大的语言张力和内在意蕴：“那是一道闪电的开始，阳光的移动/刚好制造了一片/槐树的阴影。跳探戈的女人/双脚钉在大地上。她表情专注/仿佛另一个人紧贴她的脸/追逐、躲藏、踢腿、腾跃、270度旋转/——她搂着一个人不存在的舞伴。”槐树跳舞的前提是自己扎根于地下，而雷电下舞步的曼妙与扎根地下不可能舞蹈之间构成只可意会的某种张力，让你不由得沉浸在她用文字精心营造的丰富诗意联想之中。诗的艺术就是陌生化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描述“陌生化”的一段话非常著名：“艺术的存在，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感觉如同你所见到的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 在《心中的灰熊》这首诗中，她把现实的虚妄隐喻为心中的灰熊，在无谓与对抗中她便是那个在旷野的风中狂奔的战士，通过正视灰熊并对其怒吼予以回击或追踪。诗人以我观物，创造出陌生化精灵，这种陌生化的表达格外打动人心。人到中年，也是人生的转折点。中年在人生阶段是一段相对漫长的时光，因为有了一定的人生经验积淀，通过回顾和总结，既可以从世界和生活的立场反观自己，也可以更为从容地从自己的立场观照、理解世界和生活，由此达成与世界和生活的和解。时光在身后点燃，终成熠熠的星河。【作者简介】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事诗歌批评。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其中，《会思考的鱼》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在《文艺报》《文学报》《上海文学》《作品》《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林》《诗潮》《扬子江诗刊》《江南诗》《作家》等发表诗歌、评论、访谈一百多万字。主编有十余部文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