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超｜张我军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文学相遇——从一篇佚文谈起

张我军（1902-1955）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童少年时期在台湾度过，青壮年时期旅居大陆，最终又回归桑梓。从1921年初到大陆直至1946年返台定居，这二十多年时间里，张我军大部分时间在大陆生活。1921至1924年他先后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工作旅居，1926年直至1946年他基本定居北京，其文艺活动也大多发生于北京时期。长期以来，学界对张我军的评价比较集中在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与贡献上。他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视为将大陆“五四”新文学的火种传播到台湾的旗手和先锋，两岸文学史对此有着相对一致的认识。抗战之后赴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人有较大数量的增长，以华北而言主要集聚在京津地区。抗战期间仅北京生活的台湾人就有五百多，其中的知识分子曾在中高等学校担任教职或在文艺界从事创作、编辑、音乐等活动。[1]就作家而言，旅居大陆期间的生活经历及经验对他们的文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据台湾时期台籍作家在大陆的文学活动构成了台湾文学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部分。从抗战时期旅居大陆的台籍作家考察，包括张我军在内的多位作家曾活动于日军控制的沦陷区，特殊的殖民语境、作家身份与跨区域经验，使他们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这也导致对其研究时经常出现两种尴尬：一方面是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时两岸文学研究难免产生抵牾，这里面渗透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学立场的影响与差异；[2]另一方面是这类作家群体中的某些议题成为大陆文学研究的弱点或盲点，这在张我军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以来学界更多聚焦的是他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份，而张我军作为日文翻译家、日语教育家在中日文学/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功绩未予足够受重视，对他在大陆时期的文坛交游也缺乏关注。

张我军

上述情况的出现除了受时代语境、作家身份及意识形态上的暧昧所可能导致研究上有意无意的遮蔽，同时也受限于对材料的有效使用。就张我军而言，其长子张光正主编的《张我军全集》[3]仅是张我军的“创作集”，截至目前并没有一套真正意义的张我军“全集”问世。张我军编有系列日语教材，刊发有大量的翻译文章，杨红英估计张我军旅居大陆期间翻译的日语论著达三百多万字，[4]这些资料都需要进一步搜集整理。作为“创作集”的全集及补遗，是目前收录张我军作品最全的集子，但也如补遗中张光正所言“本书出版后，还可能继续发现遗漏掉的佚文”。[5]笔者在翻检民国报刊时发现一篇属张我军个人创作范围的文章，该文未收入全集及补遗，也未见其他相关论著提及，应为张我军的佚文。此文题为《关于作家的修养及其他：追述武者小路先生的谈话》，刊登于《华北作家月报》1943年第7期，署名“以斋”（张我军笔名）。文章“小引”部分记述了武者小路实笃（下文简称“武者小路”）到访北京并受邀到伪北大文学院座谈。张我军为此次座谈拟就四个议题，对应正文四个部分，小标题分别是：“做了作家的动机”“受益最多影响最大的书”“作家的修养”“写作时的心得”。文末有“附记”一则，对武者小路本人作了简要介绍，并标有写作时间“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述于北京”。[6]该文内容是关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943年中国之行的历史细节，其中隐现着张我军与其交游时独特的心理性格，以此为线索可探析张我军与武者小路文学交游之情形以及张我军在特殊的时代际遇中的心理态度。

张光正主编《张我军全集》

（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

一、张我军与武者小路

文坛交游的契机和动机

佚文所涉及的武者小路是日本白桦派的重要成员。白桦派是日本大正时期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其提倡人道主义、人类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倡言和平反对战争，推崇个体价值与个性成长，重视人性和弱小关怀，较好地契合了“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启蒙要求，其作品被广泛推介到中国，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驱动力和新文学建设的话语资源。武者小路作为白桦派的文学领袖和新村运动的实践者与倡导者，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看重，有论者认为“实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与中国新文学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日本近代作家”[7]。早在五四运动初期，周氏兄弟就开始介绍翻译武者小路的作品，之后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在鲁迅、周作人、田汉、崔万秋、章克标、周白棣等众多学人的关注下，武者小路的作品得到持续引介，《一个青年的梦》《母与子》《四人及其他》等集子或单行本相继出版发行，《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重要报刊皆刊登过其作品。国内对白桦派的引介热潮显然影响到张我军的翻译选择，白桦派也成为张我军关注和译介的重心。早在1926年，张我军就翻译了武者小路的剧作《爱欲》[8]，同年他在文章中还提及武者小路《未能力者之群》《一个青年的梦》《那个妹妹》等作品给他带来的阅读感受，[9]意味着这一时期张我军已经对白桦派的创作有较多的关注。他翻译了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9年），还翻译了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转生》（《日文与日语》1934年1卷9-10号）以及《母亲的死和新的母亲》（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第5号，1939年）。1942年张我军在《翻译实地检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1942年创刊号）中以具体的文学案例探讨日文翻译的问题，所选用的对象仍是《母亲的死和新的母亲》，可见他对这篇作品的欣赏。张我军对白桦派的重视，也源于自己阅读接受体验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共鸣。他在论及白桦派的特征时说：“白桦派的特色——同时也是武者小路氏的特色——也可以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说。自内容方面说，他们极端尊重整个的性命和人的精神力，信赖人类的本性和良心，所以他们忠实于自己的个性，同时又尊重他人的个性。假如说他们的理想也有个目标，那便是澈（彻）底地一味盼望着每个人的个性成长。自形式方面说，可以一言以蔽之，是文艺上澈（彻）底的自由主义。”[10]人性解放、个性主义与艺术自由显然也是“五四”文学的精神追求。

白桦派同仁，摄于1919年，

《白桦》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

前排坐者右二为武者小路实笃

张我军青睐并翻译白桦派作品，和周作人的影响也有潜在关联。周作人最早将武者小路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他曾赴日本考察武者小路创建的新村，之后极力倡导新村主义，且长期与武者小路保持着私人交谊，两人的文学渊源不可谓不深。周作人1943年曾撰文记述二人的交往与情谊：“我同武者先生聚谈的时候并不很多，可是往来的关系却已很久，所以两者间的友谊的确是极旧的了。”[11]武者小路同样引周作人为“知己”，他在回忆周作人文章中写道：“我相信着他，无论在什么时候遇到他，总使我有着好感，有着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厚意。……我同情周作人，而且爱好中国人的风度，但那人那样的知己，那是欣喜的，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欣喜。”[12]除了大力推介翻译武者小路的作品，周作人还翻译过白桦派志贺直哉的《到网上去》《清卫兵与壶卢》、长与善郎的《山上的观音》《西行法师》、有岛武郎的《潮雾》等。在北京时期的张我军与周作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张我军在1931年翻译出版了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周作人为之写了序文，肯定了该译作对文坛的意义。张我军1934年创办《日文与日语》杂志时公开向周作人约稿，“周先生也答应以后有工夫就要写的，先此道谢，好让周先生不好意思不写一点给我们”。[13]周作人为杂志题写了刊名，并在上面发表了《关于日本语》《日文丛谈》等多篇文章。张我军同乡、在京台湾作家张深切于1939年创办了文艺月刊《中国文艺》，试图以文化救国的策略在殖民处境与民族意识的政治夹缝中维持文艺独立的生机。张我军参与了这一杂志的编辑，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当时的北京文坛在日本侵略者严酷的文化钳制下一片萧条，张深切对此曾描述道：“我看见沦陷后的北京，诲淫诲盗的书刊盛行，由日人和汉奸野合所蒸生的新民主义，强奸民意，强迫民众服膺，其祸害有甚于洪水猛兽。”[14]正是在此情境下，张我军对此刊物的创办抱着极大的期待：“希望其成为文坛的一枝（支）生力军，使这个久已消沉的北方文坛复兴起来。”[15]周作人作为华北沦陷区的资深作家，是各类文艺杂志争取稿件的对象。张深切主编期间的《中国文艺》（1卷1-6期与2卷1-6期）获取周作人大力支持，共在九篇周氏文章刊出。[16]显然这一期间张我军与周作人在稿件的邀约上保持着联络，在张我军代为主编的第1卷第3期上，周作人供稿《谈鬼怪》一文。张我军在《编后记》中写道：“知堂老人本已来函声明要‘告假’一期了，编者素常眼看所有刊物的主编者，都围着这位老人挤着要稿子，心里颇为其不平。……无奈一坐上主编的交椅，不晓得哪儿来的一股劲儿，迫着我也跟着大家凑热闹挤上去，居然还挤出了一篇来，好不易也！”[17]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我军和周作人皆在伪北京大学任职，这也为他们在现实中直接接触提供了便利。诸如1943年3月沦陷区华北文坛发起艺文杂志成立大会并决定举办《艺文杂志》，周作人、张我军皆出席，会议决议周作人任主编，张深切为编辑长，张我军为编辑；[18]1943年4月伪北大国文系主任沈启无与日本文学家举办茶话会，周作人、张我军被邀出席座谈交流并在当晚共同参加宴会。[19]1940年代初期，北京物价昂贵，张我军仅靠薪俸生活无以为继，便登门求助周作人。周作人指给张我军的途径是翻译日本名著，为他推荐了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周作人还以个人关系介绍译文于华北编译馆出版。[20]这显示了周作人对张我军翻译能力的信任，也体现出在翻译方面张我军所受周作人的影响。张我军非常推崇周作人的日文译作，他谈及教学之时“学生问我，谁的翻译最靠得住，不得已有时就抽空拿原文对一对看，结果是除了周先生的译集以外，一部也没敢向学生推荐”，[21]言语中体现出张我军对周作人日文译作的广泛涉猎。周作人作为“五四”以来翻译推介日本文学作品卓有成就的大家，张我军在与其较为密切的文学交游中，势必会受到其翻译思想与偏好的潜在刺激。周作人向国内大力引介的白桦派特别是武者小路，也成为张我军推崇的对象。张我军在回忆中谈到和武者小路的相识相知时说：“识荆以来有时虽然不久，但是一来有了知堂师的关系；二来为了投缘，所以默默之中，我已敬之如师，他也以好友的学生待我了。”[22]这显示着周作人在张我军与武者小路交往过程中潜在的助推作用。在张我军看来，武者小路“是日本第一流的创作家，日本有了这位创作家，在世界的文坛，便可以争到一个地位”。[23]“白桦派之成为一派固然有许多因素，然而武者小路氏所具有的特色，无疑而构成白桦派的最大因素。”[24]从上述可见张我军对武者小路文学成就的充分推崇和肯定。

周作人在苦雨斋门前留影

1942年与1943年张我军两次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25]。他在首次会议结束回国后发表感言，提及自己原本推辞，“无奈邀请者十分诚恳，而周作人先生也极力劝本人参加”。[26]他在第二次参会前再次以委婉方式推辞：“所以今年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极希望改由才力充沛之士代表前往出席。无奈推辞不开，今年只好再勉为其难了。”[27]显然对于这类由日本法西斯文化组织为巩固其文化统治而举办的文学活动，张我军本意是拒斥的，最后“勉为其难”出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周作人等人的邀约，另一方面他也期望通过日本之行结识他一直心仪的日本著名作家，正如他首次与会后所言“本人十二分感谢本次大会，使本人面接许多素日所敬仰的日本现代作家”。[28]有机会接触日本作家进行文学交流是促使他参会的重要动机，这里面包括拜会武者小路。在1942年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首日（11月3日），张我军首次见到武者小路。这次见面给张我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第一次看见他，第一次听到他说话的我，觉得和我一向所想像（象）的并没有出入多少。他在这种场合说话，面部的表情仍然是那样的冷静，声调仍然是那样的平板，可是我看见他的嘴唇在发颤，透过两片玻璃板发见他的眼珠在辉煌。他这种状似冷静而平板的说话，比起那涨红着脸，臌着脖筋，拍着桌子表示激昂的演说，不知要动人多少倍哩。”[29]这样的描述里投射着张我军文学想象中的武者小路形象与现实的呼应，以及他对这位作家的感情与敬意。会议期间，两人又有相聚畅聊的机会，使张我军更加觉得武者小路是可以亲近的人。他事后回顾：“我在日本会过的作家也不在少数，然而使我最不能忘记的一位是武者小路先生。”[30]此次会议之后，二人又有多次会面，包括1943年4月份武者小路中国之行的数次会面，以及1943年8月至9月张我军到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会见。

二、文学相遇及

政治文化心理的彰显

武者小路到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在1936年去欧洲旅行途中于5月初路过上海时作的短暂的停留。他会见了鲁迅、内山完造、崔万秋等人，并游览了上海的街道，参观了寺庙，观看了戏曲等，他感受到“异国的美”，情绪是“愉悦的”。[31]第二次是1943年4月的中国之旅，武者小路作为日本官方的文化使节团团员赴南京参加汪伪政府迁都三周年纪念以及伪中日文化协会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他先到上海，之后赴南京参会，会后他到徐州、衮州、济南等地作短暂停留，再经天津到达北京，最后赴天津停驻一天之后转道中国东北回国。[32]综合当时报载消息，武者小路4月8日晚到达北京，4月19日下午离开，期间于4月15日在大同参观佛像与华严寺，计在北京逗留将近九天。在此期间，张我军有机会与之多次见面。张我军在武者小路初到北京时即赴车站迎接，他怀着异常热烈的心情：“载着他的火车到达北京站的时候，我仿佛抱着一颗去迎接别了多年的最亲爱的朋友，最尊敬的老师似的心情去迎接了。”[33]武者小路则在文中提及：“在北京也有许多人来接我，其中有出席上回‘文学报国会’而认识的张我军君，我很高兴。”[34]4月11日下午，伪教育总署为武者小路等人举办欢迎宴会，张我军被邀参加。[35]4月18日上午，日伪舆论机关庸报社为武者小路举办谈话会，张我军、周作人皆参加。《庸报》对中日作家座谈的气氛有极力渲染：“张我军氏则以稳健而有生气勃勃的态度来发挥伟论……武者小路实笃氏、周作人氏则为稳健卓越，对于每一问题，言论悠远诚挚。”[36]4月18日傍晚，伪华北政委会情报局为武者小路等人举行招待会，张我军、周作人等参加。武者小路发表了《日本文艺界的现状》的简短讲话，张我军任翻译。[37]张我军和武者小路直接的会面发生在伪北大文学院为武者小路举办的座谈会上。据张我军回忆中记载，武者小路从大同返回北京的次日，他们邀请武者小路于下午三时到伪北大文学院讲话，活动持续约两个小时。[38]通过当时报载武者小路的行程信息可知，他在4月14日夜晚到达大同，4月15日在大同逗留一天并于当晚乘车返回北京。[39]依据上述线索并结合武者小路在北京的日程安排，可确认张我军与武者小路等人在伪北大座谈的时间是1943年4月16日下午。武者小路讲话主题为“关于作家的修养”，张我军现场对武者小路的谈话进行了记录，于两个月后整理成文用“以斋”的笔名发表出来。这不仅是对讲话的单纯记录，尚有张我军对相关信息的补充和对武者小路讲话的回应与理解，呈现出二者潜在文学对话的效应。

1943年4月，武者小路实笃（左三）访华，

来到当年新村北京支部所在地八道湾十一号。

曾经作为和平主义和新村主义倡导者并对包括张我军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武者小路，当他开启正式的中国之旅时，其政治文化身份与立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后，武者小路逐渐由反战论者沦为战争的鼓吹手，他附和日本侵略政策为所谓的“大东亚主义”张目。1942年他出版了言论集《大东亚战争私感》，大肆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合理性”论证与辩护。董炳月在研究武者小路1943的中国之行后指出，在旅行中，武者小路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作为官方派遣的文化使节团团员，同时作为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小说家。他并进一步作了如下的结论和论述：“离开南京、北上旅游开始之后，实笃的行为具有了更多的个人性。文化人身份的自觉性规定着其旅行的内容。……在北平停留期间，其身份的二重性又一次表现出来，一方面，在庸报社主办的座谈会上，他声称‘自从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我们日本文艺界同人，一致认为非彻底战胜英美不可，所以没有一个不努力从事活动。我本人也自以为是很努力在工作的。’但发言时间（包括讲客套话的时间和译者张我军的翻译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分钟。而与此同时，他在伪北京大学讲演的题目却是《作家的修养》，讲了两个小时，并在讲演之后表示‘自从到中国旅行以来，今天的谈话最痛快’。”[40]这种“二重性”论述颇富启发，不过通过武者小路在北京的活动可进一步发现，武者小路此时代表官方文化使节（也意味着他作为侵略战争的支持者借助自身知识分子身份在文化领域造势）的“公共性”身份不断地制约、削弱着他作为独立的小说家/作家的“个人性”身份，他的“个人性”身份至少在北京期间未必有“更多”呈现。首先略值一提的是，上引董炳月以武者小路在庸报社讲话之短佐证其“个人性”的呈现，有两点须进一步说明：其一，此次讲话发生在日伪华北政委会情报局为武者小路举办的招待会上，而非庸报社举办的活动；其二，武者小路讲话之短乃活动时间限制，据张我军回忆，会议限制每人发言时间仅五分钟，且张我军在翻译过程中因担忧武者小路讲话超时而有意提醒他，并视他有限的发言为一种客套。[41]从张我军描述的言外之意观察，他不认为这是作为作家的武者小路真正要讲的。另外，董炳月在其文中指出，武者小路北上之后开启了真正的中国之旅，“从北平去了大同，三天之后回到北平，应邀在伪北京大学演讲”。[42]这些论述以及武者小路在伪北大演讲后的感受等材料，源自张我军写于1943年6月19日的回忆文章《武者小路实笃印象记》，虽然此文距武者小路北京之行不久即写就，但记忆难免发生偏差。据当时报载消息，武者小路在大同只待了一天而非三天，他在北京待了将近九天，时间的偏差影响到董炳月对武者小路在北京活动限度的感受。结合当时媒体报道统计，武者小路在北京活动日程如下：4月10日赴各机关访问；4月11日参加伪教育总署的招待宴会；4月12日参加华北作家协会的招待宴会；4月13日在伪教育总署所属大礼堂演讲；4月15日在大同参观石佛和华严寺；4月16日参加伪北大文学院座谈会及日伪新民总会欢迎宴会；4月17日参观故宫；4月18日参加庸报社举办的中日文艺家座谈会以及伪华北政委会情报局的招待会。以此可见，除了赴北京途中到曲阜孔庙参观，以及到北京之后参观故宫和赴大同参观的活动属于更具“个人性”的文化考察，其参加更多的乃日伪官方机构和日伪文化机构组织的各类社会活动。另外从武者小路的言论观察，他逗留北京期间公开投文于报纸发表评论《东亚之使命》，指出“日本与中国协力完全成立时，亦即为亚细亚胜利宣言之时。……正在战争之中途，东亚兴亡，今日已成定局，敝人等痛感此战争之重要，但对最后之胜利，毫无不安，于此战争中，真理在我方，人类正期望如此，是吾等毫无疑惑者”。[43]其言论罔顾事实，大肆美化侵略战争，赤裸裸地表明了他的官方文化使者身份。

面对武者小路政治文化立场的转变，对于曾经深受武者小路思想影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在强烈民族意识的支配下难免流露出失落与激愤。1944年的《东南日报》发表一篇《斥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知识者由对武者小路的崇敬转向极度失望的心理过程。作者写道：“在日向新村解体的十年之后，异国异时的我在无意中读到国人介绍新村的文章，这尚强烈地震动着我小小的心，引起我无限的歆佩。……想不到，二十多年后，武者小路先生会步山川均的后尘，在努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了。……我有惋惜，像一个初恋的女孩子忽然发觉点燃她灵魂的是一个玩火者。”[44]

年轻时的张我军在接受武者小路的作品与思想时，也如上述这位知识者一样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在1926年翻译武者小路的作品时谈及：“我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未尝受过如读他的作品那样大的感动。——无论是《死能力者之群》、或《一个青年的梦》、或《那个妹妹》……”[45]张我军结识周作人和武者小路之后，就同时与二者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且周作人与武者小路的人生道路又有某种相似性。前者作为启蒙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却在抗战之后沦为“落水者”，后者由一个反战和人道主义者滑向日本侵略战争的鼓吹手。当1940年代初期张我军生活不济寻求周作人指示迷途时，他强调说“当时老人已是督办，然而我所求的是周老师，并不是周督办，因为我早已自知不是做官的料儿”。[46]这种颇富暗示意味的话语里投射着张我军在沦陷区与各类文人的交游心态。

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

《一个青年的梦》

（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

如果说武者小路在伪北大的讲话如董炳月所言体现了他北京之行个人性的话，这种个人性在此特定的场合浮现的首要因素或许并非直接来自武者小路“文化人的独立性”，而是源于张我军刻意的引导、营造与刺激。恰是这种直接引导激起了武者小路作为作家的个人性/独立性的勃发，使得他感到这场谈话如此痛快。如果将武者小路这次中国之行在两所高校的讲话进行对比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武者小路在南京逗留期间，于1943年4月3日在伪中央大学进行一场演讲，和武者小路一起参与演讲的还有另外两位日本评论家，池崎忠孝和河上徹太郎。[47]他们演讲的共同主题是“发扬东方文化”，具体的演讲内容显然是各自主动的选择与发挥。武者小路以南宋画家梁楷为中心阐述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所蕴含的东方固有精神表现的丰富与伟大，以此作对比抨击欧美精神文化的贫弱，其目的在于维护日本侵略者建构的文化系统，即企图借助同属东方精神/东亚文化的中国古典传统将中国文化收编到日本殖民者建构的以自身东洋文明为中心的殖民文化结构中，以此协助日本军国主义抗拒以欧美现代性为中心的西洋文明。正如武者小路在关于绘画艺术的正题之后话锋一转所大肆发挥的：“在驱除英美势力，完成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中，日本负有前方战斗之责，牺牲不小，希望中国不要辜负这牺牲，赶快恢复东方固有的精神文化，树立东亚长治久安的基础。”[48]当武者小路到达北京，受邀赴伪北大文学院讲话时，根据佚文会发现这次活动与他在伪中央大学演讲相比，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变化：首先，活动由演讲改为座谈，意味着宾主有更多互动，即文中张我军所提及的“北大文学院本打算请他演讲，经我考虑的结果，却稍微改变方法，决定请他坐着聊天”；其次，不同于在伪中央大学武者小路对演讲主题的主动选择与发挥，这次座谈的主题“关于作家的修养”是张我军提前就确定好的，且主题之下的纲目也已拟好，意味着张我军将自己对武者小路的文学想象借助座谈主题进行了主动投射，即他所谓的“我以为这个题目，大约是武者先生最愿意谈的，而且对学生们也最有益”；最后，座谈过程采取问答或对谈的形式，即文中张我军所谓“分条由我发问，由武者先生答复，问一条答一条”。张我军是话题的主动发起者与引导者，武者小路是接受者与被动的回应者。现在无法确知武者小路在座谈中是否如他在伪中央大学的演讲一样为了彰显中国之行的政治使命而对话题有额外的发挥，如果有，或许也被张我军在整理时过滤掉了，正如佚文中所暗示的：“只是事隔两月，笔记简而又乱，写出来恐怕难免丢三落四，而失真的地方或者也在所难免，这一层希望武者先生和读者诸位格外原谅。”此外，侵华战争的爆发曾引发张我军对武者小路的现实处境的关心和疑虑：“一向彻底主张个性的自由的他们，拿着什么方法来使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和全体主义或统治主义融洽下去呢？”[49]武者小路的转变无疑会加深张我军的这种困惑，此次座谈或许是解开疑惑的契机，但作为座谈会话题引导者的张我军刻意回避了这类问题。显然在座谈中张我军极力营造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话语空间，正是这样一厢情愿的努力，让武者小路在伪北大的讲话呈现了更多个人性。

从佚文内容观察，其中处处渗透着张我军对武者小路谈话的自我理解和肯定，如文中张我军对武者小路所谓为文要下苦工夫进行延伸理解时写道：“武者先生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的，乍一看来似乎平淡得近于幼稚，但是仔细一看，便知道那是一尘不染的简洁无以复加的妙文，这不是平日下过苦功夫修炼过来的人怎能做到？”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他对武者小路的钦佩之情。张我军设置的谈话提纲和整理的谈话内容更多指涉着武者小路曾经的文学生涯，并不直接关涉当时现实。文中“作家的修养”蕴含着张我军所理解的武者小路的“精神力”和“文章”，指涉着武者小路曾经苦读之路的历程，以及那些朋友、伟大作家和名著对他日积月累的熏陶与影响。张我军借助武者小路的谈话极为认可作家“必须相信真理之力和爱之力”，要追求说真实话的文学。在张我军看来，“武者先生的意思，作家的修养，‘文学的修养’诚然重要，‘做人的修养’尤为重要”。显而易见，这篇佚文处处呈现出张我军与武者小路文学对话的效果，意味着在对武者小路谈话的处理上渗透着张我军自身的文学观。张我军遮蔽了一个转向略战争鼓吹手的政治化的武者小路，呈现出的是白桦时期和自己文学阅读记忆中的武者小路。换言之，他力图投射出的是一位具有个人性/独立性的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武者小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对武者小路转向的不认同。如果深入观察，此次二人的文学相遇不但呼应着张我军以往对武者小路作品的翻译，也同时呼应着他1943年至1944年翻译武者小路《晓》时的文学情感：“我诚然爱他的作品，尤其爱他的为人。”[50]

1929年，张我军翻译发表了武者小路的一篇文章《创作家的资格》，张我军在伪北大为武者小路设置的讲话主题或许跟十多年前这篇翻译文章不无渊源，二者聚焦的议题十分相似。在此文中，武者小路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从作品本身而言，须摈弃虚伪，要“写着真实”，且内在精神要充实，要是“活着”的作品，使得接触者内心也能活起来；就创作者而言，“能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纯粹倾注于作品的人，可以说是有创作家之资质的人”。[51]张我军看重这篇作品并将之翻译出来，或许在于武者小路的创作理论契合了张我军的现实实践和创作体验。在此之前张我军对台湾旧诗坛的弊端进行批判时，大肆挞伐的正是旧诗人对文学虚伪功利的态度，他们在“精神力”和“文章”上的堕落与陈腐，他们“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力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雅文。”[52]他谈及自己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时，认为诗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好坏，不是在于字句声调之间，乃是在有没有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情感。[53]1926年张我军曾翻译了武者小路的剧作《爱欲》，同年章克标也将《爱欲》翻译出来刊登于《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17期）。剧作主人公是身体残疾的天才画家野中英次，他听闻妻子千代子爱上哥哥后，在猜疑、嫉妒和爱欲的极端心理折磨下将妻子残忍杀死。作品充满着亲情与爱情、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以及理与情、灵与肉的冲突，有着对人性与个性的深刻表现。张我军在引言中借助评论家之言对该作表达了极大的感动和欣赏。张我军翻译武者小路作品耗费最多心力的当属长篇小说《晓》。1943年8月至9月张我军赴日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期间，曾登门拜访武者小路。武者小路询问张我军是否看过自己的新著《晓》，向其推介说这是自己比较得意的作品。张我军毛遂自荐希望有机会将其翻译成中文，武者小路当即表示同意。[54]张我军回国之后立即仔细阅读，认定这是一部杰作，于1944年翻译完毕之后改书名为《黎明》交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武者小路亲自为其写了序。尽管此一时期武者小路因美化战争的言行遭到中国知识界的激烈批评，但张我军所沉浸的是武者小路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黎明》是一部情节单纯但笔法细腻的小说，作者叙述了老画家吉元小次郎在艺术追求道路上所秉持的诚实心态、纯粹理想以及坚韧意志和高尚人格，“黎明”正是他追求完美艺术精神的象征。作品闪耀着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辉，散发着人间爱的温暖与善的温情。1943年罗伯健翻译了武者小路的《给志于文学者》（《艺文杂志》第1卷第2期》），文中反复强调作者在创作上要诚实真挚，忠于自己的实感，养成高尚的伟大的人格，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此文几乎是对《黎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作了恰如其分的注解。当时有读者被《黎明》深深吸引，曾专门撰文评介并向国人推荐：“年届花甲的武者氏，其写作的态度之忠实与严谨，实非一般只知迎逢时好的作家可与并比。其一贯的对人生之热爱的温情，字里行间，灼然可见。……我们可以请（清）晰地从老画家的一生言行中，体会到武者氏老当益壮的创作力的洋溢，以及他对于人生所怀抱的温情的憧憬——理想主义最伟大的一点就在于此。所谓‘人道’，在这方面是不可抹煞的。”[55]张我军的阅读感受与此相似，这显然是鼓舞他翻译此作的强大动力，他同样视小说中的主人公为武者小路的化身：“这篇小说的主人翁老画家，虽说是假设的人物，依译者说来，却恰恰可以借来看出武者小路先生的为人。”[56]也正因此，这部小说更加激发了张我军对武者小路作品的欣赏与人格的崇敬。

埼玉县毛吕山町新村成员合影，

摄于1939年。

持斧者为武者小路实笃

北京时期的张我军，无论是对武者小路文学作品的接受上，还是与其本人的交游中，一直保持着自身特定的立场和文化心理。面对武者小路的思想转变，从张我军与其相关文字记载中，很难看到他对武者小路不满或批评的语言。可以说，张我军与武者小路的相遇，有着自我内在的分离、选择与接受视域。首先，对大正时期白桦派的文学阅读、接受与翻译深刻并持续影响着此后他与武者小路的进一步接触。1944年时张我军曾说：“白桦派虽已成了文学上的名词，然而她所留下的足迹既大且深，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当时的作品或是后来发表的作品……性命是绝对不会短的。”[57]其次，张我军基本上是维持着以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翻译家的自我身份来不断认识、接受并深化对另一位他认定的具有独立性/个人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作家的武者小路的理解与想象。最后，基于上述因素，处于北京沦陷区的张我军对转变后的武者小路进行了一种自我分离与内在选择，他规避了在政治文化立场上为日本侵略战争鼓噪的武者小路，保持着自身对武者小路文学精神与艺术人格的正面理解与想象。这意味着他有意在文学视域内维持着对武者小路特定公共性身份的规避和个人性/文学性身份的不断回应，意图在不违背自身认同主体的同时，持续坚守着对某种文学旨趣及其理论意义的一贯态度和信仰，这种态度自然也包含对“作家的修养”的理解和认识。其实，从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坛观察，这种现象其来有自。当时文坛面对武者小路思想立场的转变，正义者多持激烈的批判，有论者愤慨地视武者小路为“叛变”：“河上肇在狱中写悔过书，山川均在军部统制下为了所谓‘通州事件’而谴责中国，武者小路实笃的全无理由地抛弃他的‘一个青年的梦’，跟在军部后面高喊‘万岁’，这些都是‘叛变’，我们决不能称他们为‘转向’。”[58]除了这种主流的激烈批判，尚有另外一种声音，既从文学本身的立场对武者小路的判定。有论者认为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文坛流行的多是战争文学和农民文学，其总体动向是在法西斯军阀压制下陷入萎靡沉滞的境地。[59]该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另有两类作家呈现出相似的特征，一类是包含武者小路在内的文坛老大家们，他们沉浸于艺术趣味，游离现实；另一类是多抱着“艺术至上主义”的“闺秀文学”。这些作家皆遭到军阀御用文人与批评家的批判，被视为麻木糊涂，不关心现实与政治。但在该论者看来，这两类作家的态度与创作“正是对于敌阀蹂躏和压制文坛，对于一些软体动物式的，百分之百地履行了军阀传声筒和扩音器的任务的御用文士们的最大的，最有力的，无言的抗议和讽刺”，并肯定他们为“有独立见地的，不愿随声附和的，十分值得我们与以同情的作家们”。[60]张我军面对武者小路时的心理与上述论述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其不同与张我军所处特殊的历史情境与身份位置有关。这使得张我军与武者小路交游时的心态变得微妙复杂，其背后投射出张我军立足于自身中日文化交流观之上的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

1940年代张我军夫妇在

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故居大门前合影

三、中日文化交流观

影响下的文学选择

张我军少年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殖民地日文环境，不但为他打下日语基础，也使他对日本文化具有初步理解和认知。他赴大陆期间又不断提升自己的中文能力。这种双语实践是他之后谋求中日文化交流的现实保障和情感基础。1926年他翻译了山川均的《弱小民族的悲哀》[61]，文中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对台湾的支配与压榨，戳破了殖民者所谓“一视同仁”“内地延长”“醇化融合”政策的虚假面具。张我军说自己翻译时有“一阵阵的悲哀、惭愧和痛快之感，轮流着奔到心头”。[62]一个日本学人言台湾知识分子所未敢言未能言，张我军通过翻译向世人倾吐内心压抑并揭露了同胞被殖民之种种情形，他为台湾进行反殖民论述的有效话语资源却来自于殖日本，这让他涌出复杂的情绪。这种“弱小民族的悲哀”带来的情感冲击和殖民地认识使得他在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语境以及中日敌对（以至战争）的非常时期不断沉淀并升华为一种如何看待日本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也跟他的身份矛盾有关。大陆时期的张我军处于既中心又边缘的位置，“中心”即他的“中国大陆/北京/中国人”的身份，“边缘”即他的“日据台湾/北京沦陷区/台湾人/日本人”的身份；同时，这个“中心/边缘”又转化为“先进日本/落后中国”之间的对立。这种身份位置会带来现实的困境和内心的张力，同时也催化他逐渐在认识上摆脱国内弥漫的“反日/亲日”或“轻视日本/恐怖日本”的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心态。

旅居北平的四位台籍人士

左起：张我军、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跨域经验不断深化他对日本吸收改造西洋文明为东洋文化注入现代性成分的理解。他企图借助日文教育与翻译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以及国民性改造提供开放思想与经验，这是张我军所选择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策略和实践。张我军不仅把日文教育当做谋生的手段，还视为认识日本文化的途径和教育救国的方式。在他看来，“欲明了一国的文化，不可不学习该国的语言文字”。[63]在日语教育中他秉持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我们表示真挚的亲善，我们固须研究他们的语言文字；他们对我们表现凶猛的侵略，我们尤不得不研究其语言文字，借以研究其国情，以为抵抗的准备。”[64]早在1934年，面对北京高校包括日语在内的外语教育问题，张我军从课程设置、教师资质、学生学习等诸多方面向当局力陈其弊，希望教育机构切实“为国家造些人才”，并劝诫青年学生认清日语学习的目的。他认为选修日文课程的学生多，并不是在准备做亡国奴的，“准备做亡国奴的方法，并不在学习他国语言，是在不发愤自强，是在不爱惜自己的国家”。[65]张我军持久的日文翻译活动并不局限于文学，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这种翻译策略有为稻粱谋的现实生活的逼迫，但在翻译对象的选择和态度上他是严肃又严谨的：“昧着良心的胡翻乱译却还没敢做过。”[66]在这些译著中，部分为日本汉学家所著关于中国议题的论著，比如《中国的国权恢复问题》（《台湾民报》1925年66-71号）、《山水文学与谢灵运》（《新中华报》1929年3月24、25、27、29日）、《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北京人文书店1934年）等。1931年张我军在《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的序中指出：“这本书让日本人写成，我们决不嫉忌，我们只觉得惭愧。……我所以不自度量，敢冒（贸）然来译这本书以献于国人的，就是想给这个刺激于我国的书斋学者们。”[67]这种惭愧源于一种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地也不大物也并不丰的日本，居然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称霸称雄”，并且长期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自天文地理以至人事百般，真是无微不至，有些事项研究得比我们更加清楚彻底”；[68]另一方面是国民顽固抱持的对日本轻视或仇视心理以致拒绝深入了解对方的现实。有论者统计张我军的译著后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前，在他所译的著作中，文学和社会科学大体各占一半。而在沦陷时期，几乎全部集中在文学方面。”[69]这种翻译的变化与沦陷区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过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张我军，他所形成的特定的日本观持续推动着他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他主张从历史失败中汲取教训，变被动为主动，正视、研究并认识日本文化及国民性，即他强调的“以日本国民性为中心，介绍日本人的思想、风俗、人情、学术文化”。[70]张我军视文学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日本之移植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是无疑的事实；然而日本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感情、性格，却非从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去求不可。”[71]张我军曾计划编一部具有永久价值的关于日本名著选集的书，选材标准之一为“能籍此窥见日本之风俗人情及国民性者”。[72]张我军认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要有一个系统，对作家作品要进行精细的选择，选择的目标“一是杰作，二是能表现日本性格的作品，三是可以作他山之石的作品”。[73]在《日文与日语》创刊号上，张我军将自己的翻译文章《自批判的立场观察日本国民性》刊登出来，并在附记中指出：“如（无）论从那（哪）一方面说，日本国民性的研究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打算在这一方面，继续供给一点材料。”[74]可见张我军创办该杂志，不仅致力于日文的教育与传播，潜在的还有让国人了解日本国情及国民性的用意。这在其刊物所设栏目“日本研究讲座”“名著译注”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一直致力于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翻译的张我军，在沦陷区时还倡导对日本古典文学或文化的译介，试图从日本文化的整体上对其进行全面的观照。[75]他希望对日本古典文化的了解达到知彼又知己的目的，又通过对日本现代文化的译介研究达到他山之石的作用。当然张我军在沦陷区高谈中日文化交流难免会陷入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东洋—西洋”的殖民文化逻辑。如果细细审视张我军大陆时期的思想脉络，他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态度、选择和实践贯穿始终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即他所坚持的“只要有一点工夫，便要动笔，而于不损伤自己的身体的范围内，从事日本文化与语言的介绍”，[76]且他的言行充满审慎与理智。张我军曾对国人的反日抗日活动频繁失败感到痛心与忧虑，他认为原因在于“国民没有认识日本的真面目……每次的运动，只是末梢神经的活动，只是激于一时激情，而没有中枢神经的支援，缺乏理智的后盾，故其失败是理所当然”。[77]这种认识彰显着对日关系中他的现实忧虑和政治远见。在此基础上理解张我军的翻译实践和对日交流，或许会消解他言论中所可能表露的政治暧昧性。

张我军在伪北大教授日语时，课程涉及日本文学相关的内容，融入了对武者小路作品的讲授和分析。听过其课程的学生晚年回忆时仍记忆深刻：“二年级日语，我去旁听张先生的日本文学，先生貌似高傲。但对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人作品的分析能给人以细腻深入的感受。”[78]言语之外暗示着张我军对武者小路的内在情感以及对其文学的持久关注和深入理解。

大陆时期的张我军在特定历史情境与身份矛盾中形成了他自身的中日文化交流观，进而形塑了他独特的政治文化心理。这里面渗透着他的文化观、民族意识、殖民地经验与对日关系的纠缠，不但影响他的日文翻译与选择，也潜在左右着他与武者小路的文学交游。2000年时，陈子善发文指出要扩大二十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研究的领域，包括加强对中日文学译本的研究及对中日作家交往史的研究等。[79]以此而言，张我军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观照对象。

本文原刊于《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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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俊超，河南平顶山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推送编辑：奚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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