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贺|“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对国家出路的求索

文摘   2024-10-18 08:00   江苏  





“民族复兴”话语下

“读书杂志派”

对国家出路的求索


霍 贺


摘 要:1930年代初,王礼锡、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的“读书杂志派”。在“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不仅以学术探讨和思想论战构建其对中国前途的一套看法,而且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其对未来建成的“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性质的国家问题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归于失败,但其坚守中道、理性立场,兼容并包各种思潮,始终秉持民族主义思想,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读书杂志派;民族复兴;国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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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派”是1930年代初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组织和推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成员主要有王礼锡、胡秋原、陆晶清、梅龚彬、王亚南、彭芳草等人。他们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且热衷于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怀有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民族复兴成为国人普遍诉求的时代背景下,该学派呼吁全民抗日,在《读书杂志》开辟可供各派公开讨论的“战场”,营造自由活动的政治文化空间,试图通过学理上的思想论辩和理论探讨,达成对中国出路的共识。长期以来对“读书杂志派”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目前学界研究时大都提到王礼锡和胡秋原,对其他成员语焉不详,[1]甚至有学者将孙倬章视为“读书杂志派”。[2]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和孙氏经历,发现其既未参与创办《读书杂志》,又撰文攻击胡秋原“不是一位信任真理的学者,只是一个依附势力的势利之徒”。[3]当时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各派,尽管观点并不尽相同,但自身不会相互攻击。故此,笔者认为将孙倬章视为“读书杂志派”是不准确的。“读书杂志派”探索中国出路的尝试尽管失败,但在抗日救亡、探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等方面,与中共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共同构成当时普遍追求民族独立思潮的民族主义共同体。以往学界受宏大叙事革命史观影响,其扮演的积极作用被严重遮蔽,对其思想价值缺少客观公正的评价,基于此,本文探讨该派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理念与政治诉求,及其在革命实践中面临的种种困境,重新审视其思想价值。


一、“读书杂志派”透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人最为关心的首要问题。1927年国共分裂后,严峻的政治形势,迫切需要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做出科学判断,各种政治势力随之在思想理论界展开论战。事实上,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和分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密不可分,而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的论争,自然与共产国际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有关。他们“关于中国的每一次争论——政治的或学术的——都附加了政治爆炸力”。[4]两种政治派别的“政见在苏联闹了好几年……又传播到中国来”,[5]受此影响,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案确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现时革命的根本任务。肇始于中共党内的争论,逐渐在思想界引起激烈反响,并不断深入,1930年代初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主要是“新生命派”和“新思潮派”以及“动力派”之间展开。由于阶级、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不同,观点各异,论战内容广泛,主要涉及到历史、现实和社会理论等,论战的主战场是《读书杂志》。


胡秋原编辑的上海《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是由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的总编辑王礼锡1930年12月赴日本时,与陆晶清、胡秋原、王亚南、梅龚彬、彭芳草等人一起筹办的一份杂志。他们有类似经历和思想倾向,因志趣相投聚到一起,热衷于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探讨中国出路。王礼锡是国民党员,后因政见不和离开,此后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与毛泽东等人在武汉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因意见不合而离开武汉”。[6]1927年在南京与陈铭枢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受陈氏之邀主持“神州”,从事理论研究。陆晶清早年投身于学生运动,先后负责编辑期刊报纸、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与王礼锡结婚后协助其主编《读书杂志》。胡秋原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青团,因理念不合脱离党团,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梅龚彬、彭芳草热衷于政治运动,兼有国共党籍,彭氏1930年后脱党,梅氏转为秘密党员,从事地下活动。王亚南在北伐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按照许纪霖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代际划分,[7]他们都属于“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成长起来,从欧美传播到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灵魂。怀着变革社会秩序和探索救国之路的梦想,卷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受时代思潮影响,他们在思想上受马克思主义吸引。在大革命中经历国共的合作与分裂,又对苏联革命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抱有很大希望,然而大革命失败的现实和政治斗争多次碰壁,使他们对中国前途的理想破灭,陷入迷茫和苦闷之中。理论的欠缺促使他们从政治斗争的前台转向“文化幕僚”的后台角色,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出路。在这种心态中,他们创办《读书杂志》,力图通过学理论争,“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8]1931年4月创刊号由“神州”出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社会各界重新思考的问题,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前提,这是当时各党派的共识。王礼锡在开辟论战专栏时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9]对中国传统社会不易变化的性质理应建立共识,在此基础上阐释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然而,由于当时政治背景的复杂性,各党派不是先建立共识,而是以各自的政治理念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现实政局迫使各党派“为着要确定他们自己阶级的前途或者为之辩护,也非解答这个问题不可”,[10]于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呈现出纷繁复杂的乱象。在此背景下,《读书杂志》“采取的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自由主义立场”,[11]为各派提供一个论战平台。虽标榜“编者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见想左右战场”,超越意识形态,一切是非有读者去评判;但事实上,主持者承认“要说有政治目的,那只是普通的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斗争”。[12]在进行学术论战背后,隐含着争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目的,通过自由争鸣,选择一条适合的道路。“读书杂志派”不仅保持中立的编辑立场,而且胡秋原、王礼锡、王亚南等人参与到论战中,阐述其立场和观点。


胡秋原认为“中国现在社会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先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地化的专制主义社会。” [13]中国革命中心问题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问题”,[14]“民主性的革命”,“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体”。[15]王礼锡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于半殖民地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抗日反帝是目前中国的惟一出路”。[16]王亚南指出中国思想界受苏俄影响,“对于中国今日社会性质的问题,亦有两种正相反对的意见。”赞成者的论据“大抵得自外人,忘却中国封建制度的特质。”“即使依日本的或欧洲的封建制度来权衡,亦不免有冒为比附之嫌”。[17]“神州”后台老板、十九路军精神领袖陈铭枢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应当“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作为目前唯一的任务”。[18]


青年时代的胡秋原


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前途认识上,“读书杂志派”的看法比较特殊,与“动力派”和“新生命派”淡化对帝国主义斗争,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抗日反帝问题上,“读书杂志派”与“新思潮派”一致,但不赞同“新思潮派”把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认定中国是封建社会,他们认为中国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特殊的过渡社会。在民族危机加剧之际,更不赞同将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这种主张明显与左翼阵营不合拍,受到批判在情理之中。客观而言,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独立思考,从学理上探索,更接近中国社会本身。“读书杂志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观,反映了聚集在“神州”的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乃至陈铭枢等十九路军领导层的观点。在民族危机加剧之际,他们怀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是从抗日救亡、实现民族复兴出发的。


二、“读书杂志派”对

中国社会发展路径

的理论探讨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仅仅是学术讨论,更重要的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诉求。大革命失败后民众的政治与革命热情趋于消沉,思想文化界充满迷茫和幻灭色彩。时人已普遍意识到“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就是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的结论”。[19]现实与历史密不可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必然“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20]在《读书杂志》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社会史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陈铭枢和王礼锡办“神州”有一定的“政治企图”,在《读书杂志》上的论战则是“政治主张探讨”。[21]鲁迅曾说“神州”是“武官们开的书店”,[22]胡秋原在“指挥刀下谈自由”,[23]反映他们的政治介入意图。“读书杂志派”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为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途径”,[24]达成革命道路共识。论战主要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问题展开。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胡秋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历史上并无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如要用此名词,“指中国(或印度)之先资本主义制的复合方法(农村公社与封建农奴制之结合),就是指亚洲的专制主义。”“中国现在社会是半殖民地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国革命问题便自然归结到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了”。[25]这是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奴隶社会问题上,胡秋原、王礼锡都是反对者。王礼锡认为奴隶社会“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机械地在中国寻找奴隶社会”。[26]胡秋原指出“误解马克思公式者,以奴隶社会是承继氏族社会的。”他们不知道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之前,是经过一个短期封建社会的。”“历史不是一个直线”,“并不是原始社会以后一定继之以奴隶社会。”“翻翻各国历史”会发现英德就是“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27]中国虽“有奴隶之存在”,但没有“以奴隶劳动为生产基础之时期”。[28]因参战者大多缺乏西欧史知识,突显这一观点的独特价值。在当时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语境下,胡秋原、王礼锡等人不赞同机械地套用斯大林解释中国历史的观点,因而受到左翼阵营的批判,多年后有学者指出“将奴隶社会列为一个阶段是斯大林的意见而非马克思”。[29]


在封建社会问题上,胡秋原指出“中国的封建论者,也是没有了解中国封建制度之特殊性质,更没有明白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之变化”。[30]由于从世界历史观察视角的多样性以及对《马恩全集》的深入研究,他不承认社会形态直线递进模式的普遍性,提出“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在中国“西周是封建社会之形成期,而战国时代已是封建社会与专制主义社会之过渡期了。”[31]“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专制主义”时期的存在,[32]从秦至清末是“专制主义时代”,鸦片战争以来则是“专制主义殖民地化社会时代。”[33]他并不否认阶级社会存在的一般性,但坚决反对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的论断。多年后他重申“秦汉以来中国不是苏俄所谓封建社会,而是相当于西方15至18世纪的专制王权社会。”“在西方进入工业革命后,中国才落后了。中国之出路是工业化、民主化,先发展民族资本,然后进入社会主义”。[34]


王礼锡与胡秋原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从秦至清是“专制主义社会”。[35]正如有论者评价:“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没有多少创获。” [36]王亚南认为“今日中国尚为封建社会,那却是近年来由苏俄干部派发端的”,通过对中国与西欧日本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后,指出那种先入为主,再进行论证的方法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让人信服。“中国周代的封建制,是与当时的井田制相为始终的”,“井田制破坏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随之告终。”“周后历代的分封,则只限于一种政治设施”。[37]


胡秋原翻译普列汉诺夫的

《唯物史观艺术论》


在唯物史观风靡于世的思想语境下,“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各方都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38]“读书杂志派”也不例外。王礼锡“对马克思也是很崇拜的,对他的唯物辩证法是很赞同的”。[39]在日本留学时,恰逢“当时日本在马克思主义高潮中”,胡秋原“十分入迷”地通读《马恩全集》,[40]王亚南阅读大量马恩著作,后来翻译《资本论》,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论战中他们“成了思想界的骄子”,[41]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不赞同“新思潮派”盲目崇信共产国际的理论,过分强调社会发展的普遍性,按照斯大林强调的五种社会发展模式解释中国历史。


长期以来,对包括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内的马克思史学研究立足宏大的革命史观叙事,“的确存在着‘学术视野’偏弱,以‘革命话语的解释’成为主流的现象。”[42]学术观点的分歧强化政治分歧,学术论争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政治分歧引发了学术论战,学术论战蕴含着政治诉求。”[43]客观而言,“读书杂志派”站在学术立场而非革命的政治立场,对中国问题作出学理分析和判断。实际上他们与左翼是不同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理论层面的交锋,并非是“敌我之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宏大的思想图谱中展开的,但因为双方接受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而产生分歧。”[44]


他们在学术上信奉唯物史观,其思想价值在宏大革命史观叙事下被遮蔽了。他们“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应承认其因强调中国社会特殊性所揭示的某些特点,“马列主义史学家恰恰在这一点上,由于过分强调普遍性而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留下许多矛盾和薄弱环节”。[45]他们的观点“较接近于中国历史的自身状态”,因“影响力有限,甚至被遗忘,然其谠议终究不能掩没”。[46]当然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专制主义论”“夸大了其理论分析的原创性和独特性”。[47]


“读书杂志派”发动社会史论战,表面上为“弘扬学术,活跃思想”,[48]立足民族立场,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中透视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特殊性,试图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思想论辩和理论探讨,以学术研究求索中国向何处去、实现民族复兴的社会现实问题。社会史论战既是学理争鸣,也是政治分野。事实上并不局限于理论问题本身,“读书杂志的几个中心的撰稿人,当然是有一个基本思想与信念,有一种确定的社会观的”。[49]他们不是高谈阔论的学院派的“纯学者”身份,而是致力于解决中国出路的革命者。他们不仅坐而论道,通过各种理论介绍和辩论凝聚共识,“进而企图得着指示行动的结论”,而且是行动者,希望在国共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是其政治诉求的宣示。这正与“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的陈铭枢不谋而合。[50]在国民党当局收紧言论与思想控制,进步思想和理论遭到禁锢迫害的情况下,《读书杂志》何以能够获得热烈的响应,使“神州”“由一个暮气沉沉的古老书店,变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新书店”;且成立读书会、函授学会等活动,企图超出单纯文化活动的范畴,进而影响社会。这归结于时任京沪卫戍区司令的陈铭枢,他是“神州”权势网络中的政治保护伞,始终视“神州”为“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51]通过“神州”结交文化人,为其“在政治上独树一帜造舆论和招募智囊”,[52]使“神州”演变为文化团体和政治派别,隶属于“神州”的“读书杂志派”,论战主张反映其政治倾向,决定了其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中所要走的道路。


三、 “读书杂志派”的政治诉求


“读书杂志派”和很多抱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人一样,经历政治上的矛盾和思想困惑,他们既与共产党的主张有出入,也“不满意拆着烂污‘杀尽共产党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他们想替革命找出一条新路来”,“乃以中道的办法求出路”。[53]这些人齐聚在“神州”旗下,以《读书杂志》为阵地,通过思想自由论辩,达成革命路径共识,形成“对中国前途的自以为是的一套看法”,[54]“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要求的道路,并逐步使越来越多的读者也接受这条道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55]他们的政治诉求,与既认为工农运动“越轨过火”,[56]又不满蒋介石而欲开政治新局面的陈铭枢等人目标一致,投入陈氏领导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救亡运动和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之中,将其政治诉求付诸实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十九路军卫戍京沪。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与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展开激战。“读书杂志派”为营造舆论,激发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刊登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将领的电文,扮演着“喉舌”与“机关报”角色。在“许多抗日的机关,和国民党的报纸,都遵命封闭”之际,[57]为鼓舞士气,29日,王礼锡与胡秋原等人发起创办《抗日战争号外》,因能获得很多内幕消息,影响较大。“左联”主导的罢工委员会“要劫夺而去,理由是‘应该归他们办’”。[58]获得主办权就可以引导舆论,宣传其政治理念,争取更多民众支持。因而“要印刷工人罢工,不印《抗日战争号外》”。[59]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之际,“读书杂志派”与“左联”因政治理念不同而爆发冲突。“左联”受上级指示,宣传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年关双薪”进行罢工。“读书杂志派”认为抗日救亡下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而不是罢工,“罢工应当是政治的意义超过经济的意义,‘反日’的口号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罢工也应当在这口号之下行动”;“我们是为抗日而罢工,不是罢抗日的工”。[60]从主办《抗日战争号外》的宗旨来看,胡秋原、王礼锡等人是为了宣传十九路的抗日壮举,而且他们也不是资本家,何来向资本家要双薪?“左联”派出的工运者煽动“神州”工人罢工不成,于是就行凶打人。并扬言“我给你们谋利益,你们还不肯去吗?贱东西!”这种“左手一个画饼,右手一口宝剑,不接受画饼的,就是一剑”的做法,就是“做工人运动的法斗”。[61]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之际,“读书杂志派”对“左联”指责他们转移阶级斗争为民族斗争的做法极为不满,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决定停办刊物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十九路军抗日行动引发租界内作家的共鸣,为争取文化界爱国知识分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组织上海著作者抗日会,讨论文化界抗日问题。“以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为核心,他们发动了与他们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家二三十人参加了抗日会”。[62]但“左派因为误会神州国光社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愿意由神州同仁‘领导’”。[63]抗日救亡奠定知识分子联合战线的基础,一起“讨论当前的民族危机”,通过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读书杂志派”的影响,引起“左联”不满,前者强调自由,主张一致对外,后者要求获得领导权,“勇于对内”,[64]并将前者视为反动分子,双方政治理念明显不合拍。左翼阵营认为,“礼锡秋原龚彬太活动了,而且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著作者抗日会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65]借罢工事件打击“读书杂志派”,将梅龚彬视为“工贼”,胡秋原视为“取消派”。事实上,“读书杂志派”并未组织社会民主党。“读书杂志派”不赞同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又因“左联”“以‘阶级观点’反对十九路军抗战,并说‘民族主义的口号是欺骗’”,[66]无疑增加其恶感。“著作者抗日会的发起,本来没有党派的畛域,想把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份子”,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他们却牺牲力量于内部的无聊的冲突,回避我们当前的民族革命斗争”!他们认为“左联”在“革命的民族斗争是当前革命的最高潮”的情况下,尤其是反帝成为社会共识之时,“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斗争失坠了重心”。[67]


“‘一·二八’之役是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68]之前陈铭枢先后任代理行政院长、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又以京沪卫戌区司令掌十九路军,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因其“全国性的视野和人际关系广泛”,[69]“嗜好和思想都复杂,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70]又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主张,“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取权力的野心”, [71]受到排挤。淞沪停战后,十九路军被派至福建“剿共”,陈铭枢被迫于1933年1月出洋。“神州”失去政治靠山,因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书杂志》又多主张民主与抗日,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喜,以违反出版法为由被封锁。王礼锡到南京交涉无果后被迫出国,胡秋原继任总编辑,在其多方努力下解除了封锁。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民族危机加剧。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既不满国民党当局一党专政和消极对日政策,又不满剿共内战政策,高擎民族主义大旗,主张抗日,因而与中央的矛盾日渐加深。陈铭枢受“读书杂志派”的影响,阅读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又在出洋后思想进一步“左倾”,“逐渐改变了政治倾向,走向福建政变”,[72]导致与蒋介石决裂。1933年5月,陈氏回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会晤,时值中日塘沽协定谈判、国共两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开展“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现实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分歧使“领袖欲望很强的”[73]陈氏“很想取蒋而代”,[74]在福州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民族出路的演讲,主张全民抗日,决心在国共之外寻求新的救国道路。对国共都不满的中间知识分子主张抗日、取消党治,寻求第三条道路,对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寄予厚望。陈氏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民主人士及“读书杂志派”,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胡秋原为社长的《人民日报》

(1933年11月20日创刊号)


在“福建事变”中,“读书杂志派”扮演引导舆论、宣传鼓吹、理论指导作用。任何新政权建立,必将宣传其政治纲领,以获取民心。陈铭枢等人认识到舆论重要性,在事变发动前,“读书杂志派”赴福州接管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改为《人民日报》,为抗日反蒋摇旗呐喊,成为新政府的“喉舌”。彭芳草任总编辑,胡秋原、王亚南先后任社长,其社论由胡秋原、王礼锡、王亚南、彭芳草负责撰写。新政府成立的文化委员会,由陈铭枢主持,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王亚南等为委员,王礼锡兼任秘书长,梅龚彬兼任民众训练处主任,胡秋原兼任文化宣传处主任并“负责组织人民大学”。[75]


“读书杂志派”负责舆论宣传,更重要的是新政府的“宣言、政纲早有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76]“当时凡属重要文件,陈铭枢多交给他的智囊——神州国光社主要人物胡秋原、王礼锡执笔主稿”。[77]据朱伯康回忆:“在陈铭枢家里,礼锡、秋原、龚彬等襄助陈铭枢积极进行各种筹办工作,我当时见到人民权利宣言草稿、政府草稿。”[78]这些宣言与他们在《读书杂志》上的论战观点一脉相承,无一不体现其政治诉求。如果说“读书杂志派”通过思想论战获取救国之道的话,“福建事变”则是其政治理念的具体实施。《人民权利宣言浅释》:“中国革命之目的”,“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79]新政府的使命是“把中国民族从危难中完就出来,同时建设新的中国,保护人民的利益”。[80]在土地政策上实行土地国有,计口授田,耕者有其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原则。实现路径上主张非暴力的、和平的改良主义,不赞同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土地革命。


“读书杂志派”认为中国革命是民族革命,主张由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进行工业化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要求思想自由,对中国前途则有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的信念”,“调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折衷于欧美与苏俄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81]这是有别于国共两党之外的革命前途,也是当时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探索国家出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无论是全盘西化的西方民主政治,还是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根本问题。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立足中国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践,主张中西融合,坚守理性、中道和人道主义,寻求一条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和新文明之路。以此观之,“读书杂志派”是致力于国家出路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从宏大的国际视野和学术眼光来审视,“读书杂志派”不希望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实现中国社会转型,期望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俄,更不同于中国传统,而是试图超越三者之上,具有中体西用式的符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一种会通中西的学术理路和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追求“再造文明”思想的坚守,有着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长远思考和前景展望。


结 语


1930年代,“读书杂志派”探索中国出路的尝试尽管失败,但对自由、民主、人道、平等、公正的价值、民族主义诉求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等思想价值,并未随着成王败寇的逻辑而烟消云散。他们随着“福建事变”失败产生分化,各自走向不同的政治道路。不能因后来政治立场的走向,将他们“完全排除”在“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之外,[82]否认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探索及其贡献。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主张,但他们所面对、所要解决的中国问题却是真实的,今天依然存在,且更为复杂。他们立足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超越左右的思维模式,坚守理性、开放、包容、中道的价值追求,中西融合的发展思路等命题,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与注释(向上滑动启阅)



[1]长期以来“读书杂志派”未受到学界重视,近年来才有学者开始关注,但大都是从“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关系进行研究。参见金敏:《〈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罗新慧:《〈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

[2]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孙倬章:《秋原君也懂马克思主义吗》,《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

[4]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5][41]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39、201页。

[6]《王礼锡小传》,《读书杂志》1933年第1期。

[7]参见许纪霖:《许纪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20][39]顾一群等:《王礼锡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0、54页。

[9]《编者的话》,《读书杂志》1931年第1期。

[10][38]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

[11][36]李洪岩:《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12]《编后》,《读书杂志》1933年第3、4期合刊。

[13]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读书杂志》1932年第7、8期合刊。

[14][28][30]胡秋原:《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读书杂志》1932年第2、3期合刊。

[15][25][32]胡秋原:《专制主义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11、12期合刊。

[16][27]王礼锡:《国际经济政治年报序》,《读书杂志》1932年第6期。

[17][37]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读书杂志》1931年第4、5期合刊。

[18]朱伯康、华振中:《十九路军淞沪血战史·陈铭枢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5页。

[19]朱伯康:《中国社会之分析》,《读书杂志》1931年第2期。

[21]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1933)》,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22]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23]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1932年第1期。

[24]王礼锡:《第三版卷头语》,《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26][35]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1932年第7、8期合刊。

[31][33]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读书杂志》1933年第3、4期合刊。

[29]吴安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研究(1931—1933)》,台湾政治大学198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0页。

[34]胡秋原:《哲学与思想·自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3页。

[40]胡秋原:《世纪中文录》,台北今日大陆社1955年版,第782页。

[42]张越:《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3]左玉河:《政治学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

[44]李金花:《20世纪30年代胡秋原与左翼论争再思考》,《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45]刘志琴:《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读书》2009年第6期。

[46]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47]阿道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0—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48]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49]胡秋原:《关于读书杂志》,《读书杂志》1933年第7期。

[50][54][72]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55、119页。

[51]王礼锡:《年终的话》,《读书杂志》1931年第9期。

[52]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53]蓝玉光编:《第三党讨论集》,上海黄叶书局1928年版,第2页。

[55]蒋建农:《陈铭枢与神州国光社》,《百年潮》2002年第5期。

[56]民革中央宣传部:《陈铭枢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57]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读书杂志》1932年第4期。

[58]芳草:《沪战期中的感受》,《读书杂志》1932年第4期。

[59][63]梅方义:《回忆〈神州国光社〉与〈时代日报〉》,《中华杂志季刊》1993年第4期。

[60][61][65][67]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1932年第4期。

[62]乐嗣炳:《著作者抗日会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抗日活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64]胡秋原:《关于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中华杂志季刊》1969年第1期。

[66]胡秋原:《文学与历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3页。

[68][71][77]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7、117、101页。

[69]吴振声:《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70]蒋君章:《爱国老人丘念台先生[二]》,《传记文学》1975年第2期。

[73]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74]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08页。

[75]《闽府筹设文教机构》,《北平晨报》1933年12月7日。

[76]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78]朱伯康:《忆王礼锡先生》,潘颂德编:《王礼锡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

[79][80]《号外》、《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人民日报》1933年12月2日、11月23日。

[81]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82]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23年第9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霍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荣获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河南省高校思政课示范“金课”一等奖、河南省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等荣誉或奖励近20项。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省级项目近10项,在《学术月刊》《江汉论坛》《民国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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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编辑:周彦妤

审      核:王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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