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红磊｜进兵北京，劝袁退位——日本在护国运动期间的终极策划

日本与护国运动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1]这些研究虽已涉及日本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其执行，但对其政策随中国局势的演变却尚有未尽之处。尤其对日本不惜以出兵为后盾的劝告袁世凯退位计划，更是言之不详。[2]日本的劝袁退位计划，对了解此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及日本与护国军关系的实质具有一定意义，是以不揣浅陋，勾勒其大概，供学界讨论。

在探讨日本的劝袁退位计划之前，需要对日本干涉护国运动的目标作一了解。自日俄战争后，以陆军为核心，日本更积极地在中国推行其“大陆政策”。日本的“大陆政策”，不仅是“满洲权益”问题，还包括对中国的全面掌控，即所谓“日支提携”或“日支亲善”。[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在东亚的地位被削弱，日本迎来了推行其大陆政策的绝佳机会，“二十一条”交涉中第五号的提出即为明显标志。但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受到北京政府的抵制及列强[主要是英美]牵制，所得尚不能满意，对袁世凯尤其不悦。[4]据吉野作造观察，“二十一条”交涉后，日本高层中有两种对袁态度：一种主张对作为中国中心势力的袁加以援助，以实现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影响；一种认为袁自在朝鲜时起即持“排日”立场，且其政策上依靠英国牵制日本，在袁主持中国政局的情况下，终究不能实现日本的目标，因此主张去袁。第二种主张实现难度较大，且在条件不具备时容易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5]护国运动爆发，日本视为“千年一遇之良机”，[6]看到了打倒袁的希望，对洪宪帝制运动的态度出现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陆军参谋本部起到了主导作用。[7]

《二十一条》原文

在各方敦促下，参谋本部于1916年1月15日与海军军令部达成一致，对北京政府强硬，不承认帝制，[8]并经日本阁议通过。1月开始，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每周一次在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处召开情报交换会，就中国局势商讨意见，各部门密切协作。[9]参谋本部于2月中旬又确立了“倒袁”方针，并联络各方于3月7日经日本阁议通过。[10]当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对华方针为：“在中国确立优越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到帝国的力量，以奠定日中亲善的基础。”因为袁世凯乃“达成上述目的不可回避的障碍”，“为推行帝国上述方针计，莫若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决议声称：“无论何人取代袁氏，对于帝国均比袁氏有利。”决议指出，“为达到使袁氏退出政治舞台[的目标]，务以中国自己形成此种形势为得策”。因为“帝国为赶袁氏下台，公然出面与袁氏摊牌，要求中止帝位或退位，则不仅为陷于困境之袁氏敞开一条活路，而[且]势必使帝国负起袁氏失势后处理善后之责”。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应“尽可能地在不破坏同与国之协调范围内，来执行它所期望之政策为得计”。[11]

袁世凯著传统衮袍祭祀服祭天

日方的“倒袁”政策，简言之，就是将袁世凯打倒，并在中国扶植亲日的中央政权，实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掌控。在方式上，日本尽可能不采取与袁氏直接摊牌的方式，也即主要通过在中国选择合作者达成目标。这对理解日本在护国运动早期与反袁各派的合作至关重要。

一、1916年5月上中旬

的基本形势

在护国运动早期，袁世凯本无意放弃帝制。在护国军顽强抵抗与日本步步紧逼之下，袁不得已于1月推迟帝制，并于3月22日正式取消帝制。此后，袁起用徐世昌、段祺瑞，试图挽救局势。但事与愿违，随着4月6日广东独立，北京政府已经很难通过武力压倒护国军。不过此时的护国军，形势也不容乐观。云贵军一直为军器匮乏所苦。广东的护国军构成复杂，龙济光虽在护国军的压力下宣布独立，但一直与北京政府藕断丝连，随时有背叛护国军的风险，护国军后方不稳。北京政府与护国军进入僵持状态。

护国军

在这种形势下，袁麾下“三杰”之一、江苏将军冯国璋联合四川、湖北、山西、江西、山东等省，一面与北京政府联络，一面又对护国军暗送秋波，筹划组织南京会议，试图在中部造成能掌控中国大局走向的中间势力。

在北京，组织内阁的国务卿段祺瑞虽然与袁并不一致，但此时表面上也并未将袁抛弃。5月12日，段祺瑞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会谈时表示，袁之留任期限应待南京会议决定，自己希望和平解决，但若南方不肯让步，“舍使用武力之外无其他办法”。[12]段祺瑞仍对北京政府掌控局势保持信心。

对于冯国璋策划南京会议，北京政府向日本传递的消息是对己有利。5月9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在会见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船津时表示，袁若退位，时局当愈发混乱，甚至连北京之秩序都难以维持。冯国璋对此亦了解，是以联合长江一带，对抗南方。万一南方强硬要求袁退位，北京政府不惜诉诸武力。[13]5月11日，袁政府顾问，同时也是日本参谋本部在华间谍的坂西利八郎助手土肥原致电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告以北京政府试图将驻扎在四川、湖南的北洋军在湖北集结，以巩固长江以北各省之联合。有人劝袁暂时将政权委托于黎元洪，袁则答以“此可缓议”。综合判断，土肥原认为袁利用段祺瑞，运动冯国璋、张勋等，有意巩固北方十五省，再以此对抗南方，挽回大势。如不成，则使北洋系占据优势，确保自己退位后之自由。[14]

对冯国璋之真意，日方确认之结果是冯并无与袁决裂之意。5月7日，冯对参谋本部驻在南京的陆军中佐多贺宗之言，袁之退位，当在“召集议会、组织内阁之后”，应该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15]5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驻上海代表青木宣纯报告，冯之真意在于鉴于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政党政府有出现之可能，尽可能团结北洋系势力，试图压服国民党人。在此情况下，冯有被段祺瑞利用之可能。[16]此时中国的国内局势，袁虽威望受损，但仍能维持地位。

冯国璋

列强方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1916年的世界形势对日本有利。1915年，英法联军在土耳其加里波利战役中死伤惨重，俄国在与德、奥军队交战中大幅后退，死伤、被俘近200万人，塞尔维亚也于1915年11月底被同盟国占领。[17]1916年上半年，情况并未根本好转。2—6月，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凡尔登战役，英国继续承受着巨大压力，[18]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维持与日本的合作。日本在1915年下半年借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案，已由英国手中夺取了东亚外交的主导地位。[19]日本参谋本部在决议不承认帝制时，决定虽尽量获得协约各国赞同，但“帝国并不以协同列国之态度变更自身之主张”，有强烈的贯彻自身主张的意志。[20]与此相反，为防止日本倒向德国、寻求日本援助及维持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原东亚之主导者英国此时却不得不尽可能追随日本。[21]

北京政府财政本不宽裕，护国军起事后，因战费及各省停缴、缓缴解款，更是雪上加霜。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不得不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换纸币。此时，连当初支持洪宪帝制的恽毓鼎都感慨袁“民心大去”，“何以自存”。[22]长时间的国内动乱也影响了外国在华商业利益，此前一直持拥护袁世凯态度的英国政府在因日本反对而保袁不成后，[23]态度也渐渐动摇。5月13日，辛普森（Bertram Simpson， 有时用Putnam Weale之名）于在华英系报纸《京津泰晤士报》上发表长文，主张袁退位已不可避免，应在日本领导之下，由协约国五国共同劝袁退位，并支持黎元洪即位。[24]细观辛普森此文，除了主张劝袁退位之外，实则更为担忧日本单独行动会使英国失去对中国事务的话语权。

5月15日，见到《京津泰晤士报》报道之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报告，《京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代表了在华英国人的意向。至于其他列强，“法国公使屡次怂恿日本调停，尽快解决时局”，“俄国代理公使之意，大略相同”，“连美国公使也在十三日会见时表示，袁不退，时局无法收拾”。日置甚至表示：“今天本地一般空气，帝国此时对时局无论有何等之提议，列国均将予以赞成。”[25]日本行动面临的国际形势对其有利。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护国军方面，自护国运动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护国军各领袖开始欢迎甚至请求日本的援助。无论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稳健派、进步党，或是西南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等，无不希望日本支持。随着军务院成立，护国军在南方已有一定基础，但对以自身力量打倒袁世凯仍无把握。1916年5月26日，张继、谷钟秀往访青木宣纯，鉴于袁世凯实力强大，南方诸省以实力迫其退位有困难，请求日本帮助在北方打开局面，包括援助山东革命党及运动张作霖独立。[26]5月28日，军务院外交副使温宗尧偕同与岑春煊关系密切的周善培甚至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提出希望日本直接劝袁退位。[27]

中国局势陷于胶着，袁仍无退位迹象，主要在华列强逐渐倾向于追随日本，护国军方面也对日本干涉表示欢迎。虽然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尽可能避免“公然出面与袁氏摊牌”，但此时日本直接行动以达到目标的时机渐渐成熟。

二、日本各方建议

与参谋本部决策

辛普森的长文发表后，得到不少日本在华人士响应。目前所见最早提出建议的是日本外务省系统。1916年5月15日，日置益向外务大臣石井表示，中国出现财政危机，若无外国援助，无法解决。南京会议难以满足南、北两方面希望，或无果而终，目前南北妥协之唯一分歧乃袁世凯退位问题。日本“鉴于支那政治上、财政上之事态，与相关各国一起，劝告袁退位，尽快收拾时局，确立新政府，并改善财政及其他事务，理论上乃帝国应当执行之当然措施”。[28]

5月17日，日本在华报纸《顺天时报》主编龟井陆良也致电外务省，认为北京政府财政已呈破产状态，但袁“不知何恃，仍无退位之象”，主张日本应以居留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尽早劝袁退位。[29]5月2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报告中对时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反袁派力量薄弱，团结不巩固，且有妥协倾向，除非日本尽力援助南方，且周围情况一直对日本有利，方能够“彻底解决”，但迁延时日也会“露出各种破绽，招致其他猜忌或误解”，认为“毋宁乘其一派之大势，促进妥协，解决处分袁世凯问题，较为有利”。[30]

5月29日，日置益进而提出解决中国时局的三种方案：第一，袁留任；第二，宣统复辟；第三，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对第一种方案，日本绝不同意，故没有讨论之必要。第二种方案，当时时局下不可能。只有第三种方案为可能。日置提出黎继任方案之优势：1.有强有力的法律根据；2.黎性格宽厚，政敌较少；3.就职大总统无须外国承认；4.南方独立各省已公然宣布其为大总统。对于北方将军可能之反抗，日置认为各国若明确表示拥黎，彼等鉴于大势，或当顺从。若万一他们加以反对，相关各国为收拾时局，或有暂时出兵之必要，提出及早就此事与各国进行商议。日置认为，各国对中国之干涉，“程度及范围，应尽可能轻与小”，因为若过度干涉，会开启列国共同监督中国之端绪，与日本政策相悖。日置举出干涉之要端：1.劝告袁退位，援助黎元洪，使黎在召集国会、选举新总统等善后措施上保持权威；2.剥夺袁再次被选为大总统之资格；3.中国组织内阁及选举总统等事，日本若无必要，不加干涉；4.对新政府可能之借款，与各国预为商讨、研究。[31]

青木宣纯（日本陆军中将，

早期著名的中国通和间谍）

参谋本部驻华人员也相继提出主张。5月20日前，青木宣纯已致电参谋本部，告以“已至干涉之机”。[32]5月23日，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石光真臣致电参谋总长，提到停止兑换纸币对段祺瑞不利，梁士诒或会接任国务总理，袁退位尚远，认为“帝国毋宁此时以收拾时局、救济财政为口实，劝袁退位，以开收拾时局之端绪”。[33]5月29日，青木宣纯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发出电报，谈到唐绍仪对冯国璋等听从反袁派劝告、主张袁立刻退位，从而和平解决时局表示乐观。青木担心若时局如唐所言平顺进行，日本将失去“干涉良机”，所以主张日本应事先在冯国璋及南方委员间进行联络，获得调停者地位，据其决议，劝告袁退位。或者日本为进一步造成干涉口实，应当决行“满洲”独立。同时，为使南方尤其是浙江省得以与北方对峙，对其进行援助以充实其实力，亦为必要。[34]青木的建议与有吉、日置差异主要在：1.未提到列国共同劝告；2.有吉、日置以反袁派力量薄弱为根据主张劝告妥协，而青木则建议增强反袁派实力，使与北方对峙，以使日本获得干涉口实。考虑到6月初日本以黄兴为谈判对象而拟议中的对军务院500万元借款，[35]青木的建议显然占了上风。

在收到各方提议之后，参谋本部开始拟定劝袁退位计划。早在5月10日左右，参谋本部制定《对支那时局之策案》，提出“时局发展策”和“时局收拾策”。“时局发展策”主要内容为云贵军武器匮乏，无进击之意，两广军未臻统一，在境内彷徨。以岑春煊统一云贵、两广，扩张势力，并与北方对抗，距离尚远。且以冯国璋为首之中立派，对袁亦抱同情。在此形势下，对南方军“优予资金、武器，乃彼武力可达长江流域之唯一途径”，而资金、武器援助亦不可像此前那样以私人名义零碎进行，而应以国家名义给予绝大援助，甚至不惜动用日本国防之储备武库。“时局发展策”提出黎元洪继任总统已为时势所趋，日本政策亦当在此前提下进行。[36]

5月22日，日本陆海军与外务省在外务省政务局长室召开会议，制定了共同劝告袁世凯退位的方案。[37]据海军八角三郎所记，对劝袁退位，有两种预案：若袁听从劝告，平稳退位，则日本当在北方势力、冯国璋等中间派及南方独立各省间调停，组织混合内阁，召集国会，制定宪法。若袁不愿和平退位，北京或其他地方发生兵变，则日本与列强共同镇压，之后再在各派间调停。该方案特别指出，虽形式上为列国共同劝告，实际上由于政治上、地理上及军事上之关系，日本自占主导地位。[38]日本进兵北京而迫袁退位之说流传已久，[39]此时成为日方正式预案之一。

三、日本“劝袁退位”的

实施及中止

列强方面，5月31日，英国驻东京使馆送给日本外务省一份备忘录，表示“在整个这场中国危机期间，英国政府的唯一目标是找到最好的结束动荡并使中国保持完整的办法。英国政府认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日本和英国驻华公使保持紧密联系并向其各自政府报告所达成的意见是最为重要的。”[42]可以说，英国虽然给日本设下了底线，但也对日本劝袁退位开了绿灯。

黎元洪

在中国内部，日本也在加强与可能的总统继任者黎元洪接触。5月22日，日本新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次郎在会见黎元洪之后向参谋总长报告，黎元洪继任之场合，“若不派我有力军队驻扎北京，恐难成功”。[43]5月30日，坂西利八郎受命向黎元洪探寻将来组织政权计划及对中国国内时局的处置方针。[44]

不过袁世凯没有给日本留下实施其方案的足够时间。5月31日，斋藤季次郎电告参谋总长，袁世凯生病。[45]6月5日，日置报告，袁世凯病重。[46]6月6日，袁世凯去世。

袁世凯葬礼

袁去世后，日本不得不变更对华方针。6月7日，田中义一制定新的对华方案，大致为“拥黎助南”，包括：1.可协助黎维持北京治安；2.若黎处理国事有向外国借款之必要，可予以回应；3.劝南方代表速至北京，日本可予以保护。为实施新的对华方案，日本预备将在旅顺之步兵一联队派往天津，并计划必要时派遣一师团。[47]此计划虽然并未实行，但日本仍将其驻扎在北京、天津等地的“中国驻屯军”数量由595人增加到1 136人。[48]此后，随着大隈内阁动摇，在寺内正毅内阁重新拟定对华政策之前，日本对华关系进入一段徘徊和调整时期。

结 语

1916年5月26日，北京政府代理外交总长曹汝霖向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小幡酉吉谈到若日本最终不能支持袁政府，毋宁“明白且公然向中国政府通告希望袁退位并袁之后黎元洪出任总统或宣统皇帝复出”，以俾袁和北京政府据此确定方针。[49]曹汝霖这是明知故问，或有为日本设下陷阱之嫌。早在4月16日，梁士诒接到梁启超一电：“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万一事久不决，而劳人为我驱除，则耻辱其不可湔，而罪责必有所归。”梁启超早知日本不惜以武力驱逐袁世凯的决心。梁士诒收到此电后，曾携之见袁，袁随阅随批，在“劳人为我驱除，则耻辱其不可湔”旁批云：“敌国记恨，讵非伟人?”[50]袁也知道日本欲除己而后快，对此却无可奈何，只能自封“伟人”以作心理安慰了。

护国运动期间的中日关系，本质上是日本利用中国内乱，想要一举打倒现存的中央政府并进而改造中国政权。以直接出兵为后盾的“劝袁退位”计划，是日本此种意图的最佳体现。由“二十一条”交涉后中国强烈的对日民族主义立场[51]来看，此举很难得到中国民众的赞同。作为国内对立的双方，北京政府有意积极抵制日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也因为此前的帝制运动失去了民心而无法得到民众支持；护国军对日本虽有警惕但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毋宁在此事上予以赞同。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内政争给对外态度及中国命运带来的影响也值得注意。

本文原刊于《史林》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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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承红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社会’概念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日本与护国运动”。著有《“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2023年），另有论文十余篇发表于《历史研究》《史林》《复旦学报》《近代史学刊》等中文核心刊物。研究领域为晚清民初政治史、思想史。

推送编辑：奚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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