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多方的博弈：余日章、蒋梦麟与华盛顿会议

文摘 2024-10-27 08:00 江苏

多方的博弈：

余日章、蒋梦麟

与华盛顿会议

马建标

摘要：余日章与蒋梦麟以"国民外交代表"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是特定背景下多方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北京政府希望借助余、蒋为其外交政策辩护，以获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后期，蒋梦麟等人发回国内的电报演变成鲁案在京直接交涉的"谣传"，而广州政府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则利用"谣传"攻击梁士诒内阁，将外交危机的祸水引向政敌，体现了政治利益高于外交利益的民国政治原则。然而，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城市资产阶级推出的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仍有其政治象征意义：中国城市资产阶级利用五四运动以后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环境，趁华盛顿会议召开之机，以"国民外交"的名义进行一次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把中国的"国民运动"推向高潮，给陈腐的中国政治带来新气象。

关键词：余日章；蒋梦麟；华盛顿会议；亲西方势力；国民运动

引言

1921年七八月间，华盛顿会议发起时，中国政治上正处于分裂状态：南北两个政府相互对峙，以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沪上实力团体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中间势力，这一中间势力代表了正处于“黄金时代”的中国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华盛顿会议既是对南北政府能否再次合作的一次严峻考验，对中间势力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参政机会。然而，美国只邀请北京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这对迫切想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广州政府而言，是一次严重打击。结果，广州政府拒绝北京政府的邀请，双方共派外交代表的协议流产。同时，天津、山东和上海的地方团体也各自推举了他们的国民外交代表人选：天津各界推选的是留美学生张彭春，山东外交协会推举的是徐树人与唐恩良，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推举的是余日章与蒋梦麟。[1]在南北两政府共同派遣外交代表失败之后，上海方面推出的国民外交代表遂成为南北两政府争相拉拢的对象。围绕着国民外交代表的人选、资格及其使命等问题，南北两政府与上海中间势力之间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华盛顿会议会场

长期以来，有关华盛顿会议的论述，基本上是在两个相互孤立的层面上展开：政府外交层面和国民外交层面，前者围绕北京政府外交代表对华盛顿会议的准备、筹划、方针和提案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总结；[2]后者则着重对华盛顿会议期间国民外交运动层面的研究。[3]但对于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上海中间势力在国民外交代表人选、国民外交代表言论与国内政治等问题上的多方互动关系，尚缺乏具体分析，因而不能反映事件的动态过程和问题的全貌。本文将以余日章、蒋梦麟与华盛顿会议的关系为线索，着重剖析余、蒋如何通过结社活动凝聚亲西方势力，余、蒋作为国民外交代表，面对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拉拢及其因应，最后论述余、蒋的言论如何影响国内舆论，并被派系斗争所利用。

一、亲西方势力的政治结盟

1921年11月，余日章、蒋梦麟以国民外交代表身份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国民选派自己的“外交代表”参加政府间的国际会议，实乃罕见之举。余日章与蒋梦麟能当选为国民外交代表，从根本上说是城市资产阶级参政能力增强的客观反映。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亲西方势力的精英代表—欧美留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突然高涨起来。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全国性的欧美留学生组织。1919年8月31日，全国性的欧美留学生组织—中华欧美同学会宣告成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当选为会长，余日章和王宠惠为副会长。除副会长余日章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之外，正副会长蔡元培、王宠惠都是国民党员，这表明中华欧美同学会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同寻常。蒋梦麟虽没有担任该会的重要职务，但他深得会长蔡元培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器重，此时蒋正受蔡的委托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务。孙中山则希望蒋氏在执掌北大时，“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4]

中华欧美同学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内亲西方势力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象征。欧美留学生的认同感向来比较强烈，正是这种认同感促使国内各地的欧美留学生聚集起来。1910年，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了统一的留学生团体“留美中国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North America）。[5]1913年，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人在北京创建了欧美同学会，此后各地也成立欧美同学会。1919年的中华欧美同学会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再联合。在中华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前，已经有一个重要的欧美留学生组织存在多年，此即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余日章自1917年开始担任环球中国学生会会长。[6] 蒋梦麟也是在1917年加入该会。[7]环球中国学生会是一个网罗各界社会精英的重要团体，比如，在该会下辖的参议部中，民初政界要人唐绍仪兼任参议部部长，至于参议部的成员主要由民初外交界的精英人士组成，其中既有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也有环球中国学生会的发起人之一颜惠庆，以及施肇基、张煜全、王宠惠、王正廷、王景春、蔡元培等人。[8]

中华欧美同学会出版会刊《欧美同学会丛刊》

（The West Returned Students’ Publication）

余日章被选为中华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显示他所代表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巨大影响力，这也说明宗教势力是亲美势力的核心力量之一。余日章能从众多欧美留学生中脱颖而出，主要得利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庇护。余日章自1913年开始进入青年会工作，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时称全国组合）讲演部主任干事，1917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署理总干事，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区的领导人。[9]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组织，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直接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因有美国这一强大的国际背景，中国国内各方势力都不敢轻视它。青年会也利用这一优势努力结好国内各方势力，争取他们的支持。研究者指出，余日章领导的基督教青年会从北京政府那里，获得了“官方独一无二的支持”。[10]作为青年会领导人，余日章也与国民党人保持密切往来。余氏在哈佛读书期间，曾与国民党人王正廷共同发起“留美中国基督教徒学生会”。[11]

亲西方势力的另一核心力量来自教育界，而蒋梦麟在民国教育界的迅速崛起，颇能反映亲美势力在教育界与日俱增的影响。[12]蒋梦麟1917年回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两年之后因五四运动提供的历史机遇，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其上升速度之快，令时人瞩目。蒋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一样，都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当时的北京大学能者云集，资历浅薄的蒋梦麟居然能够掌管北京大学，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亲美势力在五四之后崛起的一个有力象征。蒋的仕途如此顺利，主要是有“贵人”相助。蒋的“贵人”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蒋在名义上是蔡元培的学生，1897年蒋在绍兴中西学堂读书，蔡时任中西学堂监督。蒋梦麟留学美国期间，仍与蔡元培保持来往。[13]在蒋梦麟与黄炎培的交往过程中，1915年黄炎培访美这段经历不可不提，正是这段经历加深了蒋黄之间的感情，并为蒋回国后顺利进入教育界，铺平了道路。1915年5月3日，黄炎培与余日章作为教育界代表，随同北京政府商务部组织的“游美实业团”抵达美国旧金山。在旧金山考察期间，蒋梦麟对黄炎培照顾备至，蒋氏把加州地区的教育行政制度以及调查结果，特意制成表格，送给黄炎培观看，此举给黄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14]6月4日，蒋梦麟陪同黄炎培参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是夜，又陪黄炎培观看戏剧。6月6日，黄炎培偕蒋游览纽约博物院。6月30日，黄炎培结束在美国的全国之游，重返旧金山，蒋梦麟又为其安排住宿，令黄“感激不尽”。[15] 黄氏回国后与蒋往来不断，并以“吾友”称之。

此时的教育界，亲西方势力显然处于优势地位。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即可看出亲西方势力至少已经掌握了教育界的半壁江山。首先，从人事安排上看，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属于江苏省教育会旧人，与黄炎培素有交往，倾心于美国式教育，1915年教育界代表考察美国，就是袁氏组织的。再如中国北方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为蔡元培，在五四期间校长更有蒋梦麟代理，而执东南教育界之牛耳的江苏省教育会领导人黄炎培对美国教育思想推崇备至，一心想在中国推广美国式“新教育”。[16]其次，这时北京政府教育部也开始借鉴美国教育思想，而从中起到推动作用的就是蔡元培、蒋梦麟等欧美留学生。1918年12月，教育部组织由范源濂、蔡元培，陈宝泉、蒋梦麟等参加的教育调查会。1919年4月，沈恩孚和蒋梦麟在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名为《教育宗旨研究案》的议案，主张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17]同时，亲美派教育家还积极争取教育思想上的话语权，余日章、蒋梦麟等人在1919年初成立“新教育共进社”，创办《新教育》杂志，鼓吹“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18]

上海商界是亲西方势力的另一来源。蒋梦麟是银行家之子，其父是上海许多钱庄的股东。余日章与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以及纱厂主穆藕初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穆氏更是他的直接合作者。[19]这些人都曾经留学美国，亦希望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上海商界代表团体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环球中国学生会、上海青年会等亲美团体往来密切，休戚与共。[20]

蒋梦麟

从阶级分析看，余日章、蒋梦麟所代表的亲西方势力都来自中国城市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一战期间深受日本的经济侵略之苦。在1919-1923年期间，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这是为了“制裁日本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对中国市场大肆侵夺的行径”。[21]中国资产阶级在反日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寻求欧美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抵制日货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民族动员的特殊的经济动员方式，那么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则为他们利用“国民外交”的名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政治动员，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原本就是英美等国用来限制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范围，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城市资产阶级敏锐地把握住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错过这次良机的。

二、三方互动和余、蒋的因应

1921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哈定正式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8月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接受邀请。随后，关于代表团组成以及代表资格，成为北京政府、广州政府、上海中间势力以及其它社会团体争议的焦点问题。

对北京政府而言，华盛顿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组成，需要最大限度的获得上海中间势力与广州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以显示举国“对外一致”。关于政府代表团人选，在是否争取上海中间势力的支持问题上，北京政府内部存在两种分歧：以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为首的一方，主张召集沪上“知名人士”，代表团成员由他们认可；外交派元老汪大燮则反对梁士诒召集开会的主张，赞成周自齐，梁敦彦和朱启钤担任代表团顾问。[22]最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采纳了汪的意见。同时，颜惠庆利用留美学生的私人网络关系，谋求与上海和广州方面的沟通。居间联络的是颜惠庆的好友、国民党人王正廷。8月8日，王正廷为华盛顿会议事，来访颜惠庆，告诉颜，“他要去上海与广州联系”。但是，王正廷对广州政府的疏通很快以失败而告终。8月12日，颜惠庆记载：“南方反对王正廷。”王正廷与广州政府沟通的管道受阻之后，颜惠庆于8月12日直接致电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邀其加入代表团。迟至9月1日，伍朝枢才给颜惠庆回复，“含糊其辞地说广州有自己的计划”，委婉地拒绝了颜的请求。8月25日，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务会议，议决“不承认北京政府所派出的代表，中国的正式代表必须由广州合法政府委派”。[23]

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的尖锐对峙造成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促使中国公众和中间势力不得不关注华盛顿会议。8月10日，上海《东方杂志》刊登留美学生罗家伦的文章《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之命运》，文章指出，“现在国内政治上之统一，一时万做不到，而外交上已遇绝大之危险，现在欲为全体民族求生存”，组织全国国民大联合是唯一可行的选择。[24]随后，社会舆论开始呼吁选派“国民外交代表”，监督政府外交活动，宣扬民意。[25] 与此同时，以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沪上中间势力，也开始组织国民外交团体，酝酿国民外交代表的人选。8月间，穆藕初、黄炎培、沈信卿等人发起“太平洋会议协会”，对外呼吁“南北息争，一致对外”。[26]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则通过王正廷的关系，寻求上海中间势力的支持。9月15日，王正廷与穆藕初、聂云台、沈信卿、黄炎培等人出席在上海总商会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协会常会，讨论华盛顿会议期间派国民代表监督政府代表问题。事经协商，会议暂定余日章、蒋梦麟二人前往。[27]

余日章

蒋、余当选为国民外交代表，是南北两政府与上海中间势力妥协的产物。蒋与广州政府领袖孙中山的密切关系，是公开的秘密，而余日章则是北京政府青睐的人选。8月22日，颜惠庆致函余日章，邀其参加华盛顿会议。[28]同时，北京外交部也通过江苏省交涉署放出消息，宣称国民外交代表人选非余日章莫属。[29]9月14日，北京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秘书长刁作谦抵达上海，刁氏对沪上媒体透露说：“代表团甚愿熟悉上海情形者同往”。[30] 此皆北京政府对余日章表示欢迎的信号。

北京政府对上海中间势力以及余、蒋二人的争取与拉拢，引起了广州政府的警惕，广州政府唯恐上海中间势力与北京政府“太接近”。9月16日，广州政府驻沪机关报《民国日报》刊登国民党人邵力子撰写的“时评”，批评太平洋会议协会推举的代表余日章和蒋梦麟，不具有“国民代表”资格，只能是该协会的代表。[31]与此同时，上海舆论界开始谣传太平洋会议协会曾致电给北京外交部，请求国民外交代表蒋梦麟和余日章加入北京政府华会代表团，并且得到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允准。[32]上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特意致电给太平洋会议协会，质问国民外交代表蒋梦麟和余日章“未审宣传民意，有何加入北庭代表团之必要”，还指责说，余、蒋所宣传者，“为九团体之民意耶，抑全国之民意耶?”[33] 最后，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复函给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解释说，余、蒋被举为国民外交代表，“外交部虽曾来电询及。本会会长(指聂云台)惟以私人资格函复。仅云余、蒋二君拟以商民公推资格前往，不受政府委任”。[34] 随后，太平洋会议协会也致函给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声明：“余、蒋赴美，不与政府发生关系。”[35]

上海中间势力面对南北两政府的对峙局面，则努力保持“两不得罪”的中间立场。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说，国民外交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对于南北两政府不可怀有任何“政治成见”，应以“民意”为本位，不可受国内“政治畛域”之影响。[36]穆藕初则强调，国民外交代表赴美费用，“决不能受任何方面政府一文之津贴。”[37]上海总商会等团体还委派蒋梦麟赴广州，探查广州政府的真实意图。蒋抵达广州后，即与孙中山谈论华盛顿会议问题。孙告诉蒋，美国的华盛顿会议请帖“乃邀北方代表者，即南方加入，亦不过为北方之附庸。不如南方不出代表，只否认北方代表无代表中国之资格”。[38]在与孙中山沟通之后，蒋梦麟决定以国民外交资格赴美，“监督”北方代表行动。[39]孙中山也同意蒋氏赴美，同时还致电旅美华侨，届时对蒋一致欢迎。9月26日，蒋梦麟从广州起身返回上海，为赴美出席华会做准备。

蒋在广州活动期间，余日章也在沪积极参加太平洋会议协会的组织活动，与上海商、教两界名流如黄炎培、沈恩孚、贾丰臻和聂云台等人频繁往来，商谈中国关于华会的提案。[40]总括起来，上海中间势力关于华盛顿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废除二十一条，裁厘加税问题以及劝告南北息争，由国民宣告自行统一等问题。[41]

余、蒋作为上海中间势力推出的国民外交代表，最终得以确定，是在蒋自粤返沪之后。10月6日，蒋梦麟从上海致电在北京的蔡元培，言称“商教会议事已妥，可勿往。”[42]所谓“商教会议事已妥”，就是余、蒋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已经确定。10月12日，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在上海总商会事务所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到会者有来自14省和3个特别区的代表，共计70余人。此次会议，公推蒋梦麟、余日章为国民外交代表，宣传民意。会上，穆藕初即席认定捐献8万元，作为余、蒋赴美活动经费。[43] 值得注意的是，蒋梦麟在赴美前夕，已公开表明他对广州政府的支持态度。10月12日下午6时，上海各重要公团在大东旅馆为蒋梦麟和余日章饯行。蒋在演说时，声称此次赴美“宜直言中国有两政府”，不能学“旧外交家之粉饰态度。”[44] 蒋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中间势力对北京政府的冷漠。10月13日，北京外交总长颜惠庆为刚从上海返京的王正廷接风洗尘。席间，王告诉颜，“上海对北京政府很冷淡”，唯一受尊敬的是他本人。[45]这表明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在争取上海中间势力的工作上，已处于不利地位。

10月15日下午，余和蒋在上海外滩新关码头启航赴美。前往送行的有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全体代表以及其它团体人士，其中有聂云台、穆藕初、张嘉璈、黄炎培、沈恩孚、钱新之、陈光甫等人。[46]诚然，国民外交代表这一角色对余、蒋二人来说，承载了国人如此厚重的期待。余、蒋如何在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三、余、蒋言论差异

与国内政治走向

11月10日，余日章和蒋梦麟抵达华盛顿。余、蒋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可分为三方面：其一是调和留美学生会、华侨团体代表与政府代表之间的意见；[47]其二是与美国政要沟通，兼作舆论宣传；[48] 其三是向国内公众汇报华盛顿会议的进展情况，在这方面，余、蒋的言论成为国内舆论和华盛顿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之间互动的信息媒介。关于余、蒋的前两项活动，因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本节重点探讨余、蒋言论与国内舆论、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华盛顿会议进行期间，山东问题一直是中国公众和国民外交代表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应该说，余日章和蒋梦麟对于华盛顿会议的总体认知是以“鲁案交涉”作为他们认识华盛顿会议的评判依据。因此，如果按照鲁案交涉过程来划分，那么余、蒋对于华盛顿会议的看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1年12月1日，此一阶段国民外交代表敦促中国政府代表向大会提交鲁案和二十条；第二阶段是1921年12月1日至1922年1月初，先是反对鲁案会外谈判，然后是敦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胶济铁路问题以及号召国内公众发起筹款赎路运动；第三阶段是1922年1月初到2月初华会结束，是国民外交代表听信谣传，反对梁士诒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在会议初期阶段，余、蒋对华盛顿会议充满了乐观的期待，无论是对美国代表休士提出的裁减军备案，还是对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的“十项原则”，他们都给予正面的评价，而美国一般人士对中国的同情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然而，华盛顿会议初期流行的“国际共管中国”的谣传给余、蒋留下阴影，他们认为国际共管说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内讧、军阀、财政困难”等内政问题，因此他们呼吁国内人民“须有坚强之表示，具体之办法，方足以制之”。[49]起初，余、蒋向国内报导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有关华盛顿会议的重要提案，如 “罗脱四原则”、 “加藤三项声明”、“税则问题”等。[50] 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在华会的初期表现，特别是在抵制国际共管说上，余、蒋亦认为他们“抗拒甚力”。11月下旬，鲁案及二十一条提上议事日程，余、蒋此时致电国内同胞，请求国人“促代表速提鲁案及二十一条”。[51] 11月底，鲁案在华盛顿会外交涉的风声日紧之后，余日章和蒋梦麟连续致电上海全国商教联合会、全国国民外交大会，要求国内各界人士发起示威运动，这时华会交涉情景在中国的呈现不仅表现为一种“文本铺陈”，而且转化为一种群体性的示威游行。导致这种场景转换的内在诱因就是公众对鲁案含有一种高度的情感期待，而余、蒋发回国内的华会报导则成为其导线。12月初，余、蒋致电上海各重要团体，宣称：“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迄尚未提，吾等决定吾人倘不立刻提出，则唯一之大好机会，必全失去，” 号召国内各界人士发起示威运动，敦促政府代表迅速提交鲁案和二十一条，该电在《申报》刊登后，立即引起重大反响。[52] 随后，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警告说“苟不速催施、顾、王代表立即提出（鲁案及二十一条），国民将有严重表示。”[53] 而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联席会议驻沪事务所也致电国内各公团，以及北京、汉口、广州、重庆等地报馆，号召全国国民“从速一致进行”，以为余、蒋之策应。[54]

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

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自左到右）

12月3日《申报》刊登的余、蒋来电，在国内公众团体中间引起了不同反响，并直接促使上海公众团体的分裂。时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以此作为否认北京政府的借口，该会在12月6日致电华盛顿会议，否认“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代表”谈判资格，把余、蒋来电当作“政争利器”。[55]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否认北京政府的态度，引起上海中间势力团体的严重不满，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和部分学生联合会以及各省区各团体发表“真电”如下：

六日上海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发表致太会电，否认我国出席代表，无异自己取消国际地位，授人以共管之柄。同人等对于前项通电不能负此重责，除各自报告本团体辞去代表外，特此宣告脱离该会。[56]

随后，余日章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同事晏阳初和朱懋澄与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协商，请李登辉发动学生组织一次纯粹的，“不涉党见”的群众大会，李氏遂派他的得意门生章益筹办国民大会，以为余、蒋声援。[57]12月8日，上海国民大会在上海南火车站沪军营操场召开，同日《申报》刊登了此次国民大会的会议宗旨是：“不罢课、不罢市、不准暴动、不涉党见。”[58] 据报导，与会者不下四五万人，“实为空前未有之大会，会场几不能容，沿途观者人山人海，不计其数。”[59] 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学生章益主席，章益在会上强调开会宗旨是：“力争外交，不涉内政”，取光明态度，旋即带领会众向国旗行鞠躬礼，通过致华盛顿会议的宣言书之后，众人开始沿街游行，沿途大呼：“国民快起争外交”，“山东将为日本人夺去了”等语。[60] 与此同时，北京、天津、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商教两界团体和一般民众也纷纷致电北京政府或召开国民大会，要求从速解决鲁案和二十一条问题。[61]

余日章和蒋梦麟借助“电报”这种现代通讯手段，及时地向国内通报华会交涉情形，通过他们与全国商、教两界的关系网络，在12月中上旬成功发起的这场遍及国内的群众示威运动，形成了一种“里应外合”的舆论态势，给北京政府和华会中国政府代表团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北京政府亦认为余、蒋二君致沪报界电，致使“国内舆论，因此摇惑，群起抗争”。[62]北京政府外交部为缓解舆论压力，于12月4日致电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三位政府代表，电称：“舆论对于鲁案尚能了解，惟为免去误会，应托国民代表及鲁省代表等多发电报。”[63] 12月7日，北京外交部又致电华会中国代表团，“希将鲁案提会及四国会议形势详告二君”，仍由余、蒋电告京、沪解释。[64]次日，北京外交总长颜惠庆又以外交部名义致电施、顾、王三位政府代表以及国民代表余日章和蒋梦麟，请求设法疏通，并请余、蒋“以鲁案提交大会及调停经过，分电京沪各团体。”⑥当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会外谈判已成定局之后，余日章和蒋梦麟遂承认事实，又致电国内说明会外谈判“不研究抽象原理，惟讨论具体事实”，实际对中国有利。[65] 于是，国内各界反对会外谈判的呼声渐息，其中余、蒋疏导之功不可忽视。

然而，中日会外谈判并不顺利。12月20日，中日两国代表举行第17次谈判，双方在胶济铁路的赎回方式以及车务总管的归属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日本代表以向东京政府请示为由，将谈判搁置，直到1922年1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才继续会谈山东问题。[66]在此期间，北京政府内阁更迭，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于1921年12月24日组阁。12月29日，小幡酉吉到国务院祝贺新任国务总理梁士诒，询问梁氏关于赎回胶济铁路办法，梁氏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议之，”北京外交部将这次会见情形于12月31日致电（即“京字第106号电”）华会中国代表团三位全权代表。[67] 不幸的是，京字第106号电报发出去后，遂演变成梁士诒与小幡在北京直接交涉鲁案的谣言风潮，北京政局也因此受到莫大的影响。关于京字第106号电，如何在华盛顿会场演变成梁士诒与小幡直接交涉的谣传，过去的研究交代的并不清楚。[68]实际上，梁士诒与小幡在北京直接交涉鲁案的谣言之所以形成，其中因素非常复杂，既有偶然的，也有人为的因素。首先，京字第106号电报发到华盛顿后，不幸出现“电码错误”，致使电文“内容不详”，这是导致直接交涉谣言产生的客观因素。[69] 其次，日本驻美大使币原等人趁机故意夸大其词，谎称“北京现正谈判关于赎路问题”，致使美国外交部人员被其迷惑反向中国代表团“取证”。[70]再次，广州政府派驻华盛顿的宣传人员马素也随声符合，大肆宣扬：“当中日两国代表在此间谈判时，小幡亦在北京谈判”。[71] 在这种信息异常混乱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苦无真相可寻，三位全权代表施肇基，顾维钧与王宠惠在1922年1月4日这一天，接连四次致电北京政府，寻求“北京谈判真相”。[72]北京外交部在接到上述电报后，于1922年1月7日致电（京字第108号电）华盛顿中国三位全权代表，明确否认“北京谈判”纯属乌有，电文说：

四日四电均悉。小幡于12月27日来谈情形已详百零三电，嗣屡派员来部催询，均未置答。亦未继续会谈。至与院中晤谈亦只一次，由院另复。希更正讹言，免滋误会。[73]

上述引文中所说“与院中晤谈亦只一次”，即指梁士诒与小幡1921年12月29日的谈话。事后，中国代表顾维钧明确指出，“三代表确未曾接过梁士诒或国务院的电告与日方直接谈判赎路事。”[74]虽然真相如此，但在华盛顿会场，鲁案在京直接交涉的谣传已经不可遏制，会场上流传着梁士诒“借日款赎路”的传说，根据留美学生周守一的记载，他当时听到的北京外交部致华盛顿会议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京字第106号的版本是：“本日小幡谒内阁，切询胶济路办法，梁揆答以定借日款自办，其一切细目由华会商定。”[75]又根据华会中国政府代表团专门委员贾士毅的观察，“此讯（指第106号电）到后，内外舆论，极为愤慨。”[76]在此情况下，蒋梦麟以及留美学生代表向哲浚等人从华盛顿致电上海申报馆，通报“鲁案在京直接交涉”消息，该电在1月5日的《申报》上刊登如下：

专使对于鲁路，坚持赎回自办，日本避华府万国注目之地，以请训东京为名，暗中与北京直接交涉，嘱借日款购路，昨梁士诒电专使，用意可知，鲁案危急，专使决否认北京训令，请速反抗北京政府，并组织机关，速筹路款。[77]

此处，蒋氏电报所称“昨日梁士诒电专使”即上文所言“京字第106号电”，该电是说梁士诒拟定“借款自办”，而蒋梦麟等人则说是“借日款购路”。由“借款”到“借日款”，一字之差，性质全变，梁士诒也因此被贴上“卖国者”标签。蒋梦麟发回的这封电报对于国内反梁舆论造成重大影响，叶恭绰感慨说：“当时所谓国民代表这一电，完全是在风闻之下相惊伯有的。可是这就是当年鼓动全国人心的唯一根源。”[78]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蒋梦麟1月5日刊登在《申报》上的电报和余日章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蒋梦麟发出该电时，余日章已经离开华盛顿。[79]所以，叶恭绰指责余日章乘机给梁士诒“背后扎上一刀”是与事实不符的。当然，单凭蒋梦麟等人的这封电报很难在国内造成鲁案在北京直接交涉的“谣言”风潮，谣言的兴起尚需要他人的鼓动和宣传。这时与蒋梦麟等人有密切关系的上海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以及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等九公团所组织的上海太平洋会议协会对于谣言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上述团体为此所组织的各种会议或演说等活动加大了直接交涉谣言的传播力度。1月5日午后2时，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在上海东亚酒楼大厅开新年交谊会，大厅墙壁上特意悬挂蒋梦麟等自华盛顿来电，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李登辉也在演说中，援引蒋氏来电，指责北京政府的行为令人“疾首蹙额”。[80] 1月7日下午，上海太平洋会议协会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办法。[81] 次日，上海总商会便致电北京国务院、外交部，警告说：“国民一息尚存，决不容政府有此倒行逆施之举。”[82]随后，直系军阀吴佩孚也在1月10日的通电中援引上述余、蒋来电，作为攻击梁士诒亲日卖国的“罪证”，由于梁士诒内阁的靠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此吴佩孚攻击梁士诒内阁，实质是在向奉系军阀挑战，直奉两系军阀的矛盾也因此激化。[83] 1月9日，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也发表通电，指责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似此国法不容”。[84] 因此，蒋梦麟等人发回国内的“专电”就这样被国内政治斗争所利用，蒋虽没有直接介入这场政治纷争，但他应负有言论之责。最后，梁士诒内阁也因所谓的“鲁案直接交涉谣传”而垮台，梁士诒本人则成为此次谣言的牺牲品。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

反观蒋梦麟在随后发回国内的电报中，对于梁士诒是否与日本直接交涉，也一度犹豫起来，态度前后不一，这也证实蒋氏先前言之凿凿的“梁士诒训电专使”之说并无实据。1月11日《申报》刊登的蒋氏来电宣称：“此间日本代表态度甚强硬，恐系因北京已有交涉之故。”[85]1月14日的《申报》载蒋氏来电又说：“各方面确实消息，均证明梁士诒曾与日本接洽无疑，此后国民必须锐眼监视。”[86] 然而，前已指出施、顾、王已经在1月10日致电国内说明梁士诒并没有致电华会中国代表团，显然蒋氏所谓的“各方面消息”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毕竟，蒋梦麟等非政府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在华会得到的政府消息是相当有限，其情可原。蒋梦麟(此时余日章已先期回国)作为华会中国国民外交代表，他对政府外交代表充满一种理想主义的角色期待，他在发回国内的电文中，号召国民敦促政府代表“宁玉碎勿瓦全。”[87]当华会结束之际，蒋梦麟担负的国民外交使命似乎已经完毕，然而此时的蒋氏对中国的外交似乎已经有了新的思考。1922年1月31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蒋梦麟自美国发来的电报，电文称：

此间有若干团体，已联名致电国民，促令速谋内政之进行，并分电伦敦，巴黎，美国各处。现在，中国即有政变，决不致妨华会中吾国行动。吾人今宜谋根本解决，局部无济也。[88]

由于蒋氏与广州政府以及国民党人的很深的渊源关系，他的这番话不免让人怀疑是出于他的本意抑或国民党人的党见。同样是在1922年1月31日，已提前回国的余日章也向国内各界发表通电，对北京政府外交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做的外交努力给予了极为中肯的评价，呼吁国内公众尊重华盛顿会议关山东问题的各项决议，余氏说：

查鲁案争执，悬搁数年。不惟全国上下疾首痛心，并为世界列邦注意属目。值此华会开议解决，可期内而政府外而代表亦既殚竭智虑，深愿获竟全功。恢复二十余年既失之领土主权，以慰我四万万同胞之渴望。今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若听其业败垂成，终难达收回之目的。[89]

然而，余，蒋等人发回国内的系列来电内容，确实激发了国人对内政与外交关系的认真思考。在华会交涉期间，日本代表加藤友三郎（Tomosaburo Kato），英国代表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美国代表罗脱以及欧美、日本的新闻杂志都一致认为“中国前途应由中国自己决定，大会不能解决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问题。”[90]换句话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的外交问题，必须从改良内政着手。上述国际言论给参与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密切关注华会外交的周守一事后也总结说：“我的根本希望仍在于自动的内政改革，这不但是自谋国内安定，自免外交危亡的好方法。”[91] 或许，华会留给中国的“外交遗产”不在于中国挽回了多少国家主权，更在于它向国人揭示“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的道理，也是在华盛顿会议以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了“国民革命”的道路。

余论

余日章与蒋梦麟能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是在当时中国政治上分裂、中央政府权威缺失的背景下，多方政治力量博弈的一种结果。余日章是北京政府比较能够接纳的国民外交代表，而蒋梦麟则深得南方政府领导人孙中山的信任。因此，余、蒋最后能成为国民外交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上海总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全国商教联合会等中间势力相互调和的结果。再从余、蒋在华盛顿会议后期的言行看，余氏基本上对北京政府外交代表的作为能持客观的评价态度，蒋氏在华盛顿会议后期的言行，其批判的矛头明显的指向了北京政府，并有藉此机会为广州政府张目之嫌疑。另一方面，国内各政治军事集团则从维护集团利益的角度来密切关注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一言一行，伺机寻找外交“藉口”，以达到对政治对手施压的目的。无论是广州政府，还是直系军阀吴佩孚都在伺机寻找攻击北京政府的口实，以作政争之具。余、蒋作为国民外交代表，他们的言行对于公众舆论的巨大影响，自不待言。因此，广州政府和直系军阀等反北京政府的政治集团时刻都在关注余、蒋的言行，以便从中猎取政治斗争的资源。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也对余、蒋的言论高度重视。北京政府则希望借助余、蒋的言论来为其政府外交政策作辩护，以便获得公众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于是，余、蒋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一度成为国内各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人物。

就当时的派系政争而言，鲜有哪个派系能把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视为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而不夹带任何政治私谋。换言之，对军阀和党派人物而言，政治利益始终是高于外交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借助外交问题进行国内政治动员，自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常态。在华盛顿会议后期，不幸发生的鲁案在北京直接交涉谣传，为广州政府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一次攻击北京政府梁士诒内阁的良机。当国民外交代表蒋梦麟等人把直接交涉的“消息”通过电报告知国内公众时，广州政府领袖孙中山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立即把蒋的来电当作梁士诒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所谓“把柄”，大肆抄作，作为攻击梁士诒内阁“卖国”的罪证。南北之争和直奉之争也由此趋于白热化。在梁士诒直接交涉的谣传问题上，不管蒋的本意如何，他发回国内的关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的“报道”确实被利用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梁士诒内阁的垮台。

然而，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中国城市资产阶级推选出的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上却颇具象征意义：中国城市资产阶级利用五四运动以后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环境，趁华盛顿会议召开之机，借助“国民外交”的名义成功的进行一次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把中国的“国民运动”推向高潮，给陈腐的中国政治带来新气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应验了陈独秀在1916年对未来政治运动的希望：“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92]不过，国民运动虽然兴起，但党派运动却参与其间，甚至为其所用，这一点恐怕是陈氏始料未及的。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启阅）：

[1]惟徐、唐二人后由北京政府加以委派，给予旅费，与余、蒋不同，详见《山东推定加入太平洋会议代表》，《申报》1921年10月16日，第11版。

[2]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3]来新夏：《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民众运动》，《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周斌：《论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湖南城市学院院报》2006年第1期等。

[4]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87页。

[5]Z. T. Ing， “Should We Not Have Only On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North Americ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VI， No.2， December，1910， pp.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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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次欢迎新会员志盛》，《环球》第2卷第4期，1917年12月。

[8]《本会之新职员》，《环球》第2卷第2期，19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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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赵晓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1]余日宣：《我的日章哥哥》，《上海青年》第36卷第13期，1936年4月。

[12]民国初年，留美归国留学生在国内从事的职业以政治和教育类的为最多，据1911年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统计，留美学生从事政治的31人、教育24人，技术24人，其它12人，这一情况到五四时期仍为改变。参见Y. T. Tzur， “Addresses and Occupations of Returned Students from U.S.A. and Some Statistical Statements，”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VI.， No.5， March 10， 1911， pp.452-453.

[13]陆君选辑《蒋梦麟致蔡元培函》，《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1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15] 《黄炎培日记》第1卷，第193、194、218、253页。

[16]1919年6月8日，黄炎培日记记载：“杜威氏之来华，实予吾人以实施新教育最亲切之兴味与最伟大之助力。”此则日记颇说明黄炎培对美国教育的推崇。参见《黄炎培日记》第1卷，第63-64页。

[17]王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民国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8]《本刊创设之用意》，《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

[19]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292页。

[20]《美国公使抵沪》，《申报》1918年3月27日，第10版。

[21]《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281页。

[22] 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2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9、61、63、67页。

[23]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373-1374页。

[24]罗家伦：《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之命运》，《东方杂志》第18卷第15号，1921年8月10日，第10页。

[25]《北京太平洋问题讨论会电》，《申报》1921年8月16日，第10版。

[26]《九团体包办太平洋会议协会》，《民国日报》1921年8月30日，第10版。

[27]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28]《颜惠庆日记》，第64页。

[29]《注意太平洋会者注意》，《民国日报》1921年9月14日，第10版。

[30]《刁作谦莅沪后之谈话》，《民国日报》1921年9月15日，第10版。

[31]力子：《时评二》，《民国日报》1921年9月16日，第10版。

[32]《九公团赴美代表行期》，《民国日报》1921年9月22日，第10版。

[33]《学生会致九公团函》，《民国日报》1921年9月24日，第10版。

[34]《总商会复学生总会函》，《民国日报》1921年9月26日，第10版。

[35]《余、蒋不附北庭之辩白》，《民国日报》1921年9月27日，第10版。

[36]《商会联合会开会式》，《民国日报》1921年10月6日，第10版。

[37]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第233页。

[38]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377-1378页。

[39]《总统与蒋梦麟之谈话》，《民国日报》1921年10月3日，第3版。

[40]《昨日之太平洋会议协会》，《民国日报》1921年9月29日，第10版。

[41]《商教育联合会谈话会》，《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日，第10版。

[4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第446页。

[43]穆家修等编《穆藕初先生年谱》，第235页。

[44]《各公团宴送二代表》，《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3日，第10版。

[45]《颜惠庆日记》，第79页。

[46]《欢送国民代表出发纪盛》，《申报》1921年10月16日，第14版。

[47]详见蒋廷黻：《关于华会期间国民外交代表工作情形报告》，转引自袁访赉：《余日章传》，第78-79页。

[48]《余日章君昨晚在一品香演说》，《申报》1922年1月22日，第10版。

[49]《太会国民代表之来电》，《申报》1921年11月17日，第14版。

[50]《国民代表余、蒋之来电》，《申报》1921年11月24日，第14版。

[51]《余、蒋二国民代表来电汇刊》，《申报》1921年11月29日，第14版。

[52]《余、蒋国民代表之来电》，《申报》1921年12月3日，第14版。

[53]《收上海总商会等电》，1921年12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7年，第349页。

[54]《国民代表紧急电之转告》，《申报》1921年12月4日，第14版。

[55]《致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8日，外交档案，03-39-017-01-017。

[56]《发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13日，外交档案， 03-39-013-03-023。

[57] 《章益事略》，转见钱益民：《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297页。

[58]《广告：国民大会示威运动》，《申报》1921年12月8日，第1版。

[59]《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申报》1921年12月9日，第14版。

[60]《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申报》1921年12月9日，第14版。

[61]《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52-359页。

[62]《外交部致代表团电》，1921年12月7日，《秘籍录存》，第414-415页。

[63] 叶遐庵述，俞诚之录《太平洋会议与梁士诒》，第205页。

[64]《致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7日，外交档案，03-39-017-01-016。

[65]《余、蒋二国民代表来电》，《申报》1921年12月8日，第14版。

[66]The Japanese Delegation：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resentatives in Regard to the Shantung Ques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2， pp.159-175.

[67]《发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1年12月31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74页。

[68]陈雁：《外交、外债和派系》，《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96页。

[69]《收美京施顾王三代表电》，1922年1月3日，外交档案，03-39-017-02-030。

[70]《收美京施顾王三代表电》，1922年1月6日，外交档案，03-39-017-02-037。

[71]《收美京施顾王三代表电》，1922年1月6日，外交档案，03-39-017-02-036。

[72]关于中国三位全权代表在1922年1月4日拍发给北京政府的4封电报内容，详见《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6日，外交档案，03-39-017-02-034；《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6日，外交档案， 03-39-017-02-035；《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6日，外交档案，03-39-017-02-036；《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6日，外交档案， 03-39-017-02-037。

[73]《发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7日，外交档案，03-39-017-02-039。

[74]有关顾维钧等否认梁士诒致电之详情，参见《收美京施、顾、王代表电》，1922年1月11日，《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90页。

[75]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76-177页。

[76]贾士毅：《华会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49页。

[77]《华盛顿来电》，《申报》1921年1月5日，第7版；《国民代表电中之鲁案与政府》，《申报》1922年1月7日，第10版；《国民外交大会新年交谊会记》，《申报》1922年1月6日，第14版。

[78] 叶遐庵述，俞诚之录《太平洋会议与梁士诒》，第222、228页。

[79]余日章是在1921年12月中下旬离开华盛顿，于1922年1月21日抵达上海。详见《余日章君昨晚在一品香演说》，《申报》1922年1月22日，第10版。

[80]《国民外交大会新年交谊会记》，《申报》1922年1月6日，第14版。

[81]《太议协会对鲁案之筹议》，《申报》1921年1月7日，第10版。

[82]《收上海总商会电》，《中日关系史料——山东问题》上册，第381页。

[83]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1946年再版，第186-187页；另见《在北京阪西陆军中将致上原参谋总长电》，1922年1月10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1年，第266页。

[84]《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17页。

[85]《国民代表传来之华府讯》，《申报》1922年1月11日，第14版。

[86]《国民代表之要电》，《申报》1922年1月14日，第14版。

[87]《国民代表蒋梦麟君之要电》，《申报》1922年1月17日，第10版。

[88]《国民代表促内政之根本解决》，《申报》1922年1月31日，第14版。

[89]《余日章电》，1922年1月31日，外交档案，档号03-33-161-03-021。

[90]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第351-352页。

[91]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第351-352页。

[92]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参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本文原刊于《史林》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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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建标，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出版《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映，1911—1922》《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译著《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2007）《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2008）《误读异邦：20世纪的美国人与中国、俄国的关系》（2014）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史、北洋军阀史和近代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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