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群｜“戏谑”与“悲悯”的共生——论黄锦树的马共系列小说创作

在众多的旅台马华作家中，说黄锦树是对马共题材最为感兴趣的马华作家之一，应该并不为过。在他创作的所有小说中，涉及马共题材的占据了他所有创作的半壁江山。马共历史在马华文学书写上留下的巨大空缺被他视作一笔巨大的“马共遗产”。“这笔遗产，只有文学，只有书写才有可能承接。”[1]这暗合了海登·怀特所言“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2]，写作面对的是“自己的存在骚动”[3]。而如何书写马共则关乎马华文学的未来走向，“如果要突围，必须超出马华文学的视野来思考马华文学——也就是，超出马共来思考马共。犹如马华文学单凭蕉风椰雨、方言土语、热带故事是不足以让它在现代中文文学的战场里找到位置的，它必须更激进、更全面地调动世界文学的资源，甚至开展出完全不一样的叙事形式。”[4]在他早期诸如《鱼骸》、《大卷宗》等小说创作中，马共就已经被当做故事背景隐藏在了叙事的暗面，但这些作品似乎是在其“中国性”议题下，企图“超出马共”，以更广泛的视野来处理华人、华人文化与中国之间的悲剧关系。[5]他的“南洋三部曲”《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2013）、《犹见扶余》（2014）、《鱼》（2015）则“回到马共”，集中呈现他关于马共历史的全面反思。

黄锦树

在马华文学场域内，黎紫书是另一位令人瞩目的马共小说创作者。相较于她以“‘小历史’的方式挑战传统历史宏观叙述”[6]的写作手法，黄锦树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更为直视，处理方式也更为多元。在黎紫书的马共叙事中，马共成员几乎都以负面的人物形象出现，不仅缺乏共产主义信仰，革命过程中也充斥着暴力的土匪行径。因此，有学者批评黎紫书马共叙事的态度与大马官方主流话语一致，“甚至还可以说是官方说辞对文学语言的一种渗透，或者一种洗礼。”[7]而黄锦树对马共的情感与思考似乎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入。一方面，针对一直以来大马官方对马共的污名化[8]，黄锦明显不满。他的第一本马共小说集的扉页上，赫然写着“本书献给为解放殖民地马来半岛而牺牲青春甚至性命的马共战士们与及无辜受害的民众”。然而，另一方面，针对诸如贺巾、金枝芒等前马共成员拔高革命理想、抗争意志的自我论述和用口述史建构马共历史的小说和回忆录等，他也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和平协议签订之后，马共总书记陈平曾试图为马共正名：“种族冲突事件，华人土匪才是背后真正主谋。马共却也因为这些事件而背上黑锅……我读过许多这些事件的记载，大多数的作者根本不在事发现场……”[9]对于陈平这番不在场便不具备发言权的说辞，黄锦树也并不买账,他清醒的怀疑精神和思辨意识贯穿其马共小说创作的始终。

青年陈平

纵观黄锦树从“超出马共”到“回到马共”的书写，因缺乏对历史现场的介入感，并未呈现出为马共革命进行或辩护或宣扬的强烈动机。如何填补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话语言说之间的巨大沟壑，恢复被革命正义所遮蔽的个体心灵史是他“突围”的关键。在他开辟的马共书写里，他在不断调动现代主义叙事策略的同时融入他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分别从消解崇高、革命狂想以及伤痕反思这三个维度实现着马华文学创作的奋力“突围”，在实践中完成从“反思马共”到“反省命运”的过渡，于不知不觉中呈现“超出马共”与“回归马共”的辩证统一。

为黄锦树所一再批驳的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以对现实社会再现的创作方法，往往将马共所从事的革命斗争塑造为具有不可置否的革命崇高性、先天正义性以及手段正确性。马共与英/日军的敌我双方往往分属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两方，其间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美丑善恶都泾渭分明。因此，在马华诸如贺巾、金枝芒等现实主义作家笔下，马共的崇高性都从来作为歌颂和标榜的对象。他们的创作被严格地限制在一个显然和作者曾经的马共身份相当贴近的有限视野里，“抗拒虚构，抗拒想象，也抗拒小说本身该有的阅读趣味”，同时，作为马共阵营的书写者，他们的目的始终无法超脱在历史退场后，“以经验主义的立场，为徒劳的革命寻求正面的结余。”[10]这种叙事模式除了受到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影响之外，也与叙述者通常也作为马共革命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和立场密切相关。正如贺巾在《峥嵘岁月》的前言里的自白：

由正义、崇高、无悔等关键词所支撑着的马华左翼现实主义的马共书写，始终“保护”和覆盖着革命内部的历史暗角，“揭露内部的黑暗难保不被视为‘家丑外扬’，在伤口上撒盐，甚至视同背叛”[12]。因此，可见的书写呈现了关于这场革命整齐划一的统一论述。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要比建构的崇高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随着马华现实主义的退场，新世代的马华作家在处理马共题材时，不再一成不变走过往的老路，而是倾向于追求叙事的多元化，试图以文学的春秋笔法为这段历史呈现出多种的可能性。

于是，奉行现代主义的马华新世代作家首先试图颠覆的便是马共革命的崇高性。与大马本土作家黎紫书在《山瘟》、《州府纪略》中对马共革命崇高性的消解一致，黄锦树也一再地在小说中对马共的革命动机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和假设。“意识形态的指引是最常被宣称的革命动机，但就马共而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掺和了各种民族、国家、文化等成分的复杂情感，反使主义本身的特色不显著。”[13]如果说黎紫书借由马共小说完成了她对所谓革命动机与目的的消解，黄锦树的马共反思则在戏谑之中逐步消解革命的崇高。这种解构曾招致马华学界诸如林春美等人的批评，“是否意在暗示由前马共执笔的历史文本对本身的暴行也诸多隐瞒？”[14]对于马华文坛这样的声音，曾批判黎紫书的小说创作缺乏历史意识的黄锦树却意外地在这一点上为其辩护，他针对林春美对黎紫书塑造的马共人物形象过于盗匪化的指责，认为这“是亡命之徒的普遍心态，马共严密的组织状态、绝对的敌我划分，和私会党确有近似处。对非圈内人而言，或对敌人而言，差异并没有想象中大。而官方围剿下的马共生存状态确实是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如此的情节设计和殖民者及官方的污名化并不必然等同。”[15]

黎紫书

黄锦树在“以叙事哀悼它的存在”[16]之余，更注重挖掘“隐藏在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历史伤痕和社会记忆”[17]。在这“死伤惨重”的南洋革命叙事里，黄锦树和黎紫书一样，同样将女性作为被侵害的对象推至文本前台作为历史伤痕的具体表征，建构出不同文本中苦难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女性选择加入马共的缘由，大多都是因为对爱情的追随。在这一点上，马华作家们的创作惊人地相似，无论是黎紫书《州府纪略》中追随刘闻远的马共女战士谭燕梅和黄彩莲，还是梁放和李永平笔下因为追随爱情而加入革命的青年女性，大多都是如此。这无疑是承接了中国革命文学革命加恋爱的传统叙事模式，然而，却又是对架构在传统左翼文学之上浪漫且崇高的意识形态的无情解构。崇高的革命意志和激昂的共产理想并不是支撑这些如花的女性加入战斗的真实原因。更为反讽的是，领导者男性的革命道路上充斥着对追随者女性的霸凌和欺辱，女性对革命的拥护反倒让她们沦为革命中的牺牲者。

黄锦树“陈映真式”的同名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18]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马共小说文本。小说结合日记叙事形式，讲述了一个名叫小兰的马共女战士披露她被沦为告密者的马共高层领导者数次诱奸和强暴的故事。平日斯文有学识、被很多女同志爱慕的马共领导人在小兰的日记里，竟是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不仅数次对小兰实施强奸，更理所当然地认为小兰之所以没有揭发他是因为爱慕他。这种几近变态、畸形的男性心理和伪善兽性的马共革命者的形象，不仅摧毁了马共官方的主流论述，将他们一直以来企图塑造的伟大的革命斗士形象和消解殆尽。《我家附近有只狗叫“去呷赛”》讲述了一个名叫木兰的女孩，因为家中重男轻女无书可读以及继父性侵，在接济马共的江嫂的鼓动下投奔了革命队伍，追随木兰而来的还有那只曾把她从企图强暴她的继父身下救出来的黄狗乌嘴。江嫂以“山上缺人手，赶走洋鬼子，阶级翻身，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会教你读书识字”[19]的理由煽动木兰“上山”。可到了“山上”没多久，木兰所在的游击队就遭遇了新村计划而陷入集体饥饿。饥肠辘辘的木兰在睡梦中遭遇了战友的侵犯，随后发现随她而来的乌嘴也被革命战友杀害，炖成了肉汤。所谓革命的崇高在这样的结局中瓦解殆尽。《如果你是风》讲述了原本与马共有着深仇大恨的肥婆阿珠在无意中“收留”了一位马共而间接成为革命支援者的戏剧性故事。阿珠丈夫由于揭发村民对马共的接济而被马共所杀，阿珠就此成了寡妇，格外憎恨马共和革命。马共阿粿在一次躲避官方追捕时躲进阿珠家。阿珠求夫求子心切，于是捆绑阿粿并帮助他躲避了官方搜捕。然而，黄锦树在塑造阿粿这一表面上的“受害者”人物形象时，却大肆嘲弄了一番。作为“党里的重要人物”，阿粿“书读得可多了，曾留学英伦”，然而，他在留学期间干的却是和未来国父马来人阿都拉曼“喝啤酒挑逗洋妞”，“交换内裤和女朋友”的事。阿粿为了躲避搜捕，不惜“以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之名立誓”保证自己不会逃走。[20]他吸收阿珠加入队伍的方式也是荒唐地“把留学英伦时从洋妞身上学来的诸多奇淫巧技，用了几招在她身上”。[21]阿珠怀孕后，阿粿随即抛下阿珠母子，重新回归革命队伍被英军射杀。多年后，阿都拉曼成为马来国父，写信慰问阿珠：“华文教育的问题，我会尝试，但那非常棘手。马来亚毕竟是马来人的土地，空间不大。但如果所有的华人的马来文都像你这么好，所有的问题不都解决了？”[22]黄锦树以这样戏谑、玩笑且荒唐的手法，将马共内部试图建构的崇高革命英雄形象完全解构；同时，也将马来人的虚伪、大马华人的种族生存困境展露无遗，暗含了黄锦树在种族融合上的悲观态度。而黄锦树对马共男性成员猥琐、禽兽化形象的塑造，也改变了以往对英雄形象的书写惯例，正如有学者所说，它“所引发的不仅仅是革命叙事的陌生化，更是对革命历史叙事崇高性的毁灭性打击。”[23]

黄锦树小说集《犹见扶余》

（麦田出版社2014年版）

黄锦树的马共小说虽在某种程度上同黎紫书等人一样，意图消解崇高的革命叙事，然而，一味地嘲弄、讽刺和解构并非构成他的真实意图，或者说，不是他的唯一目的。黄锦树对于马共的思考和想象，远超于此。“对马共，我其实是有不少疑问的。马共是否曾经有过建国梦？……是否考虑过推翻马来皇权？……马共自身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论持久战》、《论继续革命》、《论马来亚的民族问题》，即便和平协约签订了，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信仰、理念，即使放下了枪杆子，是不是也该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是不是该转型为社会革命？诸如对种族政治、贫富不均的持续挑战；参与生态保育、森林保护，对资本主义的抗争——换言之，已成灰烬的革命（大量的马共回忆录斗不过是烬余录）有没有可能重生为火——对国家不再有威胁的马共，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有没有可能让它重新变得有点危险？”[24]黄锦树于是带着他的众多疑问和众多思考，在他的另一类马共小说中展开了革命狂想曲的奏响。

《那年我回到马来亚》和《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可以视为黄锦树解答上述诸多疑问的小说文本的集体浓缩。黄锦树以自己超凡的想象力，在小说中为这段在现实中结束了的历史展开了多种历史叙事的可能。《那年我回到马来亚》以马共建国，华人彻底赶走马来人为基本故事情节，虚构了一段“我”与父亲在这段历史往事中的浮浮沉沉。小说以多年后“我”在钟博士的帮助下，终于得以从台湾回马来亚为父奔丧开始展开倒叙。土生华人生父在“我”年幼的时候因肺病去世，继父是逃避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中国南下知识分子，于历史浪潮中意外落脚南洋并参与了马来亚共和国的擘划。父亲与老友钟博士在关于种族政治的立场上政见并不统一，父亲主张种族多元主义，时任总理的钟博士却反对，不仅将父亲软禁，更对马来人展开了严酷的政治暴动——“冷藏行动”和“大迁徙”。黄锦树调动丰富的想象力，改写现实政治中“冷藏行动”的实质内容。“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原为1963年在新加坡发动的逮捕左翼人士的政治行动，而在小说中，黄锦树将该行动内容置换为将马来土邦的皇族集体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而“大迁徙”则是以“种族互换协议”为名，把八成的马来人强迫迁往印尼，以交换印尼境内的五百万华人。而“我”于马来亚建国前，在反日及抗英反殖运动中被英国人遣送中国，到过延安，见过毛主席。“我”虽然为左翼青年，但受父亲影响，“不想介入中国自己的战争”，后在中国内战中莫名其妙地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此后多年无法返回马来亚。对于中国内战，黄锦树虚构了解放军收复台湾，蒋介石被押回北京枪毙的历史。“我”终于得以返回，却又遭遇华巫战争，流亡海外的马来人企图重新夺回马来亚，而华人于是也在这场种族政治中成为受害者，“两百万华人成为难民，一半南迁，四分之一去了泰国，四分之一去了中国”[25]。最终“我”惊讶地发现父亲早已在棺木上预言了这一切，刻在其上的《亡国纪》、《战纪》等精准无误地预言了华巫战争和钟博士的被暗杀。被激怒的马来人计划复国，更加可怕的恐怖行动山雨欲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倘使马共的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那会让人民更幸福吗？”[26]黄锦树以这篇小说交出了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种解答。因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肆无忌惮的戏谑，黄锦树的创作一再受到诸如林建国等人的指摘，认为其创作缺乏“悲悯”。对此，黄锦树认为，“悲悯”并不应该成为评判一部作品好坏，甚至伟大与否的唯一标准。[27]作家的故作“悲悯”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写作策略，“从（万恶的？）形式主义角度来看，悲悯是一种技术效果（依一定程式构造），甚至风格类型。”不依靠作家技术手段让读者读出的“悲悯”在黄锦树看来更有价值。“如果前者是低级悲悯，那后者就是高级悲悯了。”[28]仅从这篇小说中他将现实中的华人和马来人身份地位颠倒，虚构华人对马来人的严酷种族政治情节来看，一再批评大马政府针对华人政治高压的黄锦树，在小说中将二者互换命运后，隐含作者却清醒地保有对种族主义下遭受政治迫害的马来人的悲悯与同情。同时，对战争的憎恨和痛恶，更彰显了黄锦树对“共同体的恐怖逻辑”[29]的无情批判，以及对历史浪潮中随波浮沉的渺小人类的命运的观照。

马共队员合影

《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讲述了马共成员老金在和平协议签订后，走出森林回到家乡的故事。黄锦树为这个故事虚构了相关历史背景，作品中，走出森林的老金凭借记忆回到家乡，此后几年寸步不离地守着房子，尽了母亲临终前最后的孝道。母亲走后，在他返乡第十五年的某一天，老金突然人间蒸发。一周后，腐烂的尸体被在树上找到。反讽的是，他生前无人问津，郁郁寡欢，死后却有大批的人前来瞻仰遗容并上了新闻。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他手书的三本书，分别是《马来Φ人民共和Ψ纪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档案》《南洋人民共和国纪事》。黄锦树巧妙地借由老金的写作嵌入他的政治狂想，颠倒历史，明暗互换，形成套中套的虚构的连环结构。第一本以欢快的语调呈现了种族多元主义的共和国的繁荣：“没收了外国资本家的产业（尤其是橡胶、油棕之类的大庄园、及锡矿）、也没收了华人资本家的产业。谨慎地保留了农村马来人私有土地，及华人小面积的私有土地、一定资本额之下的商业行为……参考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验，一定程度地保留私有财产、自由贸易……模仿香港特区的经验（也抄袭了现实的新加坡经验）……只在马来半岛实施一定程度的共产主义。”[30]第二本则展开了了对马共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和褫夺了马来人的土地所有权后，种族对峙中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想象。第三本聚焦于宗教改革，殖民帝国再度介入，不仅共和国危如累卵，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一触即发。在这样诸多可能且波云诡谲的政治狂想中，小说迎来了它的尾声。讽刺的是，老金政治狂想书写的最后，“剩下的就是空白，好像笔突然被抢走，戛然而止”[31]。暗示了无以言说和无法言说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终极狂想。黄锦树在这篇小说中试图解答他自身关于马共的诸多疑问，也借由老金的书写完成了他对马来亚建国后不可能的历史的诸多假设和想象，这大概是他将小说命名为“备忘录”的某种重要原因吧。然而，“备忘”，或许根本难抵被历史遗忘。虽然黄锦树一再让某种被实践和历史证明为不可能的期待，在自己的马共小说中变成“现实”和“可能”，企图以革命的重生之火燃虚拟之原。然而，革命之火毕竟在现实中随着和平协议的签订早已熄灭。对于黄锦树来说，即使革命之火已然熄灭，他也必定要在余下的灰烬里找出最后的一丝火种。在黄锦树看来，书写的力量便在于“把时间喊停，共时化，甚至变更时间的矢量（‘凡不可逆的皆可逆’）。”[32]经由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黄锦树的马共小说得以另辟天地，在广阔且虚幻的时空中，既达成了对重生为火的南洋革命的政治狂想，也彰显了他对人类命运母题的严肃思考。“在某种程度上，马共的命运可以说是民族国家里某种类型的华人的集体命运。那是个历史悲剧，也几乎牵动了华人的整体命运。他们的受困本身是个缩影，里头有太多可能存在而未曾被讲述的故事，也许包含了大部分希腊悲剧的元素。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真正的赠予，让我们可以超出小我的有限视野，去反省命运本身。”[33]由此可见，与其说黄锦树是对马共的历史“钟情”，不如说，他更为关心的其实是全人类的历史命运。马共于是在黄锦树的深刻反思中，顺理成章地凝结成为人类动荡命运的现实隐喻和历史象征。

黄锦树小说集

《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

（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

“小说原本就该超出历史，比历史更吊诡也更雄辩。”[34]如果说“南洋三部曲”的前两部是黄锦树狂想马共的玩笑之书和戏谑之作，最后一部《鱼》（2015）似乎在重心上有所转移。《鱼》虽然也作为黄锦树马共书写的延续，然而，相较于前两部，黄锦树的书写重心却从对革命的想象，转移到了对革命结束之后背负着上一代人精神创伤而成长起来的马共后裔的关注上来。

黄锦树小说集《鱼》

（印刻文学2015年版）

《泥沼上的足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关注革命后裔精神世界的小说文本。小说讲述了“我”作为研究东南亚革命的专家，在同为教授的好友丙的引荐下来到一家特别的餐厅吃饭，结识了革命后代的老板和老板娘的故事。老板娘小夜是个艺术家，出生在泰南和平村，是和平条约签订后成长起来的马共后代；老板阿龙出生在泰北，是国民党孤军的第三代。分属不同政见的革命后代却因为某种微妙的气质相互吸引，“那是一种受过伤的表情”。然而，两人的相爱遭到了双方父母甚至村子集体的反对，“阿龙的父亲和他们村里的人真的就曾称小夜的父母他们是‘共匪’，而小夜的父母和村里的人真的把孤军叫做‘叛军’。”[35]好在最后双方终于各自决议让他们两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当革命的硝烟烟消云散之后，革命的后代在看似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同时，精神上却依然笼罩着历史天空曾经的乌云，依旧背负着潜在的不可见的精神创伤和精神枷锁。面对历史的残留和剩余，人们只有无尽的困惑：“小夜说，一时之间她也不知道谁比较可怜。是南方的马共孤军，还是北方的民国孤军？”“‘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向‘被历史遗弃’啊、‘革命的意义’啊之类的大问题。’”[36]南方的黄锦树对革命给后代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中国八十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

相较于《泥沼上的足迹》里的小夜和阿龙，《欠缺》里在上代人的战争创伤下成长起来的主人公酉的精神创伤则更为明显和严重。酉一家是台湾人，父亲很小的时候就作为台籍士兵奔赴过婆罗洲的南洋战场，返回台湾时由于内心过重的战争创伤，而沦为一个整日像丢了魂似的、终日浑浑噩噩、游手好闲且只顾吃喝玩乐的行尸走肉。酉在幼年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疯狂的情欲发泄后，对母亲产生了过度爱慕和依恋的俄狄浦斯情结，暗自诅咒父亲的死亡。当父亲真的被酒驾的车撞死，面对伤心欲绝的母亲，酉却无比欢欣。之后随着母亲的病死，酉惊奇地发现自己再度将这种畸形的爱慕转移到了出落成大姑娘的妹妹身上。为了逃避自己这种可怕的想法以及可能做出的可怕的事情，酉在侨生申的邀请下去到南洋，在父亲曾经挥洒过血泪的土地上开始了他漂泊离散的人生，以自我放逐来逃避内心和现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表明，潜意识中有着创伤执著的人往往“‘执著’于其过去的某点，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求得摆脱，以致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并常常“借病遁世”。[37]内心隐秘的伤口让酉轻易识别出各种心灵受伤的女人的气味：老妓、弃妇、寡妇、老尼、自杀的年轻女子……“逐个地爱过去，爱过去，让她们在他的爱里悲鸣，哭尽一生的委屈。渐渐地，自己心里的伤口好似也结了层薄痂。”[38]然而，流浪的酉无法与任何一个女人真正相爱，他有着非凡的抱负——完成题目在《欠缺》与《悲伤》之间犹豫不决的代表作。而这，恰恰是他死亡父亲曾经的梦想。在岛上经历了几年的流浪汉生活后，酉被妹妹接回台湾，创作的同时他无法遏制地与女人的关系故态复萌，于是他决定隐居山林，禁欲写作。在收到妹妹要他返乡为母亲捡骨的信后，他返回了故乡小镇。面对母亲的骸骨，他依然爱慕不已，甚至偷走母亲一支壮实的大腿骨。“洗净、请髹饰专家反复涂抹上生漆，以黄绒布包裹了，系上红丝带。写作时搁在书桌墙上特制的架子上，好像武士的剑，伴着母亲的小照。睡觉时把它抱在怀里。他想，有一天他如果构思出绝妙的句子，就会用母亲最喜欢的娟秀字体，以蝇头小楷写在那上头，好让它陪伴他读过或许十分漫长的人生。”[39]黄锦树在小说中没有明确点名酉父亲当年究竟是作为台籍的什么兵奔赴的南洋战场。故意模糊化的文本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黄锦树对马共的思考其实早就超出了马共的范畴和视野。因此，与其说黄锦树的小说是在思考马共，不如说他其实是在思考革命和战争，而且，他对革命后裔持续的精神状态的关注，更加彰显了他革命反思的深刻思想内核。

二战中的台籍日本兵

《旅台侨生杀人事件》讲述了社会精神创伤所造成的的两起旅台侨生杀人案的始终，同时，它也可以视作黄锦树马共小说创作的延续。社会学专业的“你”由于修学分的需要，参与了对一起大马旅台男侨生残忍杀害同为大马旅台侨生的女友的案件调查。同时，“你”的侨生哥哥也因杀害台湾女友入狱。两起案件的罪犯不仅都是大马侨生，且来自同一个小镇，甚至年同一所中学。两个杀人犯虽然分属不同世代，却有着若干共同背景，这激起了“你”调研的兴趣。在调研中，“你”得知那个杀人者出生在大马种族两极化最严重的年代，家境普通且有着不快乐的童年。“土著特权，新经济政策，国家的资源集中在特定种族，华人被边缘化。尤其低下阶层的的华人尤其愤怒——他们无法经由考试的公平性而成功地改善社会地位——即使中学会考考到九个A也没法顺利进入本地大学自己想念的科系，那酝酿出一种悲观绝望愤怒的氛围，有二等公民的屈辱感”。[40]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基调似乎暗示了侨生杀人事件发生背后的华人社会集体精神创伤的存在。易怒和屈辱感是华人身上的两大显著性格标签。随着故事的展开，“你”发现两起案件的导火索都起因于女方的移情别恋，于是，“你”费尽心力来到一个由马共幸存者组成的山上世外桃源，找到杀人者，试图问个究竟。然而，杀人者对此闭口不谈，却对绰号“割礼”的马共以小刀割蛋的英雄事迹侃侃而谈，“这事太难堪，因此领导有要求所有人都不得写进回忆录。”[41]故事的尾声更加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你”的哥哥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当初发现哥哥女朋友劈腿后，是“你”杀了哥哥的女朋友。哥哥出于对“你”的保护，顶替“你”入了狱。黄锦树以故事的真假、历史的虚实引领我们叩问和思考所谓的历史真相。

黄锦树小说集《民国的慢船》

（有人出版社2019年版）

对于马共历史的重现，黄锦树有他个人的文学史企图。“在我看来，马共与大马民族国家做历史解释上的争辩，胜算并不大（历史解释权一向掌握在当权者手上，经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地灌输、再生产），而新一代对这历史包袱的兴趣不大，觉得它百害而无一利。它唯一的出路是经由文学的想象辩证，而寄生在文学史里。”[42]于是，黄锦树以他独有的戏谑、玩笑、看似不端的方式从消解崇高、革命狂想以及伤痕反思这三个维度实现着“超出马共”与“回归马共”的辩证统一，同时呈现对这段历史最为深刻的反思、最为肃穆的悲悯以及最为崇高的敬意。他以一贯的黑色幽默，在阮籍式的嬉笑怒骂中隐藏起自己认真、甚至不乏较真的历史态度。“左翼的一代有不少人吃尽了苦头，甚至付出了一生。忠于一己的理想，奉献一切，那确是很了不起的。即使理想本身经不起时代的考验，他们的牺牲所象征的，甚至可能超出了他们的理想。然而在当地的历史里，他们被污名化为黑暗的一员，但我想不必和官方同调，小说的狂想反而可以给他们一个疯狂的、但也许却更持平的诗的舞台。这也算是一种悲悯吧。”[43]黄锦树的马共小说仿佛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逆转时空的穿越剧，然而，如果超出马共的视野来观照这些文本的终极母题，被困的马共，映照出种族政治中受困的大马华人的历史缩影，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人类的隐喻和转喻呢？

本文原刊于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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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亚群，南京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文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曾在《中国比较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华文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

推送编辑：奚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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