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品鉴】周伟驰 | 《奥古斯丁在中国》

奥古斯丁之重要性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某个春学季，我在燕园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内容是中国基督教史。有一次请了一位欧洲汉学家（柯毅霖）随堂做个有关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讲座，那时这样的讲座好像司空见惯。令我惊讶的是，周伟驰博士居然在听众之列，且饶有兴味地端坐聆听着。惊讶的原因是，我知道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奥古斯丁思想研究，反响很好，惟不解他为何来听这样似乎与其研究不甚相干的讲座。也许是这位早已在燕园闻名遐迩的诗人才子兴趣广泛？我暗自思忖道。

看到眼前的这本《奥古斯丁在中国》，自然恍然大悟，原来伟驰是有心人。他在出版了《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记忆与光照》等颇受好评的专著后，驾轻就熟地将耕耘的犁耙投向了中国基督教思想史这片田园。“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伟驰先是培育奉献了颇受热议的奇华妙实《太平天国与启示录》，接着又令愚笨慵懒的我获得了先睹这部上乘佳作《奥古斯丁在中国》的特权。望题生义，这样的研究当然不能不从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开其端，我们的学术交集（可谓神交）于焉而生。

奥古斯丁是西方思想史上堪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并耸的巨峰，是后人即使试图超越也难以绕过的雄关。职是之故，研究奥古斯丁根本不需要任何正当性论证；而研究奥古斯丁从明末到现代在中国的介绍、翻译、传播和研究史，更是学术史上一项亟需填补的空白，伟驰可以说是填补这一空白的最佳人选之一。伟驰的前期成果无不显明，他曾长年神游冥想于奥古斯丁的思想之堂奥，对其有精准的把握和深入的探究，于奥古斯丁之思想可谓深契冥赏，登堂入室，且多有慧发天真解玄音的创获。伟驰还是一位集诗史思三才于一身的青年才俊，其心灵晶莹纯净，超凡脱俗，既无包打听之污浊，更无八卦王之粗俗。宜乎在灵性的高空上展翅翱翔，在思想的大海里奋发遨游，在史学的原野上驰骋田猎。

伟驰的大作首先展示了一位思想史学者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和广搜精求。多年来，伟驰或倾力躬行，或通过友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在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搜罗到了海量的关于奥古斯丁在中国的原始或二手文献。仅收入《奥古斯丁在中国（文献篇）》中的资料就多达百万字，该书亦即将面世，吾辈可引颈而望。我们固然不敢断言伟驰已对相关文献做到了竭泽而渔，毫无遗漏，但其搜罗之勤之广，当无出乎其右者。伟驰对原始文献的研读也非常缜密精细，诠释功夫颇具力道，视角也很独到。凡此，皆为伟驰对历史脉络的耙梳和深描奠定了牢实的基础。

伟驰将奥古斯丁在中国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清之际，传播者主要是天主教的耶稣会；第二个阶段是晚清，天主教和新教都有人译介奥古斯丁；第三个阶段是民国时期，除了教内人士外，新式知识分子开始译介奥古斯丁；第四个阶段是建国后的1949-1979年，即所谓“前三十年”；第五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今天。由于所跨时段甚长，笔者在此仅就自己比较熟悉的明清之际的情况，谈谈读后心得，略献刍荛，以就正于本书作者和有兴趣的读者。

在罗明坚的《天主实录》（1584年印行）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闻古有一贤士，欲尽明天主之说，昼夜寻思。一日在于海边往来，遇一童子手执漏碗望海而行。士问曰：子将何往？童子曰：吾执此碗欲汲尽此海水也。士笑曰：欲以漏碗而汲尽沧海，子言谬矣。童子曰：尔既知漏碗不能汲竭海水，而顾劳神殚思求知天主之说，岂不大谬！须臾，童子不见，士亦惊悟，知其为天人也。”这大概是以语录形式首次将奥古斯丁的轶事呈现于汉语语境之中，但罗明坚尚未标明贤士即奥古斯丁。1603年，第一批来华耶稣会士中的佼佼者利玛窦印行了《天主实义》，以略有不同的文字讲述了这个故事，但明确提到故事主角是“圣人”嶴梧斯悌诺。这个故事还曾反复出现在明末清初其他汉语天主教文献中。这里值得注意的信息是，最初罗明坚笔下的“贤士”后来升格为“圣人”，但与当今流行的“奥古斯丁”或“奥斯定”这样的译名不同，明末的这位圣人之名尚未获得定称，各种译法都显得颇为古怪。当然，传教士对圣徒奥古斯丁“欲尽明天主之说”的具体含义也未予以明确阐述。实际上，令奥古斯丁殚精竭虑欲细加阐明的乃是天主教的最大“奥秘”：三一论。这个奥秘难以言宣（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杨廷筠就认为像三一论这类天主教的启示真理“不可得而思议”，“止可神会，难用舌传”）的原因是，它首先要求信徒毫不犹疑地信仰，信仰以便理解。但这个奥秘也不是完全不可说，我们从伟驰大作的第四章《奥古斯丁三一形象论的流派及其东渐》中可以看到，明末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士采用了三一形象论中的“奥古斯丁-伊纳爵”或“奥古斯丁-托马斯”路线来阐明他们的修会传统中对此问题的教理式规训，以帮助信徒们先信仰再理解，理解后再坚振信仰。若无伟驰的此种精深阐发，初次接触这类汉语文献者，可能虽然尽识其字，却不得要领。读伟驰大作，我本人就常有释然而后失笑的愉悦。

明末福建底层儒生李九标汇编的《口铎日抄》卷三中，艾儒略在“答天主全智”时使用了下述比喻：“子尝登高台而下瞰乎？有已过台左者，有方至台右者。右之视左非已往，左之视右非未来乎？乃自登台者视之，何已往，何未来，而不同时俱见乎？”这个比喻还曾出现在利类思翻译的《神学大全》即《超性学要》（第四卷）中。按照伟驰的探究，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一卷关于时间的分析，尤其对于“现在”没有长度，过去、未来都已不存在的分析，虽然在明末还没有被系统的介绍到中土，但在上述比喻中已经可以见到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之蛛丝马迹。原来，在天主的视角里，看事物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异的。这种含摄了奥古斯丁之时间观的比喻，也被耶稣会士们略加转化，用来论证造物主的全知。伟驰的这种解读之精妙，恐怕只有长期沉潜在神哲学的思辨王国里，才有可能悟于内心而形诸笔端。

细读这部大作后发现，伟驰之言述逻辑严明，条理清晰。在考察了从明末以来出现在各类汉语著述中的关于奥古斯丁生平、人名之最终获得定名、奥氏著作之译传情况后，他将奥古斯丁的思想划分为三一形象论、原罪与恩典论、个人末世论、我思论（即我疑故我在）、主观时间论、政治哲学等六大范畴，然后将五个阶段中出现的相关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分别置于此一分析框架内，一一说明其价值，品评其得失。这种研究范式是可行有效的。当然，其前提是，须对奥古斯丁的思想有整全且深刻的把握。伟驰不会令读者失望，其启人惠人者，正不胜枚举。

伟驰并未局限在奥古斯丁的思想这样一个小天地里，令其念兹在兹的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这样一个永恒的宏大问题。伟驰给出了一个关于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地化的定义，即“本地化”或“本土化”“泛指一种外来的思想，为了让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尽量用中国人所能明白的词语、例子、故事，文字和文学形式，加以呈现和表达。在传达的过程中，照顾到中国人的文化、宗教、习俗、心理和情感，而有所取舍，以尽量达到最大程度的沟通和理解。”这一界定综合了历史上在汉语文献中曾出现过的各种界说之优点，是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伟驰认为，雷鸣远、林乐知对奥古斯丁的介绍和翻译，均为本土化之典范。当然，最能引发伟驰之“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汤用彤语）的是王道乾的《诗四首》，尤其是其中的《圣奥古斯丁在花园里》。诗人周伟驰在颇有深度地分析和鉴赏诗人王道乾的诗作后，意兴大发，立论曰：“就基督教的中国化而言，何时基督教成为中国人世界观和情感结构的一部分，何时才可以说中国化见到成效，否则总会有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感觉。这个过程尚在进行当中。具体到奥古斯丁思想东传而言，可以说，其思想的译介与理解，只是中国化的‘理性’的一部分，而其在情感上被中国人接受，成为文人雅士表达情感的一个标准，一个形象，则象征着他的最终中国化。从这个角度看，王道乾这首早期的现代诗，虽然还只是一个孤例，但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奥古斯丁中国化的方向。” 诗史思三才迸发的火花，于此炤然炫目。

愿伟驰的大作纸贵洛阳。

是为序。

                         孙尚扬

                         2023年4月11日于京西

奥古斯丁的思想很丰富，涉及的领域很多。他提出了很多很深刻，也很有创意的观点。在哲学方面，他在《忏悔录》里所提出的主观时间论，至今都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在文学方面，他的自传给卢梭和近现代作家提供了典范。在政治学方面，他在《上帝之城》里平衡处理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过，他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基督宗教的神学。他强调恩典的优先性，又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他的《三位一体》在三一论上起到了规范作用。后来一千年的神学思想主要接着奥古斯丁发展，虽然奥古斯丁神学在中世纪失去了它原来独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重新崛起，发挥重要的作用。

奥古斯丁作品以拉丁文流传，不过从十六世纪开始被译为欧洲的各种文字，如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德文、英文等。由于奥古斯丁著作规模庞大，至今只有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有全译文。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奥古斯丁作品被译为欧洲近代语言的同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也已开始用中文译介奥古斯丁及其思想。根据周伟驰教授所搜集的奥古斯丁中文文献，甚至可以说，中文的译介约略与英译本同时，还早于欧洲的一些小语种。这说明，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中国的翻译工程并不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同步进行的。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03年）在中国首次提到“嶴梧斯悌诺”（Agustinus）这个名字。文字传播之外，奥古斯丁修会会士亦于1680年来到中国，先在广州建立团体，再派人到北京及各省传教。他们自称奥古斯丁的跟随者，通过自己的言行把奥古斯丁的精神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活出来。

我们阅读周伟驰所搜集的明清文献时，很容易发现，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中都有出现，不过是以片段的方式出现的。主要的原因，在于传教士并没有直接翻译奥古斯丁的著作——1884年才有《忏悔录》中译本（按即慕维廉《古圣任罪》）。他们在译介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频繁地提到奥古斯丁的观点，因此会选择把奥古斯丁的一些语录翻译成中文。与欧洲读者相比，中国读者没有机会对奥古斯丁思想做一种综合性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片段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如果中国读者坚持阅读明清文献，他们会逐渐地领会奥古斯丁丰富的思想。今天，通过周伟驰教授搜集的文献，中国读者可以逐渐建构起对奥古斯丁的整全的理解。

在周伟驰教授工作的基础上，将来的学者可以对照拉丁原文，进一步分析几百年的译介活动中所蕴含的意图，使奥古斯丁思想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新意。经过四百四十年的介绍，中国学术界已经具备条件开发奥古斯丁的本土研究。最近二十年，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留学欧美，获得了很全面的教育，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且对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古代基督宗教历史和教父学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学者可以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开展新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2006年我到中山大学任教，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是汪聂才，他的博士论文刚好就是关于奥古斯丁早期著作《论灵魂的宏量》的。那时，我意识到周伟驰教授为中国大陆的奥古斯丁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很幸运地认识了周老师，并且跟他合作主编《晚清西学丛书》。如同奥古斯丁那样，周老师很博学，阅读广泛，善于吸收各种各样的思想，好奇心几无边界。奥古斯丁的私人图书馆很庞大，包含当时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多著作，同样周老师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在全国各地搜集材料，寻访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本子，加以整理（文献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从历史、哲学、神学、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很深入的研究（研究篇）。在中国也许还要等待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奥古斯丁全集》的翻译，不过，可以肯定，周老师的《奥古斯丁在中国》就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中山大学哲学系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

                      2023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