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慧新｜北洋政府时期“双十节”赏功制度述论

奖赏制度作为一种精神激励机制，对功勋卓著和品德高尚者进行奖励，以达到维护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和社会风尚的目的，自古有之。清代的奖赏制度主要包括加官晋爵、承荫封赠、建坊画像、配享太庙等方面。清朝末年，由于中外交涉场合的需要，逐渐出现勋章授予。有关勋赏制度，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宣统年间清政府拟定颁发勋章章程》(《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彭小舟、杨英杰的《民国军人的至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初探》(《兰台世界》，2011年1月)。前者为我们了解清末勋章章程的产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后者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天白日勋章的产生、授予和意义。目前，关于北洋政府时期“双十节”赏功制度的考察尚付阙如。

北洋政府在前代勋赏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赏功制度。赏功活动一般选择在黄道吉日，以大总统令颁布，尤以“双十节”期间最为频繁。1912年9月29日北洋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法令，并于1916年12月22日修正，规定武昌起义之日(阳历10月10日)为国庆日，举行“放假休息、悬旗结彩、大阅、追祭、赏功、停刑、恤贫、宴会”等事项。[1]从某种程度上看，“双十节”赏功是北洋政府时期赏功制度极具典型的案例。研究“双十节”赏功制度的实施，对考察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双十节”

赏功制度的构建

勋章的发端，源于清末外交交往的需要，后逐渐发展为酬奖国内外有功官员的一项制度。北洋政府时期勋位以古代的封爵制度为原型，但又不同于爵位与宗法制度之间密切的关系。在南京临时政府勋章制度的基础上，北洋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赏功制度体系，为“双十节”赏功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中华民国建立伊始，“仿照各国酬庸之例，厘定赏勋办法，特制各等勋章，以备给与有功民国各将士，借资鼓励”。南京临时政府时，将勋章分为九鼎、虎罴、醒狮三种九等，授予在战场上有特别、寻常战功之陆海军官佐、士兵及为国家办事人员。[2]北洋政府时期，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将勋章分为普通和陆海军两大类。

1912年7月29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勋章令》和《颁给勋章条例》，规定普通勋章分为大勋章和九等嘉禾章共十种:大勋章为大总统佩带和由大总统特赠外国大总统、外国皇帝君主；一至九等嘉禾章分给“有勋劳于国家者”和“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者”；各级勋章，配以不同颜色的绶制和勋表，以示区别；嘉禾章的授予，除大总统特令颁给外，须由各主任长官向大总统申请批准；受勋者的官级对应一定的勋等，“初受嘉禾章特任官自三等起，简任官自四等起，累功俱得递进至一等。荐任官自七等起，累功得递进至三等。委任官自九等起，累功得递进至五。凡著有功绩于学问或事业者，初受嘉禾章时自九等起，亦得因所著功绩自七等起，但俱得累进至一等”，由铨叙局发给执照和勋章；已受勋章者因犯罪或违反其他法令时将被褫夺。[3]1916年10月8日，北洋政府对上述规定进行修订，增添五等宝光嘉禾章，并对勋章绶制、佩带规则、章绶图式等进行调整，明确颁授对象兼及文武官员。[4]

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北洋政府还调整陆海军勋章的规制，适合战时、平时两种情况。[5]1912年12月7日，北洋政府颁布实施《陆海军勋章令》，将陆海军勋章分为“白鹰”、“文虎”两种，规定“凡民国陆海军人于平时、战时著有勋劳，或非陆海军人及外国人于陆海军特别任务中著有勋劳者，皆得分别给与”，“各种勋章均分九等，一、二等给与上等官佐，三等至六等给与中、初等官佐及准尉见习军官，七、八、九等给与士兵”[6]。同期施行的《陆海军叙勋条例》对战时、平时35项勋绩进行分类，分别“殊勋”和“武功或劳绩”，作为叙勋“白鹰”、“文虎”的衡量标准；[7]1913年4月10日，进一步修正《陆海军勋章令》中官勋对应级别，“一二三四给与上等官佐，三四五等可给与中等官佐，四五六七等可给与初等官佐及准尉见习军官，六七八九等可给与士兵”；1914年1月15日，又调整佩戴规则[8]；1918年12月28日，陆军部呈准施行《限制文虎章勋章办法》，规定凡文职非于军事确实出力者，或虽军人而出力事迹非属军事者，不得奖给陆军勋章；剿匪人员在同一战役，虽可得奖两次，但须满六个月以外；请奖人员应由所属长官切实考核，不得冒滥，并不得附名搭保；凡克复城邑，请奖后因保守不力复行失守者，或因战胜请奖后复溃败者，则前次奖案应即注销等，以促使军人恪尽职守。[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陆海军勋章比普通勋章授予严格与规范。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一度设想精简勋章种类，“除勋位暨大勋章毋庸另定新章外”，普通和陆海军勋章遵照圈定星云、金狮两种名称，各分九等，并于10月9日公布。[10]但是，此项勋章在当年并未颁发。

一等白鹰勋章

除颁给勋章之外，授与勋位也是“双十节”赏功中的一项重要活动。1912年8月9日，北洋政府公布《勋位令》，规定“凡民国人民，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授与勋位”；勋位分为六级，分别为大勋位、勋一位到勋五位，由大总统以亲授方式授予；凡受有勋位者，发给徽章和证书，除依刑法受褫夺公权外，终身保有；凡受有勋位者，依法律受一定之年金。[11]次年1月14日，编定《勋位授与条例》，规定了勋位徽章样式、佩带规则、授勋仪式等。[12]11月4日，又颁布《代授勋位礼节》。[13]为适应多位受勋者同时参加授勋礼的需求，再次颁布《授勋礼节》作为举行授予礼的法律依据。[14]

为具体实施颁给勋章、授与勋位事务，北洋政府规定了由铨叙局、临时稽勋局专司其责。1912年1月，《铨叙局官职令草案》规定，铨叙局直隶于临时大总统，掌给予位阶、勋章、荣典、赏恤等事务。[15]同年7月，国务院颁布铨叙局官制，后经1914年2月、5月两次修正，划拨国务院管辖，增加了“勋绩考核”等职掌。[16]此外，临时稽勋局在早期赏功制度的实施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筹议设立临时稽勋局。1912年7月23日，北洋政府公布《临时稽勋局官制》，职务分为“恤死”、“赏生”两部分。“赏生”事务为派遣调查员“稽查开国时关于各地方战事宣力著功者，稽查开国时军事上建议画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17]。1914年2月19日，临时稽勋局撤销，其职能划归铨叙局，由受勋人员的“该管长官”向铨叙局或陆海军总长呈报受勋人履历和功绩事实，再由后者呈请总统以命令颁给。相关的勋章和勋位徽章铸造，交由国务院印铸局专管。

二、“双十节”

赏功活动的实施

以“酬庸勤劳”的赏功活动是北洋政府“双十节”庆典的一大例行事项。1924-1926年，因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中央政权过渡，国庆日赏功活动一度停顿。1927年10月4日，北京国务院致电军、民两署，“以国庆纪念日期已迫，所有各机关职员应奖实官或勋章，均宜查照简章办理，并饬附属机关一体遵照，于五日内开单送院”[18]，重新恢复嘉禾、文虎勋章的颁授。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勋赏制度，北洋政府“双十节”赏功制度实施才宣告结束。

“双十节”赏功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勋赏对象包括文武职官，涵盖中央地方，不论当朝权贵抑或前清遗老、革命元勋还是守旧官僚。1912年国庆典礼，“凡民国革命之新人物，识时之旧官僚，迥翔于政界、党界、军界之中者，或膺上赏，或被殊荣，几无一夫不获矣”[19]。10月9日，对辛亥有功之人孙中山、黄兴与曾经屠戮革命人士的段祺瑞、冯国璋并列，分别授以大勋位和勋一位，其他如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反正参加革命的清朝封疆大吏程德全等均给予勋一位，清朝遗臣赵尔巽，中央各部部长、地方各省都督等被授予二等嘉禾章。[20]1913年国庆纪念日，“追念赞助共和人员，特给清室太保世续、徐世昌及前总理赵秉钧勋一位。盖一表彰劳绩，无问新旧”[21]，“此次国庆，凡各都督除勋一位外，其未有勋位及已有勋位而未及勋二位者，一律加以勋二位”[22]，如浙督朱瑞、滇督蔡锷、川督胡景伊、黔督唐继尧、晋督阎锡山、陕督张凤翔、奉督张锡銮、皖督倪嗣冲、豫督张镇芳等均授勋二位。[23]1916年10月10日，适逢共和再造，“凡新旧伟人，内外将吏，同膺懋赏”[24]，除孙中山、黄兴等人重颁勋位外，“现任各省督军、省长皆分授勋位勋章，各护军、镇守使、军师旅团长等全体皆给各等勋章，计不下300人”，“此次反对帝制有力之政客，亦一律给予勋章”[25]。国庆日赏功对象，大致分为清朝遗老、民党领袖和在位要员三部分。但凡那些手握实权、执掌一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物均被纳入勋赏范围。

1916年前文武职官勋章授予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京外特任文武职官勋位勋章表(1916年)》、《续开省长等官曾得文虎勋章补遗表》、《京内简任文职勋位暨嘉禾勋章表(1916年)》、《京外简任文职勋位暨嘉禾勋章表(1916年)》、《陆军部暨所属各机关勋位勋章表(1916年)》，参见天津历史博物馆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3)，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105页。说明:京外特任文职中，有三人因武功而获得文虎章，他们分别是山东省长孙发绪、河南省长田文烈和广东省长朱庆润；京外特任武职中除1人即海军总长程璧光外，其他28人均与陆军部所属各机关人员重合，因而在武职人员总计时未计入。

在人数众多受勋者中，高等文官和武职人员占较大比例，普通文官和士兵很少受勋。截至1916年，全国近3/4的高级官员均受懋赏；现任简任以上高等文官共555人(包括国务院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省长、各部次长、多数司长、各省厅长、高等审判厅厅长、各道道尹等)，67.93%的人员均受勋章；由大总统特令任用的武职官员（即陆海军总长、参谋总长以及各省都督等）29人，高达93.10%受勋，近60%同时授予嘉禾、文虎章；陆军部暨所属中央和地方各机关共321人，上至上将，下至少校，受勋比例亦达87.54%。这种勋赏分配和倾向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被延续。

据1922年“双十节”前夕在任官员的受勋名单，北洋政府各部部长和次长、各地巡阅使和护军使、各省督军和省长、驻各国公使等共109个文武官职、108人中，仅新上任的陆军总长张绍曾等6人未受勋章，其他102人均获不等次数的嘉禾章，勋章授予比例达94.44%；授给勋位人数有41人，勋位授予比例为37.96%。[26]嘉禾、文虎等章的授予人数也不在少数，“本年双十节为共和满十年大纪念，例于是日发表各项给勋等事。本年给勋文武各官之大绶宝光嘉禾、文虎等章者，约100以上（六等以下，尚未发表，不在数内）”，而授予勋位者则有张绍曾等22人。[27]1923年，得受勋章者亦有约百余人。[28]虽然赏功制度明文规定，普通勋章授予对象包括委任官等普通文官，陆海军勋赏对象包括初等官佐和士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鲜见他们的身影。嘉禾、文虎章的授予几乎均为四等以上的级别，适用于普通文官、士兵的六等以下的嘉禾、文虎章很少被颁发，更不用说人数相对较少、要求更加严格的勋位授予。

需要强调的是，“双十节”赏功变化与政治风向密切相关。这在勋赏对象的选择以及褫勋、复勋等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勋赏的变迁，还反映了南北两方、北洋军阀内部各派势力的消长。每年双十节期间，往往会产生一批新的“勋贵”，有观察者指出，“去年之荣膺封赏，得勋位受勋章者，至今年已消灭若干”[29]。一旦被勋赏者与执政者政见不合，所受勋赏有可能被褫夺。民元赏功令中，“凡民党要人，项城无不加意笼络”；1913年“二次革命”后，“项城对于民党，一变而堕落诸九渊，如大勋位也，大绶章也，悉予褫夺，甲也名之曰国贼，乙也名之曰国贼”[30]。该年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柏文蔚等一切荣典，并指责其反袁活动为“明目张胆，倒行逆施”[31]。次日，再次下令“孙文应即销去筹办全国铁路全权”[32]，依照规定，凡依刑法受褫夺公权者，勋位随之褫夺。因此，民元“双十节”对孙中山“大勋位”的赏功随之注销。一旦政治风向逆转，被褫夺的勋赏又可能失而复得。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后，共和大旗被再次高扬。该年双十节，凡系国民党人勋位勋章经袁世凯褫夺者，黎元洪均一律复还，明令特授孙文以大勋位，黄兴以勋一位，柏文蔚勋二位等。[33]赏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成为大总统对各方势力笼络和牵制的一种“名器”。如此，一方面，赏功对象不论是否有功，均被无限制地增多；另一方面，被勋赏者一旦与执政者政治立场不同，便有可能遭到褫夺。

袁世凯肖像

（摄于1915年）

三、“双十节”赏功的

社会反响

“双十节”赏功是北洋政府实行的国庆庆典各项重大活动之一，与放假休息、悬旗结彩、大阅、追祭、停刑、恤贫、宴会等活动配套，构成一系列的庆祝仪式，借以达到懋赏有功、激励有为、缅怀革命、感怀盛世、普天同庆、凝聚人心的效果。在历年“双十节”庆典中，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到庆祝活动之中，商家于店面悬挂彩旗，学界举办提灯晚会。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民众和部分官员对“双十节”赏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质疑勋赏之声时或有之。

在国庆吉日，国家对有功之人进行论功行赏，授勋以示褒奖，这一制度与军衔评定、官级晋等、奖章给与等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员奖励制度。一方面，它的实施有利于点缀“双十节”节日氛围，增加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怀和荣誉感；有利于劝善扬烈，缅怀共和来之不易，以激励有功，继续奋勇为国；有利于增强官员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和激励军人的斗志。而各受勋之士则纷纷致电、致函中央，表达感激和惭愧之情，誓师勉尽职守。例如，1916年11月8日，浙江督军吕公望致电大总统黎元洪，代表属下15人，敬谢10月10日授予各级嘉禾、文虎章。[34]1917年2月，吉林督军孟恩远致函大总统称:“自惟有勉秉驽骀，以仰副大总统殷殷固圉绥边之至意”[35]。1923年3月19日，陕西统领憨玉琨谢授勋四位，电称:“窃玉琨兜牟下士，革马微劳，乏扶危戡乱之功。荷施爵析珪之赏，抚躬滋愧，刻骨泐铭，益当感激酬恩，驰驱许国。”[36]另一方面，执政者却视“勋赏”为笼络人心、党同伐异的工具，这使得难免在勋赏标准上失衡。被勋赏者范围广泛，“众望所归”的革命元勋、“富有名望”的清朝遗老以及“位居高位”的北洋各派系均被囊括，尤以后者居多，且不论是否实至名归。如是，勋位勋章已失去了“赏功”的原本意图，而成为不少在职官员、部分受勋者以及民间社会不满的对象。

首先，不少在职官员对勋赏持有审慎态度。1914年“双十节”后，针对政府大规模勋赏的情形，将军那彦图条陈总统府，规劝“慎重爵赏”、“功赏适符”[37]。1916年，发生了一起参议、众议两院议员质问滥颁勋位勋章案。10月12日，适值“双十节”赏功令发布不久，众议院议员刘盥训提议、刘彦等23人连署，向国务院提出议案，“本月九日命令，颁赏至数十人之多，其中固多有功民国者，然如朱家宝、阎锡山、张敬尧、曹锟、胡瑞霖、沈铭昌等，或以赞成帝制，首倡称臣；或始终反对义师，通电联合抵抗；或亲督三军与义师血战；或诛戮志士；或筹备大典，人言啧啧，铁案凿凿”，追问“不知政府何以不加裁抑，反锡懋赏。谓宽其既往，诸人并未闻有悔罪之诚；谓策其将来，诸人亦未闻有立功之迹。但令人疑政府对于国家前途、是非赏罚无一定标准耳。况勋位、勋章，国之公器，私意滥与，实招轻侮。本议员于九日命令，认为惑人心，违国体，政府行之理由何在”[38]，他们言辞犀利，对北洋政府将赞成帝制复辟、扼杀革命运动及参与帝制活动之人纳入勋赏表示强烈抗议。10月17日，参议员某咨请大总统:“颁发勋赏，虽为大总统特权，非各方面所得干预。惟查勋位、勋章均为民国最尊贵之名器，断不可稍涉滥冒……此后务请斟酌至当，赏其功，以免有末世敝风之讥，而启各国以笑柄等语”[39]，言语之间，对当年“双十节”赏功活动充满讥诮。从史事上分析，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朱家宝曾给袁上“奏折”，内称“奏请皇帝陛下圣鉴”；阎锡山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又连电劝进；张敬尧和曹锟多次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并积极鼓吹复辟帝制。1916年赏功活动的重点为庆祝“共和再造”，将参与和赞成帝制复辟以及镇压革命活动之人懋赏，实难令人信服。

其次，受勋者中亦有因勋赏无当而不愿领受者。北洋政府在国庆日举行赏功活动，本为奖励有功，但因为入选人员参差不齐，遭到许多正直人士的拒绝。1916年赏勋大典发表之后，所有受勋人员纷纷来电呈请收回成命。[40]最引人注目者是梁启超。10月15日，报纸评价“惟梁启超来电辞勋一位，不效烂羊可以风矣”。梁启超的电文耐人回味，“启超以衔恤靡依，未获分忧劳于万一，不谴已为过望，蒙赏实太无名。若谓坐谭弄笔，可贪天功，窃恐滥赏烂羊，反玷国纪”，因此，“伏望我大总统俯鉴微诚，将所授启超勋一位收回成命，庶几名器不滥，树风声之大坊，亦使素志获全，问衾而无怍”[41]，从侧面呼应众议院议员“惑人心，违国体”的质问。1922年，蒋作宾以黎元洪复职大总统后“入京甫三月，赏勋不下数千，谓为劝善耶，则屠伯大盗、市井无赖，举凡人民所深恶痛绝者，皆在公嘉许之列，谓为奖恶耶?则优于为恶者，何待公奖?”对于自身勋三位之授命，他表示“粗知自爱，与若曹志事悠殊，乃亦谬厕其间，毋乃不伦不类，载人鬼于一车，此则为国家公道计，为个人人格计，所万不敢承当者也”[42]，表现出珍视名器、不同流合污的气节。辞勋者中不乏因政见不合而拒绝领受的情况，反映了对滥赏的不满和抗议。

梁启超

再次，普通民众对历年“双十节”赏功难以认同。以天津《大公报》报道为例，北洋政府“双十节”赏功制度的施行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存在三大印象：(1)人数众多。历年国庆赏功，规模庞大，均被人们戏称为“盛典”或者“勋章雨”，“非记者之所欲闻，然每届国庆日之所可纪者，不过文武将吏，若者进级，若者受勋。命令既颁，数多于鲫”[43]；(2)评判无度。各项赏功制度中，于受勋对象泛泛而论：“对民国有功者”并无严格标准。革命人物和守旧官僚同膺懋赏，甚至同一身份的人员亦分两种对待，“同一罪魁，一面身受极刑，一面懋膺上赏”[44]；(3)名不副实。民国建立之后，“政府之敷衍如故，议员之叫嚣如故，党界之倾轧如故，人心之恐慌如故，无一差强人意者”，但“几人授勋位，几人授勋章，此世爵之发达”，实在是“可惊可怪”[45]。在《大公报》看来，国庆日应该是普天同庆“革除君主专制，易为民主共和”，而非为“推翻君主专制，易以武人专制而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勋赏者并非“择其果有功于国家者而赏之”，演变成为“是官皆有分也”[46]，“国家名器如是之滥，何以激励有功，吾人以为不特不足为国庆之点缀，且足使共和牺牲之诸先烈，浩叹于九泉下也”[47]。民众的观点反映了对赏功活动的不满，表现了对民国建立后的失望情绪。

四、“双十节”

赏功活动的评析

为何制度设计良好的“双十节”赏功名器、赏功产物嘉禾、文虎章逐渐演变成了滥施恩赏的代名词，遭到部分官员和普通民众的不满?考察赏功制度的设计、众多官僚的心理以及赏功具体实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勋等与官级衔接，勋绩评判标准有误。在众多的勋位令、勋章令及其授与条例中，勋等与官级被人为挂靠，往往对相应的官位授予相应的勋位、勋章，而非依据勋绩来核定级别。授勋本应遵循“论功行赏”，却演变成了“是官皆有份”。一方面，制度明文规定奖励对象必须“有勋劳于国家”、“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或“于平时、战时著有勋劳”；另一方面，嘉禾、文虎等勋章的授予与一定的官等紧密联系。观诸历次勋位得受者的身份，或革命元勋，或与大总统关系密切之人，地位显赫成为决定勋赏的必要条件，是否有功则被置于次要地位。1913年4月10日北洋政府曾对《陆海军勋章令》相关条款进行修正，模糊不同官等之间的勋章级别差异，拉开上等官佐间的勋章等级，明令“叙给各等官兵勋章应按勋功、劳绩分别核议，不得于各官等间，以官级分别章等”[48]。但“以官级为赏”的弊病始终未能剔除。由于“勋绩考核”、“爵位并其他荣典授与”，由主管文官任免、升转、资格审查、考试等职的铨叙局兼及，铨叙局难免依据官级官次作为赏功的评判标准。勋绩受缚于官位，致使授与勋位、颁给勋章成了以官位为基准的批量生产，成为掌权者的锦上添花。勋章“固明明所以旌有功，而非所以荣有位者”，但如1913年，“初十日国庆礼成，大总统行赏功之典，又是勋位一大堆，勋章一大堆，而授予等次第，则似以官位之尊卑而分，初非以功劳之大小而定”[49]。1916年国庆日勋赏，“其所有得授大勋位及一、二、三等勋位者，均为时局上最关重要之人”[50]。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普通民众的不满:“此国庆日者，即亿兆人之心血脂膏所凝结而成，顾可据为官吏加级晋位之机会，视同皇帝万寿之覃恩典礼乎”，“信如是也，国庆纪念日可改为官庆纪念日”[51]。

第二，各级官员趋之若鹜，纷纷以功臣自居。各级官员对勋赏的热衷，无形之中激化了赏功者的热情。“双十节”赏功分为两种，一由大总统特令颁给，二由“该管长官”呈请大总统批准。此项制度实行后，各级官员蠢蠢欲动，纷纷向中央请功，使大总统应接不暇。1912年，“国庆日大总统曾发命令赠封有功民国之人，不图目下引起无限制烦扰。各省都督及各国务员、各顾问连日呈请某某宜奖以勋位，某某应锡以徽章，某某应封以中将少将，每日必有数起之多”[52]。1913年，事态更为严重，“今之热心勋位者，奚啻恒河沙数，即一末等嘉禾章，尚有千万百计，营求得之，以为宗族交游光宠者。况勋位乎，况勋一位乎”[53]。1925年“双十节”期间，各机关在勋章条例颁布后，纷纷开单请勋。执政段祺瑞“以人数众多，一时赶办不及”[54]。纵然授勋人数众多，北洋政府也难以在一次“双十节”赏功令中做到面面俱到。为了满足各方要求，大总统连日颁下授予勋位、勋章命令，封赏之人却愈来愈多。有相关评论写道，“赏功之令甫下，而陈请要求及驳诘责问者，日必数十起”，“每人而悦，日亦不足，拣佛烧香，又易丛垢。此大总统所以有继续封赏之说也”，大总统也被人讥评为“有求必应”55。据1916年10月10日和 12日《政府公报》中“大总统令”统计显示，10月9日授勋人数多达600余人，“双十节”当天授勋人数亦有300余人。1918年10月10日，适值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卸任和新大总统徐世昌就职之际。冯国璋卸任之前，给予各等嘉禾、文虎章110余人，陆军部、吉林督军署、临时参议员秘书厅、国务院秘书厅、京师警察厅等勋章呈请一律允准；次日徐世昌就任之后，102人被授予各级不等的嘉禾章，将军府、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盐务署、法制局、平政院等各部门及地方10余处的请奖给所属各员勋章，分由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呈核”后，除10月10日已有令明发者，“余均如拟给章”①。

冯国璋

本文原刊于《河南大学学报》 2013年第2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霍慧新，女，历史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曾参与和主持包括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项目等在内的研究课题6项，在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1部。

推送编辑：奚炜轩

审      核：王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