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华 |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孟华

[编者按] 1989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筹建三年有余，亟待发展，求贤若渴。适逢孟华先生获得巴黎索邦大学（四大）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季羡林与乐黛云两位先生力邀其加盟比较所，为中国比较文学建设引入一员干将。孟华先生留法期间获多位名教授亲自指点，既秉承了法国学派重实证的方法论传统，又吸纳了当代比较文学的多元视角，在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法比较文学关系及法国汉学领域都卓有建树，为中国形象学理论与实践开辟出一条新路。2009年正式退休之前，孟华先生长期担任比较所副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一路陪伴比较所发展壮大，推动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2024年11月即将迎来先生八十寿辰，2025年比较所亦将成立四十周年，可谓好事成双。在此选刊先生的三篇论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2003）《十八世纪一场关于中国人起源论争的启示》（2003）、《从艾儒略到朱自清：游记与“浪漫法兰西”形象的生成》（2006）。文章既有方法论的总体思考，又有文化关系史与形象学的个案研究，对后辈学者启发良多。谨以此为先生贺寿并表达后学之深切敬意。（罗湉撰）

提到“正名”，就不能不简单回顾一下本学科的发生、发展史及由此而形成的学科的基础。

比较文学生发于国别文学的研究之中。19世纪初，当某些研究国别文学的学者发现了文学实际上是超越国界的，无法孤立地存在时，也就萌发了要使用一个新词来界定此类现象的念头。幸与不幸，那时恰逢“比较”一词在欧洲大行其道，既然可以有“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为何不可以“时髦”一把，将对此类跨文学现象的研究称之为“比较文学”？但显而易见，该词在当时实际指称的就是由 文学交流而导致的跨文学现象，后人称之为“国际文学交流”或“国际文学关系”。因此，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代表了最原初、最基本的比较文学研究方向。而进行此类研究的比较文学即是文学交流的产物，是开放的、世界主义观念的产物。

在这一点上，国内比较学界似存在着某些误解。一些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诞生地，是因为她自身拥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是因为法兰西人希望“输出”自己的文学，炫耀本国文学的“光荣”。不可否认，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某些法国学者确曾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但这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绝非本学科的主流，更不代表学科诞生时的情况。倘若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比较文学的学科史，就会清楚地发现本学科在法国的诞生实际上得益于一种开放的意识。在《论文学》、《论德意志》等著作中，被称作“世界比较文学先驱”的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ël )竭力引起人们注意和重视的，恰恰是非法国文学、文化的财富；1817年，当法国学者诺埃尔(François Noël)在《法文与拉丁文教材中的英国文学与伦理课文》(Leçons anglaises de littérature et de morale sur le plan des leçons françaises et des leçons latines)中第一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个词时，他是用来说明进入了法文和拉丁文作品中的英国思想、文学作品的[3]。继他们而起的早期比较学者们，无论是维尔曼(Abel-François Villemain)、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还是基内(Edgar Quinet)、查斯勒(Philarète Chasles)‚他们的工作都与探讨法国文学中的英、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影响有关[4]。实际上，如果没有欧洲各国间日趋频繁的交流[5]，没有在研究本国文学思潮(诸如“浪漫主义”)时，苦于在单纯、孤立的国别文学研究中无法解释相应的文学现象，也就不会有“比较文学”一词的产生。早期的学者们并没有以法国文学为“源头”、“输出国”，恰恰相反，他们正是意识到了本国文学与欧洲其他民族文学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才竭力主张打开视野，向“别处”去寻根问源的[6]。今天看来，他们的工作固然十分幼稚，往往仅限于将各国文学相交的部分罗列出来，而没有对其间深层的联系，内在的逻辑，文学、文化相遇、对话、互动的过程和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但这种梳理文学交流的努力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它充分显示出了学者们希望打破阻隔与界限，从国际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的愿望，尽管这个“国际”还只囿于欧洲一隅。

这一历史的回顾，清楚地证明了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思想是以“一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慷慨大度的精神，是否定一切排他主义及孤立主义的精神”[7]为依托的。尽管自那时以来的法国学者并非全都继承了这份精神，宣言者也未见得个个都实践了这崇高的理想，但我们无法否认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们对本学科精神实质的总结恰当而精到，开放性正是比较文学的灵魂。而此种开放的精神难道不是源于文化、文学交流并仰仗交流而发扬光大？ 

显而易见，文化、文学交流是比较文学赖以生存、赖以发展的基础。正因如此，世界上便没有哪一本比较文学教材可以忽略本学科与文化、文学交流的关系，更没有哪一个比较学者可以否认文化、文学交流对本学科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恰如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所言:“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交流是人类的……希望之一。……任何一种文学在孤立的情况下都不能不枯萎；而每一种最成功的民族文学都要依靠外来的因素。” [8]

然而，在讨论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关系时，季羡林先生却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观点。在《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一文中，先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命题，他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就在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交流。……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9]

先生此说振聋发聩，触及了比较文学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他不仅在广度和力度上远远超越了前人，超越了本学科一切中外权威，而且还创立了新说。倘若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论述比较文学不自先生始，那么，如此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归属于文化交流，却不能不说是先生的首创。他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比较文学只是“流”，文化交流方为“源”的源流观。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源流之辨，实在是与本学科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文学、文化交流既然是源，它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前文对学科史的回顾已经清楚地揭示出:比较文学由其而生，因其而长，依其而存。明确了这一点，也就使处于边缘地位的比较文学获得了充分存在的理由:比较文学得天独厚，应的乃是“文化交流”之运，也就必定要伴随文化交流走完全程。只要这交流一天不消亡，对这种交流的研究就一天不会终止。而认同交往、促进对话早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交流注定是要生机勃勃地发展下去的，那么，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比较文学又有何危机可言？学科的消亡又从何谈起呢？！形形色色的学科消解论是否从此可以休矣？

所以我以为，先生此说实在是为比较文学明确了身份，找回了自己得以安身立命之根本。只要坚守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从此便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质疑，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论及“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中实际占有的地位，我们似可以20世纪60年代比较文学“危机”为界，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它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此后，它在法国及欧洲大陆仍然颇受重视，在美国及美国影响所及的地方则愈来愈被忽视，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其他研究所取代，完全退出人们的视线。

这种变化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比较文学“危机”前，“法国学派”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法国中心主义，以及他们建立在“唯科学主义”基础上，只注意寻觅“事实联系”的实证方法，受到了美国学者及其他革新派的强烈质疑与严厉抨击，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也因受其累而名声不佳。此外也应考虑到，自那时以来，其他分支研究领域(诸如比较诗学)得到迅速发展，这也占据了部分研究空间，分流了人们对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关注。

但面对今天危机说此伏彼起的局面，我们似有必要重新审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本学科中的地位。无论它在历史上有过何种问题，它都是本学科中最直接研究“文学中的文化交流”的领域，它与本学科与生俱来的血脉关联和它的历史功绩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本学科中的核心地位不应也不能改变。改变了，动摇了，就几近于“数典忘祖”，比较文学学科就面临着失却自我，失却根本，站不稳脚跟的危险。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何况，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也在时时更新着自我：它从原先单向度研究发送国文学的影响，发展到对发送者与接受者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且将对接受者主体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从过去单纯考据式的研究方法，发展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综合性研究。

在这方面，当代形象学的确立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异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诠释的情况，因而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到了当代，学者们借助于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对传统进行了重大革新，终于使之体系化，成就了冠名为“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将此类研究大大向纵深推进[10]。

除此之外，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中的译学从文化研究中受到启发，经历了关键性的“文化转向”；媒介学也拓展了“媒介”的范围，并从以往对文化、文学传递的线性研究转而讨论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而且十分关注“媒介”自身文化身份在交流中的变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纵观这些研究领域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似乎可以总结说：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描述现象、勾勒史实，而是在掌握确凿的“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注重以批判的精神质疑文学、文化交流中的种种现象，挖掘隐含其中的内在逻辑，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当今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已成功地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

这令人不禁想起艾田伯(René Etiemble)先生四十余年前对比较文学未来的憧憬:“这种比较文学把历史方法和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把考据和文章分析结合起来，把社会学家的谨慎和美学理论家的勇气结合起来，这样比较文学立时便可以找到正确的对象和合适的方法。”[11] 倘若先生看到今天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现状，他该是怎样的心境呢？

作为对国际间文学、文化交流最直接的研究，“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必然要寻觅、勾勒、描述这些交流中的“事实的联系”，因而必然具有浓厚的史学研究色彩。但如前所述，它绝非单纯的史学研究，更非是对所谓的“文学外贸关系”的简单梳理。众所周知，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曾将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称之为“文学的‘外贸关系’”。布吕奈尔对此反驳说:“以货易货的交易只需一个很简单的手势就行了；而文学则需要更多的细微的差别。” [12]实际上，文学、文化交流属于高级“心智”活动，仅用“细微差别”来修饰恐怕仍然很不确切。我在下文将会谈到，它应当是一种综合性的，涉及内、外部各个层次的研究。

此类研究关注的是文学、文化交流中产生出来的种种特殊的跨文化、跨语言现象与事实，因而，它首先属于影响/接受研究的范畴。然而，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只是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探讨、分析“为什么”的问题，亦即这些现象、事实是缘何及如何在特定的文学、文化场的合力作用下生发、演变、成形的，探究这些现象（事实）产生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文学史实的外部联系，这些史实、现象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还必须涉及无“事实联系”的类比研究，才能把“关系”缘何产生分析清楚。这样，研究就势必被导向了文学内部的、美学的思考。

就以象征派（symbolisme）诗歌在中国的流变为例：

兴起于19世纪中叶（1860年左右）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从19世纪90年代始在欧洲流播，20世纪20年代风靡全球。也是从1920年起，象征主义被引入中国，在中国新文学的土壤中绽出一朵朵艳丽的奇葩。20年代中、后期，中国涌现出了如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蓬子、胡也频等一大批诗人形成了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流派[13]。迄今为止，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已引发了学界极大的兴趣，研究成果大批涌现，而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感到“中国的象征主义更接近法国的象征主义”。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曾对个中缘由做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旧文学广泛使用象征——确切地说是比喻和暗示的创作方法，由于传统文学的特殊魅力，也由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强烈感染……还与作家们对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分不开。在这一转折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不仅突破了自身和西方文学的界限，而且几乎风靡了整个文化界。”[14]在对这个显然属于接受问题的讨论中，高利克既涉及到了法中象征主义的渊源关系，接受者（中国诗人）所处的文化、文学语境，他更强调了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契合，由此便将研究导向了比较诗学的范畴。

对于这后一点，中国学者其实早已予以了足够的关注。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称象征派与中国的神韵派是“奇缘佳遇” [15];梁宗岱先生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更是将象征手法与《诗经》里的兴作比，他以《诗经》里的《小雅·采薇》为例，认为《文心雕龙》对“兴”的解释:“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颇能道出“象征底微妙”[16]。

倘若试将《采薇》与魏尔伦（Verlaine）的《白色的月》(La lune blanche)作比，会发现在“兴”与“象征”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采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莫知我哀，我心伤悲！

白色的月

白色的月，

照着幽林，

离披的叶，

吐吐轻声，

声声清彻，

哦，我的爱人![17]

La lune blanche

Luit dans les bois ;

De chaque branche

Part une voix ;

Sous la ramée

O bien-aimée !

阅读这两首诗，我们会感到：恰如梁宗岱先生所言，“表面看来”，前后文似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关系，然而两首诗的前半部分均“把那片自然风景作传达心情的符号”，或“把我们底心情印上那片风景去”，活现出诗人或喜或悲的心情[18]。梁宗岱先生是在介绍象征主义的文章中做此阐发的，但他的话却可视作是对高利克研究的最好注释。

由此可见，在回答为何中国的象征主义更像法国的象征主义时，单纯的“事实联系”的方法就完全不够用了，必须运用类比的方法，进行比较学的研究。不过，当进一步在美学原则上再做探讨时，却又会发现“兴”与“象征”的相似仍然只是表面上的，在其相似性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差异。

法国象征派的“象征”(symbole)强调在象征者和象征物之间，在能指与所指间要建立起新的符指关系，要尽量削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联想。而这恰恰与中国传统诗歌中重互文性、重由传统符指关系而产生的联想及约定俗成的喻意南辕北辙。因而两者的美学追求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现代派诗人并未(也不需要)全盘接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理论，他们借用了许多形式上的东西(通感、音乐性……)去激活本民族的传统，赋予其新意，使传统得以发展。因此，现象的类似，绝不意味着成因的一致。恰恰相反，生成语境的差异性往往导致目的、意义的不同。只有从美学的角度才能揭示中法文化的本质，并由此把握文学思潮、形式在接受中产生的流变，才能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搞得深透，从而真正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面这个例子已能说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有时需要借助类比研究的方法，从美学的层面来深化思考。而在回答“为什么”时，也还常常会涉及：文学与思想史、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宗教、艺术等的跨学科研究(即便在传统研究中，这一点也很明显)。以下也试举一例予以说明。

众所周知，儒学在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十分走红。若要深究个中缘由，就不能脱离开法国当时的社会、宗教危机，以及法国人当时的心态。一如我在《伏尔泰与孔子》一书中所指出的：“正当法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正在反抗一种老朽、腐败、衰竭无力的君主专制’……时，‘中国思想’也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不胫而走……很显然，处于社会、宗教危机之中的法国人，眼光是向全球开放的。在这种全方位的审视中，任何能带来希望，激发想象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有益的。那个被传教士们描绘得如此神奇、美妙的中国，那个富庶、强大，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帝国，不可能不对法国人产生强烈的刺激，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孔子的思想”[19]。显而易见，研究由此便涉及了思想史、心态史、宗教等领域，且是跨文化的跨学科。

综上所述，我们可否对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与方法做出如下重新定位？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以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关注由交流而产生的种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现象与事实。在尽量还原“事实联系”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这些现象（事实）的成因、演变过程、后果、效应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种文学、文化问题。它以影响/接受研究为主，亦需辅之以类比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因而是本学科内的一种跨界的、综合性的研究。

倘若认可这样一种重新定位，国际文学关系就不是与比较诗学不搭界的研究领域，它既需要借助比较诗学以深化研究，也理应成为比较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文所引有关象征派诗歌的例子，或许已很直观地说明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与比较诗学间这种密切的关系：引入比较诗学的研究，才使其得以真正回答清楚“为什么”的问题；而在相反方向上，它也为比较诗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

不仅如此，一个讨论诗学问题的研究者，无论其研究对象是文类、修辞、文体，还是格律、意象、结构……在他认定自己进行的是“类比研究”前，首先需要确认被比较的双方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交流”，否则研究的大前提就很成问题。更何况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都是近现代以来从欧美直接或间接移植过来的，它们与欧美，甚至与日本文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不进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不搞清这些概念自西徂东的文化旅行过程，不清楚它们在西文中如何表述，如何被译入日文，又如何直接、间接地被译介成中文，在译介过程中意义发生了怎样的游移、嬗变，在中国新文学观念、新文学史的形成中起到何种作用……进行所谓的比较诗学研究岂不是失去了根基？如此看来，钱锺书先生之所以强调说：“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20]，内中当也蕴含了这一层意思罢？

除此之外，进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一个比较学者应该还具有更重要、更深层的意义。它既可训练一个学者的历史感，又可培养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实证精神与方法，而这两条都是一个比较学者必须修炼的基本功。

在《比较不是理由》的长文中，艾田伯曾辟专节描绘他心目中“理想的比较学者”。而在文章开篇处，他首先强调的是：“希望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要把历史学从我们的教学中剔除出去……从历史的角度，起码对时空范畴内充分的‘事实联系’进行考察，我以为对每个比较学者来说都是合适的，甚至是必须的。”[21]联系这段文字的上下文，艾田伯先生实际上对比较学者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具备历史知识与理论知识，二是要以实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无独有偶，厄尔·迈纳（Earl Miner）先生在《比较诗学》一书中也对历史感提出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以诗一般的语言说明文学观念不可能不受时间和变化的影响，因此要从历史发展中去探讨理论的源头：“当我们竭力使一大堆混杂不堪不断变化的思想凝固……，我们便踏进了文学观念转变的历史洪流。当我们倾注一腔热情，不无魅力地发明我们那转瞬即逝的理论时，时钟的秒摆已敲响了新的一刻，日历已翻开了新的一页。”[22]

在文学理论、文学概念的时间性方面，杨周翰先生的相关论述或许对中国学者会显得更为清楚，也更为亲切。他在讨论巴罗克文学时，曾对某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存在着巴罗克风格的观点予以反驳：“中国九世纪的政治斗争并未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而17世纪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一种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变。如果巴罗克是17世纪欧洲的独特产物，那么，与17世纪的欧洲如此不同的中国九世纪如何能产生巴罗克呢？只有牢记中国文人的历史背景与心态，才能更好地理解李商隐的困惑和孟郊的孤凄的实质。他们都以完美的艺术表达了自身的情感，但他们不是巴罗克诗人。”[23]杨先生的结论言之凿凿，他以对比较双方精到的把握，以确凿的“史实”说话，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每一种文学风格都产生于一种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这段充满了历史感和实证精神的论述，实在堪称类比研究的一个典范。

这里涉及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实为一切学术研究之基础。比较文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就不能不遵循学术研究的这一基本法则。胡适先生所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也应是每一个比较学者治学的座右铭。而在比较文学范畴内，要培养和训练历史观念及实证精神与方法，还有什么方式能比具体从事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更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所有自称为“比较学者”的人都至关重要。

回顾历史，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或许是本学科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曾立下过“开山”之功，是比较文学最原初、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曾几何时，它又跌入低谷，遭遇挫折，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在某些地区，某些学者中，它至今仍笼罩在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阴影中，遭到不应有的鄙视。然而，它既然生发于文学交流中，与生俱来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无论外界是褒是贬，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始终都在反思中前进。本学科特有的开放性与打通性，确保了它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而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与文学批评精神。

今日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一如既往地以研究文学、文化交流为己任。但在尽力复原各国间文学、文化交流“事实联系”的基础上，它却瞄准了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反思这些现象与事实，以揭示出人类（在文化、文学方面）交流、对话、互视互补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反过来更积极地促进文化、文学的交流，与其他分支研究一起，更好地实现比较文学学科为人类谋福祉的人文主义终极目标。

对于我们这门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学科来说，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维系着本学科的身份与根本。在当前纷纷扰扰的“危机说”、“消解论”中，倘若我们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是否也就可以从各种疑虑中抽身出来，“千磨万击还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