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品鉴】 | 郝岚、王晓燕主编《语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传统与未来》

      19世纪对印欧语系的构拟，来自种系发生学的同源论假设，这也是后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事实联系的学理基础之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比较文学学者第一身份都是语文学家：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中，要谈到主题学、题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它们的兴起首先来自对于“活的语言”，而非文献语言的语文学调查，也和语文学家、历史哲学家赫尔德对每一个“民族（volk）”都具有自身价值的阐释密切相关。早期比较文学奠基者多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1808）是第一本介绍印度语言到德国的书；著名的童话搜集者格林兄弟也更多是语文学者，语言学一个重要的格林法则（Grimm’s law）便以他姓氏命名，是判断印欧语系语音递变的重要定律。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很多比较文学的成果，都一度只是语文学的副产品。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许多后来被视为比较文学奠基人的学者及其成果，其实多是受的西方学术中典型的语文学训练，他们可能并不主要以比较文学学者标榜自身，比如季羡林和陈寅恪。

      语文学对比较文学遗泽丰赡，但也留下诸多必须警惕的问题与需要探索的空间。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语文学集合了西方传统中“学问”最高贵与最邪恶的部分。学者哈芬曾敏锐地注意到了德·曼与萨义德虽然使用了同样的标题，但是“德·曼根本无视了历史与阐释推断的维度，而当萨义德大力批判勒南等陷于东方主义指控的学者时，则将这些人的作品一概视作对真正语文学的歪曲。因此，他们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研究是否能够凭借‘回归语文学’来完善自我，更提出：人们是否能从切实的历史实践中发现并抢救出一种真正核心、本质的语文学”；哈芬在分析语文学与现代学术的持续影响时提出三点，其中最后一条请我们关注近期的文学研究趋势，“认为当下尤其在文学研究者之间对于文化的兴趣只不过是从前人们对于种族的兴趣的重新编码。这证实当代学术找到了回归语文学的另一条路径”。这让我们想到，当代比较文学中，弗朗哥·莫莱蒂对以现代小说为核心的“世界文学猜想”树状理论，正是来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源性追溯模式，它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我们再度审慎考察。 

      其次，语文学是一门“金匠的手艺”（尼采语）。那是旧时代，一个相信本质主义的时代。今天看上去，古典时代的语文学和比较文学一样，“门槛”很高：它需要多语言能力、跨学科雄心、高度的技术性、经验化、费时间、回报低……当然这是在世俗意义上，如果有学术信念就会不同！语文学的黄金时代，人民相信真理、相信世上所有自然中的有机物都有共通性，都会经历出生、成长与消亡——这种类比我们会在早期谱系语文学与生物进化论、树形比喻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等理论之间的互惠中得到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世界文学就要到来”的歌德，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形态学家和色彩学家。那时候的语文学家也相信全人类的语言、文本、文字的多样性可以被追溯到某些共同的起源，可以被认知并绘入一个清晰的网络；那些古卷青灯、孜孜矻矻的学者相信精神价值、相信古胜于今，古老文明的遗存有其高贵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被当代政治批评和解构理论“洗礼”。这些学院派学者还敢下判断，敢说文化有高下之分，认定经典有其内在的价值：这些“经典”即包括古希腊、罗马、拉丁意义上的“classics”，也包括如《圣经》《古兰经》、佛经或者用“众神之语”梵语写就的古老而宗教意味更强的“canons”。因为语文学带来的精神愉悦，一定来自一种信念，一种对全人类层积累起来的学问（learning）和所处理、阅读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价值的坚信——这些价值并非仅仅来自某些个人的兴趣、“项目”的督促、物质的悬赏，更非刻意人为的建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当旧世界那本质主义的线性因果论和决定论思想底色不再被认为是政治正确时，我们更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虚无主义侵蚀，拒绝相信文本意义如同“剥洋葱”——进入内核也空无一物。如若不然，在面临实用主义的资本逻辑，面对KPI考核的压力时，仍然肯用“金匠的手艺”抽丝剥茧地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和文本就只能是个“神话”。相信这也是奥尔巴赫在最困顿的时代，重新在维柯和但丁那里，不断发现与强调“人文”价值的原因。 

      再次，比较文学本身的学术动力就是克服民族主义、追求超越狭隘的、寻找一般与普遍的文学（general literature），它更多是综合的；而语文学强调的恰恰相反，它推崇独特与丰富的个体，尊重文本和语言的多样性。语文学家的使命恰恰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警醒人类，提示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多元与复杂。如何不断调试合适的平衡点，还需要很多不同领域的文学研究者用扎实的学术实践去探索。

      今天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语文学如何架起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桥梁？特别是在全球化带来地方同质化的现代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人类整体的传统都面对纷纷断裂的危机，语文学通过对经典的考订、权威的批判性分析，干预和弥合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它代表着对遗产的继承、对真理的揭示，它事实上充当着当代“萨满”的角色。我们应该带着审慎的警觉，去重新发掘语文学那些经过历史沉淀和考验，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批判方法；也要时刻警惕不要再次踏上语文学历史中，曾在阐释维度走上的歧路。但我们也深深地知道，语文学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础，它天然地带有跨学科特质，在这一点上它和比较文学一样，对“新文科”建设定有启示。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语文学与比较文学、语文学与世界文学、语文学与中国学术。

      第一部分由学科史的追溯开篇，郝岚的文章探索了比较文学起源与德国语文学遗产；梁展则将文学的兴起放诸西方语文学分化历史中；赵倞关注到当代哲学家阿甘本对批判语文学的强调；孟昭毅则注意到比较文学重要主题学研究的发生与德国语文学的关系。潘源文、姚霜的文章都关注到图像，运用了今天看似非常“时髦”的图文互证“跨学科”方法，殊不知这其实正是古老的语文学传统的看家本领。 

      第二部分的题目虽然是从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的著名公案开篇，但沈卫荣的文章经由萨义德对“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为何推崇的分析，认为现代人文学术应有语文学家对科学般真实的追求。张辉的文章通过对奥尔巴赫遗著的分析，提示了我们语文学的目标并非只是“饾饤之学”，文学研究的命意与方法是书写历史。王晓燕则通过奥尔巴赫对但丁的早期研究，总结了语文学对比较文学的几点启示。刘建军的文章关注的是语文学最传统的领域——古希腊与拜占庭。田洪敏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斯拉夫语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童庆生的文章最为切题地梳理了语文学、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科系之间的关系与问题。而在新世界文学理论界非常重要的弗朗哥·莫莱蒂的“树”状理论，也有语文学来源，郝岚的文章对此进行了回溯与反思。

      第三部分从贾晋华教授对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思考开始，但其问题意识是鲜明的“中国学术如何融入世界学术？”徐建委对古代中国的古典传统特质的思考也是从比萨高师希腊学古典学家的演讲开始延伸，足以见得比较的方法和学术主体意识的重要性。沈卫荣对陈寅恪和语文学的关注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学人的知识构成，也提醒我们当下中国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应该回归语文学。郝岚对中国东方学学科建制多次更名的考察，帮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学术以及当代的“区域研究”与语文学的关系。郭西安的雄文强调带着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自觉来探讨“汉学”的重要性，其中语文学责无旁贷地与两者汇聚在了一起。范圣宇对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西方文学典故的考察，在当代充斥着外部研究的翻译研究界，是少有的一篇吃功夫、显功力的语文学实践。

      由于作者们每人专业语种不同，发音规则有别，有些人名、作品名在中文音译时书写也有不同，我们标注了外文，但没有进行硬性统一。比如卡佩拉 （Martianus Capella）名作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意大利语专业的潘源文老师写为《斐洛罗吉雅和墨丘利的婚礼》，精通冰岛语、英语、梵文与古典藏文的姚霜老师写为《费洛基亚与墨丘利的联姻》，我们也标注了别的翻译，如“又名《神凡配》，《青年男子被介绍给自由七艺》”等。对于特别讲究文字书写形态的中文来说，音译的译名从声音到书写方式难于统一一直是个难题。编者才疏学浅，确难破解，但斟酌再三还是选择了尊重作者的方式。如若对读者造成困扰还望海涵。 

      本书所收录的所有文章都是中国当代学者的思考，他们知识背景不同、关注领域不同、工作使用的语种不同，但都是将语文学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和问题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们有的考察学科史，有的考察具体个案，无论何种方式，也都在中外学术共有的古老语文学传统的延长线下，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

      在一个 AI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空间不断萎缩的时代，重新思考语文学的历史，探索比较文学与人文学科的未来，更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关乎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本书副标题名为“传统与未来”的原因！ 

癸卯秋日南开马蹄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