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祁｜从 “ 无性 ”到 “ 性无 ”——评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及其小说

文摘 2024-10-30 08:01 江苏

从 “ 无性 ”到 “ 性无 ”

——评日本新华侨华人

母女作家及其小说

林祁

摘要 : 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孟庆华与清美是战争遗孤的配偶及女儿，属于另类日本人。母女两代皆以华语写就长篇小说，从母亲“无性”的叙述《告别丰岛园》，到女儿遭遇的“性无”《你的世界我不懂》，试图从契入女性生命体验的、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获得女性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也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视界与空间。

关键词 : 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私小说；女性自我叙述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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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日本新华侨华人

母女作家的登场

继日本新华侨作家孟庆华的小说《告别丰岛园》［1］（2012年）出版之后，其女日本新华人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2］(2015年出版)接踵而来。母女两代人皆以华文执笔，皆以自述体长篇小说，反映了战争遗孤的特殊命运——被其祖国日本遗忘的特殊人群。孟庆华为战争遗孤的配偶，持日本永住者身份，清美是战争遗孤的女儿，持日本国籍，但母女两代皆为另类日本人。母亲“无性”的叙述和女儿遭遇的“性无”，皆以另类的女性的特殊眼光及笔触，真实地道出在战争记忆与现代性的混杂中，一种似可告别却无以告别的生存状态，道出你所不懂的世界，从“无性”到“性无”的日本焦虑。

孟庆华《告别丰岛园》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不同于欧美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日本华文文学背负着两国沉重的历史，直面中日敏感的现实，彷徨于似近非近的中日文化之间，留下了三十年非凡的创作实绩，虽至今尚不被举世瞩目，却不容轻易抹杀。

两位在日母女作家的闪亮登场，不仅见证了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的艰难历程，而且以实绩在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中画上一个惊叹号：请看这块被“你的世界”有意无意遮蔽或忽略的“丰岛园”，请关注日本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与现代性。

相对于政治，文学是一种更为深入社会和民心的文化因素，文学固然受制于政治，但又可以超出政治的种种限制，这种超越最典型地体现在更加关注日常生活、血缘情感、异域经验的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身上。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的，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因其文化上的“混血”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它无疑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从离家产生的乡愁，到身份认同的困境，直至走向精神家园的回归。这种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各国华侨华人以及华裔的普遍历程。

二、国家的“他者”

“无性”的叙述

“他者”（theother）是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中的一个核心概念［3］，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断、少数、差异、边缘等特质。这一概念，已经深入到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频繁出现于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众多学科或流派中，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以及解读母女作家本文与文本的关键词。

“他者”作为“国家”的对应物，以显示其外在于“国家”的身份和角色。这批被其祖国日本遗忘的特殊人群——战争遗孤，与生俱来地具有了双重甚至是多重的“他者”身份，游走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告别丰岛园》中的“我”作为中国人，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他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日本文化的“他者”；作为女性，又是男人的“他者”；作为母亲，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女儿，依然是“他者”的“他者”，和她一样站在边缘的边缘，一样用华文书写“他者”的焦虑、迷茫，受伤、感伤。

《告别丰岛园》开篇痛言：

十五年来，我的先生老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呀，最大的心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起源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该葬在何处……你说，我有两个祖国，可两个祖国都待我像外人，在日本吧，一张口就是中国味儿的日语，日本人从心里就把我当成了中国人。回到中国呢，我又莫名奇妙地变成了日本鬼子。就好像是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样……”我想，这些话就是他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的遗憾吧。

日本丰岛园乐园入口

祖国的概念在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爱祖国是一种没有政治含义的人性本能。对于一个出生于中国、由中国人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地养育成长了大半辈子的日本人的后代，他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爱与被爱源自何处？其民族文化认同将归依何方？本来有“两个祖国”的人，两个祖国都爱是可能的。但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血海深仇，致使两个祖国都爱成为两难。这些人被历史和命运推到两国的“夹缝”中，虽是大和民族的种，却洒落成长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如今尽管认祖归宗，却出现了认同危机，归属焦虑。有“两个祖国”的先生心事重重。女主人公“我”/女作家孟庆华理解丈夫的心结，写出了这种心理纠结，虽然淡淡道来，却给读者以重重的感染力。

更重要的是，女作家孟庆华并非旁观者或采访者，而是亲历者，其中的焦虑者、纠结者、思考者。她作为中国人，跟丈夫去日本则意味着出国，去一个异国甚至是自幼接受的教育中的有着血海深仇的“敌国”。“我”痛苦地看到：“他们替父辈背负着时代的罪名，在曾经的敌国长大，老年后，他们又在不解和责难声中，让自己疲惫的身躯回归故土，他们真正成了姥姥不疼，舅也不爱的人。”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妻子，也许是传统美德让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许是善解人意使她理解丈夫执意要回日本的心情，也许作为一名中国女作家（孟庆华1980年代就是哈尔滨的专业作家），她也想去看看新世界，体验新生活……总之，“我”情愿中带有苦情，主动中带有被迫：“去日本定居，去重演半个世纪以前，我的先生被他的亲生父母扔在中国的历史悲剧。戏剧性的是:地理位置发生了倒转。”看得出其中带有一种被历史“扔”到日本去的无奈。关于历史与国家大事，“我”似乎来不及做理性的思考，而直接逼近的是情感，是离开祖国告别乡亲之痛。

孟庆华

一家人移民，一个回国，一个出国。从一回一出，可以看出二者对国家的认同有别。由此更增添了认同的困惑、焦虑、抵触。认同（identity）是一个现代词汇，意谓寻求确定性、确立某种价值和意义，并将它们与现代自我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查尔斯·泰勒从“我是谁”这个问题来讨论认同。他认为认同是一种框架和视界，在其中人们获得方向感、确定性和意义。泰勒又指出，分解性的、个别的自我，其认同是由记忆构成的。像任何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只能在自我叙述中发现认同。［4］作者在“我”的叙事中发现认同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夫妻间产生了认同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在本身的观念发生裂变，由于迁移产生变动而出现危机。作者至今也没认日本为“我们”，至今也没加入日本籍——

一九九七年，当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先生和孩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全家人只有我保留着中国国籍，而且至今都没变。先生说，不管怎样，我们家也得留下一个中国的根儿。

为什么呢？其实她保留中国籍会碰到很多苦恼，比如去周游世界，丈夫子女说走就走，她却必须签证，一家人享有的待遇不同。就连回中国过关时，她要被抽血（庆幸这国门一针已经取消多年），而顺利出关的丈夫子女只好干等……但还是坚持不入籍、不归化，为的就是“留根”。

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国籍，但国籍显然意味着某种认同：政治的或精神的，理想的或现实的。这里说的中国根，多半指的是精神的、理想的。在日本，要获取永住者签证（类似美国绿卡）远比放弃母国护照而获得日本国籍难，但还是有很多人知难而上，知难而为之。为什么呢？和这位女主人公、女作家一样，护照被这些华侨认作自己的最后一片国土。流浪的生命必须有这种精神寄托。

东京街景

孟庆华真切地记录了这种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情感纠结，使其文本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些代表日本政府，板着面孔的人，他们的话一次次地刺激着我们，羞辱着我们。仿佛我们来到日本就是要来做寄生虫的。就像我们欠他多少似的。

仿佛当年把孤儿们扔在中国，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怎么接我们回来时的灿烂笑脸，顷刻之间就变成凶神恶煞了。

现在能到哪儿去讲尊严，讲自由啊。周围的人如狼似虎地盯着我们。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尊严。那时侯，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弱者的尊严是不值钱的。失去尊严的痛苦是说不清的。有时这种痛苦既能转变成动力也能变成仇恨。”

从精神归依的维度看，故乡从现代自我的价值源头，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一种生存方式的暗寓（精神家园），寄寓着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和批判。所谓故乡就存活在创伤记忆中。20世纪为人类留下了各种巨大的创伤记忆。战争遗孤就是这些创伤记忆的承担者。沉默不语的历史，只有靠现实的人激活。孟庆华用文字像刻碑铭一样，记下一代人如何经受创伤，如何反省创伤，如何表现创伤以及如何从创伤记忆中走出来，活出来，不再无奈地沉溺于历史的惰性，不再把创伤记忆作为亏欠的遗产丢弃。由是，下一代或许就不会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将这些创伤记忆轻易地遗忘、抹去，不会重复前人曾经有过的命运。

在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们的笔下，对中日历史的一再涉及，已成为小说创作中最具实绩的部分。与同时期中国大陆文学中对这段历史的书写相比，日本华文文学具有明显的“他者”特征，这不但表现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被历史边缘化的人物，他们远走海外，或从历史的创造者转为历史的遗忘者，或从历史的参与者变为历史的旁观者;而且还表现在作者对这一领域进行处理时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他者”意识。

多重的“他者”身份，使孟庆华的母亲之笔顾不上性别写作，因为面临国家认同，背负战争记忆，她首先是人，作为大写的女人，她甚至比男人更厉害，更尖锐，更尖刻。就这样站在中日之间，她“无性”的叙述却直逼男权社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母亲为女儿《你的世界我不懂》一书作序，曰：“当有一天，作为日本人的丈夫，要回他的祖国寻根时，我们也只好带着孩子，来到了这个陌生而又繁华的东京，看似风光无限的路，有时也不得不让我们，人前欢笑，人后落寞……”女儿感受得更多，写得更多的恰是“人后落寞”。母女俩同为国家的“他者”，但书写内容及风格并不相同。母亲的文本所探讨的侧重点是国家、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女儿的文本则直接进入个人与个人之间，无性婚姻与网恋风行的日本。如果说母亲的《告别丰岛园》像一个无以告别的感叹号，那女儿的《你的世界我不懂》则似一串“不懂”的大问号，直指现代“性”。

三、“性无”的遭遇

质疑日本“性”

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写的是一个38岁的日本女性洋子在经历了一段“无性”婚姻后，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爱情的故事。洋子的父母是在中国成长的日本战后遗孤，20世纪70年代携全家回到日本。看似他人的故事，实则讲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也许亲临“性无”的遭遇，用第三人称更方便于叙述吧。

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

（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

母亲是女儿的影子。清美(洋子)随母亲迁居日本，也随母亲嫁给日本人，不同的是母亲嫁的是中国养大的日本人，而她嫁的是本土的日本人，竟然遭遇了无性婚姻：

“曾几何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男子赢得了洋子的芳心。他不仅颇具绅士风度，还曾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而且还一表人才，于是洋子欣喜若狂地嫁给了这位羽生君。未曾想，她的这位如意郎君竟然是一位同性恋，他们经历了10年的无性婚姻……她曾哀哭过、委屈过、痛苦过，也曾悄悄地咨询过，得到的结论竟然是:原来日本竟有1/3这样的家庭，生活在无性之中。”

“你的世界我不懂”。曾几何时，日本以“好色”著称，而当今的日本居然有1/3无性家庭！这是怎么啦？有人说日本的节奏太紧张，日本男人是闻名于世的“工作狂”，没时间做爱，或者说日本人总怕麻烦别人，把自己束缚得太紧，以至于连做爱都嫌麻烦。莫非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病”，严重的日本“性”问题？

真实生活中的她，居然悄无声息地经历了十年的无性婚姻。终于离婚的她，又走进了一个更为难懂的世界——网恋。在形形色色的性“交易”中，爱情早已粉身碎骨。

经历无性婚姻后走进似乎自由开放的网恋，洋子碰到各式各样的各国的男人，把浅薄男人的心理看得透透的。那么，女人的出路何在？没有性也能幸福吗？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如梦如幻，没有归宿，不仅留给读者思索不尽的阅读空间，还昭示出作者无从抉择、心怀期冀的复杂心态：“洋子眼睛亮亮地凝视着远方，身旁是飒飒作响的法国梧桐。”莫非换成法国的世界你就能懂了？

清美

清美（洋子）无以回答，只是把这些不懂真实地一一道出，于是有了这部长篇处女作：“你的世界我不懂，我的世界不但要精彩，更要精致。我的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我在我的世界里等你。等到樱花盛开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成为她，成为华人女性的救赎之路。母亲欣喜地为她的书写序《天遂人愿》，曰：“清美长大了，她用她的作品在说：人的一生，不要让错过变成过错。无论时间让我们失去什么，永远都不要失去你自己就好！”

母女两代虽然同为在日女性，但面临的日本现状有所不同。母亲在中日历史的不可承受之重下，以“无性”的叙述直逼男权政治；而女儿在现代日本不可承受之轻下，遭遇十年“性无”的婚姻而质疑“你的世界”，两代人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书写共同的女性的历史。

性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是各国文学永恒的主题。所不同的是，在母亲的文本里，对以往历史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对中日特别纠结的历史的特别关注，成为重要的书写领域。她“无性”的书写并非无性生活。而女儿遭遇的十年“性无”是真实的无性生活。女性本身对性爱的敏感与渴求，迫使她直面日本“性”问题，也使她的作品具有先锋的现代意义。

四、日本“私小说”

与母女作家的自述体

“私小说”是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它是表达日本民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私小说不仅是认识日本文学的有效途径，也是理解日本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一种方式。①

清美在《你的世界我不懂》中指出:

日本人的私生活是非常隐私的，除非自己想说，一般情况下你不说，也不会有人问的，就是在心里乱猜，也不会明挑。”

也许恰恰是这种非常隐私的私生活，促成日本私小说的发展。日语的“私”翻译过来就是我的意思。“自我”可以说是日本私小说的灵魂，私小说的目的就是如实地再现自我；私小说不着眼外部事件的描写，而注重对个人心境的披沥，带有十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行文结构上有极其明显的散文化倾向。

私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初，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凭借日本开放的窗口，广泛接触和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也受到正在兴起的日本自然主义及私小说的影响。如，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体小说”［5］，以直率的自我心迹坦露与内心独白为其特色。心理描写成为主要手段。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纯一的爱情。

郁达夫

到了20世纪末的留日热潮，日本新华侨华人（包括战争遗孤）尤其是女性作家，也开始了“自叙体小说”的实践。母女作家的《告别丰岛园》与《你的世界我不懂》正是一场颇有意义的实践。

且读孟庆华的“自述体”：主人公“我”跟随丈夫赴日，一开始似乎很“良家妇女”，夫唱妇随，具有传统美德：“我没有惊讶，而是顺从了他的决定。”尽管心存焦虑。而当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打工以解救经济危机时，她却不顾丈夫反对：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偷偷地干，想先试一试靠自己的能力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先张扬出去了，那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我只不过是想抛石探路，又不是去犯法，去杀人放火，去走私人口，去贩毒，有什么可怕的？先生越是想吓唬我，他越是害怕，我就越是想别着劲儿和他对着干。这就是我的性格。

好一个强悍的东北女人的性格。既有顺从的柔情，又有自强的刚毅。她学阿Q精神，自我安慰：总算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在国外谋生，终于找到“烧鸡”（扫地）的工作了。最有趣的是——

唱完《马路天使》里的插曲后，我有时还会冷不防地来上一句:谁是我的新郎?我是谁的新娘？直到把先生吓得离开，我才肯罢休。

然而，当她看到先生被吓成惊弓之鸟的样子，心里就禁不住地难受起来。表现出女性细腻的心思及其善解人意——

回想着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扔在了中国。他打小被中国的养父母养大，受的也是中国式的教育。可我就纳闷了，先生的骨子里，还真是和日本人一样的认真，固执，谨小慎微，胆小怕事。

在日本，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被称作“归化”，归化时必须取日本姓。很多华侨对此抱有抵触情绪，坚持不改姓不入籍。但《告别丰岛园》的主人公是日本人有日本姓，孩子们自然跟着取了日本姓，只是家里人还叫原名，因为叫日本名让人“感到别扭陌生”。一旦叫日本名，便一本正经的像有什么严肃的事情要发生。不过“在外办事儿的时候，使用日本名字，确实很方便。然而回到家里我们还是喜欢过去的称呼，自然，亲昵”。

于是乎，母女之间，使用双语：中文夹杂着日语。很多在日华人华侨都这样。哪种语言用得多呢？似乎在家里更多用中文，出门用日语。讲中文时夹杂日语词，讲日语时夹杂中国话。

日本横滨唐人街

女主人公“我”由于发音不准，把签证说成“意大利饼”，逗得日本人大笑。生活中的孟庆华也喜欢调侃日语，把扫地读成“烧鸡”，逗乐一起打工的中国人，被亲切地称作“烧鸡”大姐。语言的错位还只是表层，由它导向的则是习俗的、情感的乃至思想文化等的更为深层的参互交错。“环境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改变了我们的性格。”“我喜欢逛东京的百货商店。优雅，舒适，花样繁多。特别是商店里的服务员，对前来的客人，几乎都是一对一的服务，简直就像对待国王、公主一样，把你服伺得舒舒服服。这种体会，我们在中国时从来没有过……”而孩子们对异国风情的感观就更好玩了——“你说怪不怪，这日本人可真有礼貌，二哥撞了她，她还反而给二哥赔不是。我说嘛，这日本咋看不见打仗的呢。就不像咱们，个个火气大得很，他们互相碰撞了，还要互相对着头儿鞠躬道歉，你说好不好玩儿?那样儿，就像两只对着头啄米的鸡……”孟庆华的“自述体”因真实而有趣，因真实而深刻：

日本人在扔东西上的慷慨程度，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十几年后也成了我们的习惯。日本人为这种行为取了个时髦的名字叫:断，舍，离。

《告别丰岛园》想告别的是昨天的垃圾，无以告别的是今天已形成的习惯。看来融入异文化是随着时间慢慢浸透的。

小说《告别丰岛园》，不仅仅在题材的奇特上有填补空白的历史价值，更在女性意识的表现上具有现实意义。文本中体现的独立自尊的生命情怀，恰是女性写作的真正突破。而其能够摆脱女作家常有的那种闺秀气，揭示故乡对于女人男人，其意味和意义不同：男性作家可以归属于民族、国家等“大家”，而女性作家离不开她在其中生活、成长的“小家”。因为对于女人，这就是具体的、细节性和感受性的“家”。

这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体验。其书写已成为“现代性的无家可归”之苍凉的注释［6］。无独有偶，孟庆华与萧红同一个故乡，又同样有离家赴日的异乡体验。在《告别丰岛园》的字里行间可读出她很强的女性意识。

萧红

无独有偶。女儿清美在小说中也这样写道：

生长在日本的东京，一个她从未接触过的，对中国人痛恨，憎恶到极点的地方，这里曾令她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这就是日本，一个让人琢磨不透，又谦让多礼，不给别人添麻烦，你也别给我加烦恼的民族。真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待长了，不免要入乡随俗，还会乐在其中，觉得很舒服呢。

我很喜欢日本，也喜欢日本人和日本菜……

似乎不同于母亲的“抗日情绪”，女儿对日本更多的是惊讶与思索，是进入与融入。但她毕竟是中国母亲的女儿，“家有爱女初长成”的她，生于中国，长于日本。虽然身份和血统都属于日本人，但在父母的影响下还是惯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看待问题，还能够用华文流畅地写出《你的世界我不懂》，在看似简单的故事中影射了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其中看似“洋子”实则作者自己的中日比较式感悟，使简单的故事看上去有趣且意味深刻，使平实的语言时而透出思考的力量。

不同于母亲的“无性”叙述，女儿清美的“自述体”漫溢着性压抑。那种类似于“私小说”的性压抑，也令人想起郁达夫创作的那些“自叙体小说”。尽管《你的世界我不懂》的女主人公是“洋子”，却是作者清美的真实遭遇，是清美（洋子）自我的直率的心迹坦露。她在日以华文长篇似乎更能自由自在地自说自话，那种絮絮叨叨的内心独白，甚至使篇章结构趋于散文化。

有一点值得探讨：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纯一的爱情。而清美（洋子）却把丈夫的无性生活归结于“同性恋”而加以憎恶。且不论是否该憎恶“同性恋”，就说简单地把无性婚姻归罪于“同性恋”也过于草率了吧。至少我们在书中并没有看出他的“同性恋”倾向。他为什么婚而“无性”呢？日本为什么有1/3无性家庭呢？又为什么网恋能流行呢？这些尖锐的问题的提出，使这部华人女性自叙体小说一下子就站到了现代性的前沿，惹人关注，引人深思。

郁达夫《沉沦》

（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版）

五、结语：日本华文文学

的“性”探索

细读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的自述体小说，可以看出从“无性”叙述到“性无”体验，直逼日本的“性”问题，这其实是女性危机的展现，既然性爱无以救赎，也许女性写作，特别是在日本的华文写作，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吧。

李欧梵

著名学者李欧梵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此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他自言身处异国，常常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寻根，一种是归化。但他认为这不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共有的边缘性，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心时，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7］正因如此，“战争遗孤”母女作家的、日本新华侨华人两代人的自述体小说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有人曾以“拯救与逍遥”［8］概括中西方诗人面对同一困境的不同选择，从拯救与逍遥这两个维度向我们描述了：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撑者——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而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我们选择什么？可以看出，日本新华侨华人母女作家正在从出生和成长的中日之间、从性别历史和现实之间、从内心寻找救赎的资源和希望。她们试图从契入女性生命体验的、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出发，对国家的“他者”、历史的女性、性爱之救赎等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获得自述体小说的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也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视界与空间。

参考文献及注释（向上滑动启阅）：

参考文献：

[1]孟庆华．告别丰岛园［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2]清美．你的世界我不懂［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3]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北京:三联书店，2007．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美］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式［M］．韩振，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J］．宁波大学学报，1999(4).

[6]卢建红．“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7]李欧梵．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0.［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注释：

①参阅近代日本文学评论大系·六［C］．日本:角川书店，1982年版。

本文原刊于《湘潭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