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勤｜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

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进入民国以后，不论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变化方面，随着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大规模的东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先进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大力倡导，中国民众历来迷信的神灵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科学知识和技术成为与神权迷信作斗争的强大而持久的武器。然而，对神灵的迷信和崇拜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民众的精神生活方式不是通过几次变革就能改变的。当灾害降临时，民间仍然盛行巫术救荒。为什么在大力倡导西方文明和科学的民国时期，巫术救荒还会在广大民众中普遍存在呢?本文就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问题进行探讨。

一、灾害频频发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把希望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多灾之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繁，水、旱、蝗、震等灾情连连不断。史书上留下了无数次重大自然灾害频频肆虐的惨痛记录，至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并没有因为新政府的建立而停止或减少它的肆虐。相反，灾情纪录被一次一次刷新。据邓拓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26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单说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77次之多。计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亦6次；雹灾4次；歉饥2次；霜雪之灾2次。而且各种灾害，大都是同时并发。”[1]民国时期重大灾害有：1917年冀、鲁、晋水灾，全国受灾达1万方里，灾民635万人，冀省被灾县共103县。1920年华北大旱灾，1924年，闽、粤、湘、桂、鄂、豫、赣、冀、鲁、川、察、辽等省大水，灾区面积5千方里，财产损失12500万元。沿黄河各县禾稻漂没，鄂灾奇重，灾区一百余县，庐田漂没，民无所依。1931年，苏、皖、赣、鄂、湘、豫、浙、鲁八省大水，被灾区域达32万平方里[1]（P35-38）。

逃难的灾民

1932年，豫、陕、皖、甘、青、鲁大旱，晋、陕、豫等省均霜雹，吉、黑、晋、豫、皖、赣、冀、湘、陕、鲁、粤、北满等大水灾，鲁、皖、豫飞虫灾。1934年，全国以旱灾为主，诸灾并发，全国2/3的地区，陷入严重的灾荒与饥馑之中。1935年，是继1931年大水灾、1934年大旱灾之后的又一个大灾年，成都地震3次。长江、黄河泛滥，鄂等8省被灾。广大地区遭受水、旱、风、雹、虫疫等多种灾害。频频肆虐的灾害残酷地吞噬了人们的生命财产，无情地毁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灾害对生产力和生产资料造成极大破坏。灾害造成灾民遍地，大批死亡或逃亡。1931年江淮大水灾，湘、鄂、赣、皖、苏5省89县流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40%[2]（P889）。据不完全统计，“民国9年至25年的16年中，农村人口丧失于灾荒的，又达1800余万”[1]（P126）。大片田地被淹，农作物被毁，房屋财产被冲没。灾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活，农村经济破产，城市运行受阻，商业贸易停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出现动荡。

灾害发生后政府的赈灾能力如何?这是对政府的严峻考验。面对频繁的灾害，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抗灾救灾能力极为有限。由于民国以来军阀混战，频繁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大规模军事战争之后，农业经济衰竭，“农业既已破坏，农民经济既已破产，一旦遇到天灾，便更加一发不可收拾”[1]（P81）。由于军阀统治时期，旧有的经济秩序和运行机制完全紊乱，中央财政体系基本上崩溃，各地军阀们视一切经济制度、法令、法规为玩物，疯狂搜刮和掠夺辖区内一切财物以养兵养战。他们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任意制造名目来追索钱粮。四川省的捐税之重，名目之繁，闻于全国。“四川各地的田赋，据1932年的统计，一般已征至30年以上，每年预征的次数，普通由3、4次增至8、9次。”“在四川刘湘防区以内，每年竟征至4次，而每次每两竟须缴纳50元。”“在二十九军田颂尧的防区内，一年之内竟征收了14年的田赋。以致四川须征的田赋，竟有超越民国六十八年（1979年）以上者。”[3]中国农民处在如此惨重敲剥之下，他们的生活是十分穷困和惨苦。在山东，由于屡遭旱灾瘟疫，盖藏久空，加上军阀混战不止，往往使无辜农民，“方在田中耕作，一弹飞来，丧于俄顷，其幸而获得升斗者，藏之仓廪，聊谋果腹，而土匪突至，搜劫无遗。连年天灾人祸，造成农村残破”[3]（P271）。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极大地削弱了民间的抗灾防灾能力。而政府用于赈灾的款项极少。1932年湖南省赈务会赈款收入，“仅恃淮盐、精盐、赈捐，全年收数，亦不过二十六万四千一百四十八元五角九分二厘......而区区赈款，无异杯水车薪。湖南合省灾民，按保守估计，不下五十四万，则每名灾民分摊之款，只得四角八分”[3]（P368）。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最盼望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也是他们最大的福祉。而民国年间，战火连年，天灾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目前的生存状况感到恐惧，恐惧心理极易产生迷信。又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既无减灾能力，又乏有效的赈济对策，很多人对政府感到失望。事实上，“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凡事靠自己的习惯。他们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也不指望政府对他们有什么帮助”[4]。他们转而寄希望于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以避祸求福、逢凶化吉，这种信仰上的寻求状态是民众向神灵祈雨求晴、巫术救荒的主要原因。不管是对神灵的崇拜，还是对鬼魂的信仰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身命运的难以把握。“有效的救灾方法，既然缺如，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便只有盲目地采用原始的迷信的方法了，求神、念佛、断屠等求雨活剧一幕幕开演了。”[5]

《祈雨图》

民国时期，在水灾或旱灾发生时由民众自发组织或由政府官员组织的向神灵祈雨求晴的现象屡见不鲜，几成惯例。1924年夏，江西发生山洪暴发，赣江、鄱阳湖同时泛滥，造成五十年未有之大水。面对严重的灾情，灾民们祈求上苍庇佑，地方官员“斋戒沐浴，亲往省城隍庙，进香虔求放晴，并禁屠三日，延僧7人，道士8人，设坛诵经”[3]（P104）。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有人说这次水灾是龙王显灵，因为汉口人把龙王庙毁了，所以龙王用水来淹没汉口。老百姓便由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组织，在汉江岸边的龙王庙旧址，陈设香案，燃烛焚香，向江心三跪九叩，祈祷龙王爷保佑。1924年6月至7月北方部分地区发生大旱灾。吉林全省亢旱，青苗枯萎，农民纷纷祈雨。直隶省天旱少雨，四乡农民，祈雨甚殷。同一时期，浙江省自连年遭飓风暴雨之后，又久旱不雨，农民们纷纷斋素禁屠，迎神接佛，虔祈天雨。1926年春夏之交，闽北、闽西10余县山洪为灾，入夏之后又3月不雨，40余县田亩干焦，疫疠流行。“官民上下除从事祷神念经外，别无良策，每日钟鼓震天，锦旗载道，畀大小神像满街奔走”，全城“几无一处不为祈雨运动。更造种种神话。”[3]（P155-156）在河南省，由于大部地区亢旱，5月20日，在中牟县贾鲁河举行了祈雨仪式，全省禁屠宰3日。本年山东之旱涝灾害，比河南更重。张宗昌宣布禁屠祈雨。“率军政长官，日日徒步赴城内龙神庙祈雨”[3]（P161-162），灾民多向天祈雨。东北三省大旱后，商民祈雨，停屠3日。6月，乡民祈雨者接踵而至。1932年，四川发生旱灾，两个多月没有下雨，人们断屠祈雨。1934年江苏春天苦旱，夏季酷热，久旱不雨，人们无可奈何。京、沪一带“各界人士鉴于天灾之严重，纷起而作求雨之举，宗教团体竞有茹素斋戒，设坛祈祷者”，由108名道士举行禳灾祷雨大醮，时间长达7天7夜。“迎神赛会无虚日，迷信之风一时大盛，社会秩序为之骚然。”[3]（P409）1936年夏秋之间，察哈尔亢旱为灾，四乡农民仍然是结队游行求雨。除水旱灾害发生时举行的祈雨求晴仪式外，遇到蝗灾、冰雹等其它灾害时往往也向神祈祷。1934年夏，江苏因严重的亢旱导致大面积的蝗灾，淮阴、盐城等20多个县，均有飞蝗跳蝻，伤害田禾。灾民们别无它法，都抬着土神游行。

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技术不发达，民众受教育程度低，遇有天灾，在无法求助于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已有知识的情况下，人们转而去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有所瓦解，但强有力的民族统一市场并未形成，分散的农业经济仍如汪洋大海，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1920-193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80%，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53%。到1936年，近代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这样低的比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在二三十年代并没有真正起步。生产力发展的缓慢造成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落后。由于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贫困，政府及民间对教育的投资十分有限，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教育事业受到很大打击。如河北的文安县，“以水患馀生，艰于筹款，义务教育，颇难施行”，为数不多的“概由村中按地摊派”的款项勉力筹建的国民学校，“一遇荒年，纷纷瓦解，无法维持”，全县300余村落30余万人口，“男女学龄儿童，其待教者不知凡几”[6]。据祝其乐乡村教育调查报告，“农村每村平均有547名，就学儿童者仅261人，占48%，失学儿童数之众多，于此可见一斑”[7]。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落后，致使人民沉沦在愚昧昏迷的境域之中，对周围事物的认知程度极其有限，尤其是地处偏远的乡村社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物质财力不足，民众对许多自然现象暂时无法解释，认为在人世之外，还存在“上帝”、“佛祖”、“鬼神”等在主宰着人的命运。认为世间存在神仙和妖魔鬼怪，或相信生物具有超乎自然的“灵魂”或精灵，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每年要定期祭拜，以求风调雨顺。如果出现了旱灾或涝灾，便是得罪了天神、龙王爷，使之发怒，是对人们的一种惩罚等。1920年12月，甘肃省发生强烈地震。回教首领马元章率民众祈祷。结果，因山崩塌，全家60余口人尽被湮没。邻近的教徒死者近600人，其余回汉人民死伤数万。1941年，湖北安陆、应城一带接连两个多月没下雨，老百姓中传说“应山打通了武胜关，十年就得九年干”。他们无知地认为修平汉铁路时打通武胜关的山，破坏了这里的风水，打断了“龙脉”。“农民因为尚逗留在原始的生产技术上没有科学的解释与应用，因之对自然现象的变化均看作一个不可解的谜，而不得不委之于神的主宰，疾病、祸福惟有向神灵祈求赐予及赦免，于是遇有天灾则求神，遇有人祸也求神，有因求神问卜不惜跋涉千里，耗资巨金者。农村总常有为了建设庙宇而募捐者，虽所费甚巨，然亦咄嗟可办。”[7]（P48）

1934年，《大道》半月刊对常熟祈雨的报道

科学教育不发达造成灾害中民众迷信现象，时人就有认识。巫宝三分析“中国何以每旱必灾，每水必灾，而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等，则遇着水，遇着旱而不必成灾，这其中当然有科学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8]。学者柯象峰对灾害的影响予以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因灾荒之发生，民食恐慌，农村破产，人民感受饥馑，死亡载道，其直接造成贫困，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秩序之紊乱，内战之蔓延，实在是中国历史的演化及文化的停滞中一重要因子。”[9]

竺可帧对当时的祈雨禁屠现象进行了批评：“此等愚民政策，若行诸欧美文明各国，必且为诋为妖妄迷信，为舆论而不容。而在我国，则司空见惯，返者有司所应尽之天职，恬不为怪。夫历史上之习惯，是否应予以盲从，愚夫愚妇之迷信，是否应予以保存，在今日科学昌明之世界，外足以资列强之笑柄，内足以起国人之疑窦，实有讨论之必要也。”[10]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要以“禁屠以免天谴，亦应自禁军阀之屠戳人民始”[10]（P91）。1935年参加湖北大水灾调查的武汉大学“湖北江河堤工灾情调查团”，通过调查，认识到“明智不开，迷信深固，为吾民族绝大之隐忧。此次水灾之来，里谈巷议，不归究与人力未尽，而诿之于龙神作威者，比比皆是”[11]。“吾人希望负乡村民教之责者及亲民官吏，当以破除迷信，启迪明智为施教布政之方针。”[11]（P32）当湖南省政府官员组织祈晴仪式时，《申报》发表评论说：“吾湘文化......最近始稍有进步，经此一举，足以抵销而有余。”[3]（P97）

竺可桢

三、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已经编织进广大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潜藏在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

神灵信仰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儒、佛、道是中国的传统信仰，而广大民众则把传统信仰的神灵和各种宗教的神灵进行反复的筛选、淘汰、组合，构筑成一个以自然崇拜为主体的多神灵信仰体系。中国多灾的自然环境为经久不衰的自然崇拜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人民生活在自然灾害、疾病痛苦的阴影中，当一次一次的灾害向人们袭来时，无法驾驭的强大的自然力变成了使人敬畏的神秘力量。人们在神灵面前，充满了敬畏，把神看作是主管自然、掌管人的生命活动的主体，因此，制造出大量的神灵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同时，也幻想着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控制和影响鬼神，使之听命于人类。民众希望通过斋醮祭祀，与神灵沟通，救化民众，祈福禳灾，祈求五谷丰登，社会安宁，正是通过对神灵的祈求，那些无力摆脱自然灾害摧残，在自然灾害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广大民众，得到了精神上暂时的安慰和痛苦的缓解。这是人类认识把握自身和世界的一种低级的方式，它能迎合没有多少文化的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在中国古代，每当久旱不雨的时候，就有使巫以舞降神而求雨的仪式。“祭拜神灵，如同西方采用保险制度，是一种更为安全的办法。”[12]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每发生一次自然灾害，都有求神拜佛的迷信潮。

陈独秀曾十分辛辣地刻画民众崇拜的偶像是“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13]。因而应当统统扫荡干净。李大钊也指出，偶像是真理的大敌，科学的大敌，文化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打破偶像崇拜。然而，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形成、发展，都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社会存在的必然反映，每个人、每个群体的思想意识无论它是属于进步的还是具有反动的意义，其背后都有各自现实的生活依据和行为要求。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宗法专制的农业国家，生产力不发达，广大农村还主要倚重于现有的传统资源，比如：血缘、宗族、土地、河流等，也包括信仰等符号系统。那么，民国时期，由于帝制的覆灭和宗法等级社会的解体，紧密依附于宗法等级制度的国家宗教制度也随之坍塌，象征皇权尊严的神权不复存在，思想意识领域里长期以来权威中心明确的状态被打破，致使信仰的中心不断下移，出现信仰的散化。尊天敬祖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敬祖祭祖的风气盛行如昔。民间信仰或迷信的类型种类繁多，包括自然神、动植物神、祖先神、行业神等。许多宗教与迷信杂糅的习俗广泛流传。相面、算命、测字、风水、祈雨、祷晴等仍为许多人深信。一般无科学知识的民众，认为凡人间一切灾难的发生，均由恶鬼邪魔的作祟所致，因此必须延聘巫师作法，为之打鬼趋邪，才能免祸得福。“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样轻信。”[12]（P260）对神崇拜的仪式，已经编织进了每天的生活之中。

求雨仪式——叶榭草龙

远古时代人烟稀少，下雨前常有大蛇、巨蟒、蜥蜴等爬行动物出来活动。人们便把龙和雨联系起来。“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旱则修土龙”[14]。只要洪水一泛滥，就把蛇当做神来崇拜，求龙致雨，这种习惯由来已久，并且很普遍。人们如果在陆地上发现了蛇，那么这条蛇就会被视作神灵，如果洪水退去，人们就会大唱其戏，以纪念神的赐福，蛇也因此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庙宇，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所有别的官员每天都要去那里跪拜烧香。1926年山东发生旱涝灾害，张宗昌宣布禁屠祈雨，举行祈禳仪式。当发现一条长约尺许、被称为黄河大王的白蛇时，河务局便派人迎往局内，供之桌上，扶乩祈雨。张宗昌派副官长李子清前往祈祷礼拜。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代表南京政府来鄂视察灾情的方本仁在江边路遇水蛇，竟连连叩头，称之为“蛇大王显圣”。除了把蛇当作神灵外，人们还烧香拜佛，敬天祭祖。1931年武汉水灾奇重，灾民所受损失极大，人人逃难，自顾不暇。然而，农历7月15，许多船上满载金银锭、纸钱、香烛等，“家家要敬奉祖先，烧包袱，销场比油盐柴米要坚俏”[15]。“水灾中武昌丁公庙内，有大小土偶十余具，亦被漂没，乃一般人迷信神佛过深，竟能于此灾难之中，不失其敬仰之心，不怨神之失灵，反救菩萨出水。将断头缺足之佛，花衣彩色之神，罗列附近屋上。”[15]（P26）当武汉大学调查团成员夜宿蔡甸时，正逢农历7月15，民间俗称中元节。“当地人民振金革，化纸钱，念经诵咒，深夜不休；沙洋商会主席语人，本镇每年南纸（冥钱纸）贸易额有高三十万元以上者，今年水灾后，已减至十分之一二，是亦不下五六万元。劫后余生，未遑衣食，而竟以有用之资，化于无用之地。”[11]（P31）在云南鹤庆等多雹地区，没遇下雹，则靠烧香拜佛、敲锣打鼓吹牛角等办法消灾。当安徽发生蝗灾时，灾民却把蝗虫当作“神虫”供奉，并烧香、唱戏，乞求“神虫”不要吃庄稼。

四、政府通过祭祀鬼神的仪式，宣传天命论，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愤懑情绪，要求民众安于现实的生活，以维持现存社会秩序

从本文的以上部分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各地出现的巫术救荒，呈现出以下特征：地域上是从南到北，具有普遍性；时间上是每灾必求，具有连续性；方式上是五花八门，具有多样性。这些现象和特点与统治者的推波助澜，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未曾颁布法令严格禁止巫术救荒，相反，政府需要利用宗教信仰维护与稳定其统治，因为宗教信仰具有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等功能。美国学者塞雷纳·南达说：“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以超自然的神秘方式实现社会控制。”[16]尽管民国时期人们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绝大部分还属于封建迷信及巫术。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社会控制，首先，需要借助封建迷信及巫术将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神圣化，以便民众以这种观念和秩序约束自己，培养出遵从意识，使其行为更规范有序。其次，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控制，宣传天命论，将天灾和民众的困苦归之于虚无飘渺的鬼怪，用祈神保佑来转移民众的愤懑情绪，要求民众安于现实的生活，甘心承受一切现实中的苦乐祸福，以便维持现存社会秩序。“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为，何必庸人自扰?”[17]1931年当汉口被淹后，有人说这是因为汉口的人心太坏，大水灾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天罚，所以一切防御工作都是枉废心力的[18]。再次，统治者借用巫术仪式显示其神圣和庄严性，在民众心理上造成极为严肃敬穆的气氛，培植强烈的所谓宗教感情和信仰。1924年夏，湘江流域发生水灾。省长赵恒惕率队亲往南岳祈晴。长沙知事曹献廷，没有迅速进行救灾，而是组织群众大搞迷信活动，为此，他们大张旗鼓，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城内外250余团，于7月14日执持乐鼓仪仗，扮作鬼怪，歌唱小调，游神者3万余人，耗费计数万元。而省署也居然派出军警到场，以军乐队为前导”[3]（P97）。第二年夏湖南全省大旱，省公署内，设坛祈雨。7月10日，赵恒惕发出忏悔通电，自举7条罪过，以求“感召天庭，降以甘霖”[19]。1926年3月至5月，南京一带天气亢旱，两月未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省长陈陶遗再设坛求雨，禁屠四日。

怀抱婴儿的灾民

当皇权被推翻后，被称为“民之父母”的地方统治者充当了“天子”的角色，成为民众与神灵沟通的依靠对象。自然也就成了祈雨求晴、敬天祭祖仪式的组织者，这项工作往往成为地方长官的政务之一。每当灾害发生后，统治者往往带头赴城隍庙祀神祈雨，并禁屠宰几日。统治者希望通过封建迷信仪式使民众永远保持对神权的敬畏，对统治者的敬仰，进而达到对其政治统治的顺从。事实上，官员们不仅没能组织民众积极抗灾救灾，反而无形之中麻醉了民众的防灾意识，延误救灾时机，进一步加深灾民的的痛苦。科学家竺可桢指出：“禁屠祈雨，迎神赛会，与旱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在今日科学昌明之时观之，盖毫无疑义。”[10]（P93）“旱灾之多，在世界上我国当首屈一指。则政府人民，当如何利用科学以为防御之法，研究预知之方，庶几亡羊补牢，惩前或可以毖后。若徒恃禁屠祈雨为救济之策，则旱魃之为灾，将无已时也。”[10]（P98）

综上所述，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致使民国时期仍然盛行巫术救荒。在此，还需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反应、防灾减灾的思想和抗灾能力都在发生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反对封建迷信，树立科学的救灾观念。从学者们对巫术救荒的批评到竺可桢对灾害发生原因的科学分析，体现了民国社会的进步，只是这种进步还比较缓慢。

本文原刊于《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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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勤，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江汉论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主义研究》《求索》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2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及主编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湖地区水灾与社会研究》《中国通史（当代卷）》《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国民卷上下）》等10多部。主持《湖北省灾害救助调查报告》《湖北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江汉二桥街道志》《龙阳街道志》《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生教学模式》《湖北历史资源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等6项课题研究，参与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与孙中山》《谭平山生平史料收集及思想研究》《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百年实践和基本经验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重大研究专项》等10多项课题研究。曾获得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奖、武汉大学本科教学优秀奖。

推送编辑：奚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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