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江鸿｜军事、政治与外交的联动——抗战末期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介入和干预

文摘 2024-11-08 07:58 江苏

军事、政治与外交的联动

——抗战末期美国

对中国政治的介入和干预

姚江鸿

摘要：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失衡会引起政治与外交等各方面的连锁反应。1944年日军针对中美两国发起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战略行动，打破了中日战争这场以国、共、日、美三国四方为构成形式的战略态势，进而造成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局面的失衡，这种失衡为其他势力的介入留出了空隙。为防止中国战场的崩溃以及继续保持国共一致对日作战这个对华政策目标，美国最大程度上介入了中国的政治。具体而言，抗战末期华莱士访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史迪威事件、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等一系列事件，都是美国对华政策在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上所产生的历史表现。而中美关系的波折以及合作，也正是中国国内对这种干预的接纳和反弹。这种影响还波及到战后，战后马歇尔的访华也是美国对中国政治介入的延伸。

关键词：中美关系；一号作战；华莱士；史迪威；赫尔利；1944年

1944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国内政局变化汹涌澎湃，各种历史性的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令人目不暇接。与跌宕起伏的内政相伴的，还有一波三折的外交，具体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上。这一年是中美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也接踵而至。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到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再到后来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两位人物的更迭，即史迪威的“出局”和赫尔利的“入局”,这一年，中美关系史上所发生的大事，无一不值得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认为，史学可称之为“在时间中”的科学，探究时间问题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1]因此，将历史的镜头聚焦于1944年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1944年，而不是1943年或者其他年份?[2]

抗战末期的中美关系曾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3]总体来讲，既往的研究注重对各种单个历史事件的史实梳理，并力图从这些重要历史事件来管窥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前人已作了许多探索，且取得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跳出具体的历史事件研究，笔者以为，该领域仍有两个值得突破的地方。其一，为何从1944年开始，美国要员频频访华，中美关系波折不断?其中诱发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是什么?其二，中美两国处理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发点以及双方折冲背后的机制和历史本质又是什么，即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学界仍缺乏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和逻辑发展链条。同样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跨越表层“事件史”的时空格局，寻求系列“事件”变迁的深层问题与内在机制。[4]因此，在整体关注各种历史事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寻求中美关系史上这些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即1944年发生的所有“大事件”的导火索是什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其在抗战末期对华外交政策的本质和连贯的历史逻辑是什么?中国又是如何回应美国外交政策的逻辑的?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1944年，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以及进一步打击国民政府，日军大本营以及中国派遣军在中国战场实施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一号作战是二战末期日军针对中美两国所实施的一场具有战略性的战役。[5]任何一场战役，越是具有战略性，便越具有政治性，同时它的影响还会波及到外交层面。日军一号作战打破了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来的战略平衡，同时也打破了中日战争这场以国、共、日两国三方甚至是国、共、日、美三国四方为构成形式的战略态势，进而造成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军事以及外交局面的失衡，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抗战末期中国内政以及外交上的风起云涌，其源头之一，也就在此。[6]在交战三国的三角关系中，由于中美为同盟国，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所造成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也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因此日军认为，一号作战的影响还波及到中美关系。[7]

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示意图

具体来讲，首先，由于一号作战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溃败，一度使美方决策层认为中国战线有崩溃的可能，这与美国在战时欲维持中国继续抵抗的外交政策不符。[8]由此，美国在最大程度上对中国进行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干预。其次，日军一号作战一定程度上使国共两党实力的对比发生变化，因而加剧了国共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度使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有爆发内战的危险，这又与美国欲维持中国在远东的大国地位这个战后的对华政策目标不符。[9]由此，美国在最大程度上介入了中国政治。这种政治介入和干预在具体的对华政策上所产生的政治结果便是：抗战末期美国要员频繁出入中国，并由此引发了中美关系史的一系列波折。具体而言，华莱士访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史迪威事件、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等一系列事件，都是美国对华政策在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上所产生的历史表现，而抗战末期中美关系的波折以及合作也正是中国国内对这种干预的接纳和反弹。一言以蔽之，日军一号作战造成的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局势，是美国最大程度上介入中国政治的导火索。当然，影响中美关系历史走向的因素是多元的，本文仅从一个侧面为更好地理解抗战末期中美关系提供一种视角，刍荛之见，还望方家指正。

一、介入的内外动力：

日军一号作战与美国对华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主要为两个：一是促使中国更为有效地对日作战，以便尽快共同战胜日本；二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力图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扶植成一个大国，以便能在美国的影响下稳定东亚的局势。[10]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目标，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是：首先，中国应保持继续抵抗日本的态势而不至于在日军的进攻下崩溃，其次是保持国内的稳定和团结而不爆发内战。然而1944年日军发起的一号作战，不仅让中国战场面临崩溃，而且还加深了国共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一度使美国人认为中国有爆发内战的危险。由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前提面临严峻考验。1944年，对于中国的局势，美国政府担心的是：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将全面崩溃。[11]为保持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及继续对华政策，美国不得不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因此可以说，日军一号作战所造成的局势，完全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目标统一了起来，为美国介入中国政治提供了契机。1944年夏天，日军发起攻势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与其私交甚笃的卡尔逊说：“关于中国，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12]

日军第3 师团第13 联队的“九五”式轻战车，

于汉口郊外渡过汉水

具体来讲，首先因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中国战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随着日军西进到贵州并威胁重庆，时人认为中国战场大有崩溃的可能。[13]作为蒋介石代表的孔祥熙在1944年7月15日觐见罗斯福时，罗斯福对孔说：“照目前中国形势，将走上崩溃之路。”[14]时隔几天，7月19日，国民政府前驻美大使施肇基，对正在美国参加经济工作会议的张嘉璈说：“美国务院对国民政府之看法，极为悲观，认为恐有崩溃之可能。”在美国国会的讨论中，也有人报告说中国正在走向崩溃。[15]在中美联合对日作战的情况下，中国战场的崩溃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的整体战略。而且，中国战场的崩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即维持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因此，美国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为达成挽救中国战场并继续对日作战的目标，其势必要介入和干预中国的事务。这种介入和干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军事上的。华莱士访问中国后，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我们应当采取具有够灵活性的政策，来干预中国的政治。”[16]

此外，因日军发起这场战略攻势，国民党势力被削弱，而中共则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抗战末期中国的政治格局。[17]在表面上围绕实施民主而实际上围绕国家权力的争夺等问题上，国民党与中共以及民盟等国内各方势力矛盾不断加剧。尤其是国共问题，双方为此虽然开展了数月的谈判，但一直无任何进展。1944年国共矛盾的加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有即将爆发内战的危险。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些外交人员，他们不断给国务院写报告，分析国共的矛盾和冲突。[18]对美国决策层来说，中国一旦爆发内战，不仅会影响到联合对日作战这一美国对华政策的战时目标，而且还会波及到美国能否在战后将中国扶植为一个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安定远东力量的战后目标。为此，美国非常忧虑中国的统一，“因为中国的团结和统一关系着其对日作战能力以及战后的地位”。[19]据此，美国认为中国国内的这种政治形势，不仅将延迟战胜日本的时间，还会导致“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一小部分贡献，即对日作战的努力而成为泡影”。[20]因此，日军一号作战所导致的中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同样威胁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为解决国共的矛盾和维护战时中国的稳定团结，美国也需要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

1944年7月，面对国共冲突的加剧，美国认为中国内战会有以下不良的结果：一、妨碍对日作战；二、迫使中共重新倒向苏联；三、间接导致苏联介入中国事务而爆发美苏战争。[21]为解决国共争端，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致函陆军部长史汀生称，美国应迅速采取行动，派遣观察组到延安，因为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于中国对日作战有着普遍的不利，局势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因此，在美国施压下，终于成功地派遣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中共地区，而这个延安观察组的任务之一是：协助美国政府探求“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能协助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22]美国在此时以强硬的姿态要求国民党接受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并探寻美国应以何种方式来解决国共矛盾，其实质就是美国介入中国政治的表现。

事实上日军一号作战所造成的中国政治形势，不但从外部为美国介入中国政治提供了机遇，而且在内部也造成了一种中国主动引入美国介入的需求。当时在美国政府内，有关对华政策争论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正如毛泽东对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说，美国没有办法不实行干涉，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干涉的性质是什么。[23]而日军一号作战所造成的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则基本解决了美国干预中国政治的名义问题，也就是干涉的性质问题。因为从中国内部政治本身的需求来讲，一号作战打破了中国国内原有的政治平衡，在国内政局僵持不下的局势下，各方政治力量都希望借助美国来解决问题，各方都在明里暗里与美国接触，力图引美国为“奥援”,以增强自身在抗战末期中国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无论是国、共、民盟第三势力还是地方实力派，都或多或少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打破彼时的政治僵局。这种国内政治集团希望“借助美国力量”的想法，事实上也成了美国介入的内部需求。

美空军飞机准备轰炸黄河上的桥梁

首先就国民党来讲，国民党对美国介入和干预的态度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1944年6月，日军刚发起攻势后不久，蒋介石对华莱士过问国共关系是抱抵触态度的。蒋认为美国介入中国政治会壮大中共的声势，会被中共利用。[24]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国民党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后，国民党也逐渐接受了美国的调处，并希望借助美国来压制日益壮大的中共。[25]而且在国民党内部还有一部分民主派认为，美国的介入可以促进国民党的民主。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就曾说：美国在中国的不干涉政策，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保守势力的结果。就中共来讲，抗战末期对于美国的介入一开始就表示欢迎。对于国共的谈判问题，1944年中共中央曾表示：“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26]“要美国出来求团结”,这里也可见中共对借助美国力量的态度。1944年9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后，毛泽东曾向谢伟思表示：“美国在国共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与毛泽东的谈话，谢伟思认为：“中共目前坚定地认为美国有能力影响国民政府，并将决定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否会爆发内战，中共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27]

从民盟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来讲，面对国共冲突加剧和谈判的僵局，当时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民盟的领导人，都希望美国运用其政治影响力，来调解国共冲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革。[28]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援助，民盟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人，曾暗中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触，力图在反对国民党时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承认，尤其是对于他们“密谋”的“西南联防政府”。[29]因此，就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来讲，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民盟等第三方面，都主张引入美国的介入以及政治干预，来解决中国这场因日军的攻势而造成的政治困局。

一言以蔽之，以挽救中国战场和维持中国稳定团结的对华政策为外部动力，以中国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需求为内部原因，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进而改变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契机下，美国在抗战末期开始最大程度地介入中国的政治。美国政府在此时以强硬的姿态介入中国政治，主观上是基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和本身战略利益的选择，客观上则取决于当时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也希望美国介入的历史条件。因此，这也为我们评价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介入提供了一把标尺。

二、初步的介入与试探：

华莱士访华

1944年4月，日军在河南发起一号作战的攻势。日军在中国战场发起的战略行动，在美国以及盟军中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些美国军政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崩溃的可能。[30]与中国紧张的战局相伴的还有国共相争的政局。日军发起进攻后不久，国共重启谈判，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协议，关系愈加紧张。正是在这种局势下，罗斯福派遣副总统华莱士作为特使访华。华莱士访华主要是罗斯福的想法，罗斯福曾与华莱士作过多次谈话，他希望华莱士促使蒋介石妥善处理中共问题，以便在国共团结的情况下中国能以更大的精力从事对日作战。[31]虽然早在1944年初，罗斯福就有意让华莱士访华[32],但具体成行时间在这年6月。这绝不是巧合，它是罗斯福鉴于中国战场局势的危急已威胁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进而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的第一步。华莱士后来将罗斯福委托给自己的使命归纳为三点：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使中国继续对日作战；3.团结中国各方抗日力量。这几点无一不与日军发起攻势后的中国局势相关，也无一不与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前提相关。

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

（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

1944年6月18日至7月2日，华莱士对中国的迪化、重庆、昆明、桂林、成都、兰州等六座城市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访问，对当时中国的抗战局势和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美国官方虽然没有明确公开华莱士此行的任务，外界大多报道为农业以及中国经济等问题[33],但事实上，华莱士此行主要目的为政治问题。还在华莱士访华前，国民政府就得到情报称：“副总统虽表示此行在注重农业方面及视察美军，但对中共问题颇为留意，似有意探讨于相当时期……伊此行多由居里及芬生从旁策划”。[34]居里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访问过中国，主要任务为调解国共关系。华莱士此行主要由居里策划，因此，其政治意图也非常明显。6月18日，华莱士在访问苏联后，直接乘飞机由苏联飞抵新疆迪化。凑巧的是，前往新疆接机的正是当时负责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35]

6月20日，华莱士抵达重庆，蒋介石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此时正值长沙失守。[36]从6月21日到24日，华莱士与蒋介石共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谈论的问题主要为中国战场等军事问题、国共关系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派遣美军观察组等四个方面。[37]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这是两人会谈的重点。蒋介石向华莱士提交了一份国共和谈的条件，主要为王世杰、张治中在西安与中共代表林伯渠的谈判条件，即中共军队编为四个军共十个师，军令政令服从中央。[38]对于华莱士欲干涉国共关系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是：希望美国表示冷静，或劝中共服从中央，不可一味督促中国政府速求解决。[39]因此，在调解国共关系问题上，华莱士可以说是毫无所获。华莱士访华唯一达成的使命，就是促使蒋介石接受了美军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中共地区。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这是一项军事和政治意义都非常重大的事件，蒋介石竟意外地同意了。[40]

华莱士访华的最后一站是昆明，该地为抗战时期中国民主运动最活跃的地区。在当时的时局下，民盟及第三势力等自由民主人士，在昆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根据美国的情报，当时西南地区民主人士以及地方实力派，有结合反对国民政府的趋势。[41]为此，对欲促使中国国内团结稳定一致抗日、欲以西方民主原则来改造中国政治的美国来说，访问昆明自然是重要的一站。华莱士的到来受到云南地方军政商学等各界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昆明的学术界，当时他们就认为：“鉴于中美今后的政治经济关系，美国的远东政策必将有性质上的调整。”[42]华莱士访问西南联大时，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张奚若等第三势力代表人物曾应邀与其座谈。他们严厉地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甚至有人私底下写信给华莱士说：“作为民盟的代表，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协调中共和一些少数派组织的谅解，以应付将来政府崩溃后能产生一个新的政府继续抵抗日本的侵略。”[43]其欲引美国为奥援，希望美国介入之企图可见一斑。华莱士访问昆明，表面上是一次文化活动，其实质是一次政治活动，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

蒋介石夫妇在重庆官邸接待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然而对于华莱士访华对中国政治的介入，有些知识分子颇为不满。叶圣陶就认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昨日到达重庆……据一般传说，则为调停我国国共两党之关系。国内党争而需他国人来调停，亦殊令人爽然。”[44]“爽然”二字，至少表明叶对此是持消极态度的。而当时作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顾颉刚则认为：“闻华莱士此来，非与中国商量，乃开列条款命令中国执行……国人不能自解决其政治问题，而令友邦代为辟划，是可羞也。”[45]其中“开列条款命令中国执行”一语，多少表现了他对美国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的不满，这种不满，也为日后美国的进一步介入而引起中国国内的反弹埋下了伏笔。

华莱士是二战时期美国政要来华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也是抗战末期美国正式介入中国政治的第一位执行者。他在特殊时期访问中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解决当时中国的各种矛盾，但他根据实地考察后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莱士曾数次向罗斯福建议尽快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他认为，“从局势来看……总统必须采取军事和政治双重行动，来阻止出现一个政治真空。这一政治真空可能用总统所知方式来填满。”[46]所谓以总统所知的方式采取军事和政治双重行动，这就是让罗斯福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最好的证言。针对中国的情势，华莱士在给国务院报告中认为，应调整美国在华的军事指挥结构，建议不要再让与蒋介石不和的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应另外派遣一位美国高级军官来华负责军事任务。[47]华莱士的这个建议对后来美国干预中国政治最高峰的史迪威事件，以及代替史迪威来中国的魏德迈等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不无影响。因此可以说，华莱士访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美国介入中国政治的几起事件。

三、介入的高峰与反弹：

史迪威事件

1944年6月华莱士回国后，中国战场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继6月19日长沙失陷后，日军开始围攻衡阳。衡阳作为华南和西南的重要交通入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外交上讲，能否守住衡阳事关国际观瞻，因为自日军发起攻势以来国民党军一路溃败，为此所受的国际国内压力都很大。作为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就说日军进攻衡阳，“影响人心，尤其美方[罗斯福已有电，我失衡即退之电]”。[48]针对中国局势，华莱士建议罗斯福必须采取军事和政治双重行动，来挽救这场危机。挽救的措施则是派遣一位至少能暂时团结和帮助蒋介石的美国高级将领来华，这位将领要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才干。[49]对比于整个欧洲战场的形势，一些人认为欧洲战场的军事指挥体制可以移植到中国战场，即效法艾森豪威尔领导英美联军的作战体制，美国也应派遣一位将领去指挥中美联军。总之，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中国战场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为挽救中国战场和继续实现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不仅从政治上介入和干预中国，而且开始从军事上介入和干预中国。

马歇尔与蒋介石

1944年7月4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参谋长联席会形成的决议，以备忘录的形式交给罗斯福。这份备忘录写道：“经过对中国局势的充分考虑，我们建议您将附函交给蒋介石，敦促他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的军队。”[50]鉴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危急和战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决议，再加上华莱士等人的报告，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在7月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以颇为强硬的口吻说道：“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危险局势，需要将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军队集中到一人麾下……我准备提升史迪威为上将，因此我建议你将他从缅甸召回，在你直接领导下指挥一切中国与美国军队。”[51]这份电报发出后，中国正值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纪念日，对此，蒋介石将这份电报与七七事变所受的屈辱联系起来，其态度可想而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七七，美国政府罗总统虽仍来电祝贺，不料其特来一电，即以其为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是其必欲统治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52]

9月，就战局来讲，由于此时全州失守，桂林门户大开。就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人围绕物资分配权、中共军队指挥权等一系列问题争吵不断并僵持不下时，蒋介石突然要求史迪威将位于缅甸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X部队]进攻八莫，以解云南龙陵卫立煌部队[Y部队]之围。因为蒋担心一旦龙陵失守，日军就会进攻昆明。为此他威胁史迪威说：“如缅北部队不能向八莫进攻，则我龙陵部队惟有向怒江东岸撤退。”关于这个问题双方争吵了一小时，史迪威着急且颇为愤怒。[53]蒋介石欲撤回龙陵的远征军戳中了史迪威的软肋，也彻底激怒了本来就对他十分不满的史迪威，因为蒋的这一举动将会使史迪威反攻的计划破灭。为此，史迪威将其与蒋介石的争吵情况报告了马歇尔。在马歇尔等参谋长看来，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盟国战略的极大破坏。[54]为此，9月16日，马歇尔立即替罗斯福草拟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经罗斯福签署后当日发给蒋介石。这份电报于9月19日送到史迪威的手中。[55]

当史迪威看到罗斯福电报的内容后，如获至宝。为发泄长期以来对蒋介石的不满，他与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当日下午直接奔赴蒋介石在重庆黄山的府邸，将电报交给了蒋介石，并打算当着蒋介石以及在座的赫尔利、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的面，请朱世民译读此电文。赫尔利认为不妥，但在史迪威的要求下，电报还是当着蒋介石下属的面交给了他。至此，史迪威自认为终于将多日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发泄了出来，因而感到莫大的快意。他在后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啊!那种来自上帝的快感。我终于把花生米[蒋介石]的脸给砸烂了。”[56]然而罗斯福电报的内容以及史迪威作为一个外国下属，向另一国元首递交电报的方式，彻底地激怒了对他不满已久的蒋介石。史迪威此举成了本来就对他和罗斯福不满，且积怨忍耐已久的蒋介石各种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蒋介石倔强的个性被彻底激发后，将几个月以来所积攒的愤怒和屈辱，以反击史迪威和罗斯福的方式爆发出来，其结果便是决心让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总之，9月19日的电报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来并不赞成将军权交给史迪威、但在罗斯福压力下而屈服的蒋介石，最终决心让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并且不再作任何让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年七七接美罗污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而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其措辞之荒谬极矣。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对史指挥华军，直告以势所不能之理。”[57]自此，蒋介石决心让美国召回史迪威，并认为只要史迪威在，中美的一切合作就无从谈起。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

史迪威的召回在当时引起了中美两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同时这也成了后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蒋介石应该对此负责。他们认为史迪威是美国派来拯救中国战场的，因此他们着重强调史迪威被召回的后果，并把史迪威的地位捧得很高。[58]但是在笔者看来，史迪威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位执行者，更是在特殊时期，美国对中国政治干预的一位实践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只不过是服从华盛顿的命令而已。”从另一种角度来讲，史迪威事件的实质其实是：在日军一号作战下，面对中国即将崩溃的局势，美国为挽救中国战场以继续实现对华政策的目标和维持在华利益，而对中国政治和军事的一次干预。此次干预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美国军方为主要策划者，史迪威则为执行者。因此，此次干预也是美国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的最高峰。美方提出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后，一位美国官员公开说：“中国一切必须照美国之办法，现在国民党政府似已有接受美国方面一切建议之象征。”[59]其居高临下的姿态，可见一斑。对此，蒋介石也表示：“美国舆论积极恣意其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而其政府，尤以其军部态度，最为恶劣。”[60]史迪威事件的结局是，由于美国这种干预的方式和力度超出了蒋介石所能接受的范围，因此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抵制。最终，罗斯福不得不派赫尔利出来收场，从而调整这种干预的力度和性质。

四、介入的尾声和政策的调适：

赫尔利赴华调处国共关系

1944年6月，华莱士访华时，蒋介石向华莱士提出，请罗斯福派一名私人代表驻在重庆，以便能随时处理中美之间的军事和政治事务。[61]7月，当中国在日军的进攻下局势更加危急、中美关系也因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而僵持不下的时候，蒋介石再次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私人代表来华。他对罗斯福说：“甚望阁下能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且能有远大之政治能力者，得以随时与余合作，并可调整余与史将军二人关系。”[62]从蒋介石的措辞看，其向罗斯福要求的私人代表必须懂政治，能处理政治，同时也能调节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应中方的请求，派遣懂政治与能处理政治的，这位代表必然要介入中国的政治。

赫尔利在后来的电报中，将他去中国的主要任务分为四点：一、防止中国政府的崩溃；二、维持战时中国军队；三、调和中国和美国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四、联合中国的抗日力量。[63]赫尔利所归纳的四点，与华莱士以及史迪威在华的任务，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致的，都是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战场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美国为了维持对华政策的两个目标而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的一次实践。虽然赫尔利来华的直接契机是调节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但本质上仍然是抗战末期美国对中国政治的一次介入和干预。据长期服务于罗斯福的白宫机要人员乔治·埃尔西 [George Elsey]称：“当赫尔利奉派来华时，罗斯福给他的任务就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64]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其势必要介入和干预中国的政治。

赫尔利于1944年9月6日到达重庆。在与蒋介石会谈前，赫尔利就拟定了一个建议大纲，主要强调他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进行政治统一”。[65]以这份提纲为基础，赫尔利在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就与蒋介石作了初次谈话，并向蒋介石传达了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在政治立场明确的情况下，赫尔利初次见面就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蒋在日记中写道：“昨日与哈雷[即赫尔利——笔者注]谈话结果，综述其大意，罗属[嘱——笔者注]其代达者为，此来非罗有什么要求余来做，而乃是听余要其所做之事来做云，其语甚蜜。”[66]看来罗斯福与赫尔利都吸取了史迪威身上的教训，赫尔利才把话说得很动听，即此次前来不是按罗斯福的命令要求蒋做什么，而是供蒋驱使，为蒋服务，让他本人做什么。因此蒋认为“其语甚蜜”。在这个政治态度下，面对他来华的第一个任务即当蒋与史二人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赫尔利选择了“倒戈”,支持蒋介石让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赫尔利有着美国陆军部和白宫出身的背景，可以说是马歇尔和罗斯福亲自挑定的人选，并得到史迪威的同意。然而在史迪威问题上他最终选择站在蒋的一边。这一举动无疑为他争取蒋介石的信任以及介入中国的政治，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67]赫尔利介入中国政治的主要表现就是介入国共谈判。自9月15日中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后，国民党承受一定的政治压力。瞄准时机的赫尔利，此时主动表示愿意赴延安调解国共关系。[68]在史迪威事件后深得蒋信任的赫尔利，就成了蒋介石用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的人。而对于美国的介入和政治干预，中共从一开始就表示欢迎。因此，在得到国共双方的“支持”下，赫尔利介入了国共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

赫尔利同蒋介石、毛泽东合影

赫尔利调停国共谈判是在中国局势危急的情况下，美国为挽救中国战场，促进国共团结，以更大程度地动员中国力量继续对日作战，而对中国政治的介入和干预。从这个层面来讲，赫尔利的赴华是继华莱士和史迪威后，美国对中国政治的再一次干预。因为这三个事件的发生背景以及目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即短期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以维持继续对日作战，长期目标是促使国共团结以便中国能在美国的影响下帮助美国稳定远东局势。甚至为完成这种干预，马歇尔曾说，在美国决策层的眼中，史迪威和赫尔利两人都是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夺取军权计划的重要执行人。[69]还在赫尔利进行调解之时，美国陆军部要求国务院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指导文件，这个文件写道：“我们的意图是运用我们的影响，既作为短期的，又作为长期的目标，促成中国的统一。”[70]运用美国的影响，很明显，美国势必就要介入中国政治。而赫尔利在调解国共双方的关系时，不断运用自身罗斯福总统代表的身份也就是美国的影响和压力，试图将美国的“民主原则”引入国共双方，以促成国共的和解。他在向罗斯福汇报国共双方所提的谈判协议时，就不无自豪地说：“很明显，您很容易看出在我的建议下而达成的协议中，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It will be apparent to you that nearly all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recited in the proposed agreement are ours]。”[71]后世的史家认为这是赫尔利擅自对罗斯福对华政策过度发挥和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72]然而笔者以为，这其实是美国欲以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价值观，来改造和干预中国政治的一种深刻体现。因为赫尔利在赴华前以及他调停国共关系的过程中，都对罗斯福以及美国国务院作了详细的汇报，他的行为并没有偏离美国对华政策轨道。[73]换句话说，赫尔利就是执行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结语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外交又是内政的延伸，因此军事、政治与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失衡会引起各方的连锁反应。1944年，日军在中国战场发起的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进攻——一号作战，不仅打破了中国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也在相对平缓的中美关系中投下一颗巨石，掀起数次波澜。日军的进攻是一场军事行动，但却由此波及到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等外交领域。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还间接地影响了同盟国对日军的军事战略。[74]因此军事、政治与外交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以军事为触发点，由此而导致了政治与外交的连锁反应。具体而言，因日军在军事上发起一号作战的攻势，由此造成中国抗战局势濒危以及国共两党对立加剧，这两种政治局势违背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前提，为继续维持对华政策，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政治干预。抗战末期中美关系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如华莱士访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史迪威事件以及赫尔利使华等，都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干预的具体历史表现，同时也是中国对美国政治介入的接受和抵触的历史表现。

华莱士访华是日军发起进攻后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第一次介入和试探性的干预。华莱士访华虽然在拯救中国局势以及调处国共关系方面无所收获，但却促成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间接地开始了中共对美的外交工作，一度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以及政治介入变得多元。而他在访华后建议罗斯福派遣一位私人代表赴华的建议，则为后来史迪威的“出局”以及赫尔利和魏德迈的“入局”埋下了伏笔。历史有时就如一张多米诺骨牌，在某个点的刺激下会产生一连串的效应。史迪威事件是美国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的高峰。有学者认为，史迪威事件导致了战时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最终完成，它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重心由军事转向扶持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目标。[75]笔者以为，从另一种角度看，史迪威事件同样是抗战末期，美国对中国政治干预遭到抵制后的一次调整。美国在军事上进行干预遭到抵制后，不得不再次调整为政治干预，并且这种干预的力度和性质都有所变化。这种干预力度和性质的调整，也可以从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所肩负的任务中体现出来。史迪威事件后，美国将中缅印战区一分为二，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美国为“惩罚”蒋介石从而降低中国战场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吸取了史迪威事件的教训，调整了对中国的干预力度，从而在中国战场进行军事上的收缩，这就增加了中国的独立和自主性，即军事干预遭到抵制后的收缩。与史迪威模糊而广泛的权力相比，美军明确规定继任者魏德迈的任务：除非是为保卫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否则不得使用美国物资压制内部争斗。[76]从这一点来看，集中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政治干预力度的收缩。

民国时出版的中文

《中美关系白皮书》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末期美国以军事手段介入中国政治的一次尝试。美国人不可能明白，他们的军事介入和干预，必然会遭到由传统向现代政治转型、迷信武力就是政治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抵制。美国军方企图把艾森豪威尔指挥的欧洲模式扩展到中国，以此来挽救在日军一号作战下即将崩溃的中国战局。然而，美国忽略了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军事制度上的差异，也忽略了两者对待武力即军队的不同看法。在欧美等民主国家看来，军队是国家的。而在向现代政治转型的中国，军队属于党，这种观念在中国的两大政治集团——国共两党中，都占支配地位。后来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时也力图由美国参与来整编国共两党的军队，由此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抵制。毛泽东说：“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77]因此，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力图按照西方民主原则来改造中国，以及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在军事领域的延伸。然而中国有自身的传统和特殊的国情，在民国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体制下，美国强行将西方的制度嫁接给中国，其势必会遭到中国传统以及自身制度的抵触和反弹。这种干预方式是行不通的。关于这一点，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基本都没有意识到。不过作为亲身经历过这种抵触和反弹的史迪威，在回国后不久似乎就看明白了，他认为美国不应再介入中国的政治。战争一结束，他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该脱身了。”[78]然而史迪威的醒悟不代表美国决策者的醒悟，华莱士、史迪威以及赫尔利的失败，事实上也就预言着后面马歇尔也不会成功。

赫尔利的调停是美国在战时，对中国政治介入和干预的最后一次尝试。赫尔利失败后，日军的一号作战攻势已经结束，国民党解除了危机，中国局势开始好转，而且很快抗战就取得了胜利。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也开始转向战后，即促进中国的团结、统一，防止爆发内战，以成为一个稳定远东局势的大国。由此才有了后面的马歇尔使华，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然而这种政策的连续性所产生的历史连续性——即华莱士、史迪威以及赫尔利的失败，这也象征着马歇尔不可能成功。通过一号作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以及中美两国的交往可以看出：在抗战末期，为更好地完成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急于介入和干预中国政治。中国本身局势的需要以及各方政治力量的需求，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干预中国政治的机会。然而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国情存在差异，美国的政治干预遭到了中国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抵抗。这种抵抗不仅在战时，而且延伸到了战后。

注释（向上滑动启阅）：

[1]Marc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New York:Knopf,1953.p.27.

[2]也有学者认为1943年是抗战时期中国历史的转折年。Joseph W.Esherick,1943:China at the Crossroads,Cornell East Asia Series,2015.

[3]这方面中文代表作主要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修订本]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英文代表作主要有: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日文代表作主要有入江昭:『米中関係のイメージ』,東京:平凡社,2002年；山極晃:『米中関係の歴史的展開:一九四一年～一九七九年』,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加藤公一:「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末期の米国の対日戦略と中国——スティルウェル解任」,『一橋論叢』第123巻第2号。

[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5]一号作战,国内一般称豫湘桂战役,但二者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关于二者的概念辨析以及日军一号作战的影响,具体参见姚江鸿:《转折的年代1944:日军对华一号作战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6]关于一号作战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参见原剛:『一号作戦——実施に至る経緯と実施の成果』,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Hans Van de Ven,China at War: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姚江鸿:《军事冲击下的政治改革——1944年国民党对政治改革的考量和内部决策》,《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

[7]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湖南の会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年,第721頁。

[8]Briefing Book Paper:Outline of Short-range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of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China,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354.

[9]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II,New York:Macmillan,1948.p.1587.

[10]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I,p.1257.

[11]United States,Dept.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1949.p.65.

[12]Roosevelt to Carlson,March 2,1944,Franklin D.Roosevelt Papers: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box 27.

[13]Meeting of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with Roosevelt and Churchill,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p.544.

[14]姚松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9、390页。

[15]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 Loyalty Investigation: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Eighty-first Congress,Second Session,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p.2035-2046.

[16]Wallace to Roosevelt,FRUS,1944,China,Vol.VI,p.303.

[17]参见姚江鸿:《国共两党对日军一号作战的研判与因应——兼论毛泽东、蒋介石二人的战略眼光和性格特征》,《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4期。

[18]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FRUS,1944,China,pp.336-368.

[19]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s,FRUS,1944,China,Vol.6,p.484.

[20]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FRUS,1943,China,p.347.

[21]U.S.Department of States,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p.570；pp.87-92.

[22]The Act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War,FRUS,1944,China,Vol.6.p.347；pp.366-356.

[23]Steven I.Levine,On the Brink of Disaster: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5,Harry Harding Editors,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Wilmington Del.:SR Books,1989.

[24]《蒋中正致魏道明电》,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10300-00054-005.

[25]松葉秀文:「ハーレー駐華米国大使による国共調整の経緯」,『愛知大学法経論集』1954年第10期。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页。

[27]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44,China,Vol.VI,pp.599-604.

[28]The Consul General at Kunm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44,China,Vol.VI,pp.476-477.

[29]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44,China,V.VI,p.506.

[30]《顾维钧致蒋中正电》,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80106-00024-008。

[31]Wallace Testimony before Internal Security Committee of the Senate,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p.145.

[32]Henry A.Wallace,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3,p.309.

[33]《刘锴电外交部谓华莱士访华意在访中国政府领袖观察农业及视察美军》,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38-001。

[34]《魏道明致蒋介石电》,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38-004。

[35]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4年6月1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

[3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37]Henry A.Wallace,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3,pp.351-361.

[38]《蒋委员长为中共问题抄交华莱士副总统参考之件》,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38-011。

[39]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4年6月22日。

[40]Feis Herbert,The China Tangle,p.154.

[41]Coal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II,RG59 Decimal File Relating to WWII,p.4.

[42]何炳棣:《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云南日报》1944年6月24日

[43]The Consul at Kweilin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FRUS,1944,China,Vol.6,p.329.

[44]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1944年6月21日,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4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1944年6月26日,中华书局2014年版。

[46][美]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年—1947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7]The Officer in Charge at New Delh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FRUS,1944,China,Vol.6,pp.236-237.

[48]徐永昌:《徐永昌日记》,1944年8月1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49]此时华莱士特意强调的是,这位美国将领不是正在缅甸指挥作战的史迪威,而是后来史迪威被召回后接替其职务的魏德迈。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491.Wallace Message to FDR from New Delhi,转引自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22页。

[50]Charles F.Romanus,Riley Sunderl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380.

[51]Charles F.Romanus,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382.这份电报是由马歇尔起草,最后由罗斯福签署。该电被国民政府译成中文后语气相对缓和,其谓“日军进攻华中以来形成极严重之局势不仅使贵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国在华基础同受影响,倘欲挽救危局,余认为须迅速采紧急之措置。鉴于现状之危急,余意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军在华资力之全权,应包括共产军在内。”《罗斯福总统致蒋委员长电》,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24-028。

[52]《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53]《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15日。

[54]Charles F.Romanus,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440.

[55]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FRUS,1944,China,Vol.6,pp.157-158.

[56] Theodore H.White ed,The Stilwell Papers,New York:Wil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8,p.261；p.271；p.243.

[57]《蒋介石日记》,1944年 9月19日。

[58]杉田米行:「太平洋戦争期の米中関係におけるスティルウェル事件」,『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太平洋論叢』第6号,1996年；Barbara W.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The Macmillan Company,1971.

[59]《一般资料——民国三十三年》[二],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300-031。

[60]《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7日。

[61]Henry A.Wallace,The Price of Vision:The Diary of Henry A.Wallace,1942-1946,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3,p.353.

[62]《蒋介石致罗斯福电》,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20300-00024-029。

[63]Harry S.Truman,Memoirs:Years of Trial and Hope 1946-1952,Vol.2,New York:Doubleday & Co.1956,p.71.

[64]George M.Elsey,The President and U.S.Aid to China,转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第1卷,第256页。

[65]Mission of Hurley and Nelson:Agenda Suggested by Hurley,FRUS,1944,China,Vol.6,p.259.

[66]《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8日、9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

[67]在撤换史迪威时,9月26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撤换史迪威之一点或更易使罗悔悟改过从速解决以达成吾最大之目的也,此意出自哈雷实可感也……惟此人之性能与气概殊可佩也。”9月30日,关于赫尔利的支持,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当此患难困穷四围受敌之时,有足自慰者,甲、两儿侍侧,乙、子文听命,丙、哈雷协助。此三者乃为此次难得之助力,较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前后,孤苦伶仃之环境,实不同矣。”《蒋介石日记》,9月26日、9月30日“上星期反省录”。

[68]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4年9月19日。

[69]Marshall Message to Stilwell,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上册,第550页。

[70]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45,China,Vol.7,pp.37-38.

[71]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FRUS,1944,China,Vol.6,p.699.

[72]松葉秀文:「新中国革命外交史:ハーレー駐華米国大使による国共調整の経緯」,『愛知大学法経論集』1954年第10期；滝田賢治:「ハーレーの国共調停工作:1944-1945」,『一橋研究』1976年第3期。

[73]Major General Patrick J.Hurley to president Roosevelt,FRUS,1944,China,Vol.6,pp.666-667,698-770,733-734,745-749；FRUS,1945,China,Vol.7,pp.172-177,205-212,220-233.

[74]Akira Iriye,Japan against the ABCD Powers,Warren I.Cohen Editor,American,Chinese,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1931-1949,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0.

[75]加藤公一:「スティルウェル事件と重慶国民政府」,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0页。

[76]The Joint Chief of Staff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s,United States Force China Theater,and India-Burma Theater,FRUS,1944,China,Vol.6,p.178-179.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78][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7页。

本文原刊于《安徽史学》2022年第6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姚江鸿，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日本中央大学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曾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多篇，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主持、参与国家社科以及湖南省社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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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王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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