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燕｜严复的寻求富强之路——论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严复研究

文摘 2024-11-25 08:00 江苏

严复的寻求富强之路

——论美国汉学家史华兹

的严复研究

刘燕燕

摘要：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史华兹采用了追溯思想谱系的方法，以严复为切入点研究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危机之下对西方文化的汲取和思想转型问题，丰富了学术界对中西文化互补性问题的了解。

关键词：史华兹；《寻求富强》；浮士德精神；严复

论及介译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严复(1853-1921)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力自不待言。国内外学界关于严复的研究有几个面向，第一，围绕严复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展开的讨论；第二，剖析严复的中西文化观和教育思想；第三，研究严复思想内涵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史进程的影响；第四，严复与西学传入研究。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的严复研究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他以贯通中西思想史的学识、比较史学的视角对严复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开创性阐释和评价，展现了他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独到理解，该书也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严复及其译作《天演论》

一、国内外学术界

对史华兹严复研究的评价

1964年，史华兹发表了《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an Fu and the West)一书，该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丁(C. Martin Wilbur)、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施维许(Earl Swisch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费子智(C. P. Fitz Gerald)、加拿大学者陈志让(Jerome Ch’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都发表书评，认可史华兹的严复研究对西方人理解19世纪中国思想史以及对世界汉学研究的贡献。陈志让对史华兹的评价颇高，认为他的研究可以与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约瑟夫·列文森相媲美：“读史华兹教授的书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虽然作者设定的研究目标仅限在1895年1911年这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削弱其重要性，因为这是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作者的研究又令人满意。这本书的写作模式不同于列文森所著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尽管两者一样复杂，但严复研究的作者需要具备更加广泛的知识，除了精通古老中国语言和知识外，他还需要精通欧洲哲学，特别是英语，以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在他眼中，史华兹是研究严复最理想的学者，同时也指出史华兹文笔过于深奥，“如果他的行文风格能够再轻松一点就更好了”。[1]C. Martin Wilbur认为，史华兹关注了同治中兴至“五四运动”过渡时期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唯一的缺陷在于，虽然“史华兹经常提到严复思想对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影响。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并没有系统地评估严复的影响力。这项重要任务仍有待完成，但这项工作已有了坚实的基础”[2]。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中信出版社，2016年。

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史华兹的研究是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个案研究，史华兹敏锐地意识到，严复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人怎么通过‘维护信仰’来获得财富和权力，以保卫国家”，而是“中国人如何通过获得财富和权力来维护他们的信仰”。具体而言，对处于时代洪流的中国人来说，是保国、保教的基本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传统主义者张之洞开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药方，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者穿着儒学的外衣，主张政治和教育的变革，激进者谭嗣同阐释“仁学”，革命者孙中山意在推翻清王朝；而个人主义者严复则默默地翻译《天演论》。沿着史华兹的思路，中国思想政治史在严复这被清晰地一分为二：文化主义的没落和民族主义的兴起。[3]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华兹的严复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标志性著作。

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之后被翻译成中文，有1977年台湾学者沈文隆和1995年大陆学者叶凤美的两个中文译本，这也是史华兹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除此之外，史华兹对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的不少著作被公认为经典，在《中国共产主义及毛泽东的崛起》(1951)一书中，他发现中国共产主义思潮与20世纪初以来探求西方现代性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识到，如果脱离了这段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而最能代表早期探索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严复，在掌握了有关严复的丰富庞杂的材料和思想的基础上，史华兹将其聚拢、组合、融汇在一起，他之后的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自选论文集《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1968)和《中国与其他》(1996)都延续了他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一贯性。朱政惠在《史华兹和他的严复研究》一文中强调，史华兹的研究保持了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的连贯性，明确了严复是连接“毛泽东的思想和前代人”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日本、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学术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部分。[4]林同奇评价该书：“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三十多年来有人提出部分不同意思，但对其主要论点，似乎多无异议。”[5]他对台湾学者黄克武在《自由之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之认识与批判》(台北，1998)一文中对史华兹主要论点的质疑进行了一一反驳，他具体讨论了史华兹和黄克武在“严复是否已经充分理解到个人自由自身的价值、对群己关系的理解、中西文化交遇和会通”三个方面的不同观点深入的讨论，表达了对史氏严复研究的敬意。

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

史华兹的严复研究和他的其他著作一脉相承，是对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整体性研究，其中中国学者讨论最多的就是史华兹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一直贯穿它的发展，这种深层结构就是中国封建帝制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没有人敢于给它设计另一套替代品，从而避免这个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所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任峰、高王凌、赵瑞广、黄克武等人围绕史华兹针对中国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如政治哲学、极权主义、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纷纷撰文讨论，被学界称为“史华兹问题”。[6]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不是一本简单的传记，是史华兹以比较史观的视角，在掌握中西文化差异和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脉络的基础上，以严复思想为切入点，阐释了近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提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的一套整体分析，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理论框架。[7]

二、史华兹的严复研究

与“西方浮士德精神”

《寻求富强》一书探讨严复的关切的问题——西方富强的原因和无限制追求富强所带来的问题，史华兹首先介绍了严复的早年和晚年时代、社会背景、严复的行动和思想，选取了最能代表严复思想的6本译作《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穆勒名学》进行剖析，揭示了严复在介译过程中对西方思想的取舍和分析，论证了其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及中西文化交融互释的本质。

严复通过对斯宾塞、赫胥黎、亚当·斯密、穆勒和孟德斯鸠著作的翻译，将欧洲政治和经济理念介绍给中国读者，完成中国信仰结构从梁启超到毛泽东的过渡。严复所探讨的问题正是当时中国社会面对的问题：什么是西方具有的而中国没有?两者的关键不同在哪里?严复不断地追寻西方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强大的秘密，并发现了西方强大和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里去寻找”[8]，最终发现了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高扬人的力量，全力开发人类的无限潜力，体现在对自然的不断征服以及人类社会汇聚起来的力量增长，这种文明特征概括起来就是“浮士德精神”(Faustian Spirit)。

严复译述《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浮士德精神”源于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笔下的人物，他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包含着强烈的进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他代表着西方文化中“自然欲望与生命意志、强烈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满足于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以及在道德理想和理性精神制约下难以消解的内心矛盾，这是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之表征。[9]“浮士德精神”所展现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无限欲望，力求全方位开发人的潜在能量，以达到控制、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这种精神力被认为是近代欧洲富强的文化源泉，深刻地影响了严复思想。

史华兹认为严复已经意识到中西方不同的关键所在，西方文化强调活力、精力、斗争、坚持自己的权利，以及在前所未有的成就水平上大胆地发挥所有的人类的潜力；与此对立的是“赞扬忍受、宁静、回避斗争和冲突，以及绝对地害怕维护人类生命的活力。”[10]在西方富强和中国贫弱的对比下，两者的差异显得尤为明显。由此，史华兹直言：“西方的力本论观念、坚持自我权利的观念，以及表现人的能力的观念，即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同中国麻木不仁的自豪、乏味的社会和谐以及抑制中国人体力和智力的消极的权力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11]

严复在发现他孜孜以求的西方富强的原因后，也设想过将之化用为在中国可行的措施。史华兹在书中论述道，严复已经发现“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不在于恪守任何一套固定的、普遍的价值观念或任何一套固定的信念，而应把对自己所在的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负责放在首位”[12]，严复试图揭示中国落后的原因和传统文化中消极的因素，他认识到在从君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的漫长道路中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尤为重要；在封建权力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压力下，个体无法跳脱群体合力的束缚；从国家层面来说，要摆脱贫弱的状态，需要进行制度的变革，具体而言，需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3]“鼓民力”指的是让中国人重视身体健康价值，摆脱鸦片的祸害和缠足恶习；“开民智”则首先要废除八股，反对纯书本教育和教条教育，因为这些无益于中国富强；“新民德”需要通过引导个人认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而创立忠于国家的风气和手段。[14]这些观念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三、史华兹的严复研究

与中西文化互补

史华兹明言，他“想通过一个非常狭小的焦聚，狭小到仅仅是一个人的心智，来考察中西文化的交遇，观察两种文化对某个特定问题所持有的相同或者不同的回应”[15]，严复不仅十分关切西方富强的秘诀，而且关注西方思想家对这些问题和事物的看法，这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严复的作品已经不是单纯的译著，而是包含了对斯宾塞、亚当·斯密和密尔等西方大师作品中出现的争论和矛盾的解读。史华兹看到了严复译著的深刻之处，他不断地在书中解析严复对西方大师们观点的看法，严复显然是一位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的学者。由此，史华兹严复研究的意义超越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扩展到对西方思想哲学的反思。一方面，它凸显了严复在中国近代化思想转型中的意义和影响，另一方面，也给西方学者研究西方思想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

任何人都处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圈中，并受到文化的约束和规范，严复深受中国传统主义浸润，在西方思想中看到与中国不一样的东西；他愿意选择这些与他的观念并不相符的著作进行翻译，这些知识恰恰是了解西方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寻求富强的重要途径；其中最有力的例子就是他将赫胥黎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到：“赫胥黎氏此书之齿，本以就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16]严复研究不只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框架下的宏观意义，也具有研究西方思想的价值。

《天演论》手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史华兹认为，“浮士德精神”是西方富强的文化原因，也是困境产生的缘由，它提倡凭借自由意志去追求和体验现实生活，一味扩大人的能力，却“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因此出现的主体(心灵)和物质的二元对立”。[17]史华兹的严复研究让西方学者看到，严复是如何站在中国人的视角翻译西方的思想，他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史华兹的严复研究本质上是关于中西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互相隔绝的东方和西方在文化方面的同步性令人惊奇。史华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看法受到了学者的普遍赞赏，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一书作序的路易斯·哈兹评论道：“西方思想的西方评论家告诉我们较多的是我们已知的事情；而严复进一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18]

严复对西方思想的介译和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方向，他在传统主义的框架中，用文言文来表达18、19世纪西方思想的概念和范畴，他的译著不是完全忠实原文的译本，而是经过了选择和取舍，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传播了近代西方的主要思想，他所关注的问题具有普世性意义和人文关怀，同时，中西思想有了对照和创造性的对话，在思想、哲学和语言层面都铺展开来。

史华兹围绕严复探寻中国如何走向富强这一中心内容，讨论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问题。这对目前处于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的我们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已经不再是贫弱的中国，但是追求和平、寻求富强仍是不变的话题，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依旧存在，在此过程中，严复的介译工作和史华兹的严复研究是我们反思过去、面对现在、开创未来的重要工具。

注释（向上滑动启阅）：

[1][3] Jerome Ch’en,“Review of Benjamin Schwar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28,no.2(1965),pp.422-423.

[2] C.Martin Wilbur,“Review of Benjamin Schwar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 1964),pp.150-151.

[4] 朱政惠:《史华兹和他的严复研究》,《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2004年,第422页。

[5][15] 林同奇:《误读与歧见——评黄克武对史华兹严复研究的质疑》,《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

[6] 关于“史华兹问题”的讨论可见:赵瑞广《“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读书》2009年第7期),高王凌《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读书》2009年第11期),任锋《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读书》2010年第6期),黄克武《自由之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之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高瑞泉《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兹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7] 李强:《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2008年9月23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978.html,2020年8月18日。

[8][10][11][12][13][14][18]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37,54,38,57,59,8页。

[9] 蒋承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16] 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页。

[17] 赵瑞广:《为什么要重视“史华慈问题”》,《读书》2013年第8期。

本文原刊于《福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刘燕燕，女，1983年生，福建惠安人，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主持2020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2019年全国高校外语科研项目，宁波市教育规划课题等，在国内外发表数篇期刊论文。研究领域为中西交通史、海外汉学、德汉词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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