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英｜“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

从民国元年开始，经参议院审议通过，将武昌首义爆发的10月10日确定为中华民国国庆日，也称“双十节”。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双十节”都举行国庆活动，同时也纪念武昌首义与辛亥革命。在近代，工商界积极参与纪念活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文化教育界人士主要是在报刊上撰写纪念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起到思想启蒙与动员号召的作用，那么工商业者则除了积极参与纪念集会和庆祝活动之外，还为形塑整个庆祝纪念活动的浓郁社会氛围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每逢“双十节”纪念日，各家店铺门前几乎都会张贴大幅标语和对联，悬挂国旗、灯笼，有时商会还组织工商业者举行提灯游行，由此使各个街市和整个社会都充满了纪念国庆与辛亥革命的氛围，也使广大市民能够通过直观感受而留下十分深刻的“辛亥”记忆。①

中华民国元年国庆日

交通部官员集体合影

不过，工商界时时刻刻都关心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业振兴与经济发展，即使在国庆纪念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工商界所谈论的话题主要也并非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方面的内容，体现了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的明显特点。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略作论述。

一、“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

对实业衰败的感慨

在“双十节”纪念中，一方面是受政府与社会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认识与觉悟，工商界一般都会积极参与有关纪念活动。例如1912年的“双十节”来临之前，上海总商会即“通知南北各商号，届期悬灯结彩三天，同伸庆贺。南市、闸北、沪西各商团，均须举行提灯会”。[1]上海南市商会还“制就五色灯数千盏，五光十色，大小从同”。10月10日当天，上海工商界举行的纪念仪式甚为壮观，尤其是商团的庆祝队伍十分引人瞩目。据报载，上海繁华之处“是夜人山人海，欢声雷动”。[2]1928年的“双十节”，广州总商会与市商会“以双十节为国庆纪念日，经通告各行商一致庆祝，休业一天。是日，全市马路及内街各商店住户，均悬旗结彩，生花盘景，布置宏伟，壮丽异常……各种热烈情形，诚为空前所未有”。[3]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也曾阐明开展此项活动的政治意义，意识到“良以数千年专制淫威，荡涤于今日，三百年满人攘政，排斥于斯时，是以凡知共和之乐，与引光复为荣者，咸不可无以纪念之”。[4]有的还曾说明：“双十节，中华民国建国之纪念日也。纪念者，纪念革命诸先烈断头流血之苦，懔前人创业之维艰，勖后人守成之，宜谨也。”[5]天津总商会更曾明确表示：“国民尤应特为庆贺，以示同心同德，赞助共和之诚心，实吾民之义务。”[6]但是，与社会其他界别相比较，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对政治问题的阐发显然为数并不多，其突出的特点是对经济问题更为关注，往往是借助“双十节”纪念对实业发展现状发表诸多感慨。

民国老明信片

画面为1919年天津市民庆祝“双十节”

如所周知，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使工商界盼来了振兴实业的新时代。工业建设会发起旨趣指出：“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碍我工业发展为绝对的关系，明知者当自为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7]这番言论，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整个工商界的心声。但是，民国建立之后仍然是军阀割据纷争，政客攘权夺利，外患日益加剧，不仅实业未见振兴，而且持续处于衰败状态，使工商界大失所望。于是，在“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对此不无感慨。

例如1917年“双十节”纪念日上海总商会发表的颂词在开篇即表示：“民国成立于今，六年之中，危险万状，我商界最受影响。……仍商业危急之秋，正国民忧患之日。临深履薄，惕惕于怀。”[8]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肇建的中华民国建立六年之后，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发出的感慨却是“仍商业危急之秋”，不仅与民国元年“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热情期待大相径庭，并且自认为是“最受影响”而不得不“临深履薄”。在两年之后的“双十节”纪念仪式上，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依然表示：“双十节为我国共和成立之日，凡我商人，自当一体休业，升旗庆祝。但我国之现境，外侮内患，哭且不暇，何庆之有?”[9]

1917年7月张勋复辟

图为驻扎于北京东安门的

北洋政府“讨逆军”士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工商业的持续不振，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似乎也越来越显著。有人撰文指出：“吾可宝可爱之中华民国，已十二周年矣。……夫中华民国十二年来，内乱绵绵，人民所身受之痛苦，不可谓不创巨痛深，即以工商界而论，既苦于兵，又苦于匪，复苦于官。若不逢欧战，稍沾余润，则虽欲求今日之苟延残喘，亦将难之又难。回忆光复之初，人皆诚欢诚忭，以为从此可以享受共和之幸福者，几等于一梦黄梁。以此言庆，似不如大痛哭之为愈。”[10]还有人表示：“自有双十以来，连今日为十二次，吾人于过去十一次中，因庆祝而生之希望，不但未见实现，而且适得其反，军阀之专恣，萑符之张胆，债台之日上，外交之失败，均足斫伤元气。而共管之声，尤伺隙而兴。际斯时运，吾人虽欲一开笑口，为第十二次之庆祝，实无异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已。”[11]字里行间，明显透露出工商界的强烈无奈与失望情绪。以至于又有人认为：“以国庆而谈希望，犹之端午之啖角黍，中秋之嚼月饼，例行文字。”[12]

1923年的国庆日，因饱受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的种种影响，上海工商界许多人士都发出一片哀叹之声。“吾侪工商，志不在高官显职，但求安居乐业。民国肇造之初，吾侪所以作最热烈之欢迎者，盖希望从此以后，一反满清政府之苛捐恶税，将如文明各国之奖护工商耳。讵知十二年来，民国政府中绝少人类，争夺倾轧之不遑，尚何暇奖护工商。匪但不能奖护工商，反以满清之苛捐恶税，变本加厉，重困吾工商，敲骨吸髓，以饱虎狼，种种与吾工商安居乐业之希望相反之德政，吾工商今日尚有噍类，宁可不纪念之耶?”[13]工商界对北洋军阀政府不仅不保护奖励工商反而百般摧残的诸多不满情绪，可谓跃然纸上。

面对此种情况，“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的感受可想而知。“吾今大声疾呼，敬告吾工商界同人曰：今日为中华民国十二年双十节，是为国庆纪念日，吾侪当纪念十二年关于我工商界之往事，吾侪当纪念政府优待进口虐待国货之税法，吾侪当纪念空言愚民之裁厘，吾侪当纪念借公济私之附加赈捐，吾侪当纪念贵售于国民贱售于外人之内国公债，吾侪当纪念交通部阻厄商民之运货，吾侪当纪念军阀夺货车为营账，吾侪当纪念压迫商会之借饷，吾侪当纪念惨杀罢工之督军，吾侪当纪念以专卖权抵借外债之财部，吾侪当纪念索贿注册纵交易所殃民之商部，吾侪当纪念倚官营商夺民生计之诸大老，吾侪当纪念擅用团体名义取媚权要强奸同业之一切无耻会长。”[14]类似这些言论，同样也反映了工商界对当局的强烈不满。

1927年国庆庆典

不仅如此，工商界中还有人甚至以谐音将国庆说成是“国磬”，双十说成是“双蚀”：“自从吴稚晖老先生把那民军起义的一天，定了个名儿，叫做什么国庆纪念的双十节，年年到了这一天，社会上的人都像煞有介事的忙得个不亦乐乎，好像这一天有应该庆祝而不可疑的模样。但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时世，对外一看，是负债累累，破产在即；对内一看，是军阀政客，你打电报，明要军费，我施手段，暗掉枪花。双双的剥蚀，把一个偌大的国家，早已弄得室如悬磬，这个样儿还有什么庆祝?还有什么纪念?国庆只好改做国[磬]，双十只好改做双[蚀]，倒还名副其实。只是磬还有破的一天，蚀终有尽的一日，那时……”，[15]这已经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悲观的感慨了。

但是，工商界人士并没有简单地将实业衰败完全归究于辛亥革命，而是认为军阀专横，武人专政，内乱频仍，外侮叠加，国势日衰，在此情况下不仅工商业无从振兴，而且也致使国庆变成了“国丧”、“国殃”、“国蠢”、“国患”。《工商新闻》刊登的一篇长文，曾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将国庆别具意味地喻为“国丧”、“国殃”、“国蠢”、“国患”，连同上文所引之“国磬”、“双蚀”之说，在近代中国的“双十节”纪念中，称得上是工商界独具特色的一种说法。其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既有工商界对实业日益衰败的强烈不满，也有对内乱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前途未卜的深切忧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工商界关心时事、担忧国家前途命运的急切心情。

二、“双十节”纪念中

振兴实业的呼吁

失望并不等于绝望。尽管如前所述在“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对辛亥革命以后工商业的衰败颇感失望，也表达了较多的不满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商界对实业的振兴已完全陷于绝望。与此相反，工商界中的许多人士认为纪念“双十节”不能仅仅只是走过场而流于形式，需要认真思考纪念“双十节”的重要意义。“我们为什么不想，这国庆节是从哪里产生的，这国庆是不是我们先烈的鲜血和志愿的代价，因此而我们又要想到，我们再这样的不振作，恐怕这国庆不能应得长久。这国庆正和负时誉的人一样，我们狠要慎重着，万万不能敷衍的庆祝一会，算是我们国民对于国庆节的义务”。[17]另外，工商界人士还利用“双十节”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从各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振兴实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各种振兴实业的具体举措。

在“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人士往往是在感慨工商业日益衰败之后，紧接着即阐明实业振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危急程度。“国丧也，国殃也，国蠢也，国患也，今之庆祝国庆者，其知之否?如其知之也，凡吾国民，皆当急起直追，亟图挽救，披麻带孝，作最后之呼号，方痛哭流涕之不暇，庆于何有?否则醉生梦死，粉饰升平，年年国庆，年年均循例庆祝，是何异病危垂死之人，当生辰寿诞，家人不急为之医治，而犹大张寿宴，称觞祝嘏，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吾恐病者闻之而受惊，盈门拜贺之人，当一变而为登堂之吊客也，国庆云乎哉。”[18]有的还说明：“冷眼观看刻下的人心，都堕落得不堪。学子终日抛书嬉玩，懂得了一些国外皮毛，便目空一切了；农人无知无识，和他们说起改良，便瞠目不知所对；工业却终拘守成规，毫无上进的心得；至于商人，稍有程度，却不道都趋向那邪业上，侥幸获利，变了一个大赌博场。照这样看来，中国富强的目的，没有希望了。唉!不亡国，还等几时呢?真所谓哭都来不及，哪里有心去庆祝他呢?”[19]显而易见，工商界人士也强调面临如此危局如果再不及时振作，不仅工商实业无从振兴，而且国家也将趋于灭亡，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十分明显。

1926年10月10日

汉口市民“双十节”纪念大会

在工商界看来，振兴实业始终是救亡救国的重要途径。“顾吾人于愁苦之中，仍不能无所希望，而此次所望之事，或不致成为泡影，其道维何，工商救国而已。工商救国维何，但凡为工者、为商者，得一致之觉悟，用奋斗之精神，以与欧美诸国相颉顽，造成吾中华民国，为工商之国，于前途幸福，庶有冀乎！”[20]为了切实推进实业振兴，工商界人士还提出了不少相关举措。有的呼吁：“所望我同胞能善用时机，全国一致，切实进行。有资本者，投其资本，以广设工厂，而侨胞负其改良与发明之责职。为商贾者，竭其心力，以推销国货。而报界尽其宣传与研究之能事。其他如市民，则效法近日上海对日市民大会之在总商会开提倡国货大会。广开提倡国货大会，以资提倡，是则归国侨胞，既无失业之忧，而国货适赖之而有振兴之一日。”[21]此举显然是呼吁实业发展有赖于全体同胞的共同努力，并非工商界之单一行为所能达到的目标，因而社会各界乃至一般市民，都应重视和参与振兴实业的行动，这样才能“全国一致，切实进行”，真正使实业获得振兴。

当然，工商界也意识到自身在振兴实业方面所负有的重要责任，而且有的还认识到工商业者不仅肩负着经济责任，同时作为国民也负有政治责任：“吾国民之在今日，必须尽两大责任。第一，为对于各人本业之责任，即为工者力求工业之进步，为商者力求商业之进步是也。第二，为对于政治之责任。即对于政治，万不可取旁观之态度，而当任严重监督之责。良以政治良否，与工商息息相关。现今吾国工商业之困苦颠连，奄奄一息，即以政治不良为一大原因，工商界万不可以自己无力干涉政治为藉口，而放弃对于政治之责任。要知欲求今后吾国工商业之发达，即不言大者远者，而欲求今后吾国工商业在国际竞争上处于不失败之地位，亦非国民自进，而扫现今政治上之污秽而不为功。”[22]不难看出，工商界人士对政治改良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已有相当程度的感悟。

上文之作者还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阐明工商界应该了解国庆之深远的政治与经济意义，以达其应有之目的。“余亦久为工商界之一分子，素不与政治发生关系。惟自去岁由美国檀香山参预太平洋商务会议归来，则已发生一大觉悟。余途经日本之横滨时，适值国庆纪念之日，横滨华侨之热心祝贺，远过国内，当时曾为文以记之，其结语有云：前在国内，屡闻华侨爱国之说，今已亲见之于横滨之华侨，诚以国外同胞，所受刺激，较国内为深，益以外国人民之爱国，无异自爱其家，不啻一种活动的爱国教育。感动日久，遂因以深致其真挚恳切之爱心于祖国，……但就横滨之中华国庆纪念热烈非常的庆祝而观，已与国内之敷衍情形，大不相同。今之言此，非仅欲吾国工商界对于国庆，为照例之祝贺，而极希望其对于国庆作一深长之思考，其间究含有何种意义，其与人民之间，究有何种关系，必如何而后无悖于国庆纪念之真意义。”所谓“国庆纪念之真意义”在于，国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今中华民国已为吾人民之国，徒以军政之余孽未尽，民治之基础尚幼，以致徒拥虚名。然吾国民固不可袖手旁观，而当努力以求真共和之实现也。国庆纪念之意义，在发展国民之爱国思想。”[23]

对于振兴实业的具体办法，工商界在“双十节”纪念中也多有论述。有的指出应大力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工商业发展之需要。“工商为国家之基础，世界各国，莫不赖工商而富强。但吾国工业之不发达，固无可韪言。其主要原因，由于缺少专门人才管理制造，及无鼓吹机关为之提倡，因是难与各国相抗衡。工厂制造出品，需用专门人才，方能用其所长，倘委诸无知无识之工人，绝难得有良好之效果，遑论其发明也。”[24]这里明显强调的是工业发明创造依赖于专门人才。中国之所以工业不发达，即是由于缺乏相关人才，所以需要加紧培养相关人才。

除专门人才之外，工商业者还必须注重讲求信用，因为信用是工商业者最重要的无形资本。有人专门解释说：“资本者，为有形之钱币，所藉以营业者也。而信用为无形之名词，非真实之财力，而何以谓信用即资本耶？”以银行为例，“夫银行营业之盛衰，全视信用之有无为标准，若仅以有限之资本融通于市场，则所得者几希，是以必吸收存款，藉他人之财货迥环流用，则所得自多，生殖之道尽矣。至何以能吸收存款，则有赖于信用。我未闻无信用而能吸收存款，又未闻他人以资金存入于不可恃之银行也。谓信用即资本，其又不可乎？”至于其他工商行业，同样也依赖信用而得以发达兴盛，否则即必致衰败。例如：“茶为我国出口之大宗，而今日伦敦市场之茶，竟为印度、锡兰所占，究其原因，大半由于信用之不足耳。制造之不良，犹其小者也。我国商人制茶时，每粗细杂投，优劣混淆，不顾声誉，惟求重价，是仅图目前之利益，不思日后之信用，固非久长之计也。而甚者且于商品之售出，每底面不符，表里有异，外人照货样购买，及后察觉，知为舞弊，而华商声誉江河日下，使我数千来之产茶国，败于一旦不信用之弊，有如是也。”[25]因此，“信用或有重于资本”，要振兴实业就必须格外讲求信用。“我国商人每见不及此，往往有不能立足于今日之商场者，良可惜也”。

1924年《大陆报双十节纪念增刊》

此外，舆论机关之鼓吹作用也十分重要，在有的人眼中舆论工具甚至较诸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我国工商业不振，或本于政治窳败，或源于科学幼稚，然政治可以改良，科学可以研究，吾为皆非其失，而失在舆论。舆论为社会之相，臧否得而评论，改革得而鼓吹，执政因之以为方针，研究因之以为前导。欧美各国，举凡百业，皆有多种报章杂志为之耳目，为之口舌，而我国则惟政治、文艺稍有数种，工商各业，多付阙如，是何异操无舵之舟于大海，能达陆地故幸，不能亦宜也。故吾谓吾国不患于工商业不振，而患在少工商舆论”。[26]《工商新闻》刊载的一文，则阐明其与工商业发展的密切关系，希望工商界人士大力予以支持，以使该刊更加兴旺发达，为振兴实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以言鼓吹机关，反观国内有专为工商界任宣传者呼？曰无有也。《工商新闻》之宗旨，为研究工商学术，讨论工商问题，揄扬工业出品，为生产者、需要者之媒介，确为吾工商界不可少之一种言论机关。《工商新闻》之宗旨以如上述，其对于吾工商界之关系至为密切，有如车之舆轮，不可一日离。提倡吾国产，维护吾工商，唯吾《工商新闻》是赖。甚望今之实业家，予以相当之援助，俾使《工商新闻》日臻发达”。[27]关于该刊的由来以及具体作用与影响，也有专文进行以下论述：“舆论之提倡为报纸，此《工商新闻》之所由刊也。我国既属后进，其情形必有不同，而所负之责任，实为重大。灌输他国之科学知识，与之抗衡，此其一也。传播各业之情况，俾企业者，有所参考，此其二也。说明过去之错误，使实业家知所改革，此其三也。记载各国之学说，以为讨论，此其四也。广集常识，使工商教育普及，此其五也。采古证今，谋将来之进化，此其六也。盖不惟谋进取而已，亦需固其不坚之基础也。夫《工商新闻》影响于社会者固也，系于国家者明也。其责任之大，乃握我中华之灵魂。嗟嗟吾侪，诚欲工商界中别树一帜乎，则流通舆论，发挥学说，俾问津有路，指南有针，谋我伟大民国之发展，他日五色国旗，雄飞世界，又安知为意外也耶？”[28]

由上可知，“双十节”纪念为工商界提供了一个呼吁振兴实业的特别日子。在“双十节”这个特殊的政治场域中，人们更加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更加重视政治改良与经济发展。因此，工商界在“双十节”呼吁各界共同致力于振兴实业，也能产生较诸常日更为令人瞩目的作用与影响。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发展长久而持续的积极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这种长久影响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还需要做更为系统的探讨。

三、借助“双十节”

促销国货

“双十节”虽然是一个政治性的节日，但工商界却较为巧妙地将其运用于经济生活领域，借此机会表达其经济诉求，将商业与政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大量论说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将这一特殊的时间段作为推销商品，尤其是促销国货的一种独特手段。虽然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民国时期，国民党制定的各种政治性纪念日，“是传统节日的变体，是采用传统节日的聚会形式，使其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29]但是，即使这种政治性的纪念“集市”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宣传意义，却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在某些方面为商品推销创造了条件。

工商界采取的较为普遍的一种具体方式，是在“双十节”等有关纪念日利用人们开展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纷纷走上街市之际，打出各种相关广告促销商品，或者是举行国货大巡行。例如1919年国庆期间，在奉天，“各街衢无论商铺住户，均悬五色国旗，迎风飘展。惟商家除银行外无放假者，且多乘此机会装饰门面，或出彩或唱戏匣子，以广招徕。观其情形，对于此日，似有振作精神于我事业之概想。然则其不休息，亦正所以伸庆贺也”。[30]可见，当时的相关报道也觉察到商家借“双十节”纪念“以广招徕”，既庆祝国庆又促销商品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并且给予了肯定。

在许多地区，“双十节”都是工商界倡导国货的良机。时人意识到：“‘双十’与提倡国货有莫大之关系，固也。然而于今者，又谓与制造国货之公司及厂名有关系，得不谬乎?曰否。有制造国货之厂及公司，而后有国货之可提倡，故提倡国货与‘双十’有关系，制造国货之公司及厂名，更与‘双十’有关系。”[31]例如1925年“双十节”，广州各界均开展了纪念活动，街面人潮涌动，工商业者也积极参与，“而最奇则乘机大张告白，减价招徕，以为庆祝也”。[32]不仅如此，广东省中华国货促进会“为提倡国货，振兴实业，图谋工商业发展”，筹备于当年10月10日国庆日“举行国货大巡行，用以唤起同胞，坚持对外”。[33]据《广州民国日报》记载，各界团体参与进行的此次国庆大巡行极为壮观，“所过之处，万人空巷”，产生了突出的影响。

1925年上海商场于国庆纪念日发布告工商界书，直接阐明国庆与国货有紧密关系：“民国自成立以来，转瞬已十四稔矣。而此双十之国庆纪念，也已庆祝十三度矣。此十四年中工商业之发展，国货之畅销，亦籍提倡之力，与年俱进，此诚可庆祝者也。今可庆之双十节又到，本场更希望我工商界，对于出品宜精益求精，价格宜格外从廉，务使顾客欢迎，人人乐用，庶不负爱国诸君之热心提倡，而于国货前途，诚大有希望于无穷也。”[34]该年江苏省第三次物品展览会的开幕日，也特别定在10月10日的双十国庆日。本次展览会的“各色出品，比较二次（展览会），多出一倍”。由于借助国庆节，与会观摩者络绎不绝，以至“第一日展览，参观者众，不能伫足遍视，实为憾耳”。[35]能够出现这样的场面，显然是缘于国庆节更多民众走出家门，参加相关庆祝活动，而物品展览会的组织者不失时机地将该会也纳入到国庆的系列活动之中，从而得以产生平时所没有的效果。1928年国庆日，上海提倡国货大同盟委员会“除在会所悬灯结彩外”，又“通告全沪国货工商厂，制扎各种货样彩灯，参加提灯大会，以广宣传”。[36]

双十节纪念邮票

广告对于商品推销之重要作用，当时的工商界人士也已不无认识：“广告之能裨补商业，增进收入，招徕主顾，固尽人所知，然其意有广有狭，其效有远有近。欧美各国商人，莫不研究试验，以冀营业之蒸蒸日上，收入之有增无减，主顾之源源不绝。”[37]还有人指出：“运用广告以招徕顾客，也近代商业之良法也。作广告者，言其货之精良，价之廉贱，自属应有之语，第任其花样如何翻新，形式如何玲珑，思想如何巧妙，文字如何浅显，而须严重注意者，则自誉不可逾分，逾分则不诚，不诚则为伪，伪为商业道德之所大忌者也。”[38]在纪念“双十节”的这一特殊日子，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得到提升，加上提灯会、游行、集会以及其他各种纪念活动的开展，使得市面异常热闹，更是商家打出广告推销国货的大好时机。

因此，在“双十节”不难看到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各种工商广告，而且内容多与国庆与爱国相关，成为近代中国工商广告史上较为特殊的一类商业与政治相结合的广告。例如上海永泰和烟行不仅为其经销的香烟用“双十”注册商标，而且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用飘带式五色旗将香烟盒串连起来，其广告文字称：“爱国者不能忘这‘十十’字，不忘‘十十’字者必须吸‘十十’香烟。”[39]又如中国华商烟公司在1925年国庆日推出一款名为“双烟”品牌的广告：国旗飘飘，灯笼红红，灯笼上的字组成一句“双十节令请吸国货双烟”，广告右侧为一首打油诗：“年年双十君应记，双十双烟双少年，国货原为抵外货，劝君日日吸双烟。”[40]

还有许多商家利用国庆大打购物赠品之促销策略。[41]1924年的双十国庆日，上海大中华印书局发布告示，宣称自该日起“购买该局出版之地图画片满一元者，均赠送值洋五角之该局出品，以两星期为限云”。还有店铺从英国进口绒线，也借国庆日打出减价或是赠品促销广告，凡“购买一磅者，赠送价值角半之彩物一件”；另有泰丰罐头食品公司、大东袜厂、源春盛申庄、公发同怡祥等许多商号，都在国庆纪念期间打出减价销售的广告。[42]国庆期间，一些报刊和书局都会印制增刊，除刊发纪念文章，更多的是发布广告。例如1916年的国庆节，上海“商务印书馆又特刊纪念，随报附送；中华[书局]则代新闻、申报等，代印增刊，大登广告”。[43]

有些工商企业在报纸国庆增刊上刊登的告白，既表达其恭贺国庆的政治态度，也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例如香港、上海、汉口冠生园公司的告白，正文以手书形式写道：“野蛮时代为国者，以刀兵侵略张大其国势，今也二十世纪先进之国，倡弭有形之兵，以工商为战争。故国家兴亡，在于工商发达与否。是以爱国而欲救国者，莫不由工商着手。本园设精制各种牛肉果子已十八载，行销全国，脍炙人口，际此十二载国庆纪念，特布大意，聊伸微忱，愿我国人永久提倡。”下方还印有小字：“爱国者，必纪念此国庆日，爱购国货者，是真爱国。本园各种牛肉果子食品，是完全国货，故爱国诸君，皆热心提倡而购食之。”[44]这样独特的告白，肯定只会在“双十节”纪念中才能看到。

在此情况下，不少报刊杂志尤其是工商报刊，也大力宣传“双十节”刊登各种广告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例如上海《工商新闻》即曾载文称：“工商新闻报，为惟一之工商舆论机关，际此欢呼喧逐万目睽睽之中，大放色彩，增刊篇幅，以与宝贵之今日相周旋，而发展其广告之效力，以作双十节之纪念，更以希该报与双十节而共盛也。《工商新闻》报，本实业救亡之旨，鼓励国民，屏除一切，从事工商，纳游民于工厂，致民力于商场，且夫兵祸苟弭，交通无阻，实业必数倍发皇。为商战胜利计，必于广告中求进步，他日式样翻新，以《工商新闻》，作游行广告，甚而焚膏继晷，日与双十节之游行媲美，此吾希该报与双十节而共盛之说也。”[45]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该报为自身所作的广告。

总而言之，在近代中国“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始终是较为重要的民间社会力量之一，并且体现出不同于其他界别的鲜明特点。其在“双十节”所谈论的话题，主要并非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是与经济密切相关。工商界除了在“双十节”纪念中感慨辛亥革命之后的实业衰败，也借此特殊政治场域从各方面大力呼吁振兴实业，并借助“双十节”促销国货，使商业与政治得以有机结合，产生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双十节”的这种独特社会效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往被忽略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长久而持续的积极作用。

本文原刊于《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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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英，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研究所所长。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和国家》等。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史研究。

推送编辑：奚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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