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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定义和分类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200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将其定义为骨强度下降和骨折风险增加为特征的骨骼疾病[2]。骨质疏松症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多见于绝经后女性和老年男性。依据病因，骨质疏松症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症（Ⅰ型）、老年骨质疏松症（Ⅱ型）和特发性骨质疏松症（青少年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一般发生在女性绝经后5~10年内；老年骨质疏松症一般指70岁以后发生的骨质疏松；特发性骨质疏松症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病因尚未明[3，4]。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指由影响骨代谢的疾病或药物或其他明确病因导致的骨质疏松。本指南主要针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1.2　流行病学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快速攀升，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2.64亿（约占总人口的18.7%），65岁以上人口超过1.9亿（约占总人口的13.5%）[5]，是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女性为32.1%，男性为6.9%；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32.0%，其中女性为51.6%，男性为10.7%[6，7]。根据以上流行病学资料估算，目前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人数约为9 000万[6]，其中女性约7 000万。

骨质疏松性骨折（或称脆性骨折）是指受到轻微创伤（相当于从站立高度或更低的高度跌倒）即发生的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部位包括椎体、前臂远端、髋部、肱骨近端和骨盆等[8]，其中椎体骨折最为常见。20世纪90年代北京地区基于影像学的椎体骨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女性椎体骨折患病率约为15.0%，且患病率随增龄而渐增，80岁以上女性椎体骨折患病率可高达36.6%[9]。2013年北京椎体骨折研究表明，北京地区绝经后妇女椎体骨折的患病率与20世纪90年代相似，椎体骨折的患病率呈稳定趋势[10-11]。近期上海社区人群椎体骨折筛查研究表明，60岁以上人群椎体骨折患病率：男女两性相当，其中男性为17.0%，女性17.3%[12]。全国随机抽样研究表明，我国40岁以上人群椎体骨折的患病率男性为10.5%，女性为9.5%[7]。上海和全国的数据均提示中老年男性椎体骨折的患病率与女性相当，椎体骨折的防治对于男、女两性同等重要。髋部骨折是最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近年来我国髋部骨折发生率呈显著上升趋势。1990—1992年，50岁以上髋部骨折发生率男性为80/10万，女性为83/10万；2002—2006年，髋部骨折发生率增长为男性129/10万和女性229/10万，分别增加了1.61倍和2.76倍[13]。唐山和安徽等地区的纵向研究也表明髋部骨折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14-15]。近期源自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大数据分析表明，2016年我国55岁以上髋部骨折的发生率男性为99/10万，女性为177/10万；髋部骨折总数由2012年的16 587例增加到2016年的66 575例[l6]。整体而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仍处于急速增长期。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害巨大，是老年患者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发生髋部骨折后1年内，20%患者可能死于各种并发症；约50%患者致残，生活质量明显下降[17-18]。而且，骨质疏松症及骨折的医疗和护理，还会造成沉重的家庭和社会负担。预计至2035年，我国用于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腕部、椎体和髋部）的医疗费用将达1 320亿元；而至2050年，该部分医疗支出将攀升至1 630亿元。

尽管我国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高，危害极大，但公众对骨质疏松症的知晓率及诊断率仍然很低，分别仅为7.4%和6.4%；甚至在脆性骨折发生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率也仅为30%。因此，我国骨质疏松症的防治面临患病率高，但知晓率、诊断率、治疗率低（"一高三低"）的严峻挑战[6，7]；同时，我国骨质疏松症诊疗水平在地区间和城乡间尚存在明显差异[6]。

2　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

骨骼需有足够的刚度和韧性以维持其强度，承载外力，避免骨折。为此，要求骨骼具备完整的层级结构，包括Ⅰ型胶原的三股螺旋结构、非胶原蛋白及沉积于其中的羟基磷灰石。骨骼的完整性由不断重复、时空偶联的骨吸收和骨形成过程维持，此过程称为骨重建。骨重建由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和骨细胞等组成的骨骼基本多细胞单位（basic multicellular unit，BMU）实施。成年前骨骼不断构建、塑形和重建，骨形成和骨吸收的正平衡使骨量增加，并达到骨峰值；成年期骨重建平衡，维持骨量；此后随年龄增加，骨形成与骨吸收呈负平衡，骨重建失衡造成骨量丢失。

力学刺激和负重有利于维持骨重建，修复骨骼微损伤，避免微损伤累积和骨折。分布于哈弗斯管周围的骨细胞（占骨骼细胞的90%~95%）可感受骨骼的微损伤和力学刺激，并直接与邻近骨细胞，或通过内分泌、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与其他骨细胞联系[19]。当力学刺激变化或微损伤贯通板层骨或微管系统时，会通过影响骨细胞的信号转导，诱导破骨细胞前体迁移和分化。破骨细胞占骨骼细胞的1%~2%，由单核巨噬细胞前体分化形成，主司骨吸收。破骨细胞生成的关键调节步骤包括成骨细胞产生的核因子-κB活化体受体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RANKL）与破骨细胞前体细胞上的核因子-κB活化体受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RANK）结合，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进破骨细胞分化。破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也有赖于成骨细胞源性的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 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M-CSF）与破骨细胞上的受体相结合。成骨细胞分泌的护骨素（osteoprotegerin，OPG）与RANK竞争性结合RANKL，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20]。骨吸收后，成骨细胞的前体细胞能感知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的梯度变化而被募集。成骨细胞由间充质干细胞分化而成，主司骨形成，并可随骨基质的矿化而成为包埋于骨组织中的骨细胞或停留在骨表面的骨衬细胞。成骨细胞分泌富含蛋白质的骨基质，包括Ⅰ型胶原和一些非胶原的蛋白质（如骨钙素）等；再经过数周至数月，羟基磷灰石沉积于骨基质上完成矿化[21]。

雌激素缺乏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症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22]。雌激素水平降低会减弱对破骨细胞的抑制作用，破骨细胞的数量增加、凋亡减少、寿命延长，导致骨吸收功能增强。尽管成骨细胞介导的骨形成亦有增加，但不足以代偿过度骨吸收，骨重建活跃和失衡致使小梁骨变细或断裂，皮质骨孔隙度增加，导致骨强度下降。雌激素减少能降低骨骼对力学刺激的敏感性，使骨骼呈现类似于废用性骨丢失的病理变化。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一方面由于增龄造成骨重建失衡，骨吸收/骨形成比值升高，导致进行性骨丢失；另一方面，增龄和雌激素缺乏使免疫系统持续低度活化，处于促炎症状态。炎症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IL）-1、IL-6、IL-7、IL-17及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均能诱导M-CSF和RANKL的表达，刺激破骨细胞，造成骨量减少。雌激素和雄激素在体内具有对抗氧化应激的作用，老年男性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持续增加，使睾酮和雌二醇的生物利用度下降，体内的活性氧类堆积，促使间充质干细胞、成骨细胞和骨细胞凋亡，使骨形成减少。老年人常见维生素D缺乏及慢性负钙平衡，会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年龄相关的肾上腺源性雄激素生成减少、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IGF）轴功能下降、肌少症和体力活动减少造成骨骼负荷减少，也会使骨吸收增加。此外，随增龄和生活方式相关疾病引起的氧化应激及糖基化增加，使骨基质中的胶原分子发生非酶促交联，导致骨强度降低[21-22]。

近年来，国内外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新进展。细胞衰老被认为是独立于雌激素不足导致骨质疏松症的重要机制[23-30]。肠道菌群和骨免疫紊乱也参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31-34]。而骨血管生成-骨吸收-骨形成偶联的三元调控理论的提出，也丰富了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35]。骨形态发生蛋白9（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9，BMP9）[36]、成骨细胞能量代谢[37-39]以及铁稳态在骨质疏松症发生发展过程中均发挥了作用[40-42]。

骨质疏松症是复杂疾病，是遗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图1）。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力学特性等。人类个体间骨量的差异50%~80%由遗传因素决定[43]。利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已鉴定出了近600个基因座位与骨密度、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相关[44]，大约可以解释人类20%的骨密度差异[45]。通过GWAS发现的具有已知功能的易感基因，主要分布在四条骨代谢生物学通路上：WNT信号通路（LRP5、SOST、WNT10B、WNT16、SFRP1、FOXC2、LRP4、GPR177和CTNNB1）、RANK信号通路（RANKL、RANK和OPG）、维生素D信号通路（VDR和DBP）和雌激素信号通路（ESR1、ESR2和CYP19A1）[46-49]。GWAS新发现的众多易感基因有望揭示骨代谢的新生物学通路。

3　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3.1　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

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是指影响骨骼健康，造成骨量减低、骨微结构破坏，最终造成骨强度下降的相关因素。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

3.1.1　不可控因素

包括种族、增龄、女性绝经、脆性骨折家族史等。

3.1.2　可控因素

（1）不健康生活方式：体力活动少、阳光照射不足、吸烟、过量饮酒、钙和/或维生素D缺乏、过量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营养失衡、蛋白质摄入过多或不足、高钠饮食、体质量过低等。

（2）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包括性腺功能减退症、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多种内分泌系统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胃肠道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神经肌肉疾病、慢性肝肾及心肺疾病等。

（3）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质子泵抑制剂、抗癫痫药物、芳香化酶抑制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抗病毒药物、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和过量甲状腺激素等。

3.2　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工具

目前较为公认的疾病风险初筛工具包括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 dation，IOF）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题[50]和亚洲人骨质疏松症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51]。

3.2.1　IOF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题

该测试题简单快速，易于操作，但仅能用于初步筛查疾病风险，不能用于骨质疏松症诊断，具体测试题见附件表S1。

3.2.2　OSTA[51]

计算方法是：OSTA指数=〔体质量（kg）-年龄（岁）〕×0.2，结果评定见附件表S2。也可以通过简图（附件图S1）根据年龄和体质量进行快速初步风险评估。

OSTA主要根据年龄和体质量筛查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但需要指出，OSTA所选用的指标过少，其特异性不高，需结合其他危险因素进行判断，且仅适用于绝经后妇女。

3.3　骨质疏松性骨折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

3.3.1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

（1）低骨密度：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依据测量部位不同，骨密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骨折风险增加1.5~2.0倍[52]。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低骨密度可以解释约70%的骨折风险[53]。

（2）既往脆性骨折史：既往脆性骨折史可预示今后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54-55]，既往骨折发生次数越多，后续发生骨折的风险越大[56-57]。特别是患者在初次骨折后1~2年内，发生再骨折的风险显著升高，因此骨折发生后1~2年内再骨折风险被称作"迫在眉睫的骨折风险（imminent fracture risk）"[58]，近期骨折患者较对照人群，其再骨折风险增加1.7~4.3倍[56，59-61]。随后骨折风险逐渐下降，趋于平缓，但始终高于既往无骨折人群[59，62]。

（3）跌倒及其危险因素：跌倒是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63-64]。我国不同地区老年人的跌倒发生率为10.7%~20.6%[65-66]。老年人跌倒后骨折发生率约为1/3[67]。跌倒的危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和自身因素等[68-69]。环境因素包括光线昏暗、路面湿滑、地面障碍物、地毯松动、卫生间未安装扶手等。自身因素包括增龄、视觉异常、感觉迟钝、缺乏运动、平衡能力差、步态异常、既往跌倒史、维生素D缺乏或不足、营养不良、肌少症、神经肌肉疾病、心脏疾病、体位性低血压、抑郁症、精神和认知障碍，以及使用某些药物（如安眠药、抗癫痫药和治疗精神疾病药物）等。

（4）其他：除上述危险因素外，可引起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均为骨折危险因素。此外，糖皮质激素、过量饮酒[70]等是独立于骨密度外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的因素。我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40岁以上人群中，低股骨颈骨密度、超重、饮酒、长程使用糖皮质激素（>3个月）、从坐位到站立时长增加均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而高龄、体力活动少、握力低、腰痛和Sharpened Romberg测试阳性也是椎体骨折的危险因素[71-72]。

3.3.2　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评估

骨折风险评估工具（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FRAX®）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推荐的用于评估患者未来10年髋部及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椎体、前臂、髋部或肱骨近端骨折）发生率的骨折风险预测工具[73-75]。该工具的计算参数主要包括临床危险因素和/或股骨颈骨密度[66]（附件表S3）。

（1）FRAX®评估的适应人群和流程：具有一个或多个骨质疏松性骨折临床危险因素且未发生骨折的骨量减少患者，可通过FRAX®计算未来10年发生髋部骨折及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当FRAX®评估阈值为骨折高风险患者，建议给予治疗[76]。对于骨密度未知患者，可先采用FRAX®进行风险评估，评估为中高风险患者，推荐行骨密度检测，并将股骨颈骨密度值代入FRAX®软件重新计算未来骨折风险，再据此判断是否进行治疗干预[76]。

（2）依据FRAX®的治疗阈值：目前国际上主要有3种确定FRAX®干预阈值的方式，包括固定阈值法[77]、年龄段特定干预阈值[76]及年龄段特定阈值（<70岁）与固定阈值法（≥70岁）相结合的混合阈值法[78]。国内学者提出固定阈值法可能更适用于我国绝经后女性[79]，并认为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为7%，可能是我国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有成本效益的干预阈值[80]。鉴于国内流行病学数据的欠缺，在获得更多的循证依据前，本指南依然建议采用国际通用的阈值，即FRAX®预测的髋部骨折发生率≥3%或任何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20%，为骨质疏松性骨折高危患者，建议给予药物治疗。

（3）FRAX®的局限性：由于针对我国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大样本流行病学研究较少，研究提示目前FRAX®预测结果可能低估了我国人群的骨折风险[81]。同时，FRAX®用于计算骨折风险的危险因素并不完善，如跌倒、糖尿病等重要因素未纳入其中；此外，没有涉及糖皮质激素的用量及疗程，也没有纳入可导致骨量丢失的多种其他药物；FRAX®没有考虑危险因素与骨折风险之间的"量效关系"，包括既往骨折数目、既往骨折发生时间等。因此，FRAX®有待完善，并期待建立中国人群的骨折预测工具。

4　骨质疏松症临床表现、影像学、实验室检查及诊断

4.1　骨质疏松症临床表现

多数骨质疏松症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随着骨量丢失、骨微结构破坏、骨骼力学性能下降及微骨折的出现等，患者可出现腰背疼痛，严重者出现脊柱变形，甚至出现骨质疏松性骨折等严重后果。

4.1.1　疼痛

可表现为腰背疼痛或全身骨痛，夜间或负重活动时加重，可伴有肌肉痉挛、活动受限等。

4.1.2　脊柱变形

严重骨质疏松症患者，因椎体压缩性骨折，可出现身高变矮或脊柱驼背畸形等，导致脊髓神经受压，或心肺功能及腹部脏器功能异常，出现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退等不适。

4.1.3　骨折

骨质疏松性骨折属于脆性骨折，通常指在日常生活中或受到轻微外力时发生的骨折。骨折发生的常见部位为椎体（胸、腰椎）、髋部（股骨近端）、前臂远端和肱骨近端等。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后，再骨折的风险显著增高。

4.1.4　对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患者可出现焦虑、抑郁、恐惧、自信心丧失及自主生活能力下降等。

4.2　骨质疏松症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

4.2.1　影像学检查

（1）X线检查：X线检查可显示骨小梁稀疏，但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并且骨量丢失达30%以上才在X线检查上有阳性发现，因此骨量丢失早期，难以检出。

X线检查是检出脆性骨折，特别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首选方法，常规胸、腰椎X线侧位摄片的范围应分别包括胸4至腰1和胸12至腰5椎体。基于胸、腰椎侧位X线影像，目前采用Genant目视半定量判定方法[82]（图2），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程度可以分为Ⅰ、Ⅱ、Ⅲ度或称轻、中、重度。该判定方法是依据压缩椎体最明显处的上下高度与同一椎体后高之比；若全椎体压缩，则压缩最明显处的上下高度与其邻近上一椎体后高之比。椎体压缩性骨折的轻、中、重度判定标准分别为椎体压缩20%~25%、>25%~40%和40%以上。对于椎体骨折程度的精确评估期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的临床应用。

建议患者存在以下情况时（表1），行胸、腰椎侧位X线检查或双能X线吸收检测法（dual en 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侧位椎体骨折评估（vertebral fracture assessment，VFA），以了解是否存在椎体骨折。DXA进行胸、腰椎侧位椎体成像和脊椎CT侧位重建影像椎体压缩骨折的判定也可参照上述标准。

（2）CT和MRI：CT和MRI可更为敏感地显示细微骨折，且MRI显示骨髓早期改变和骨髓水肿更具优势。CT和MRI对于骨质疏松症与骨肿瘤等多种其他骨骼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3）核医学检查：放射性核素显像在鉴别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和其他骨骼疾病中具有一定优势，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畸形性骨炎、骨纤维结构发育不良、骨软化症、肿瘤骨转移等疾病的骨显像具有特征性的改变。PET-CT和PET-MRI对骨质疏松症鉴别诊断，尤其是排查肿瘤相关骨病，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4.2.2　骨密度及骨测量

骨密度是指单位面积（面积密度，g/cm2）或单位体积（体积密度，g/cm3）所含的骨量。骨密度测量技术是对被测人体骨矿含量、骨密度和体质成分进行无创性定量分析的方法。常用的骨密度测量方法有DXA、定量计算机断层照相术（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QCT）、外周双能X线吸收仪（peripheral dual energy X-ray absorp tiometry，pDXA）、单能X线骨密度（single X-ray absorptiometry，SXA）、外周定量CT（peripheral 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pQCT）和定量超声（quantitative ultrasound，QUS）等。目前国内外公认的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是基于DXA检测的结果，我国已经将骨密度检测项目纳入到40岁以上人群常规体检内容[83]。

（1）DXA检测骨密度：DXA是临床和科研最常用的骨密度测量方法，可用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骨折风险性预测和药物疗效评估，也是流行病学研究常用的骨量评估方法。DXA主要测量部位是中轴骨，包括腰椎和股骨近端，如果腰椎或股骨近端无法行骨密度检测，或对于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或接受雄激素剥夺治疗前列腺癌等患者，可以取非优势侧桡骨远端1/3处作为测量部位[83-84]。DXA正位腰椎测量感兴趣区包括腰椎1~4及其后方的附件结构，故其测量结果受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如椎体和椎小关节的骨质增生硬化等）和腹主动脉钙化等影响。DXA股骨近端测量感兴趣区分别为股骨颈、大粗隆、全髋部和Wards三角区的骨密度，其中用于骨质疏松症诊断感兴趣区是股骨颈和全髋部。DXA诊断标准应该采用中国人群的数据库进行计算。同时，建议对不同品牌DXA仪器检测数据进行换算，获得标准化骨密度和T-值等[85]。DXA测量结果的判断，详见骨质疏松症诊断部分。

（2）QCT：QCT是在CT设备上，应用已知密度体模（phantom）和相应测量分析软件检测骨密度的方法。该方法可分别测量松质骨和皮质骨的体积密度，可敏感反映骨质疏松症早期松质骨的丢失状况。QCT通常测量腰椎和/或股骨近端的松质骨骨密度。QCT测量多数在临床CT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与临床CT扫描结合使用。对于肥胖、脊柱退变或腹主动脉钙化等患者，QCT检测骨密度更为准确，但国际上尚未建立统一的QCT诊断标准。QCT用于骨质疏松症药物疗效评估以及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风险等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

美国放射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ACR）提出，椎体QCT骨密度<80 mg/cm3、80~120 mg/cm3和>120 mg/cm3分别相当于WHO推荐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中的骨质疏松、骨量减少和骨量正常。我国学者对QCT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了中国人群QCT参考范围数据库，并认为上述ACR标准适用于中国人群骨质疏松症的诊断[86]。在目前情况下，对需要行QCT测量的受检者，其检测结果可参照ACR建议或相关国内外研究[87-88]进行评估。

（3）外周骨密度测量：包括pQCT、pDXA、SXA及放射吸收法（RA）等采用X线进行骨密度测量的方法。测量部位主要是桡骨远端、跟骨、指骨和胫骨远端等，主要反映的是皮质骨骨密度。pQCT还可用于评价骨微结构。目前外周骨密度测量尚不能用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仅用于骨质疏松风险人群的筛查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评估。

（4）QUS：QUS测量的主要是感兴趣区（包括软组织、骨组织、骨髓组织）结构对声波的反射和吸收所造成超声信号的衰减结果，通常测量部位为跟骨。检测设备具有便携性且无辐射，可用于骨质疏松风险人群的筛查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评估，但不能用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药物疗效评估。对于QUS筛查出的高危人群，建议进一步行DXA检查骨密度。

（5）骨小梁分数（trabecular bone score，TBS）：TBS是DXA衍生的一个新指标，为一种基于DXA图像的灰阶结构指数，使用TBS软件对DXA腰椎图像进行测量，与骨密度的数据采集过程一致。骨密度与TBS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算法使用灰阶值，而后者的算法反映灰阶之间的差异。因此，TBS作为骨密度的有益补充，提供骨密度以外的信息[89-90]，可用于评估骨骼微观结构。TBS可结合骨密度或其他临床风险因素，用于评估骨折风险，也可作为FRAX®的校正因素，提高其预测骨折风险的能力[91-92]，但不建议将TBS用于治疗药物的推荐以及对骨吸收抑制剂疗效的监测指标[91]。由于TBS最近才引进我国，临床研究数据很少，其临床应用价值尚需验证。

4.2.3　骨质疏松症实验室检查

（1）一般检查项目：血常规、尿常规、红细胞沉降率、肝和肾功能，血钙、血磷、血碱性磷酸酶、25羟维生素D（25-hydroxyvitamin D，25OHD）和甲状旁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水平，以及尿钙、尿磷和尿肌酐等。

（2）骨转换生化标志物（bone turnover markers，BTMs）：骨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代谢产物或酶类，称为BTMs。BTMs分为骨形成标志物和骨吸收标志物，前者反映成骨细胞活性及骨形成状态，后者反映破骨细胞活性及骨吸收水平（表2）。

BTMs不能用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但在多种骨骼疾病的鉴别诊断、判断骨转换类型、骨折风险预测、监测治疗依从性及药物疗效评估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93]，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转换标志物水平通常正常或轻度升高。如果BTMs水平显著升高，需排除高转换型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或其他代谢性骨病的可能性，如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畸形性骨炎及恶性肿瘤骨转移等。在上述标志物中，推荐血清Ⅰ型原胶原氨基端前肽（procollagen type Ⅰ N-prepeptide，P1NP）和血清Ⅰ型胶原交联羧基末端肽（C-terminal telopeptide of type Ⅰ collagen，CTX）分别为反映骨形成和骨吸收敏感性较高的标志物。中国人群不同年龄段的骨转换指标参考范围见附件表S4[93-97]。

4.3　骨质疏松症诊断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基于详细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骨折风险评价、骨密度测量，以及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是基于DXA骨密度和/或脆性骨折。

4.3.1　基于骨密度的诊断

DXA骨密度是目前通用的骨质疏松症诊断依据。对于绝经后女性、50岁及以上男性，建议参照WHO推荐的诊断标准（表3）。DXA测量的骨密度通常需要转换为T-值（T-score）用于诊断，T-值=（骨密度的实测值-同种族同性别正常青年人峰值骨密度）/同种族同性别正常青年人峰值骨密度的标准差。推荐使用骨密度DXA测量的中轴骨（腰椎1~4、股骨颈或全髋部）骨密度或桡骨远端1/3骨密度的T-值≤-2.5为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对于儿童、绝经前女性和50岁以下男性，其骨密度水平的判断建议用同种族的Z-值表示。Z-值=（骨密度测定值-同种族同性别同龄人骨密度均值）/同种族同性别同龄人骨密度标准差。将Z-值≤-2.0视为"低于同年龄段预期范围"或低骨量。

4.3.2　基于脆性骨折的诊断

髋部或椎体脆性骨折，不依赖于骨密度测定，临床上即可诊断骨质疏松症；肱骨近端、骨盆或前臂远端的脆性骨折，且骨密度测定显示骨量减少（-2.5<T-值<-1.0），就可诊断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见表4。

未完待续，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