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民国大学与农村改良：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述论

北洋政府末期，政府、民间团体、学校在内的民国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此种热潮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保持兴盛态势，民国大学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当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即其开办的较有成效的乡村实验区之一，而学界对该实验区研究仍有薄弱之处①。本文将对民国乌江实验区的主要活动进行梳理，考察在实验区开办过程中的经验得失，进而分析民国大学在农村改良中的贡献。

一、乌江实验区概况

乌江实验区创办缘由为1923年秋，因安徽和县乌江镇棉花颇负盛名，金陵大学农学院派李洁斋来乌江进行棉种推广工作，后设立棉花示范场，由当地拨给20亩土地作为农场。1924年，金大农学院还在乌江镇设立禹塘农村小学并附设乌江农村改进部，李洁斋上午授课，下午办理推广工作。之后数年，除设立平民夜校注重农民教育外，还扩大棉花推广区域，增加农民生产[1]（P23）。该区经费都由金大农学院补贴，金大农学院最初每年经费仅300元，后逐渐增加到每年600元，只是在农场入不敷出时，金大再行弥补，实际上金大1925年到1930年总共只补贴了2100元[2]（P131）。

金陵大学校园

1930年9月，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决定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创办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实验区以乌江区域为中心，以安徽和县及江苏省江浦管辖的共13乡为范围。1930年10月，国民政府农矿部核准备案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实业区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办法大纲》，规定双方合作自1930年9月—1937年8月为有效期，该委员会对实验区进行监督指导，实施计划由该委员会核准通过。该区之技术实施及采办改良种子、推广材料等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担任，指导主任及各指导员由金陵大学农学院提名后经该委员会核准任用[3]（P11-12）。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还提供了4000元的开办经费及日常运营费用，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委员会停拨了实验区日常经费，金陵大学被迫从1932年4月开始先行垫付运营经费。1934年春，实验区与安徽和县政府合作，签订为期3年的合同，“由县政府划定和县第二区为实验区，实验区之范围因而扩大，并组织和县第二区乡村建设委员会，主持并计划该区乡村建设工作”[4]（P23）。该合作计划确定后，实验区还通过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咨行安徽省政府转饬和县政府圈定乌江官有荒地2000亩，扩大实验区农场面积，以利推广，该提议获得实业部的批准，和县政府也派员划定了荒地范围[5]（P12）。

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

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办的

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

该实验区设立目的,首先为推广优良之作物及牲畜品种和最新之耕种方法，使农民改进农业生产，并增加农家收益；第二为实验农村建设之方法，以培养当地领袖，利用当地经济，求自力更生为原则，以组织农会合作社及妇女会等为手段；第三为训练大学学生，使其明了农村及农业之实况，以作将来复兴农业，建设农村之准备[6]（P27）。该区行政权由金大农学院主持，区内设总干事（主任）一人，最初设立总务股、农村经济股、农村教育股及农村社会股。1934年开始设总务、教育、生产、社会、经济、卫生及政治组，各组有干事一人，助理员、办事员及练习生数人[4]（P24）。各组都有规定的工作范围，如经济组下有合作社，办理乡民贷款；卫生组下有农民医院，教育组则指导农民小学，社会组下有农会组织[7]（P163）。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准备西迁四川，实验区各职员结束工作，仅留总干事李洁斋留守，看守实验区产业。1937年12月底，日军占领乌江镇，实验区的设施受到大肆破坏，仅剩在大树狄的农场，因位于游击区而得以保留。此后李洁斋继续经营该农场，并发动会员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斗争，但在1941年12月底农场又被日伪军掠夺一空[6]（P27）。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大农学院又与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继续合作着手重新开办乌江农业实验区，1946年2月完成复员工作。金大继续派李洁斋为总干事，常驻乌江，重新组织农会、合作社，推广良种，并开办农民书报阅览室、暑期补习班和农产展览会等[8]（P303）。1949年，南京解放后，乌江实验区改为金大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合办，并派员开展乌江调查活动。1952年，金陵大学解散后，实验区工作宣告结束。

二、乌江实验区的主要活动

民初的乌江农村面临种种问题，农民身上苛捐杂税沉重，深受剥削，当地富豪多实行高利债，而农民知识浅薄，缺少团结，农村经济生产效率低下，日渐窘迫。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区主要从改良农村经济，推动教育，建设农民组织，改善农民卫生及精神生活等方面开始了推广与改良工作，希望以农业推广为出发点，以农业生产增加为基础，推动乌江地区的乡村建设开展。

（一）农村经济改良

因乌江为重要的产棉区，故实验区在经济改良方面首先重视棉种的推广。该实验区自1924年开始推广美国的爱字棉，但“农民最富于保守性，新种子或新种植方法之推广，恒难得其信任，直接之劝导，常归于无效”[9]，加之地方阻力太大，无政治力量辅助进行，只赖善言劝导，棉田示范，感动棉农，以致到1930年虽有一定推广，但整体进展不大，自该年起因得到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协助始有较大起色[10]（P108）。经过试种实验，美棉比当年土棉有很多优势，如爱字改良棉平均较土棉每亩可多收四分之一；土种每担可售40元，改良种则售45元[11]（P300）。故美棉种子逐渐受到了农民欢迎，导致种子供不应求，实验区1933年特开棉场150亩，专为繁殖棉种之用[12]（P105）。在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的帮助下，推广棉种每年递增，从1931年领种79户，领种数量4422.5斤，播种面积664亩，到1934年增长为领种284户，领种数量23576斤，种植面积3201.4亩[13]（P716）。实验区1934年还制订实施了《农家采用改良棉暂行规则》，以规范棉农的种植方法。

1931年长江大水后，乌江地区也深受其害，当地大部分稻田被淹没，农民无力耕种。为此，乌江实验区1932年春从上海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借款3000元，从水灾救济委员会借得美麦50吨，特意组织了种田会，其宗旨是专以救济灾区农民恢复稻田，先后成立33个种田会，会员总共有457户，借款总数为2950元，借麦总量7.3万余斤，加入种田会者多是无力耕种之家，全体借债总额72491元[14]（P28）。1932年秋，该区还联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出资设立乌江堆栈，将农民剩余粮食打包存栈，照现价八折抵偿1931年农民从信用社的借款，等稻价涨高时，再由农人标价出卖，以确保农民不因稻价太低受损[15]。此外，该区灾荒救治措施还有为农民购置农田车水机用以排水。

在当时乌江农村经济及金融萧条的情况下，实验区还重视建立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推动农民自立。该区为流通农村金融及健全农民经济之组织，自1931年大水后组织了信用合作社，由上海银行供款，但该年7—9月仅成立了2个合作社。信用社在九一八事变后停办多时，自1932年2月继续开办，并不断扩大，1932年底已有11个社，社员数193人，放款13400元[4]（P24）。信用社社员自10人至数十人不等，每个社员以贷款10元为限，“但经营特别生产事业者须经严密审查认可，亦可多借。借款以一年为限，无论何时贷款，均须秋季收获后偿还。利率1分5厘，上海银行取1分，5厘充社务用”[16]（P16）。从实际情况看，1931年秋，信用社借款社员63人，平均每人借款77.77元，到1933秋有658名社员借款，平均每人借款55.93元[17]（P22）。但当时信用社资金不足，对农民的放款有限，且借款农民多用于还债或生活，用在农业生产的款项并不多，有违其办社的初衷。在其他合作社方面，灌输合作社于1930年成立，1934年有社员13人，由上海银行出借1300元购置12匹马力引擎1具、打水筒3节、小船1只；因当地渔民众多，该区1933年7月还成立养鱼合作社，1934年有社员80人，养鱼池设于七星湖，面积4千余亩，放鱼秧5万余条[18]（P1346）。该区还成立了耕牛会，向需要购牛的农民提供贷款，并为耕牛提供保险；另还设有2处农民合作茶园，为提高茶农收益服务。

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

种植推广的“爱字棉”

为防止乌江棉商操纵市价，实验区还办理了棉花运销合作社。实际上早在1926年秋时，乌江即由25个农民自发组织了乌江农产买卖信用合作社，仅限于棉花运销，但受动乱环境影响未能久存[19]（P472）。故实验区在1933年又创办棉花运销合作社，该合作社1933—1934年运销272担，后发展较快，1936—1937年运销3067担[4]（P24）。1936年时，该区运销合作社已有社员400余人，种植实验区推广的爱字棉，并由该实验区生产组进行田间检查，保证棉花质量，检查后给予检查合格证，方有享受运销合作之权利。运销过程先由社员将籽花送到实验区之花厂内，先经等级之检定，再用机器轧成皮花。社员皮花轧成后交与棉运社，委托运销。棉运社收到皮花后，即按等包装，每包200斤，由民船先运南京再转上海，再委托全国棉花产销合作社代卖[20]（P272）。该区棉花运销的经营结果颇令民众满意，计运销爱字棉与普字棉（本地土棉）共20余万斤，爱字棉最高得每斤56元，普字棉最高价每斤42元，棉农所得利益，较往时零星售卖于商人之手者，每包多得大洋二三元[20]（P272）。因运销合作让棉农获利甚多，故引起他们参与的兴趣，加入合作社者颇众。

乌江实验区的各项合作事业也取得一定成绩。1933年5月，各合作社共同组织成立乌江农村信用兼营合作社联合会，便于社员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在联合社区域内传播合作知识，增进合作事业；确保联合社各社社员信用程度，保证联合社各社员债权及债务，指导扩充社员业务等[21]（P788）。该联合会主要经营储蓄存款、信用放款、押汇、汇兑、保险业务，并管理粮食抵押、种田会、耕牛会、农家簿记、鸡蛋储蓄会，举办货物进出口调查登记等业务。1934年春，上海银行因内部业务调整，将乌江合作事业完全交给实验区经济组接管办理。到1934年，实验区内有信用合作社33所，贷款50000元，社员707人；生产合作社1所，贷款260元，社员53人；运销合作社1所，贷款4000元，社员440人[22]（P27）。而且合作社还注重加强对社员的识字、珠算、合作社原理、农村卫生等方面知识的训练。

在农业改良上，实验区活动涉及农艺、园艺及森林等，重点在选择并繁殖优良种子推广给农民，还设有园艺苗圃、各种农作物试验地及农场，生产棉花、小麦、玉蜀黍、西瓜、葡萄、山芋、各种蔬菜及树苗等[4]（P24），并推广新式农具。该区改良的26号与2905号小麦在乌江先后推广。如1930年26号小麦仅推广4石，但1932年春其产量较农人种子增多百分之五十，故当年推广至80石[23]。因改良小麦产量较高，故推广量连年增进，1931年农民领种数量有1113斤，播种55.27亩，到1934年达到5097斤，播种555.8亩[13]（P717）。1935年，实验区还指导成立乌江属作物改良会，专门进行农作物改良工作。该区还进行鸡种、蜂种及乳羊的繁殖推广，其中鸡种是来航鸡与本地鸡种配合而成，颇受市场欢迎，但蜂种及乳羊因不适合当地农民需要，故推广效果不佳。此外，该区还发动民众植树造林。造林运动在1931年、1932年各举行一次，共推广树苗40万株，在县道、各村栽种，之后该区仍开展了植树活动。区内有森林苗圃2.4亩，种植马尾松、乌日皂荚等，该种苗木全部推广于乌江霸王庙等处荒山[24]（P279），从绿化方面提高实验区的森林覆盖率。

该区还重视农业研究及举办展览会。如1931年3月5—7日，该区曾举行新春农业研究会，各村村民、领袖80余人参加，专门探讨农业问题。1934年10月21—22日，该区举行首届农产品展览会以促进农民对改进农产物的兴趣，附近农民送来的展品有各类农作物千余种，还有手工、家庭副业、家畜、农具及教育品等；闭幕时则对优秀农作物赠予奖品及奖状[25]（P58），另在会场有播音、电影及新剧等游艺节目。该区还于1935年10月、1936年11月分别举行了第二、三届展览会，且会期扩为3天，吸引了附近民众广泛参与。实验区举办农事展览会的目的，是希望传播有关农业改良之程序，故注重展示农民原有作物与推广作物的比较，并给农民创造社交的机会，寓教育于展览会。

1946年，实验区恢复活动后，继续推动农业改良实验及种子推广工作。该区组织农会会员设立棉花合作运销机构，在区属15个乡农会中，1946年曾介绍中国农民银行南京分行贷放棉花生产贷款3亿5000万元[26]（P3）。1947年，金大农学院还与该行合办乌江大树狄农场，推广优良棉种、水稻、蔬菜品种及化学肥料，并设立了示范牧场，辅导农会办理水稻等储押，棉花运销工作[27]（P83）。新中国成立后，实验区于1950年仍继续在乌江推广各种农作物种子、树苗及新式农具。

（二）农村教育改良

在教育改良上，该区工作着手较迟，因当地教育落后，文盲众多，故对于区内公私小学首先予以辅导，曾派出职员分赴各小学教导农业、卫生、自然、劳作等课程。在学校教育上，由该区主持之禹塘农村小学，自1924年开办后，则采取自给办法，一方面借庙产兴学，促进其30亩田地生产，以作常年经费，又由学童自办派报所，以其所得报酬，充作学校每月办公费用[28]（P521）。该小学上午所授科目为国语、常识、算学、党义等科；课外活动有乡民大会，施以公民教育，及学艺会，使各学生养成一技之长，下午则到学生家中指导家事、农事及其他工作[29]（P58），注重学生的全面成长。

在儿童教育方面，该区购置小学文库及各种儿童读物若干部，组织儿童读书会，以作补充教学，每日借书给儿童，平均在40人以上[4]（P27-28）。为减轻区内文盲，该区还从1930年11月开始举行农村儿童夜校，到1931年春夜校总数为13处，学生总数172人[30]（P278）。夜校具体科目有识字、应用文、常识、卫生、农业、家事、演讲、国事及游戏等。1935年元旦，实验区还专门成立儿童四进团，以训练儿童手、脑、心、身之活用，灌输农业知识技能并促进日常生活之进展为宗旨，日常活动有特别会、恳亲会、游艺会、展览会、植树团、参观团及庆祝会等[31]（P10-11），适应了儿童阶段教育的需要。

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

儿童节会场

在社会教育上，为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该区从1930年开始每年冬季开办民众夜校。到1931年初，该区已开办8处夜校，学生有109名，校舍都在农家，课程除了教授农民识字外，还有卫生、农业、家政及演讲等，并举办夜校教师讨论会[32]（P190）。针对乡村妇女愚昧现状，1931年1月13日，该区举行母姐话谈会，到会妇女30余人，进行演讲鼓励各妇女应与小学时常联络并注重家庭教育，后举行游戏[33]（P62）。在家政指导上，区内有女指导员1人，办理人事登记及指导家政工作。另该区还举办塾师讲习会、农民领袖讲习会及巡回演讲团等专题培训活动。

鉴于乡村民众缺乏训练，实验区1932年冬开始在白天开办农民训练班，为期一月，宗旨在灌输实用智识，改善农村生活及训练农村领袖。训练班学员资格需要粗识文字，年龄在15-30岁之间，课程有党义、合作原理、法律、算法、家政、农村问题等[18]（P1349）。此类训练每年都坚持开办，1933—1934年经受农民领袖与合作训练的有228人，1935—1936年在夜校接受领袖与合作训练的达到1311人[4]（P30）。此外，实验区还选送人员到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进修以培养农村人才。

在实验区抗战后的教育方面，也继续开办各类学校或训练班。该区在1947年开办3处暑期农民学校，有学生67人；所办农会干部训练班在1946年受训者有28人，1947年为61人，另设立农忙托儿所，每日寄托儿童，平均约40余人[27]（P83）；1948年3月5—13日，实验区又专门举行农会干部人员训练班，受训人员共102人，主要研讨健全农会组织，发展农会业务，增加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诸问题[34]（P3）。这些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文化水平与农业知识水平。

（三）农村卫生与社会改良

面对农民缺医少药，卫生意识淡薄的现状，李洁斋最初在推广棉种时，曾携带药品为农民看病，后实验区于1930年冬正式设立诊疗所进行施医治病，并宣传卫生知识。但因农民就医者颇多，实验区1933年7月与金陵大学鼓楼医院合作，在该区创设乌江农民医院，常设医生1人，护士2人；农民到院诊病仅收铜元10枚，复诊5枚；鼓楼医院每月还派医生到该院诊病两次或三次，诊断较重之病症[35]。该院除在区公所设一分诊所外，还于附近村庄分设医药服务处24所以方便民众看病。从医院服务情形看，1933—1934年受诊人数为9508人，1935—1936年则增加到4个诊疗所，总计受诊人数为65047人[4]（P30）。实验区在解除农民疾病痛苦、预防农民传染疾病、传授农民卫生常识、学校卫生知识方面开展了诸多卫生服务，如种痘、预防注射、灭蚊蝇、提倡街道及饮水清洁等预防传染病的活动，并引导农民重视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及公共卫生。此外，该区还对产婆与理发匠进行训练，为当地吸食鸦片者治疗戒烟,并专门编了《农村医药浅识》一书供乡村人员使用。

在社会组织改良上，实验区还发起成立乌江农会作为推动社会改造的重要载体，通过农会致力于加强农民团结，维护农民利益，并派干事兼任农会日常会务的指导。该区组织的农会自1931年4月开始筹备，后于1931年10月底召开选举成立大会，次年1月由政府批准备案后正式成立。乌江农会地域范围涉及250个村庄，会员初为50人，在工作人员努力下，农会力量逐渐壮大，1933年夏时有会员586人，加入原因多为避免官方压迫，减少苛捐杂税[36]（P299），为该区事业中最有声有色的活动。到1937年初，乌江农会有5个，会员达到1350人，并设有指导员1人、事务员1人，附设小本借贷处[37]（P40）。

乌江农会与社会各恶势力周旋，并教化顽固的农民加入合作，特别是工作人员孙友农等利用法律手段，同当地之痞棍、土豪劣绅、团防局稽查等压迫农民者进行斗争，推翻历年的积习恶弊，将扰乱农村的监务缉私兵逐出乌江，并且控告枉法的县长使其被撤职，赢得农民的信任，巩固了农会组织基础[38]（P2）。乌江农会重视对会员的训练，保障农民的各种利益，力图解除农民痛苦，并实行合作向政府纳粮，减轻了农民负担。农会还协助办理区政事务，如人事登记、户口调查、编练壮丁、修筑圩堤等活动。时人参观后也对农会作用给予肯定，称：“今日之乌江农会，确已获得农友之信仰，彼等深觉此种组织，与自身有极大之利害在，故自动加入合作者日众。”[39]（P185）但是随着农会会员增多，会员成分良莠不齐，加之会员本身亦因对农会希望过高，很多意愿无法满足，故也对其存在很多怨言。

实验区还重视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每年春冬两季，为农民纠纷爆发高峰期，很多农民赴该区请求调解或息讼，该区俱尽量为之解纷。另该区对土地陈报事项，乐于协助宣传，并与县政府合作，协助乌江联保绘制地形图[33]（P62）。该区还进行人事登记工作，以10里为范围共1008家，对农民、出生、婚姻、迁移等详加记载[12]（P104）。为维持当地社会治安，实验区还组织壮丁成立自卫手枪队，每夜轮流放哨。此外，该区还记录农村大事，每个问题分事由、经过、结果、意见四项，极为详尽。

在对农民宣传活动上，实验区曾创办了《乌江农声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实验区还尤其重视抗日宣传，以发动民众参与抗战。该区曾举行乌江农村抗日救国会，参加农友300余人，到11月底，演讲对日问题21次，听众有1500余人[40]（P528）。该区还组织农友茶话会，如1931年7月间共开茶话会8次，每次平均有农友28人代表21村，每次开会除互相谈话外，并演讲国事与各种关于农村改进的讲题[41]（P832）。

在文体活动上，为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该区设立民众图书馆，内藏书籍2000余册及杂志、日报，供民众阅读，并专门购置儿童读物组织了儿童读书会，还为牧牛的儿童设立挂角读书团；设有民众游戏运动场一处，设置各种新式运动器具，另经常举办游艺会，排演戏剧等节目，并成立了国乐团，备有各种乐器[42]（P16）。该区每年还组织当地农民到南京观光，以拓展农民眼界。此外，为制止当地民众聚赌之风，实验区内的手枪队与保安队对抓获的赌徒，一律处以工役代替罚款，令他们修理当地的土路，达到一举两得之效。

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1946年，乌江实验区仍组织农会27处，共有会员22851人；设立农民书报阅览室及农民咨询代笔处等机构[6]（P27）。1947年，该区又组织乡农会13处，共有会员14812人，并辅导各乡农会成立农会联合办事处，协助该区各种工作[27]（P83）；在卫生方面，该区继续与金陵大学鼓楼医院乡村卫生科合办农民医院，到1947年底已诊病15000余人；设立农民保健所2处，为农民治疗疾病并推动农场卫生，另开办农民茶园，农民可在此喝茶休息，聆听各种通俗演讲[27]（P83）。

乌江实验区开展的诸多改良活动，也赢得了当地民众对该区工作的肯定。如1934年9月，曾有工作人员对乌江实验区的49名农民对该区的观感进行调查，其中有23人称实验区极佳，17人称良好，9人称尚可；对于未来的希望，则是33人希望供给多量金钱，26人希望供给多量种籽[43]（P164）。针对时人认为中国的乡村改进区是“赔钱货”的说法，曾担任实验区代理主任的邵仲香利用1933年乌江实验区的收支进行驳斥，认为该区投入3000元，收入却达到13000元，如改良爱字棉种收入3700元，改良26号小麦种收入1200元，植树造林收入1000元，合作社事业收入4000元，粮食抵押收入2315元，农产运销收入753元等[44]（P17）。可以说，实验区的种种推广活动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实际的收益。

三、乌江实验区的特点

（一）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

乌江实验区工作除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外，还与国内各机关、团体密切合作。如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曾资助实验区推广美棉；中央棉业改进所补贴棉籽繁殖地价5000元，并拨经常费1000余元；中央农业实验所帮助实验区在乌江进行农家簿记与货物进出登记，并津贴相关人员的薪金；基督教来复会借用房基建盖乌江医院用房2幢；中央气象台合作进行测候工作；上海银行则提供信用社贷款[28]（P521），为实验区改良提供了急需的各种资源。

特别是实验区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支持，为改良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如该区成立之初，民众不无怀疑，虽商同当地团体与各农村领袖等多方解释，怀疑造谣者仍复不少，故实验区1931年2月呈请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请内政、教育、实业部等令安徽、江苏两省政府分饬和县、江浦县政府予以协助，并请出示保护，以利农业推广工作进行，最终获得两地县政府大力支持[45]（P8）。该区政治组还与县政府合作，政治组干事一度曾担任安徽和县第二区区长，后因金大改变方针而中止。

（二）完整的农村推广计划

乌江实验区工作关注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推广计划，围绕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文化，促进农村组织四方面开展工作，其“从经济工作着手，继之以医药，组织（农会）、教育等，故易取得乡人信任”[22]（P28）。实验区开展的各项工作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乌江初期之推广，深觉困难滋多，乃从事设立学校，备药治病等工作，及此项事业成功，又能间接坚决农民引种美棉之心，其中实含有相互循环之理在”[46]（P362）。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除了派有临时指导外，还设有常期指导，一是实验区的常设指导员，一是金大农学院各系的专责指导员，帮助实验区指导各项改良活动[47]（P11）。

实验区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希望经历由代办到合办，最后到地方人士自办的过程。该区事业规划即循此种方向迈进，故在开办之初均尽量招收当地知识分子充任练习生，以备将来实验区托付当地人自办。自1936年起，该区之经济组、卫生组、社会组等，均已先后完全经济自立[4]（P32）。而且实验区“各项事业进行时，力求经费之撙节，故易达以有限之人才，与少数之财力，获得一较大效果之鹄的；本身力有未逮之事业，设法与其他机关取得联络，以求工作效率之增加”[43]（P344），这也是乌江实验区可以保持长期稳定运转的必由之路。

（三）组织社会调查，

根据当地需要开展活动

乌江实验区推广活动事先组织了社会调查，涉及该区之人口、土地、农业、商业、手工业、经济、教育、风俗习惯等，便于切实了解当地农民、农村及农业存在的问题，其各项推广活动都对症下药，做到有的放矢。实验区当时首先了解探询当地社会情况，组织社会调查，下乡问俗是工作人员的第一步：如探询地方风土习俗，以免举动失措，引起乡人们发生不好的印象；探询社会上各种恶势力黑暗的情事，以为着手时的准备；探询乌江工商业情形，以推测社会经济的一般情况[13]（P715）。实验区还因地制宜，注重联络农民感情，特别重视与当地乡村领袖范管臣等加强交往，因乡村领袖在地方上较有威望，通过他们的示范引导来获取农民信任支持，从而便于推广工作的开展。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部

暑期农业推广讨论会留影

在具体的社会调查方面，金陵大学在寒暑假等时间还经常派师生在乌江实验区进行调查，涉及人口、私塾、乡村教育、农家生活等方面，并在《金大农专》《中央日报》等发表。特别是蒋杰还于1935年编著出版了《乌江乡村建设研究》一书，对实验区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金大学生对乌江进行了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于1948年出版了《乌江农业经济调查》，涉及农民借贷、农场经营、农业劳动及租佃制度等内容。当时金大学生还对乌江棉花情况进行了调查，编辑了《乌江棉花之生产及运销》一书于1949年出版，介绍了该区棉花生产概况，棉农农场经营、棉花生产成本及棉花运销等。

《乌江乡村建设研究》例言

实验区的推广活动设计从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出发，了解农民心理，获得农民好感，这样农民才会响应支持，“盖介绍一种新事物在求发生多量之反应，此项反应之由来，即根据农民心理上之累积”[46]。时人在参观后，认为该实验区“依环境之变迁，农民之需要，而随时增删其事业之种类与范围，亦系适应潮流之良好实例；以极省之金钱，办理范围较大而切重实际之事业，可供其他乡建机关之参考”[43]（P342）。

（四）实验区存在的

困难与局限性

乌江实验区的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也遇到颇多困难阻扰。如有调查该区工作的人员对其遇到的困难总结称：缺乏政府经费的支持；与当地行政机关合作困难，且其法令不一；乌江民众缺乏训练，劣绅从事破坏，帮会势力阻碍建设等[48]。特别是当时农民怀疑心太重，观念顽固守旧而影响改良工作，有参观实验区的时人称：“我国农民，知识浅薄，性喜守旧，指导改良，殊非易事；加以当地土豪劣绅，更不愿青年加入农村工作，以减少其收括农民利益之机会，故常设法破坏。”[29]（P60）实验区人员还以推广种籽的不易为例称：“再牢守旧法的中国农民，要想使他们突然抛弃原来的种籽，而使用经过试验的种籽，直比登天还难：任你说的是如何好妙，他们是胸有成竹的不接受；除非他们亲眼看见过这新种籽的结实，才能理会相信。”[47]（P8）实验区最大困难则为经费无长期稳定的来源，多依靠金陵大学农学院艰难维持，即使“同和县政府合作后，区域范围加大，而经费不增，欲求速效，自感困难”[22]（P28）。

当然乌江实验区的工作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金大教师蒋杰在调查后，曾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实验区缺乏长远规划，未能充分发动地方人士参与接办；用于教育事业之经费过少，因之其功能亦随之减低；所有工作均偏重男子方面，妇女及儿童工作颇形欠缺；实验区领导之农民组织，加入者每有不明其真谛所在，尤以牢守农会系帮助农民诉讼之观点最劣，此或因宣传效率尚未达到普遍地步之故[43]（P344）。加之实验区由于经费、人员等不足，工作精力有限，对于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之腐败，土豪劣绅之剥削，盗贼之隐患，妇女青年之训练等问题，尚未顾及[49]（P635）。乌江地区经常发生的匪患、水灾等天灾人祸也对实验区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实验区的改良只针对民国农村表面上存在的各种问题，未能注意到造成农村积贫积弱的本质问题所在，担任实验区主任的周明懿曾对此称：“徒然增加农人棉花之收量，纵能令其收益稍裕，其受官厅土劣流氓盗贼之剥削，及愚、散、病之害处，其损失且数倍于收益矣。如不同时进行乡村建设之整个工作，只斤斤于生产一途，决不能获得良好效果。”[49]（P635）而且在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这些改良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实际成效并不大。

四、结语

金陵大学农学院设立乌江实验区最初目的在于推广优良种棉，谋求农业生产增加，后随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的合作，开始了在实验区进行农村经济、教育、卫生、社会方面的大规模的系统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成为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代表性乡村实验区。而且该实验区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资源优势，充分实践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教育模式，传播了西方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及知识，起到了沟通实际问题与研究机关的桥梁作用。乌江实验区在民国众多乡村实验区中有其特殊之处，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其主要特点是一切事业之推广，“均由农会领导农民参加及支持，故各种乡村建设工作颇具成绩，对于农村领袖之训练及地方匪患之防范，尤具最大成效”[42]（P16）。然而实验区在不改变当时社会制度、土地私有制及封建剥削关系的前提下，乌江地区的改良只能是局部的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农村的现状，更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多数民国乡村建设实验区存在的通病。

本文原刊于《农业考古》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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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德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推送编辑：奚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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