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游｜唤起“国魂”：“九·一八”后国人对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论说

民族精神是一民族共同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外在气质，是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和民族道德的集中表现，也是一个国家国命之所寄、国魂之所在，被近人誉为建国、立国之要端。民族精神一词最早由德国知识分子在18世纪时发明，意在唤起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凝聚他们的民族认同，以抗衡法兰西文化的入侵。20世纪初，民族精神一词经梁启超使用，才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1903年梁启超在《民族精神论》一文中论述了民族精神的起源问题，将民族精神视为一个国家的“国魂”[1]。此后，“民族精神”一词被中国人民广泛使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人在思考应对民族危机之策时，对恢复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以恢复民族地位也予以了强调。学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问题已有不少关注①，但很少有学者从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考察抗敌建国的问题。基于此，以“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论述为中心，考察他们对“固有民族精神”与恢复民族地位之间关系的探讨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一、关于“固有民族精神”

与中华民族的延续之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中国人民积极从传统中寻找资源，试图通过恢复“固有民族精神”以恢复民族地位。在国人对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论说中，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五千余年被认为与这种“固有民族精神”直接相关。由于民族精神概念的抽象性和外延的模糊性，“固有民族精神”的所指因具体语境而有差异。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时人所指的“固有民族精神”可以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和志士仁人百折不挠的建国精神，可以是由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孕育出的特有精神品质，也可以是面对异族侵略时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九一八事变”中，

日本关东军制造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伪证。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其建国事迹和奋斗精神被视为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的一部分。1933年10月9日，邵元冲在“国府总理纪念周”演讲“恢复民族精神与充实民族力”时，对黄帝的建国精神以及由此生发的民族精神进行了阐发，指出“黄帝驱除蛮族，占有中原，一面创造国家，一面并创造民族文化，文治武功，两臻极盛，所以才能建立中华民族的基础，数千年屹立于亚洲大陆，虽中间曾经不少变乱，但是无论任何困难，任何险阻，总能本其民族固有精神，奋斗不懈，维持整个民族的生命，这种精神的表现，就是黄帝留下来的，所以我们今日对于黄帝的历史，黄帝的精神，以及民族过去历次奋斗的情形，必须加以深切的认识，使我们在任何困难环境中间，愈加发生感奋的情绪，发愤努力，由应付环境，以至于战胜环境”。邵元冲指出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他奋斗创造百折不回的精神，造成我们伟大的民族，这种精神，我们可以永远效法”[2]。邵元冲叙述黄帝建国的精神意在接引当下，鼓励时人效法黄帝的建国精神抗敌建国。在邵元冲的叙述中，中国人民对黄帝的建国精神和“固有民族精神”的继承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同祭黄帝陵

在“九·一八”后国人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话语里，由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孕育的特有民族品质也是“固有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里所指的民族品质是指能够彰显中华民族正面形象、保持民族持久生命力的内在特质。“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国民党提倡恢复“四维”“八德”等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以实现救国复兴之目的[3]。“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特别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种道德品质，这些品质被国民党认为是中国固有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茹玄就指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4]。在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四维”“八德”也被打上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当然，时人所说的中华民族固有精神不止这些，如武军平就指出，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是从儒家哲学出发的实践弘毅的精神，体现在勇于前进，一方面是道家哲学出发的居冲守约的精神，体现在善于守成[5]。

由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丰富多元，由此孕育的固有民族品质也各种各样，因此时人在论述这些固有民族品质时也常常因个人知识背景、撰文目的不同有所偏持。不管论者所指的中华民族固有品质具体为何，抱有何种目的，大致上都认为中华民族能够绵延千载与保有这些“固有民族精神”密切相关。

汉族政权在历史上曾多次遭遇异族入侵，在反抗外族侵略过程中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九·一八”后时人所指的“固有民族精神”，也有历史上汉族人面对异族入侵时表现出的强烈民族意识和救国精神。如胡阁指出在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富有坚毅不屈的精神，每遇到外寇侵入，都能够合全力以反抗，不作稍微的退避，因而华夏版图赖此“奠植”[6]。在抵抗外族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民族英雄，他们是发扬“固有民族精神”的典范，他们的忠义行为激发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朱文中论述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三位民族忠义之士如何发扬“固有民族精神”，抵抗外敌的侵略。作者指出，如果宋亡时没有文天祥的浩然正气，激发中华民族精神，“则决没有明朝的复兴”；如果明亡时没有史可法不屈不挠的精神，“给黄帝子孙一贴兴奋剂，则亦决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7]。

《中兴四将图》之岳飞像，

南宋刘松年绘

在时人的论述中，正是此种“固有民族精神”的存在，中华民族才能立国久远，绵延至今。汪世鎏指出，中国历史上两次亡于异族，但只要“国魂”不灭，总有复国复兴之日，宋明两代虽然亡国，但民族意识未灭，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少数民族最终被我族同化[8]。沙家鼎指出，中国历经变乱，仍是中国人的中国，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元、满虽曾入主中国，因为缺乏优秀的民族精神，政权终究不能长久[9]。一笔名为“谔谔”的作者指出中华民族曾两次亡于异族，虽然在国体上中华民族曾两次受异族宰割，但由于民族精神的存在，中华民族仍旧是中华民族。因此，朱元璋义师一举，“而元室以屋”，孙中山在清末振臂一呼，“而清廷以亡”[10]。上述某些对古代历史的论述虽然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但都是在强调保持“固有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重要性。

二、关于“固有民族精神”的

消沉与国家衰败之论

“九·一八”事变后在时人的论述中，“固有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绵延不绝息息相关，之所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于“固有民族精神”的消沉。孙中山曾指出，中国曾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到了现在为什么便一落千丈了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11]。虽然晚清时期已有政治精英认识到“固有民族精神”丧失导致国家的衰败，但是由于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前还未形成事变后亡国灭种的危局，所以当时只是部分先知先觉者觉察到“固有民族精神”的消沉。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在寻求应对民族危难之方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正面意义有了更多的认可，他们将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凝聚认同进行国家整合视为救国的方式之一。在此种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予以凸显，被置于保持中华民族蓬勃生命力的高度。由于此种共识的形成，加之“固有民族精神”与民族国家存亡之间的紧密关系，国人在谈到中国不断遭受外敌侵略、国势日衰的状况时，也将“固有民族精神”的消沉视为一个重要原因。1933年陈立夫在纪念周报告中指出，失去本性的民族一定灭亡，失去国魂的国家一定灭亡，为什么现在中国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原因在于“民族精神之消沉与国魂之丧失”[12]。对国家衰败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雷震指出一国的民族精神是测量该国强弱的寒暑表，中国今日的一蹶不振，在于民气的消沉、民族精神的衰废[13]。

“固有民族精神”的消沉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败。杨兴高指出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消失后，中外形势大变，中国人无力抵抗外侮，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以天朝自命之中国，已下降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列强皆以中国为最好的侵略对象。再观国内民众，在“失败之余，受束之后，变为自甘暴弃，不思振作，毫无自信力与自尊心之萎靡民族矣”[14]。还有人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固有民族品质丧失，昔人伦理本位思想大受动摇，功利主义深入人心。昔人重理性，今人重物质欲望的满足，昔人以“诚”“礼”待人，今人率相以欺诈傲慢为得意，昔人以吃苦耐劳为准则，今人则已奢侈淫佚为时髦，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已消沉了[15]。可以说“固有民族精神”消失后的中国前后迥异。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发表演讲

在上述时人的痛心之论中，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消沉导致了中国的衰败，但何以绵延五千年的“固有民族精神”在近代就消沉了？论者认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人民族自信的丧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边缘化和逐渐式微，以及民族意识的丧失等。

在近代以来革命者和新势力有关革命和反帝的语境中，列强侵略和满清政府统治都是近代中国衰败的元凶。抗战时期时人分析近代民族精神消沉的原因时，也将此作为民族精神消沉的重要原因。

列强的侵略首先导致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古代中国，虽然蒙古族和满族两度入主中原，但每次都被汉族文化和制度所征服，民族文化在，民族自信在，民族精神也永葆生机。但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异族不同于历史上入主中国的蒙古族和满族，他们在军事、制度和文化等方面都要强于中国。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多次被列强打败，不断割地赔款，屡战屡败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屡遭挫折，对固有历史文化传统逐渐失去信心。从此中国人开始自居于“蛮夷”，曾被视为“夷狄”的列强则成为文明上国。这导致中国人寻求解决危局的方式也发生改变，从最初习惯性从固有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转变为全面向西方学习救国富强之道。对中国人在清季民国的此种转变，在抗战时期也被国人认为是失去民族自信的一种表现，民族自信心丧失，“固有民族精神”随之颓废衰败。一位笔名为“矢光”的作者痛陈自满清入关，我国民族精神“横施蹂躏以来，几三百年”，加上帝国主义近百年的宰割奴役，更弄得“百孔千疮，无法挽救”[16]。周文玑称鸦片战争后，中国民众失去了自尊心和自信心，从“卑洋”到“畏洋”，再到“媚洋”，“固有民族精神”消失殆尽[17]。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从周围高地轰炸广州

（英皇家海军外科医生爱德华·H·克里的水彩画）

清季中国接连败于列强，民族自信心逐渐丧失，国人无法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战胜列强的方法，开始转向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救国和富强之方，于是曾被认为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被弃置一边，并逐渐式微甚至被视为民族前进的障碍。这种情况被抗战时期国人视为“固有民族精神”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陈鲁仲指出吾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多次外战的失败，使民族自信力日趋丧失，固有文化与信仰遂发生根本动摇，欧美的舶来文化也相继乘隙而入[18]。陈逸凡指出今日中国人不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一味崇拜外国文化，盲从外国学说，“以为中国固有的一切都是数千年前的陈死人，毫无留恋一顾的价值，数典忘祖，自贱其宗，同种之间，相轻相薄，自暴自弃，还能亲爱团结吗？还能合力向上吗？这是民族精神颓败的第一个大原因”[19]。

在时人的论述里，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人民族自信开始丧失，历史文化传统不断式微的同时，民族意识也逐渐减弱，中国人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强烈反抗异族的精神已不如往昔。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在1933年“双十节”演讲中指出，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之初，尚有官兵奋起抵抗，中国人民抵抗之精神尚未泯灭，没想到数月间抵抗精神竟全部消失，全中国无人再谈抵抗一事，民气消沉如此实为害怕[20]。郑洪年所言的民气消沉即是指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消沉。对此，陈鲁仲也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与欧美异族接触，消亡的民族意识逐渐复更，但屡战屡败后，复更的民族意识又渐趋于消失[18]。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十九路军官兵

面对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的不断消沉，在国家危难之际通过恢复“固有民族精神”以恢复民族地位也成为国人的共识。

三、关于恢复“固有民族精神”

以恢复民族地位之论

“九·一八”事变后，当国人强调“固有民族精神”与民族国家存亡之间的关系，将民族精神视为民族生存的重要因素时，也自然将恢复“固有民族精神”作为恢复民族地位的方式之一。1932年雷震在一篇文章里指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人民族情感薄弱、民族觉醒不彻底导致对国难的麻木，他强调今日要排除国难，要救中国，必须先从恢复“固有民族精神”做起[13]。周文玑称，要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地位，必须恢复“固有民族精神”，如果面对日本侵略时继续“忍耐默然”，中华民族注定败亡[17]。陈茹玄强调，如果今日不愿中国灭亡，就要设法挽回颓败的民族精神[4]。在“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通过恢复“固有民族精神”来恢复民族地位的救国方式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共识。

民族自信被视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林森在1936年6月15日“国府纪念周”讲话中指出，民族精神就是民族自信力，是民族的每一份子对自身民族的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就能把民族团结起来，并能发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积极方面可以求得民族发展，消极方面可以抵御异族侵略[21]。因此，民族自信的丧失被视为民族精神衰败的原因之一，国人强调恢复“固有民族精神”首先要恢复民族自信。1933年《革命军人》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发扬民族精神”的文章就指出，发扬“固有民族精神”，当以恢复民族自信起，民族自信在，民族必能存在，纵然本民族一时遭到异族侵略或不幸被殖民，只要民族自信在，终有复兴之日[22]。杨兴高认为若要恢复中华民族之地位，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民族精神”，若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民族精神”，必先恢复中华民族之民族自信力[14]。

既然民族自信对恢复“固有民族精神”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恢复民族自信？民族自信孕育于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建国历史之中，要恢复民族自信就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历代建国历史中寻找资源。雷震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结晶，一个民族的形成不仅要靠种族言语等客观条件，还要“追怀过去所有之‘功业’与‘光荣’，及所遭受之‘牺牲’与‘困苦’”。法国人至今犹追忆拿破仑雄霸欧洲时的光荣，他们之所以在普法战争失败后能复仇雪恨，在于他们能以曾经的民族精神激励自己。中国有独创的东方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曾雄霸东方，号令天下，蛮夷荒服。今天我们应继往开来，承续这种民族精神，为复兴中国而努力[13]。邵元冲除了强调历史文化传统对建立民族自信的重要性外，还强调了解祖先或先贤缔造国家的历史对培养民族自信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个民族对自己祖先奋斗的历史和缔造国家的过程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力，遇到外敌不但不会抵抗，也没有抵抗的力量；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有清晰的认识，知道祖先创造民族的艰难过程，那么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就会效法祖先创造历史的精神战胜环境。他鼓励大家效法祖先，以他们的奋斗精神来战胜困难，打败异族，这样就会产生民族自信心。他还强调，要复兴“固有民族精神”，必须建立民族自信力，要建立民族自信力，必须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2]。

强调复兴“固有民族精神”的邵元冲

对固有民族品质的恢复也是恢复“固有民族精神”的一种方式。在时人的论述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丰富多样，有上文中所说的至大至刚的民族性格，也有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中不断强调的“四维”“八德”。但不管论者的目的为何，都是将恢复这些民族品质作为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手段。陈逸凡指出中国人只有自尊自重，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美德，彼此团结，共同向上，才能恢复中国人颓败的民族精神，进而取得民族的独立自主[19]。曾筱参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中国民族生存遭到威胁，应该重视以民族主义来鼓励大家，应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的“四维”“八德”并将之作为民族精神的根据，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23]。

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祖先建国历史和民族优秀品质的了解学习，需要通过全国上下的大力提倡和教育部门的全面推行来实现。“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难的加剧，为凝聚国家认同和整合全国资源，国人对恢复固有历史文化传统都予以提倡和实践，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例如，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将“发扬民族固有之美德”作为中小学训练的第一条，通令全国施行[24]。1934年国民党发起“新生活运动”，表示要全面复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名教授联合发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呼吁加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25]。为培养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全面抗战爆发后历史文化教育被全面推行[26]。如果说“固有民族精神”孕育于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这些对恢复历史文化传统的提倡和实践则是发扬“固有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也是国人在抗战时期为恢复民族地位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新生活运动纲要》

在恢复“固有民族精神”以恢复民族地位的声浪下，也出现了泥沙聚下的现象，有人将恢复历史文化传统理解为复古，欲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一并恢复。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教育部门出现了强迫学生读经、推行女德等声音。对此，蔡横溪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救亡心切，想以恢复“固有民族精神”来救民族于危难之中，一人高呼，万人响应，恢复“固有民族精神”成为国人瞩目的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丧失了，其中一些内容非常有价值，可以作为救亡图存的历史资源，应恢复“固有民族精神”，但不是恢复所有传统。针对教育界要全部恢复旧有文物制度的口号，蔡衡溪指出：“真正民族固有之精神，岂能因教育复古而为复兴吗？”[27]恢复不是复古，所谓恢复“固有民族精神”是指要恢复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将其创造性转化之后用于当下，使其成为能为抗敌建国所用的新资源。

孙中山曾在遗嘱中嘱托国民党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为中国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奋斗。这里的“唤起”意在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唤起民众，将民族主义运动推向高峰。“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在时人看来，中国落后挨打，面临亡国灭种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的消沉，所以他们认为要唤起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进而争取中国民族国家之独立自主。这一思路也将精神因素与民族国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有关唤起“国魂”的讨论，也是国人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以固有历史资源来塑造认同、整合国家，培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构建民族共同体，为抗战建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努力。

本文原刊于《武陵学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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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游，男，1984年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2011）、博士（2016）学位。2013年9月到2014年9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一年，2016年8月至2018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8年7月至今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参著两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1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推送编辑：奚炜轩

审      核：王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