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颖｜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力量与政府的合作困境——以晏阳初离职农复会为中心

文摘 2024-11-18 08:02 中国

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力量

与政府的合作困境

——以晏阳初离职

农复会为中心

王聪颖

摘要：1949年11月27日农复会执行长晏阳初离台赴美，再未参与农复会的工作，从此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这既由于其与后者开展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迥异，也因为未取得农复会的控制权而不满，还在于两者复兴乡村主张的巨大分歧。晏阳初的离职反映出社会力量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进行乡村建设时的复杂面相与困境。这些困境决定了其合作有始无终的结局。

关键词：乡村建设；晏阳初；农复会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学者郑大华在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指出，依据从事乡村建设的立场不同，可将参加乡村建设的团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主流派，包括各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等；一类为非主流派，包括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各地方政府。“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动者，大多是从事教育的单位，没有或缺少官方背景，从事乡村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后者只是乡村建设运动被动的参与者，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国民党统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1]依上述之言可知，二者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角色与根本目的不同，那么二者联合进行乡村建设会产生怎样的合作样态呢?晏阳初及其所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可以说是前者中的代表，其与后者的合作关系，学界已多有研究。他们多认为晏阳初及其所领导的平教会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上堪称一个典范①。然而这可能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面相，以晏阳初离职农复会为考察对象，探究其离职的原因，可以观察到两者关系的另一面相。

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不断侵略和国内战争持续的影响，中国农村日益凋敝，尤其是经历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农村的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抗战胜利之后，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极力呼吁政府应加紧进行乡村建设，挽救百姓于水火。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忙于打内战，无暇顾及乡村建设，也没有经费支持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无奈之下，为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晏阳初只好赴美筹款。1947年4月他由沪赴美，在美经历长达十个多月的艰辛奔走，终于获得不超过美国援华法案价值总额(3.38亿美元)十分之一的经费支持(支持此项经费的法案条款也称为“晏阳初条款”)。不过，使用该经费的条件是中美两国政府要联合成立一个机构——农复会，以指导和监督中国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晏阳初被蒋介石任命为该会的核心决策人员之一。从此，他开始了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新历程。然而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合作，自1949年11月底起晏阳初再未参与农复会的工作。考察晏阳初离职农复会的原因，反映出民国乡村建设中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的困境。

1948年10月1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简称“农复会”）在南京成立

一、晏阳初与美、中两国政府成立

农复会之根本目的迥异

美国政府主张成立农复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实施中国农村复兴计划来遏制中国革命推行和共产主义发展，引导中国向美国靠近。这在美国政府的两位代表人物的言谈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其中一位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是当时促成农复会成立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力主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农村改造项目时称：“事实上，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共产党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有为农村的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一直忽略这个问题，这是其统治的最大弱点之一。当我的脑海中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马上想到了晏阳初博士和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2]可见，司徒雷登支持晏阳初的农村改造计划，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挽救日暮西山的国民党政权，维护美国在华利益，晏阳初及其所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其利用的工具。另一位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他站在全球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上看待晏阳初所提出的中国农村改造计划，认为支持该计划的实施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坦言假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使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群和我们以及英法一起工作，俄国也将和我们妥协且一起工作。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真是要遭遇困难了”[3]523。因此，他曾欲建议国会将援华的全部款项都用于支持晏阳初所欲从事的中国农村改造计划，只是由于晏阳初的婉拒，才最终改为用全部款项的十分之一来支持中国的农村改造计划。当时在美寻求对华经济援助的除晏阳初外，还有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但他们一直被挡在白宫的门外，想见美国总统而不得。当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国民党政权财政困难，岌岌可危，急于获得美国经济援助以支撑其政权的残存。晏阳初担心自己若使用了全部美国援华款项会给自己回国带来麻烦，所以没有完全赞同杜鲁门的建议[4]。

南京国民政府支持成立农复会的根本目的与美国相比则更直接，目的是有效利用美国经济援助资金，扭转战争颓势，助力其反共战争。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布控农复会的委员人选，从而使农复会为其服务。农复会不但在成立之初遵循南京国民政府办会的初衷，即使到1949年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存亡之际，仍试图借社会与政治改革，由农村复兴工作培养民气，并在西南、西北各省筑起一道社会防线 [5]30。

晏阳初

与当时中美两国政府出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支持成立农复会的根本目的不同，晏阳初支持成立及参加农复会是为了从事乡村建设，复兴中国农村。他向美国寻求经费支持，只是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手段。他对各政治势力的态度，理念上更倾向于一种中立的立场；实践中更多以是否支持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为评判标准，并且反对别人把他们乡村建设工作者看作一种政治派别。1949年他在华西实验区的同仁讲话中有明确表达，当时社会上对其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有不太积极的看法，而他认为“我们接受美援是经济的、而不是杀人的美援。凡是赞成我们工作(笔者注：指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人都是同志，不论其为何国人，不论为何种帮助，我们都应接受；反之，虽有大量援助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不是任何政党的工具，自己也绝非政治性的党派，我们仅是建设好中国再建设好世界，有人给我们命名为乡建派，简直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们接受的支援只是为了促成苦心孤诣的乡建工作事业，而没有政治作用的”[6]。

其实，为了顺利开展平民教育，推行乡村建设工作，晏阳初一向主张平教会的工作要中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早在1927年，他在阐述平民教育的宗旨和最后的使命时曾明确表示：“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无主义的主奴，无党派的左右，无宗教的成见，无地方的畛域，无个人的背景，无新旧的界限；但期望三万万以上失学的同胞，普遍地得到做二十世纪的人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基础教育。虽以爱国为精神，而不偏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虽以爱世界为理想，而不偏于广漠的世界主义；至于宗教上或党派上的信徒，尤其任国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绝不挟入平民教育内宣传，这亦是同仁良心上的主张，人格上的自信。”[7]104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要中立于各政治势力之间，主要原因是平民教育所追求的两大重要目的。其一是“在一切社会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期望受过平民教育的人，无论处任何团体，皆能努力成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7]104；其二是“在人类普遍固有的良心上，发达民众的判断力、正义心，期望受过平民教育的人，无论对何种事体，皆能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7]105。除了上述原因之外，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激烈，选择任何政治势力作为依靠都有可能给平民教育工作带来灭顶之灾，因此晏阳初对国内的各政治势力都持中立立场，这在当时对于寻求平民教育工作的开展无疑是一种最现实的选择。不过，对于日本的侵华势力，晏阳初则持坚决抵抗的态度，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他不但积极投身针对后方民众的抗日动员与培训工作，而且“誓以最后一滴鲜血洒诸宗邦”的决心明志抗日[8]，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

二、主任委员人选之博弈

晏阳初与中美两国政府对于成立农复会的根本目的迥异，因此掌控农复会主委的职位，对其施加影响，实现创会目的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由何人出任农复会主委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在农复会正式成立之前，美国政府认为农复会应接受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署长的指导和监督。因为国民党的严重腐败及其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美国政府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十分不满与失望，希望农复会能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与管辖之下。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中国政府完整的主权和行政权应该受到维护，因而坚持中国政府对农复会的掌控权。与此同时，以晏阳初为首的乡村建设者们“既不想让美国国务院支配农复会，也不愿意中国政府干预农复会的项目与运作”[9]，他们认为农复会无论受控于中、美两国政府的任何一方，都无疑是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做选择，他们希望农复会能够自由而独立运转，能够由真正的乡村建设者们主导并开展工作。三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以至农复会的成立日期被迫搁置。

随着国内外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有所软化，之后经过双方不断磋商，美国政府放弃完全直接控制农复会的想法，并在1948年8月5日完成了成立农复会的政府换文。其中规定农复会的领导决策层由五位委员组成，美方居其二，中方居其三，双方委员分别由各自国家的总统任命产生，且主委一名从中方委员中选出。而在此前一日，晏阳初曾被蒋介石召见商谈从事乡村建设事宜。于是成立农复会的政府换文公布后，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晏阳初已被蒋介石内定为农复会主委，将负责筹建农复会事宜。晏阳初亦踌躇满志，不但对即将成立的组织的命名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对于该组织的委员会组成也有自己的主张。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即将成立的组织应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委员会”而不应称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原因有四：“一、乡村范围比农村广，因乡村内不仅只有农人和农业。二、中国农村有史以来从未兴过，何能谈复。三、美援中英文原名亦为乡村建设而非农村复兴。四、伪组织曾有复兴农村委员会之组织。”[10]同时，他认为该组织的委员会组成应具备下列特点：其一，“要使委员会不仅有国家领导人，还要有既能指导国内又能指导国际工作的各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还要对农村复兴工作感兴趣和有信心。这些委员除了能顶住来自中央政府各部的压力维护委员会的利益，还要能够不受各种政治派别和集团的干扰”[11]680；其二，“要把那些已对农村复兴运动做出贡献的最有能力的领导人和专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核心”[11]681。为此，晏阳初特意游说乡村建设的支持者，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刚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职位上下来的张群，希望他出任农复会的主委；同时，努力说服自己的好友司徒雷登同意担任美方的委员之一。

晏阳初与美方代表

可是1948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农复会的委员组成时，中方的委员为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翰，且以蒋梦麟为主委，美方委员为穆懿尔和贝克。农复会委员中既没有晏阳初盛邀的张群，也没有他属意的司徒雷登。原来就在张群答应晏阳初之邀、准备出任农复会主委而外出实地考察期间，蒋介石却对其另有任命，且已内定蒋梦麟为农复会主委，而晏阳初对此全然不知。为此，晏阳初十分恼火，给自己的好朋友——时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写信抱怨道：“这一决定，蒋介石既没有事先与他(张群)说，也没有跟我讲。另外，根据协议精神，美国总统或中国总统都不能任命主委，主委应由委员们自己推选。我怀疑幕后有反动势力企图控制一切。”[11]681

晏阳初的不满并没有阻挡蒋介石对农复会主委的任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外交部长王世杰与时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均推荐蒋梦麟[12]。蒋梦麟为二人的老友，且他当时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工作，与翁文灏颇多工作上的往来，思想观点较为接近。其二，蒋梦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政治资历深厚，而且在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多北大毕业生，而蒋梦麟为老校长，人望很高，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利于农复会开展工作[13]。其三，蒋梦麟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出身，具有博士学位，对美熟悉，而且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过农学，回国后对农村建设问题也比较热心，1923年平教会成立时就为该会的执行董事之一，且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与工业联系密切。因此，蒋梦麟可谓不仅有美国背景，而且还懂工农业，是一位深知工农业联系的人物。其四，蒋梦麟作为国民党的老官员，紧跟国民党的路线走，深受蒋介石信任，便于蒋介石政府对他及农复会施加影响，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11]681。

反观晏阳初，虽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又是著名的乡村建设专家，但他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渐行渐远。虽然晏阳初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蒋介石曾专门派人去学习，试图加以推广；甚至曾邀请晏阳初到其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创办模范农村，并在1940年以个人名义捐款10万元支持晏阳初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广大乡村，他们的建设主张发生分歧。晏阳初曾分别向蒋介石和宋美龄当面力陈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但是他们都认为军事问题才是第一位的，主张暂时搁置乡村改造工作。于是晏阳初逐渐与他们分道扬镳[4]132。另外，美国政府提供给农复会的乡村建设经费也是晏阳初从美国的援华经济贷款中争取来的，这不仅与蒋介石将贷款用于军事的意图违背，其乡村改造计划也被认为是忙里偷闲、缓不济急之举。因此，在农复会主委的任用上，相对于晏阳初而言，蒋梦麟无疑更受蒋介石青睐，不过鉴于晏阳初为农复会的成立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以及所具有的从事乡村建设的巨大声望，他被任命为农复会委员的同时兼任该会执行长的职务[14]。而这也为日后农复会该用何种主张复兴中国农村埋下争论的伏笔。

三、农村复兴主张之分歧

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后，委员们在制定复兴中国农村的计划时出现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围绕这三个问题，委员中除了中立的贝克外，其余四人则形成观点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是蒋梦麟、沈宗翰、穆懿尔，另一派是晏阳初。

他们争论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以何种方式复兴中国农村。沈宗翰和穆懿尔主张参考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建议，从积极增加粮食生产，改革若干阻碍生产的重要因素——如不合理的租佃制度入手，以应中国当时的急需；后者则主张从扩大民众教育着手，然后进入农村经济的发展[15]357。第二，主要依靠什么力量，通过何种发展道路复兴农村。沈宗翰主张注重改良和推广生产科技，以提高农田的单位产量，走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后者则注重地方性的自动启发运动和乡村自助，希望通过鼓励农民，使农村复兴走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16]136。第三，是否要土地改革。晏阳初不赞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改良农村，主张走社区发展、平民教育的路；蒋梦麟则认为非土地改革不能振兴农村[16]125。为此，二人产生强烈的分歧。据时任农复会秘书长的蒋彦士回忆：“蒋梦麟先生不愿意公开表示他与晏阳初先生意见不同”，于是他放弃公开辩论，“关起门来五位委员辩论”，但是农复会的美方委员却让他们自己研究并决定[16]125。最终二人之间的分歧还是公开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蒋梦麟在写回忆录时仍不忘提及当年农复会中有人向别人批评自己说：“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17]22而蒋梦麟坚定地认为一方面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另一方面运用土地改革以推行社会公平分配，是农复会工作方针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就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若“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17]19。

晏阳初在民国乡村建设中为定县平民学校授课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歧，农复会的委员们开会进行长达将近两个月的讨论，但是最终双方仍然未能说服彼此。而农村复兴工作的开展却刻不容缓，于是委员会最后决定双方的主张同时进行，以做实验，时长为半年。方式如下：“(一)是以地方为单位的乡区建设办法。通常由成人识字教育开始，然后再组织农民成立生产合作组织，再由合作组织进行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改革。如四川省第三区(北碚)的社会教育运动中心，依平民教育运动之方式办理。浙江省杭州县市区，依原在该区推行的农业推广与家事推广的方式办理。福建省龙岩县，依政府在该区推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办理。(二)是从解决全国农村共同的基本问题入手。如改革租佃制度，兴建水利系统，供应改良作物及禽畜品种，防除病虫害等。一切工作均由农复会与政府机关或农民组织合作办理，力避重复冲突，并期以后可由合作机关自己继续办理。”[15]357

在此实验阶段，农复会发现晏阳初的乡区建设进行缓慢，效果甚微。所以实验结束后，农复会便把乡区建设计划结束，集中全力解决农村共同的基本问题。至此，晏阳初的主张基本被废弃。

其实晏阳初的主张收效甚微，除了诸多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限制外，与其在农复会中势单力薄及农复会下设机构的布局密切相关。

农复会五位委员中的穆懿尔曾在中国从事农业工作达十五年，曾参加美国农业部主持的中美农业合作方案制定，曾任美国农业部国外农业关系处远东组主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并曾在1948年由史蒂尔蔓率领来华的中国经济合作调查团中任团员[5]24。除此之外，穆懿尔还是中方委员沈宗翰的康奈尔大学同班同学。他来华后任教于山西铭贤学校，担任农业主任，与沈宗翰合作改良小麦、高粱，交谊甚深[15]340。1946年二人又同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副团长，其间，他们事事相商，合作亦十分愉快、圆满。因此，在农复会的工作中他们二人“意见常常相同”[15]357。农复会中的另一位成员——沈宗翰，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及所长，前后达十七年，并曾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是一位资深的农业技术专家。他虽然从1931年起曾应晏阳初之邀协助设计平教会农业工作并介绍农业人员[5]356，但是对农复会的工作主张与晏阳初颇有分歧，如当时农复会技正欧世璜曾回忆说：“当时农复会有两种重要的主张，一是晏阳初主张的平民教育的办法，一是沈宗翰主张先从生产着手。”[18]对于农复会历史颇熟悉的严家淦也说当时二者的分歧为：“一个是主张从文化社会面优先着力，以为更为根本；一个是主张从技术科学面优先着力，以为更为实际。”[19]沈宗翰自己写文章也称：“晏阳初先生主张应从扩大民众教育着手，然后进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孟隣(梦麟)先生和我则主张先积极增加农作物的生产，改革若干阻碍生产的重要因素——如不合理的租佃制度等——入手，以应中国当时情况的急需。我与穆懿尔先生是学农的，所以在农业增产方面多加注意，孟隣先生则多注意社会改革方面的工作。……如此分工合作，农复会始能有今日的成就。”[20]在农复会的委员中基本上蒋梦麟、沈宗翰、穆懿尔的主张大致相同。另一位美方委员——贝克在农复会中对争论双方基本处于中间立场，所以晏阳初可谓自成一格。因此在农复会的决策层，争论双方的力量对比不言自明。

此外，农复会委员会下设有秘书长和总务长，任职人员也与蒋梦麟关系密切。蒋彦士乃蒋梦麟的亲信，他曾说：“蒋梦麟先生领导农复会时，琐事完全不管，公事也不看，公事由我批。”[16]125他任农复会副执行长、秘书长，发挥着委员会与执行小组之间的纽带作用，这引起晏阳初的不满，加之之前美国国务院对晏阳初的农村复兴主张不甚赞成，认为他不应对农复会拥有行政权力。于是晏阳初给道格拉斯写信愤懑地称，蒋梦麟千方百计要让他的一名得力助手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尽管这一重要机构在中美换文中没有提到。这是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国民党合谋要惩罚他——一个农民的普通奴仆，不想让他有好日子过[11]683。此外，总务长樊际昌为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旧部，从抗战前的北大时代到战时的西南联大、再到农复会时期一直追随着蒋梦麟，可以说与蒋彦士均是蒋梦麟的坚定拥护者。

另外，农复会下设执行机构的演变也不利于晏阳初主张的实施。在农复会中为贯彻执行五人委员会的决议，下设四个执行小组，分别是综合计划组、农业生产组、地方自力启发组、社会教育组。这四个小组中，后两组是贯彻晏阳初主张的主要依托。但在实际运转中，因送到地方自力启发组的计划多数为农业增产计划，显然与农业生产组的各种工作重复，执掌因而无从划分，后经委员会决定属于全国性农业生产的计划归农业生产组处理，其他农业计划则由地方自力启发组处理，于是该组的业务量急剧减少，1949年6月该组被取消。社会教育组在公文上虽已成立，而事实上从未实现。虽然最初设置有综合计划组，但是各种综合计划亦可由各地区办事处发动并继续，于是最终使综合计划组亦无存在的必要[5]36-37。至此，农复会下设小组实际上四去其三，晏阳初在农复会中的主张几乎无法实施。

1949年8月农复会由广州搬迁至台北。同年11月20日晏阳初赴台参加农复会委员会会议。一周之后他离台赴美，从此再未参与农复会的任何工作。

四、结语

从上述可知，晏阳初离职农复会有复杂的原因，反映出他的困境。晏阳初只身赴美，苦心孤诣、舌焦唇敝，终筹得巨款，却不得不同国民党政府分享；试图成立一个超然于政府的农复会，但在人员选择上不得不依赖政府官员；希望组建一个受自己掌控的农复会，但在人事安排上却不得不屈服于政府的布局；欲从乡村建设的立场贯彻自己的思想，但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利益面前不得不妥协退让。

晏阳初的这种困境，其实也是以其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与代表国家立场的国民党政府在合作进行乡村建设时所遇到的困境。这种困境突出地表现为他们在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主观上欲保持独立，超然于政府或党派，但客观上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当二者相互需要时，尤其是前者的活动可以增强后者的合法性统治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可成为“合作的典范”；当二者的追求发生偏离时，这些社会力量就会因在实践中对政府所形成的依附关系，而走上或与其分离或消散的道路。晏阳初在领导平教会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时，意识上一直注意保持平教会独立超然的重要性以及为农民服务的纯粹性。他对平教会成员说：“我们从事平民教育，不是哪一党的工具，不是哪一个人的走狗，我们的头衔是三万万以上农民的走狗。”[21]然而在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晏阳初发现“如欲将研究所得的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22]。平教会成员也达成共识，认为乡村建设事业若想顺利进行，需要“学术与政府打成一片。政治好比骨骼，学术好比血肉。人生决不能仅靠骨骼，也不能单有血肉。前者是组织，后者是内容，套合起来，恰成全壁。政治用学术为根据，方能有真货色，学术用政治为凭借，方得顺利推行。两者相辅而成，相依为命。换言之，政治须学理化，学术须实施化，上下交行，双方扣合，而后整个人民生活改造之大计才可完成，大众皆成为‘人’的宏愿，才可促其实现”[23]10。于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国民党政府需要开展乡村建设增加其统治合法性时，平教会通过推荐其成员充任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形式开启两者亲密合作的时代。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与国共斗争的白热化，国民党政府所急切追求的目标与平教会的目标发生变化，于是国民党政府影响下的农复会与晏阳初的主张产生分歧，并日渐难以弥合，最终导致晏阳初脱离农复会，结束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

其实，在民国时期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遭遇上述困境的不仅仅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梁漱溟与其所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亦不例外。梁漱溟对于民间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进行乡村建设，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他说：“中国现在南北东西上下大小的政府，其自身皆为直接破坏乡村的力量。这并非政府愿意如此，实在它已陷于铁一般的形势中，避免不得。乡村建设的事，不但不能靠它，并且以它作个引导都不行。乡村建设天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要靠乡村自身为主力。”[24]然而，梁漱溟所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真正实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却不得不靠附山东省政府，尤其是他们工作所致力的乡农学校，不单是社会教育、民众训练的机关，而且成为山东省政府的下级行政机关。这也为梁漱溟所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工作彻底失败埋下祸根。因为乡农学校“以其为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藉此而执行，当初将藉以推动各项建设者，今则以当局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执行其一切苛虐命令。凡当局一切所为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25]。直至最终民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发生。乡农学校也由最初建设乡村的机构，转而成为破坏乡村的工具。梁漱溟所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事业毁灭无余。

与梁漱溟的悲惨遭遇相比，晏阳初所领导的乡村建设事业无疑是幸运的。然而，晏阳初仍脱离农复会，选择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可见，民国时期社会力量在同国民党政府合作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除了前人已经看到的二者密切配合的一面外，这种分离显示出民间社会力量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窘迫的一面。晏阳初脱离农复会，既标志着他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终结，也标志其由民间学术团体从学术的立场由下而上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广应用其研究所得，使政治学术化、学术实验化的设想破灭。同时，晏阳初脱离农复会实际上亦是两种乡村建设力量的分离。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教会在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互相联动整体改造的乡村建设模式，他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与实验，着眼于农民自身内在潜力的开发与自主精神的激发，欲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实现农村复兴与人的改造。而农复会以国民党政府的意志为主导，代表的是国家立场，在遭遇统治危机时着眼于消弭革命，主张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审核指导与监督，自上而下地快速推进乡村建设，以维护其统治。在实践成效上，前者注重举措的长久效果，后者更希望立竿见影。这些都使二者之间充满张力，同时昭示着民间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时的复杂历史面相和困境。

参考文献与注释（向上滑动启阅）：

参考文献

[1]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62.

[2]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英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72.

[3]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4] 晏阳初.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的建立[M]//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三卷.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135.

[5] 黄俊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

[6] 晏阳初.晏阳初在华西实验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G]//晏阳初与华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刊：第二辑.重庆：璧山县档案馆，2012:4-5.

[7]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M]//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8] 晏阳初.致熊式辉[M]//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四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541.

[9] YAN Y C.To William O.Douglas July 30，1948.Page1[A]//Yan and IIRR Material:Box B.New York: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0] 佚名.美援助我建设乡村双方今晨在京换文晏阳初将任乡村建设委员会主委昨政院临时开会加以讨论[N].世界日报，1948-08-05(2).

[11] 晏阳初.致W.O.道格拉斯[M]//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四卷.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12] 陶希圣.记蒋梦麟先生[J].传记文学，1964，5(1):10

[13] 黄俊杰.张宪秋先生访问记录[A]//黄俊杰.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口述历史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20.

[14] 佚名.农村复兴联合委会中美委员人选决定蒋梦麟为主委晏阳初兼任执行长[N].新闻报，1948-08-11(1).

[15] 沈宗翰.沈宗翰自述：下[M].合肥：黄山书社，2011.

[16] 黄俊杰.与家庭决裂，立志于农业界：蒋彦士先生访问记录：一[M]//黄俊杰.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7] 蒋梦麟.新潮[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8] 黄俊杰.农复会成立的背景及在土地改革中的作用：欧世璜先生访问记录[M]//黄俊杰.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81.

[19] 沈君山.关于农复会历史的几点看法[M]//黄俊杰.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38.

[20] 沈宗翰.悼念蒋孟隣先生[J].传记文学，1964，5(1):7

[21] 晏阳初.在周会上的讲话[M]//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151.

[22] 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M]//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369.

[23]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二十五年度工作概览[G].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10.

[24] 梁漱溟.乡村建设是什么[M]//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77.

[25] 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M]//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3.

注释

① 相关研究参见：胡容杰.早期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个案[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4)；何建华.试论晏阳初平教运动对政府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谢健.国家、社团与个人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嬗变——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本文原刊于《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王聪颖，教育学博士，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扬州大学中国乡土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史、大学学科史、高等教育学。

相关推荐

李勤｜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

张德明｜民国大学与农村改良：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述论

尹北直柴福珍｜民国时期节气歌谣的类型、版本与文化意蕴

推送编辑：周彦妤

审核：王尤清

基金会资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NzU1MDk5MQ==&mid=2247524890&idx=1&sn=5517de18daba77d5fe7b1b6b1daf2ba5

白先勇衡文觀史

白先勇衡文觀史是南京大學白先勇文化基金的公眾號，旨在推動、促進和支持海內外民國史研究和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