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欣怡｜ “台北人”的回响——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电视剧改编

文摘 2024-11-02 08:01 江苏

“台北人”的回响

——论白先勇小说《一把青》

的电视剧改编

罗欣怡

摘要：曹瑞原导演的电视剧《一把青》改编自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同名小说《一把青》，从爱情与历史两条线索展开，讲述了南京/台北仁爱东村里三对飞行员夫妇在战争年代里的爱情故事。过往对《一把青》小说与电视剧两种“文本”间联系或差异的探讨还不够丰富，笔者认为，电视剧《一把青》至少在人物形象、视听语言、主题思想上的改编具有重要价值。立足于小说文本，电视剧塑造了更为丰富和丰满的人物形象，还原了“台北人”的集体经验；艺术表现上，电视剧非常注重视听语言的表达，不仅吸收了小说中的语言作为台词，还借助多视点以及音响化音乐增强了电视剧的艺术感染力；主题思想上，电视剧不仅体现了原小说的精髓，还进一步凸显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多重主题，对人的命运与社会历史展现出独特的思考，产生了丰富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白先勇；《一把青》；《台北人》；电视剧改编

“这个故事如果我们不说，以后也没有人能说了”，这是电视剧《一把青》导演曹瑞原曾经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起不复返。”[1]这是白先勇写作小说集《台北人》的自述。白先勇以小说写出“台北人”的故事和历史，曹瑞原则在此基础上以影像“说”出，这个故事以《一把青》中的朱青为代表，讲述的是特殊历史时代里一群空军的故事，也是一群被历史忽略的空军眷属的故事，更是属于“台北人”的故事，电视剧《一把青》里人物的声音可以视作白先勇文字里“台北人”声音的回响。

电视剧《一把青》海报

一、个人命运与

“台北人”的集体经验

欧阳子曾提到《台北人》中主要角色的两大共同点，其一是他们都出身于中国大陆，都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离开大陆时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后在台湾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其二是他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甚至于过去的重负直接影响到现实生活。[2]电视剧《一把青》不仅为朱青与郭轸的爱情悲剧提供了从大陆到台湾、从青年到中年的时代背景，更从突出朱青个人的形象与悲剧到刻画以秦芊仪、周玮训、朱青、汪影为代表的空军太太的人物群像及爱情悲剧。电视剧中朱青丧子、丧夫、流落异乡、沦落风尘的个人经历看似惊心动魄，可空军眷村内前有秦芊仪丧子和周玮训丧夫，后有汪影丧夫、丧子、沦落为妓的经历与其相互对照，因此，眷村这一特殊历史空间内的记忆成为了小说中相对忽略而电视剧加以着重表现的部分，朱青的个人悲剧实际上是这群空军眷属命运的缩影。同时，电视剧《一把青》还展现了其他人物来到台湾后“难忘的过去”与“现实的重负”，如课堂上提到家乡便痛哭流涕的地理教师。总体来看，电视剧《一把青》正是借助对空军眷属的群像塑造与对眷村生活的刻画还原了《台北人》中的“台北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变故与集体经验。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从小说到电视剧，《一把青》的“外衣”没有变，即讲述了朱青与飞行员郭轸战争年代的爱情悲剧，然而小说中朱青是故事的主角，电视剧却不同。曾有论者认为电视剧以朱青和郭轸的爱情为主线，以秦芊仪、周玮训、朱青三人的姐妹情以及十一大队在飞行中所遇之事为副线，主角为三位女性。[3]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待进一步完善，实际上电视剧在纵向的情节上以三位女性主角（秦芊仪、周玮训、朱青）的爱情发展为主线，以时代背景的展开为副线，在横向的情节上则是以三位女性主角南京/台北仁爱东村内的生活日常为主线，以她们丈夫的军中生活为副线。除此之外，汪影与王刚、朱青与小顾、墨婷与焦飞等也都构成叙事线索，因此，电视剧《一把青》相比原著小说有着更为丰富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

电视剧《一把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相比小说不仅更为丰富，而且在原小说的基础上有所改造和创新。首先，电视剧对朱青的人物背景和性格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小说中朱青父母双全，外貌单瘦清秀、性格腼腆，与郭轸恋爱后遭到学校的开除和父母的反对，但她毅然与郭轸结了婚，隐隐展现出其性格中倔强的一面。电视剧正是立足于“倔强”这一性格特质进行了强化，电视剧中朱青父母双亡，只剩下一个姨丈，亡父还背负着贪污的罪名致使她被警察通缉，但她坚强、独立、勇敢，不屈服于警察，凭一张纸条孤身一人远赴南京，倔强的性格中带着青涩和懵懂。小说对郭轸与朱青的恋爱过程描述不多，但电视剧却以丰富的情节展现了他们恋爱的全过程，大体来说，小说与电视剧的前半部分都是通过讲述郭轸与朱青的爱情经历来表现朱青对郭轸的情之切与爱之深，与朱青后来展现的妖娆浪荡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讨论小说中朱青的形象时，欧阳子认为，“过去的朱青，给我们的印象，是自然、纯洁、朴素、拘谨。现在的朱青，是矫作、世俗、华丽、浪荡。”[4]欧阳子的这一概括极为准确，然而小说对朱青外在浪荡形象下的内心情绪地呈现毕竟是隐晦的，电视剧则是直观的，镜头中朱青穿着打扮的变化固然直接鲜明地呈现出朱青形象从朴素到华丽的变化，可其外在形象的变化带给观众的却并非其世俗、矫揉造作的形象，而是进一步直观呈现出她内心深处的伤痛与其痴情到麻木的心境，有如电视剧里的一处“预言”，朱青后来成为了她自己理解中的茶花女——一位痴情的社交女郎。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其次，电视剧中相比小说而言塑造了一个更饱满丰富的师娘秦芊仪的形象，其艺术魅力甚至并不弱于朱青，成为了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闪光点。小说中秦师娘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平淡而简略，“打我嫁给伟成的那一天，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5]秦师娘仿佛已经将丧夫之痛深深掩埋。正如欧阳子认为《台北人》中有一类保持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一把青》中的师娘就是这类形象的代表。[6]然而电视剧中秦师娘也知道自己与丈夫面临的生死危机，但她不仅无法如小说中泰然面对，甚至始终以丈夫江伟成为中心，成为一个为了丈夫的生命安全可以牺牲一切，略显疯狂的悲情人物。秦芊仪的形象起初端庄大方、细腻体贴，多次冷静地处理了空军村中的事端，但在面临失去丈夫的危机时，其性格中慌乱、敏感、自私的一面也都暴露出来，为了保护丈夫，她两次出卖朱青导致朱青入狱，为了照顾丈夫，她不顾亲情，赶走了寄宿家中的亲生叔叔。

最后，电视剧还创新性地塑造了一些生动的、具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如小说以寥寥数语带过“那个嫁了四次的周太太”，电视剧却将这句话中巨大的想象空间填补起来，塑造了一个经历了两次婚姻，心直口快、生动活泼的人物周玮训。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小说中无法发声的周太太的内心历程都一一显露出来。电视剧还突出地塑造了一群男性飞行员形象。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郭轸都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飞行员，他自尊心强，性格胆大轻狂，然而电视剧在塑造郭轸形象时不仅还原了小说中郭轸驾驶飞机吸引朱青注意这一情节，还提供了郭轸留下情书、为朱青写诗、飞鸽传信等情节，使得这一形象更富有浪漫色彩，同时还刻画了郭轸饱受的战争伤害与内心情感的异化，体现出其脆弱的一面，使郭轸这一人物形象更为复杂和丰满。除了郭轸，电视剧中另外两位男性飞行员形象也具有代表性，如江伟成作为十一大队大队长，原本英勇自信，但他在持久的战争中不仅变得麻木残酷，战后又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最后带着对妻子的愧疚自尽，又如邵志坚作为副队长，本性善良却不善于变通，他本有自己的恋人，但为了军中的道义而娶了周玮训，徘徊与挣扎在个人情感与集体道德之中。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一把青》中的人物形象还明显地受到白先勇其他小说或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影响，不仅立足于小说《一把青》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改造和丰富，还融汇了白先勇其他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气质与经历，更鲜明地传达出“台北人”的声音。有论者提及朱青与《花桥荣记》中卢先生形象的相似性，认为“他和朱青一样，心灵丧亡，自暴自弃。”[7]然而《台北人》中性格今昔差异较大的人物很多，就精神气质而言，电视剧中朱青成为交际花后的形象仿佛更沾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的气息，看起来那么艳丽妖娆，却又那么落寞，身边纵使有多少年轻男子，朱青的心里还是只有郭轸，金大班的心底还是不忘月如。师娘秦芊仪与《游园惊梦》中钱夫人的形象与命运也极为相似，都是由富裕到落魄，由落落大方到小心翼翼。《游园惊梦》中钱夫人参加宴会时特意挑了一件从南京带来的旗袍，却在宴会现场显得乌黑，在宴会里的处境也是如履薄冰，电视剧中秦芊仪搬到台湾仁爱东村后的第一次聚会时穿的是周玮训帮她从南京带来的旧旗袍，表现出秦芊仪生活现状的今不如昔，而茶叶罐中无茶叶这一细节更突出其生活的贫穷与宴会上的困窘处境。小说《岁除》里的赖鸣升与俞欣讲到台儿庄战役时“突然间，他回过手，连挣带扯，气吁吁地把他那件藏青哔叽上装打开，捞起毛线衣，掀开里面的衬衫，露出一个大胸膛来”[8]的这一细节直接成为了改编自白先勇小说《孽子》的同名电视剧中李青父亲的动作，而《一把青》中江伟成到台湾后只能依靠当初的下属邵志坚的帮助才能谋得一份职位的情节以及他那失意又要强的性格，又多少带着点赖鸣升与李青父亲的影子。

电视剧《一把青》中的“台北朱青”

二、小说语言与视听语言：

对话、视点与音乐

小说与电视剧有着相同而又不同的艺术表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叙述视点都可以为电视剧改编时借鉴参考，但电视剧艺术表达的独特地方在于其视听语言的运用，就小说《一把青》与电视剧《一把青》而言，其对话、视点、音乐的表达成为了具有独立、独特意义的改编部分。李欧梵在谈到电视剧的作用时认为“它不是文字，它的功用不在叙述，但它的视觉形象却恰好可以印证或勾起人们的回忆。”[9]在研究电视剧《一把青》的改编时或许可以将李欧梵的观点稍作修改：电视剧《一把青》的功用不仅仅在于叙述，更能以其视觉形象印证或勾起人们的回忆，乃至还原读者在阅读小说文字时的想象。

电视剧《一把青》的台词中出现过许多原小说中的对话，借助影像的表达在视觉与听觉上还原了对话发生的场面，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满足了读者阅读文字时的期待。小说中郭轸告诉师娘，“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师娘，我在天上飞，我的心都在地上跟着她呢”，[10]这句话固然能够表现郭轸对朱青的喜爱，但电视剧近景镜头中演员的语速、语气与面部表情等视听语言则更直观地展现了郭轸浪漫活泼的性格以及追求朱青爱而不得时的焦急神态。小说中郭轸死后不久，朱青茶饭不思，对前来相劝的师娘冷笑道，“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的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还有知觉呢。”[11]电视剧中这句话出现在多年后台湾仁爱东村里朱青与秦芊仪、周玮训三人的一场麻将聚会上，此时朱青身份上已变成一个交际花，行为上也做出了烧毁郭轸遗物的举动，看起来似乎已不在乎郭轸，秦芊仪和周玮训都对这样的朱青感到些许不满，朱青才说出这句话反驳二人，吐露其压抑多年的心声。相同的语言内容，但电视剧延长了语言发生的故事时间，变换了叙事的空间与具体场景，相比小说，电视剧中对这句话的安排更凸显了朱青多年来受到的内心折磨，使朱青的内心情感及长久的痛楚表现得淋漓尽致，对理解朱青的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小说与电视剧《一把青》的叙述视点也显然有差异。小说以秦师娘的视点讲述，属于旁知视点，电视剧却主要以邵墨婷的次知视点来讲述，交织着秦芊仪的自知视点以及全知视点等多重视点。次知视点与旁知视点相当接近，但二者的不同在于旁知视点中的叙事人与故事情境和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关系更加疏离。[12]小说中师娘与朱青的交往并不密切，实际上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为读者讲述朱青的故事，电视剧中邵墨婷虽并非故事的主角，但她与朱青的交往密切，见证了朱青与郭轸的爱情，见证了整个故事的起源与落幕，是极为重要的人物。电视剧中的师娘秦芊仪也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故事的人，其多次的旁白实际上是对自己故事讲述。得益于电视剧中多重视点的交融，小说里作为旁观者的师娘所未见的朱青的内心都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小说中秦师娘心中的朱青过往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而现在却能自在地与男子调情，情人小顾死了，朱青也似乎毫不在意，说起这事时正炒着菜，连“头也没有回。”[13]秦师娘能够看到朱青前后性格、外貌、行为的对比，却无法看透朱青看似无情背后的深情，小说结尾朱青看似快活地哼着《东山一把青》，她的内心成了白先勇留给读者的“空白”。电视剧里朱青在台湾现身后正如小说里的叙述是位妖艳的交际花，也似乎对郭轸毫不在意，但借助多重视点，观众可以看到朱青一人躲在厕所面对镜子时茫然的表情，可以看到小顾念郭轸遗书时朱青湿润发红的眼眶，可以听到她对汪影坦言“有时候，我真的好想郭轸”。小说借助旁知视点留下“空白”供读者发挥想象，电视剧则以次知、自知、全知等多重视点的交融还原“空白”，借助影像直接向观众展现朱青与秦芊仪等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音乐在电视剧《一把青》中是能够直接表现人物情感、影响观众感受、传达导演主观意图的重要手段，既有如电视剧片头曲《看淡》这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电视剧叙事，但也影响了观众感受的非音响化音乐，也有大量具有更加丰富内涵的音响化音乐出现，正如戴锦华在谈论电影中的音乐时认为电影音乐实际上既有可能成为强化或确定影片的情感基调乃至价值评判系统的强制性手段，也有可能在叙事情境中获得有声源的音乐使得“音乐音响化”，避免音乐的外在与强制。[14]借用这一理论来分析电视剧《一把青》中出现的音响化音乐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小说只出现了《东山一把青》这首歌曲，而电视剧中还出现了《西子姑娘》、《长城谣》、《松花江上》等歌曲，这几首歌曲在电视剧中都是叙事情境中有声源的音乐，属于戴锦华提到的“音乐音响化”。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中《东山一把青》实际上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意象，歌词内容则是朱青人生阶段的隐喻：与郭轸甜蜜的恋爱时光；风云难测，身不由己的宿命；麻木的余生与心酸的追问。[15]笔者却认为小说中这首歌并非完整的出现，因此应结合具体场景与具体歌词进行分析。这首歌第一次出现是秦师娘在台湾首次见到朱青时她在舞会上所唱，歌词“郎有心来姊有心，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16]描绘出两位情人恋爱时美好与浪漫的画面，相形之下，朱青已经丧夫，孤身一人流落台湾，美好的过去与残酷现实之间的今昔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唱着......突的一股劲儿，好像从心窝里迸了出来似的”，[17]朱青仿佛是用全身的“劲”为自己的爱情唱一曲凄凉的挽歌。小说结尾朱青再次哼起这首歌时出现了另外一句歌词“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18]此时小顾已死，“趁早”一词中的时间感也隐含了朱青内心的感叹。电视剧中朱青首次唱《东山一把青》时对切的镜头在视觉上传达了秦芊仪和周玮训的震惊，在听觉上尽量还原了小说里秦师娘感受到的那“懒洋洋的浪荡劲儿”，[19]然而电视剧直接的视听语言实际上打断了读者/观众对朱青内心的想象，使情感暴露得过于直白。第二次《东山一把青》这首歌的出现不在故事的结尾而是在芊仪与小周出卖朱青后官员带着小周来抓朱青时，主要构成了电视剧的叙事情境。也与小说中的艺术效果不同。

《西子姑娘》原是为提振空军士气，激励斗志而做，歌曲以温婉缠绵的女声传达了一位少女对飞行员爱人柔情的期盼和深切的叮咛。[20]这首歌在电视剧中的两次出现均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对营造场景氛围和展现人物心情具有重要作用。这首歌第一次出现是国共战争爆发时秦师娘与朱青送十一大队等人奔赴战场后在家中播放，此时她们都以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秦师娘期盼与打完这场仗就能退伍的江伟成一起回乡，朱青期盼战后带着郭轸一同离开南京，这首歌的轻柔舒缓营造了师娘家中轻松喜悦的气氛，歌曲本身的含义极为符合人物的心境。这首《西子姑娘》第二次出现是多年后小顾独自在军营宿舍播放，他将执行一次很可能死亡的任务，然而却没有来自爱人的叮咛与祝福，于是他只能自己放给自己听，此时歌曲中柔情似水的呢喃与小顾即将面临的死亡所形成的对比使得该场面的气氛格外孤单、落寞、悲戚。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松花江上》和《长城谣》在电视剧中的出现则别有深意。当课堂上地理老师讲着东北故乡情难自禁地又一次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墨婷已提前偷偷跑出教室喊来教官扶住老师（可见这样的场面多次出现），而此时讲台下学生们大都昏昏欲睡甚至捂住耳朵。镜头的切换使得歌曲出现时电视剧呈现出声画不一的影像，老师的泪流满面对应的是学生们的漠然。显然，这一视听语言的运用具有导演曹瑞原的主观意图，这首歌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表达地理老师对故土的思念，更是通过老师与学生情态的对比表现台湾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漠然。同样，地理老师在讲台上领唱《长城谣》歌词“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在内容上正是《台北人》中那些从大陆流离到台湾的“台北人”的经历，表达了地理老师对故乡的怀念与沉痛的历史感受，而在这一声音背景中，电视剧又一次出现声画分离，画面呈现的是墨婷阅读继父邵志坚的个人资料及对生父记忆的闪回，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歌曲悲伤情绪的表达力度，“闪回”是电视剧中呈现追述回忆或记忆场景的重要方式，在这样一种场景下出现，邵墨婷的这段记忆闪回与内心独白就有了格外深的含义，即以墨婷对继父/生父的认同/遗忘来对应和暗示新一代台北人对现居地/故乡的认同/遗忘，离邵墨婷越来越远的不止是对生父的印象，也是对故乡与历史的印象。

三、电视剧《一把青》与

小说集《台北人》主题的

呼应与共鸣

欧阳子曾将白先勇《台北人》的主题分为三个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的三节：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21]小说《一把青》又被认为在大量运用对比技巧以契合“今昔之比”主题的小说中“最为明显、直接、透彻”。[22]小说《一把青》中今昔对比对主题的呈现固然明显，但电视剧《一把青》不仅在小说的基础上更全面的呼应了《台北人》中“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的主题，导演曹瑞原还透过电视剧表达了对人生与命运的独特思考，既与小说集《台北人》的主题产生共鸣，又显示出电视剧《一把青》独立的艺术与审美价值。

电视剧《一把青》中的“今昔对比”较小说而言可谓更丰富，其今昔对比主题的呈现更值得思索，在众多值得对比的人物中，朱青与其学姐汪影命运的今昔对比最耐人寻味。朱青与汪影从一开始见面似乎就针锋相对，汪影时常以学姐身份嘲讽刁难朱青，朱青也敢于反驳顶撞汪影，性格上二人都有好强、倔强的一面。人生经历上她们先后与飞行员恋爱，巧合地在同一天结婚，一起嫁入空军村，差不多同时怀孕，后来汪影的丈夫王刚先战死，于是汪影带着身孕离开眷村，朱青的丈夫郭轸暂时活下来，朱青却不小心在眷村里流产，时过境迁后二人在台北都孑然一身，沦为交际花。朱青与汪影昔日都是女大学生与空军眷属，今日都是妓女与空军遗眷，昔日在南京，今日在台北，先后丧夫、丧子、沦落风尘，曾经敌对的二人再见面时的拥抱充满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她们命运轨迹的变化充满象征意味，二人的今昔对比下表达的不仅是她们青春消逝的遗憾，更是她们在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故土与异乡之间苦苦挣扎的悲哀与心酸。

关于《台北人》中“灵肉之争”主题的探讨，欧阳子认为“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23]实际上，理想与现实间的“灵肉之争”几乎体现在电视剧《一把青》每个人物的命运之中，其中最可悲的人物不一定是朱青而可能是秦芊仪。电视剧中秦芊仪的理想就是与丈夫过平静安稳的日子，然而这一理想却一再地遭遇现实的破坏：想同丈夫去美国散心与被迫滞留眷村；希望丈夫在办公室安稳度日与面对丈夫自尊受挫时的不忍；准备去洛阳过安稳日子与丈夫坐牢；静待丈夫退伍与战争爆发丈夫的出征；丈夫战后归来一同回乡与战后面目疮痍的老家等等。秦芊仪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在于，她不断地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挣扎，为了其个人理想不惜背叛朱青，赶走投靠她的家人，但她尽了所有努力，却未曾料到丈夫的自杀，最终也没有实现理想，逃不掉一个人孤独终老的命运。

电视剧《一把青》中的秦芊仪

“生死之谜”这一主题并不只是人物生存或死亡的表象，“郭轸与朱青逝去了的爱情，是生命；埋葬了过去的朱青，却只是行尸走肉。”[24]郭轸死，朱青生，但后者的生只是无尽的痛苦，他们的爱情已经死亡。江伟成死，秦芊仪生，后者的生只是日子到头的孤独，他们的理想已经失落。“今”看起来是朱青与秦芊仪现实的“生”，实际上却象征他们爱情与理想的死，而“昔”看起来是郭轸与江伟成“死”的事实，实际上却象征着他们曾经鲜活的爱情与理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几个主题在此意义上更体现出其紧紧环抱，密不可分的特点，小说集《台北人》中如此，电视剧《一把青》中亦如此。

小说集《台北人》出版五十周年精装典藏版

电视剧《一把青》具体展现了空军眷属这种类型的惊魂与其宿命的循环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小说《一把青》写的固然是写实的、具体的朱青，可是在朱青的身上，无疑也凝聚着一种超越个人朱青的类型惊魂和悲剧性宿命。[25]但不同的是，如果小说显示出白先勇实际上是一个消极的宿命论者，正如欧阳子认为“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26]那么导演曹瑞原却在这宿命的轮回中留有一线生机。空军太太们的生活看起来安全，却住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村子，看起来跳舞喝咖啡过得很快活，家里却会突然响起报丧的电话，目睹村里开进一辆黑头车。身为空军的妻子，她们时刻面临丧夫的痛，在等待丈夫死亡的消息中忐忑度日，在得知丈夫死讯后大闹至昏厥，最后一个人要么孤单痛苦地离开眷村，要么与其他飞行员“交接”，继续重复这样胆战心惊的日子。小说中朱青嫁进空军村是秦师娘主动提出的，而电视剧中秦芊仪和周玮训却几次试图阻止这场婚姻，正因为电视剧中秦芊仪与周玮训早已清醒地认识到空军村的女人们面临的共同的悲剧性宿命，因此才试图阻止朱青也进入这一宿命的循环。早已经成为这“宿命”一部分的秦芊仪与周玮训表达过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前者认为日子过了就好了，后者认为日子不会好的，她们以各自的生活观顽强面对着“宿命”，然而电视剧后半部分芊仪再也没说过“日子过了就好了”，仍旧迎来宿命般的结局，倒是周玮训会重复这句话，最后安享晚年。面对宿命的两种不同生活观贯穿了电视剧始终，体现了电视剧《一把青》对人生与命运的哲学思索，同时，如果小说与电视剧中朱青与秦芊仪的悲剧都是宿命使然，那么电视剧中的周玮训则是导演曹瑞原安排的一条“生路”，她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先后换了四个丈夫，而是找到了一个伴她余生的邵志坚。

白先勇本人曾说，“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27]小说集《台北人》蕴含与体现了白先勇本人心中浓厚的文化乡愁，而这种乡愁也蕴含在电视剧《一把青》中，表现得丰富而具体，即电视剧中那句曾被秦芊仪、周玮训、江伟成等人多次提及的台词——青春作伴好还乡。“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28]电视剧《一把青》中这群特殊的“台北人”全部在战争飘零的年代中流落异乡，失去青春，最后客死台北，永远无法回“乡”，他们也许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青春作伴好还乡”成为了他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电视剧《一把青》使小说集《台北人》里的浓浓的文化乡愁再次弥漫起来。

白先勇

电视剧《一把青》改编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将个人命运、集体经验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不仅抓住了小说自身的主题思想，而且立足于小说集《台北人》，展现了“台北人”的集体经验，既呼应了《台北人》的丰富主题，又包含了对人生命运的独特哲学思考。由此，曹瑞原导演的电视剧《一把青》可谓是真正融入了白先勇小说思想与内涵的优秀改编作品。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启阅）：

[1] 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2]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3]李玉涛：《浅析电视剧《一把青》叙事内容风格特征》，《戏剧之家》,2021年第11期。

[4]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5]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6]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

[7]俞巧珍：《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8]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9]李欧梵：《寻回香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0]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11]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12]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3]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14]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5]俞巧珍：《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16]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17]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18]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19]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20]俞巧珍：《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21]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22]俞巧珍:《凡人故事，时代隐喻——白先勇小说〈一把青〉的跨媒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23]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39页。

[24]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页。

[25]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26]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页。

[27]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评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8]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

文章收入《跨界观照与多维审美：

白先勇戏剧影视作品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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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欣怡（1998—），男，汉族，湖北广水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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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编辑：周彦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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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衡文觀史

白先勇衡文觀史是南京大學白先勇文化基金的公眾號，旨在推動、促進和支持海內外民國史研究和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