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撷英】沈亚男丨“奇幻巴黎”及其神话隐喻——评巴尔扎克《费拉居斯》中的现代城市书写

巴尔扎克被誉为城市小说的奠基人。他在《费拉居斯》中通过“社会奇幻”风格塑造了现代巴黎城市空间，即利用超自然意象构建城市的物理景观，并借此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反思。首先，作家运用生理学研究方法突出巴黎类人化的街道风貌和污水魔怪的形态，指出巴黎面临的环境污染、贫富落差、欲望膨胀等现代化建设危机。其次，作家将巴黎类比为淫邪的塞壬，并描绘其“腹内”的迷宫式空间，包括类似脏器的“柔软迷宫”、潮湿阴暗的街道迷津和弥诺陶洛斯的迷宫等，以此暗喻法国社会的腐败堕落并渲染城市生活的恐怖和绝望。最后，作家利用建筑方位和人物轨迹形成的地理信标系统构建出一个反映阶级差异的梯级式垂直迷宫，由此揭露巴黎金钱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权力斗争。

（本文原载于《国外文学》2024年第2期，尾注与参考文献从略。）

沈亚男，索邦大学法文系文学博士，2008年至2011年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攻读硕士，师从张沛老师，现任教于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法国文学、文学与艺术史跨学科研究。近期发表论文有《“奇情”美学的现实批判：巴尔扎克<金眼女郎>中的身体书写》（载《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现实主义书写中的“社会奇幻”：评巴尔扎克<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对马图林哥特小说的戏仿》（载《外国文学》2023年第5期）等。译有法国人文专著《二十岁的卢梭》（克劳德·马萨里克著）、《萨德》（香塔勒·托马著）。

19世纪初的巴黎经历了上世纪末包税人城墙的树立和复辟时期（La Restauration）的扩张和重建之后，逐步发展成独立和封闭的现代都市，并确立了其国家政治行政中心的身份。它不仅面临污染、灾疫和人口膨胀等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承受着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持续的社会动荡，包括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此起彼伏的市民起义等。另外，伴随世俗化的革新运动和金融市场的兴盛，城市消费文化正逐渐改变巴黎人的道德风俗习惯。这些存在于物质、经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危机形成一系列难解的符号，蕴藏在不断发展的巴黎城市空间中。在此背景下亦相应出现一股“巴黎诗学”（poésie de Paris）创作脉络，一些作家如雷蒂夫（Restif de La Bretonne)、梅西耶（L.-S. Mercier）、雨果、博雷尔（Pétrus Borel）和波德莱尔等以“都市漫游者”（flâneurs）的身份体验巴黎生活，继而以连载纪事、小说或诗歌等形式描绘巴黎景观，对其或再现、或解构、或美化、或丑化，力图通过多样化的书写手法在地点、场所和建筑等具体的城市空间形态中搜寻政治、文化、伦理等信息。

巴尔扎克是实践“巴黎诗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洞察到19世纪初的法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演变，从1830年开始便以报刊撰稿人的身份开展巴黎城市研究，被誉为“城市小说”（roman urbain）的奠基人。在《人间喜剧》的90多部作品中，与巴黎城市空间直接相关的文本便有47部，且大多数列在“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类目之下。该类目的首部作品《费拉居斯》（Ferragus）更被称为其“第一部完善的巴黎小说”。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城市小说这一独特文类的书写主旨，即巴黎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舞台，城市本身即可成为被塑造的角色（caractère），或一种有待阐释的话语体系（discours）。巴尔扎克声明要在《费拉居斯》中构建“奇幻巴黎”（Paris fantastique）的城市形象，创造独树一帜的“巴黎式奇幻话语”，以比肩德国奇幻故事大师霍夫曼（E. T. A. Hoffmann）。作家显然受到当时奇幻文学创作热潮的影响。该文类描绘现实环境中神秘的遽然侵入，通常与人的意识的病态情状相关，致力于呈现噩梦或疯狂等现象投射出的令人焦虑和恐惧的图景。不过巴尔扎克的“奇幻巴黎”叙事令《费拉居斯》的文类特征变得模糊：它究竟是反映现实的城市小说，还是演绎超自然事件的奇幻故事？卡斯泰（P.-G. Castex）指出《费拉居斯》呈现了“现实的奇幻”，即该作品在本质上仍是现实主义小说，反映了作家对当下社会的观察和批判。迪亚兹（J.-L. Diaz）甚至认为巴尔扎克在《费拉居斯》中创造了一种“新奇幻”（或称“社会奇幻”），其主旨是要借荒诞不经的城市景观影射现实社会中人的情感和道德病症。

那么，巴尔扎克究竟如何在城市小说中嵌入奇幻修辞，“奇幻巴黎”又传递了哪些社会学内涵呢？史密斯（Nigel E. Smith）依据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分析指出巴尔扎克的“奇幻巴黎”书写实际上是一则关于现代城市空间的“神话”，其本质是一种语义的传递模式，即作家在反映仿真化现实的同时刻画非现实的意象，由此变更了既有语义符号的指称性，从而创造出不明确但同时可待阐释的新意义。具体来说，作家运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将整个巴黎空间转换成强大又活跃的“魔怪生命体”（créature monstrueuse），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神话化”（mythification）呈现。密特朗（Henri Mitterand）剖析小说中巴黎的场所、街道、地形等构成的“迷宫式空间”，认为作家的“城市神话”讲述了一段在当时尚显晦暗的社会历史即执政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和平民三种对立阶层在复辟时代的奇妙并存。史密斯和密特朗不仅揭示了巴尔扎克为呈现“奇幻巴黎”景观采用的魔怪、迷宫等神话隐喻，而且论证了作家在看似形式主义的叙事艺术背后隐藏的政治观察视角。不过他们只是部分解读了《费拉居斯》中的城市景观，“奇幻巴黎”所折射的生态环境、道德伦理、阶级权力等多层面的社会问题尚待深入挖掘和解读。本论文即以现有研究为基础，全面解析《费拉居斯》中的奇幻式城市空间及其神话隐喻，从而揭示巴尔扎克对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法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费拉居斯》讲述复辟时代的贵族少年奥古斯特•德•摩冷古（Auguste de Maulincour）在巴黎街头偶遇他暗恋的资产阶级妇人克莱芒丝（Clémence），发现她在贫民窟密会丑陋又年迈的男子费拉居斯，于是暗中展开调查。他连番遭遇刺杀，险些丧命。克莱芒丝的丈夫于勒•德马雷（Jules Desmartes）在其怂恿下跟踪妻子，发现费拉居斯原来是妻子的亲生父亲，还是个逃亡的苦役犯。克莱芒丝因不光彩的出身被丈夫知晓而忧心郁结，不久病故。作家称这则故事是由于人物在巴黎“脏乱街头的巧遇”引发的“充满血腥和情爱的悲剧”。然而作家并没有开篇就让人物登场，而是用较长篇幅描绘巴黎景观。这看似叙事的偏离，其实是有意将巴黎城市空间拉上前台作为主要角色加以勾勒。

有别于《人间喜剧》中其他作品关于巴黎的模仿式再现，巴尔扎克在《费拉居斯》中采用了虚实混杂的象征性表现手法。一方面，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街道皆是“具有人类品质”的生命体。它们“会说话”，从凶恶丑陋到高贵诚实，从肮脏贫穷到整洁富有，呈现了差异性的“面貌”（77页）。作家看似在杂乱无章地列举街道名称，其实是以漫游者的闲适姿态，按照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的行进路线介绍巴黎的道路经纬。它们的类人化风貌揭示了巴黎正处于新旧政治势力更迭的过渡时期：贵族生活区风光不再，和平路丧失了高雅的气质，皇家路充斥着麻木冷漠的灵魂，曾经被王室亲贵和包税人占据的圣路易岛如今成为一具“尸体”，孤寂、敏感且充满死亡气息；相比之下，市中心的证券交易广场热闹非凡，白天汲汲营营，夜里则放纵狂欢，发生了不少伤风败俗甚至杀人越货的丑事。巴尔扎克凭借巴黎街道的差异化氛围展现了一幅社会政治图景：在复辟时代，贵族逐渐失势，资产阶级因为掌握社会财富而逐步实现地位跃升；统治政权的不稳定和金融业的迅速膨胀又导致欲望泛滥和社会犯罪。

另一方面，巴黎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个内部充满反差的“完善的魔怪”。它是“庞大畸形的奇观，是动作、机械和思想的组合”，好比精力旺盛的“巨大龙虾”：它的钳子在城墙上挥舞，建筑的大门开合不息仿佛它身上的膜片，万千市民和他们的居所构成它的躯体；它缓慢运动的关节间发出撕裂声，等到中午烟囱冒烟时，它咆哮着进食，千万条爪子也跟着活动起来（78-79页）。“龙虾”意象生动传达了城市空间的总体特征，它庞大、沉重又活跃的体态表明巴黎并非固定不变的统一体（unité），而是由多样化的局部组织构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实体（entité）。另外，龙虾是具有坚硬外壳且多触角的凶猛生物，暗喻巴黎不仅是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而且是能够自主运转的强大机器。巴尔扎克利用机械化的生物形态说明1820年左右的巴黎正处于忙碌的现代化转型期，是一座永恒建设中的城市：

不过这些看似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反而凸显了巴黎善变和躁郁的类人化病症，“每月、每季、每年、甚至每天，都有怪毛病”：“它醉心于千变万化的花样”，一会儿到处兴建，一会儿搞军事演习，一会儿又心情抑郁、遭遇破产，一会儿又解除经济危机，大肆庆祝（112页）。由于无休止的拆毁和重建，巴黎日新月异，其实是一座极不稳定、不停衰老而且没有历史的城市，它不停迎接未来，但未来很快又会成为过去，被更新的东西取代，不留痕迹。在这样的历史真空中，一切都无法被定型和被定性。巴尔扎克写道，在巴黎“没有任何东西是新的，甚至那个昨天树立起来的雕像也不是新的，即使一个孩童已经在上面留下了他的名字”。（80页）

龙虾是海洋生物，“水”作为其身体内的重要元素自然也成为“奇幻巴黎”的组成部分，它喻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巴黎就像水一样，可以任意流动和变形。另外，水是龙虾腹中的粘液，象征巴黎市内潮湿和肮脏的环境。奥古斯特在贫民窟的贝壳街遭遇的一场暴雨是一幅“流动的巴黎图景”：雨水“又黑、又白、又蓝、又绿”，经过水管从屋顶“排泄”下来。市民们对这样的肮脏天气习以为常，乐于将生活垃圾混杂在五彩斑斓的污水中，扫进街边的水沟里，最后流入塞纳河。塞纳河是巴黎景观中至关重要的水质形态，与“龙虾”形态相呼应，它由西向东贯穿整个市区，如同城市魔怪黑暗深邃的口腹或是地狱的入口。塞纳河的这一奇幻能指不仅出现在《费拉居斯》中，而且是《人间喜剧》里几乎所有关于城市河流的典型意象。它本应是生命之源，是净化的象征，但是在巴尔扎克笔下它的价值倒转了：肮脏浑浊的塞纳河是吞噬生命的深渊，象征污染、绝望和死亡。小说次要人物伊达（Ida）就是在误以为费拉居斯对她不忠的情况下投河自尽，成为城市魔怪腹中的食物。

总之，巴尔扎克采用拟人化或动物化的修辞手法，用不真实的意象比喻现实中的空间形态，将巴黎转化成某种奇幻空间，并且在奇幻化的物理现实之上呈现出涵义丰富的社会现实。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巴尔扎克展现于读者眼前的社会现实正是用来谈论巴黎奇幻景观的“元语言”（métalangage）。事实上，巴尔扎克在这套元语言中贯彻了在19世纪30年代初颇为流行的生理学（physiologie）研究方法，该理论尝试综合运用形态学（morphologie）和解剖学（anatomie）分析生物有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力学、物理和化学等功能的组织和运作，以此推断它们的本质属性和精神面貌。作家采用该理论解释巴黎半人半兽的外部形态，并剖析构成其主干的街道、污水和河流等器官和组织，最后根据巴黎肮脏、畸形和流动的奇幻式物理（或身体）表征，推断出其贪婪、急速膨胀和过度消耗的生理官能以及善变和堕落的道德风貌。

如果说街道经纬和河流分布确立了奇幻巴黎的边界和地理形态，那么生活于其中的巴黎人则以其限知视角呈现了奇幻巴黎的局部景观和内在结构。他们既是确保这座城市魔怪不停运转的关节，也是它衍生的产物。因此，巴黎人的身体和精神风貌与巴黎奇幻景观具有同构性，展现出畸形的魔怪特征。巴尔扎克通过人物的活动轨迹构建了空间和思想的双重迷宫。

巴尔扎克笔下的城市魔怪是一个多形态的两栖生物。它是由无数栋不断拆毁又重建的石头建筑构成的丑陋地表生物，带有工业化的机械形态；它又仿佛是龙虾，分泌粘液的海洋性甲壳类生物。不仅如此，它还是具有女性体征的杂种（hybride）。巴黎景观有时和某些街道形态一样，“有一颗漂亮的头颅和一条鱼的尾巴”。在漫游者眼里，巴黎是“所有魔怪中最秀色可餐的”，它好比“伟大的交际花”或“变幻莫测的城邦女王”，拥有“奇幻式的头脑、心灵和品格”。然而巴黎即便年轻、美丽、富有，足以让漫游者们成为“她”的“情人”，同时却非常危险，因为“她”不仅是可疑的畸形生物，还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77-80页）。

巴尔扎克应是参照圣经中的古巴比伦和古罗马将巴黎塑造成了一座现代“娼妓化城市”，即被黑暗力量统治的腐败堕落之城。作家还利用女性形象伊达来体现城市的“交际花”品格。伊达是巴黎的别致“产物”，也是“巴黎惟妙惟肖的人格化形象”，她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是个“轻佻女子”（grisette），也是一位“小姐”（demoiselle）（143页）。“轻佻女子”一词出现于17世纪，后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之一，指出身贫贱又轻浮的未婚年轻女子。“小姐”在原文中为斜体，在旧制度时期指“贵族出身的女子”，后又用来称呼出身良好的未婚年轻女子，巴尔扎克以此暗讽伊达喜好模仿上流社会时髦社交女子的虚荣品格和轻佻作风。

《费拉居斯》中的巴黎是个人头鱼尾的女怪，既美丽又畸形，既聪颖又邪恶。这一融合了多重反差的奇幻形象令人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妖（sirène），她通常以美人鱼的形态出现在海洋里，利用动人的歌喉引诱海员并将他们吞噬。塞壬亦是浪漫主义奇幻叙事中常见的淫邪女性形象即“致命女郎”（femme fatale）或“女恶魔”。在巴黎奇幻空间即塞壬腹内穿梭的克莱芒丝同样具有鲜明的塞壬属性，她“具备最令人羡慕的发音器官”，嗓音温柔清脆，令听到的人心脏悸动，有时仿佛在诉说情话，有时又充满蛊惑人心的力量（89-90页）；她身上有“水的元素”，常在阴雨天外出，或在湿漉漉的街面上行走，回家后还“需要在水中恢复活力”（132页）。因此，克莱芒丝与“娼妓化”的巴黎相联系，二者都具有塞壬的身体和个性特征。换句话说，克莱芒丝是巴黎的象征，反之亦然。

如同这座城市，克莱芒丝是流动的，她从巴黎“美丽的头部”漫游至肮脏丑陋的“鱼尾”。在城市小说中人物有特定的空间标记，克莱芒丝居住在隶属金融证券领域的巴黎二区的梅那尔街，然而这位富有而体面的女人却在晚上9点离开豪华的私人公馆，步入索利街一栋“极其丑陋、粗鄙不堪、狭窄阴暗、色调发黄”的房子里（80-83页）。这是一场夜间冒险，意味着女主人公跨越规定的空间踏入禁地，她出现在危险又肮脏的街区，不可避免地被环境污染，从纯洁善良和受人尊敬的美丽女性变身成恐怖畸形又魅惑人的怪物。巴黎的夜晚会产生“古怪、奇异和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女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会变得“奇幻”：在昏暗的路灯映照下，奥古斯特发现克莱芒丝逐渐改变了模样，她的身躯比以往更加秀美，甚至“超越真实”；她原先“纯洁的步伐”变得摇曳生姿；她“不再是个女人，而是恶魔，是一团鬼火，以它火热的磁力”吸引着他。（82页）

克莱芒丝本是奥古斯特“柏拉图式爱恋”的对象，却在阴暗的奇幻空间里变成了引诱年轻男子的女魔鬼。巴尔扎克描写奥古斯特的眼神下移，在店铺玻璃窗上半明半暗的烛光映射下捕捉到克莱芒丝“腰身的下部”（82页），暗喻她仿佛街头流莺般的魅惑体态。女主人公由此从理想化的贞洁女性转变成情色化的欲望投射体，一个娼妓化和超自然的“致命女郎”。经过索利街头的“变形”，贞洁富有的克莱芒丝好像变成放荡贫苦的伊达，其实这两个女性形象不仅共同代表“娼妓化”的巴黎，而且在方向完全相反的空间流动中走向趋同的命运。如果说克莱芒丝从城市“美丽的头部”游向肮脏的“鱼尾”，那么贸然闯入于勒公馆并控诉克莱芒丝抢走自己爱人的伊达则从城市肮脏的“鱼尾”穿梭到了“美丽的头部”。如同堕落的古巴比伦，这两名女性都在自毁中消亡，预告了巴黎文明的晦暗命运。

塞壬化的克莱芒丝和伊达在巴黎街头漫游，寻找吞噬猎物的机会，她们反过来亦是被城市魔怪吞噬于腹中的食物。巴黎的塞壬或龙虾形态指向一种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描绘的人在梦境中体验到的“柔软迷宫”（labyrinthe douce）这种迷宫是动态的有机体，内部温暖、肮脏、发臭、潮湿且充满粘液，通道狭窄蜿蜒，它会将猎。物吞食、消化、分解并排泄出来，令做梦者体验到绝望的恐怖。与塞壬化的柔软迷宫相匹敌，男主人公奥古斯特和于勒在巴黎的漫游则指向另一种迷宫，即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人为控制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Minotaure）而建造的“坚固”迷宫。巴尔扎克为两位男主人公设置的漫游路线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即他们需要像忒修斯（Theseus）一样穿越迷宫中的阻碍和陷阱，克服恐惧和焦虑，揭破米诺陶洛斯即神秘男子费拉居斯与克莱芒丝的关系，并检验后者的忠贞。

作家围绕以上关键情节构建出多种样式的黑暗迷宫。首先，巴黎街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不同的街面呈现不同的个性，时而友善时而凶神恶煞，有时甚至夺人性命，一般人根本无法全盘掌握它们的秘密。奥古斯特正是迷失在危险恐怖的道路迷津之中，他为了追踪费拉居斯父女在巴黎四处奔走，遭遇一连串神秘事故，他的调查受到阻碍：他在赶去克莱芒丝家的路上经过一处建筑工地，差点被落下的石块砸死；过几天他再次动身，一辆马车轮子又“意外”滚落，造成他腿部重伤；他后受到挑衅与人决斗，差点被杀；最后他惨遭下毒，变成痴呆，不久丧命。总之，奥古斯特掉入各种陷阱，在城市迷宫中迷了路。另外，作为积极的“解谜者”，他却迷失在思想的迷宫里，多次表露出找寻出路的焦虑不安。在索利街徘徊的奥古斯特同时也在“相互交织又相互摧毁的纷繁思绪的迷宫中打转”（109页）；当他抵达费拉居斯的藏匿点时自问：“为什么你要步入这个谜团里？”（110页）；他在将死之际意识到自己遭遇的事故均是费拉居斯在搞鬼，感叹道：“我踏进了多么恐怖的迷津之中啊！”（153页）。

于勒在奥古斯特失败之后展开侦查。他发现费拉居斯的假身份，并从伊达处得知他藏匿在红孩儿街，他买通了伊达的母亲、女房东格吕热夫人，尾随克莱芒丝进入屋内。这栋房屋同索利街的建筑一样阴暗、狭窄、肮脏、潮湿又散发臭味（163页），是一座类似鱼腹或动物脏器的“柔软迷宫”。它同时还是封闭的建筑迷宫，一种叫作“杂凑楼房”（cabajoutis）的典型贫民窟房屋。它的结构畸形，地板不在一条水平线上，窗户也高低不一。总之，它是嵌套在庞大城市迷宫中的小迷宫：对巴黎建筑群来说，“杂凑楼房”相当于“整套房间中堆放杂物的地方”，由“最不和谐的东西杂乱无章地扔在一处”构成，简直“一团混乱”（161页）。正是在这里，于勒在格吕热夫人的引导下，通过墙上的洞眼窥探到妻子与费拉居斯的会面，解开了谜题。

奥古斯特和于勒在克莱芒丝和伊达有意无意的指引下探寻迷宫，见证或体验了巴黎城市生活的肮脏、恐怖和堕落。然而无论是危险与诱惑并存的街道迷津，还是阴暗曲折的建筑迷宫，其能量均来自藏匿于迷宫核心的费拉居斯/米诺陶洛斯。他被唤作“魔鬼”（116-117页）或“恶魔”（153页），是与城市迷宫的魔怪形态相一致的哥特式人物。他身材颀长干瘦，有着阴冷、沧桑和畸形的脸孔。他还会变身，每次都以不同的身份和着装出现；奥古斯特遭遇多次恐怖的意外，他怀疑是费拉居斯使用邪恶的超自然力量掌控了他的命运。作家在于勒抵达迷宫中心时才揭示费拉居斯的“魔力”其实来自“十三人”秘密社团。此人是逃逸的苦刑犯，也是社团首领，绰号“吞噬者的头儿”（117页），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凭借假身份隐匿于城市迷宫中，并策划针对奥古斯特的一系列谋杀。由此看来，费拉居斯看似是施展神秘力量的魔怪，实则代表了潜伏于巴黎空间内的一股社会力量。其实，不仅费拉居斯/米诺陶洛斯被赋予了社会属性，“柔软迷宫”中的克莱芒丝/塞壬也是巴黎新生社会阶层的代表，她是“虔诚的资产阶级女子，仿佛一只被包裹在坚硬外壳里的海胆或生蚝”（95页）。奥古斯特和于勒对这对父女的挑战看似引发了一场爱情伦理悲剧：二人急于求证费拉居斯是否是克莱芒丝的情人，导致费拉居斯身份暴露和克莱芒丝病亡；而实际上克莱芒丝是金钱社会中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巴尔扎克利用人物、地点和场所标记巴黎空间内的多股社会政治权力，通过克莱芒丝的陨灭喻示巴黎晦暗不明的发展命运。

在《费拉居斯》中，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点缀于街道经纬之上，它们不仅构成了城市地图，而且基于差异化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套信标系统（système de balisage），被巴尔扎克用来标记人物的社会属性，因此在人物的移动和交往中便会浮现出某种社会现实。作家提到了巴黎地图上的几个定点：奥古斯特住在波旁街，于勒夫妇住在梅那尔街，而费拉居斯先是住在索利街，后又隐身于红孩儿街。除了人物的私人居所，巴尔扎克还标记了他们现身的三个社交场所即大银行家德•纽沁根男爵位于圣拉扎尔街的私人公馆、杜贝里公爵夫人的爱丽舍-波旁宫以及塞纳省政府（Préfecture de la Seine）。

这些场所以地理分布和社区属性为标准可以被划分成五类。第一类是奥古斯特与杜贝里夫人的居所，位于市中心的圣日尔曼区和圣奥诺雷区，是王室及高阶贵族聚居区。第二类是于勒夫妇的私人公馆，位于塞纳河右岸的资产阶级聚居区，该阶层的人大多从事金融生意，包括投资商、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等。第三类是以纽沁根为代表的大银行家盘踞的第八和第九区，离金融交易圈稍远。第四类塞纳省政府位于第八区的“欧洲区”，是可以让贵族和资产阶级和谐相处的“中立场所”（123页）。第五类便是费拉居斯的两处居所，一个靠近夏特莱广场，另一个位于玛黑区，均属于底层人民的活动区域。这些场所和人物亦基于阶级差异构成了一个梯级式垂直迷宫（labyrinthe vertical aux étages），在其内部按照财富等级和社会地位，由低到高依次驻扎着劳工阶层、中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迷宫中不同圈层的人物会跳出各自社区，试图侵入他者圈层并掌握控制权。

贵族后裔奥古斯特居于迷宫顶端，他沿着下行路线试图掌握克莱芒丝的秘密，却遭遇阻拦无法进入她的公馆或圈层内部。奥古斯特对克莱芒丝的爱而不得其实是他在梯级迷宫中遭遇的最大障碍。他被称为“青年法兰西”（86页），即在帝国时代出生长大的彷徨青年，他是家族的唯一血脉，亦是孤儿。老朽的祖母用旧制度的天主教教养原则将他抚育长大。奥古斯特被寄予重振封建统治权威的厚望，然而他是一个处在新时代的“过时人物”，由于全盘接受了旧时代的教育而无法适应当下社会，只能“夹在宫廷的古老传统和对资产阶级的认真研究中间”，无法掌控自身命运（87-88页）。因此，奥古斯特对克莱芒丝的爱恋本质上来源于重新掌权的旧贵族对陌生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好奇。作家指出奥古斯特在“离他的阶层最遥远的地方，在大银行家居首位的金钱世界的那个半球上”遇到了克莱芒丝这个虔诚圣洁的“完美尤物”（89页），因此，克莱芒丝代表的“资产阶级生活”才是他真正想要探知的神秘晦暗的迷宫。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沿着上行路线，渴望凭借资本的力量进入贵族圈层并逐渐掌握国家权力。作家借由描绘1820年纽沁根举办的舞会暗示资产阶级在十年后实现的政治野心：“通过这种舞会，未经雕琢的黄金社会试图嘲弄精雕细琢的沙龙，圣日尔曼区上流社会在那里高声谈笑，他们不曾预见到有朝一日银行界要侵入卢森堡并坐上国王的宝座。”（96页）巴尔扎克此处意指1830年七月革命的结局。革命在共和派与保皇派的血腥斗争后宣告失败，大资产阶级推举波旁王室的旁支路易-菲利普建立了七月王朝，该事件意味着旧制度在革命浪潮席卷之下覆灭，大资产阶级最终攫取了国家政权。因此，奥古斯特对克莱芒丝的调查还有他被谋杀的结局预告了一段权力过渡的历史，即贵族虽然重掌政权，但由于无法控制资本命脉一直受到金融家们的威胁，其政权也迟早会落入他们手中。

相比于奥古斯特的失败，于勒的迷宫探险十分顺利。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动用了资本的力量。在看到格吕热的丑态和她破败的房屋之后，他敏锐地觉察到对方是个赌徒，遂通过贿赂令她背叛了费拉居斯。不过，于勒的活动轨迹主要还是体现了中小资产阶级在晋升道路上的彷徨。于勒出身贫寒，也是孤儿，他原本只是金融机构的普通办事员，与身份不明的私生女克莱芒丝成婚之后，他受到妻子的教母（实际上是她的亲生母亲）的资助成为证券经纪人，并神奇地在短期内成为巨富。这对出身卑微的小资产阶级夫妇原本无法进入以纽沁根为核心的大银行家圈层，不过他们掌握了财富密码，获得了跃升上层迷宫的钥匙。然而于勒在大资产阶级社交圈中格格不入，他并未被真正接纳：为了将他和他做公证人的哥哥区分开来，人们习惯性地称他为“于勒先生”而不是“德马雷先生”；他的妻子克莱芒丝原先也没有姓氏，只能被称为“于勒夫人”（93页）。于勒不仅在公共生活中失去姓氏，在私人生活中也显得卑微，他购置的公馆成为“喜好奢华”的妻子专属的金钱领地，尤其是她精心布置的卧室富丽堂皇，成了他不敢贸然进入的“神圣之所”（94页）。

对于勒而言，克莱芒丝不仅是他深爱的女人，还代表金钱的占有和持续获得，是他维持社会地位的源动力。因此，他对妻子的爱恋象征了资产阶级对金钱力量的渴求和敬畏。换言之，维系于勒和克莱芒丝婚姻的基础是财富，而非天主教婚姻观宣扬的宽容和忠贞等，这种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婚姻观反映了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天主教的神圣地位遭到削弱，法国迅速迈上了世俗化的道路，以往天主教制定的道德准则因为它的失势而消弭，而新的力量即金钱则趁虚而入掌控了道德风俗的发展走向。克莱芒丝便是这一道德风俗演变过程中的牺牲品，她遭受了天主教婚姻观和资产阶级婚姻观的双重压迫。在奉行天主教传统的奥古斯特眼中，克莱芒丝背叛了丈夫和他这个“潜在情人”，成了“双重不忠”的女人（95页）。然而克莱芒丝从未接受奥古斯特的追求，也没有其他秘密情人，她并未挑战婚姻的忠诚原则。她的过失不是伦理道德层面而是社会层面的，因为对于勒产生威胁的并不是她的出轨，而是她的出身。于勒发现妻子的身世玷污了金钱的来源，他的暴富得益于身为“十三人”组织首领和逃亡犯的岳父费拉居斯的暗中帮助。该途径不光彩也不合法，一旦暴露就会让他身败名裂。也正因如此，当谜底揭开后，于勒明知妻子并未出轨，却无法阻止她的陨灭：克莱芒丝得了一种“迅速发展的精神疾病”，她执意虐待自己虚弱的身体，“想要终结自己的性命”（179页）。她注定会死亡，因为只有她消失才会解除对于勒财产合法性的威胁，稳固其社会地位。

不过奥古斯特和于勒面临的最大威胁还是费拉居斯。他的势力肉眼不可见却无处不在。为了摆脱追踪并游走于梯级式迷宫的各个圈层，他交替使用乞丐费拉居斯和葡萄牙贵族德•封卡尔伯爵这两个假身份，并伪造了真实身份即前建筑工程承包商格拉蒂安•布里尼亚尔的死亡。密特朗据此认为“十三人”社团实际代表了由巴黎民众组成的一股革命力量，他们潜伏在城市中，在组织内部施行无政府主义管理，构成对贵族和金融圈层的永恒威胁。该阐释不无道理，巴尔扎克的确在一场雨景中描绘了一支散漫的“巴黎吉普赛人”队伍，由看门人、纺织工、流浪汉、犯罪者和苦力等社会边缘人组成。他们奔走于巴黎街头却无人注意，是“流淌的人民”，像污水垃圾一样丑陋又肮脏，遭受过巨大苦难，沾有陋习，代表这个时代的“病态文明”（103页）。然而巴尔扎克只在这一底层群体里观察到社会之“恶”和现代城市人的劣根性，如格吕热母女的贪婪和放荡等，并没有发掘出他们对抗统治阶层的革命品质。其实，费拉居斯领导的“十三人”社团代表潜伏的第一帝国势力。巴尔扎克在《十三人故事集》的出版前言中详细介绍了该组织的性质：它是在帝国时代通过恐怖犯罪暗中操控国家命运的骑士化团体。“费拉居斯”实际指首领的封号“费拉居斯二十三世”，其他成员如亨利•德•玛赛和德•龙克罗尔侯爵等都是在帝国时代出生的贵族后裔，均协助费拉居斯实施阴谋诡计，包括挑衅奥古斯特并与他决斗、在市政厅的舞会上给奥古斯特头顶上下铅毒等。因此，该组织并非代表城市无产者的力量，而是仿照拿破仑专制统治的一小撮特权阶层。作为残留的帝国势力，他们只能通过暗杀和秘密干预金钱流通完成部分阴谋。他们消灭了虚弱的贵族后裔奥古斯特，却无法阻止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于勒揭穿克莱芒丝和组织的联系。

由此可见，无论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旧帝国势力还是无产者都无法真正掌控巴黎。它们一方面明争暗斗，同时却以不可思议的和谐形式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巴尔扎克以梯级式垂直迷宫展现了法国复辟时代的社会状况，该时期尚无稳固的统治秩序，极易导致国家机器的无能和瘫痪。为了揭示这种潜在的政权危机，巴尔扎克又构建出一个深不见底的“行政迷宫”。于勒决定带着亡妻的骨灰彻底远离巴黎，他在政府机关里谋生的朋友雅凯想帮助他获得官方许可证以便挖出克莱芒丝的棺椁。雅凯奔走于行政法院院长、警察局长、内政大臣等处，四处碰壁，陷入无休止的申请程序之中，充斥“荒谬的官僚主义”的“行政迷宫”如同整座城市一样是个畸形的魔怪（192页），它象征现行政府的昏庸无能，表明在权力斗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能够获胜并组建有效运行的国家机器。

总之，巴尔扎克通过反映阶级差异的梯级式垂直迷宫展现了金钱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权力斗争，喻示巴黎在永恒流动中朝向不可知的未来。克莱芒丝的死亡代表这出“充满血腥和情爱的悲剧”的落幕，然而巴尔扎克并未停止书写“奇幻巴黎”，他意图揭示其发展的不确定性。作家在小说最后一章“死归何处？”中描绘了一幅极富象征意味的巴黎全景。于勒来到巴黎地形的最高点即“公共花园”拉雪兹公墓俯瞰整座城市（190页），该公墓从19世纪初开始成为巴黎景观的地标性场所之一。一方面，推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和装饰风格的新哥特审美理念兴起，令众多著名历史人物安息的雪兹公墓成为时人漫游巴黎的必访之地；另一方面，1832年3月6日的大霍乱和同时期爆发的共和党人起义造成巴黎近两万人死亡，拉雪兹公墓在这场灾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承载了巴黎人关于死亡、恐怖和忧郁的集体记忆。克莱芒丝的葬礼让各阶层人物都出现在公墓，于勒主持葬礼，费拉居斯手下的十二人扶棺，属于无产阶层的公墓守门人和掘墓人是冷漠的旁观者；就在于勒重访克莱芒丝坟墓的那天，奥古斯特的送葬队伍也来到了公墓。所有社会阶层无论生死最终都流向这个半封闭的公共场域，巴尔扎克意在通过象征死亡的公墓印证畸形发展的巴黎在流动中走向衰败的结局。拉雪兹公墓和它所在的城市一样，是一个怪异、混乱和不断变化的迷宫，它由石碑和陵墓构成，始终在建造中，日新月异：“一处处铜栅栏、一块块华丽的墓地将园内分割成无数的棋盘格，每一格的中心便是陵墓”（198页），在亡者亲友的要求下，墓地建造商将碑石塑造成五花八门的风格和样式。墓地迷宫如此复杂，如果没有守门人的指示，于勒根本找不到克莱芒丝的墓碑。拉雪兹公墓成为象征巴黎的微缩景观：

为了不再迷失于迷宫之中，于勒爬到公墓的最高处，他发现整座城市都在他脚下。由此，人物的观察角度从个人的限知视角转变成了具有概括意义的全景视角。与小说开头漫游者眼中的城市形象相呼应，在更宽广更沉静的视野下，于勒和读者见识到“真正的巴黎”，一个在时有时无的云雾和光影笼罩中“蠕动的怪物”（199页）。巴尔扎克在故事结尾又一次暗喻迷宫林立的魔怪化巴黎的命运。于勒在费拉居斯的暗中帮助下终于拿到妻子的骨灰，在驶出巴黎的马车上，他看见衰老颓唐的费拉居斯坐在巴黎的另一处高地即蒙巴纳斯墓地的一角默默旁观一群人在玩滚球游戏。在“贫瘠之地”（205页）滚动的木球喻示巴黎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晦暗命运，即一种永恒的动态虚无（néant dynamique）。

《费拉居斯》是一部以19世纪20年代的巴黎为书写对象的城市小说，体现了“社会奇幻”风格。作家利用魔怪和迷宫等超自然意象构建了“奇幻巴黎”景观，不仅解读了现实世界的社会道德病症，而且预见了法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走向。《费拉居斯》开启了《人间喜剧》中的“巴黎生活场景”，为《朗热公爵夫人》、《金眼女郎》、《幻灭》和《烟花女盛衰记》等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定下基调。此外它反映了以爱情、婚姻和亲子关系为主题的“私人生活场景”，尤其展现了金钱社会中父子关系的缺失和扭曲，预告了巴尔扎克在两年之后的长篇小说《高老头》中着重展开的伦理议题。

《费拉居斯》也是“巴黎诗学”的代表作之一。作家以漫游者的眼光诠释了流动的巴黎景观，不仅发掘了乞丐、看门人、罪犯等都市“典型人物”，而且创造了“城市魔怪”、“交际花城市”等空间奇幻意象，并通过描绘巴黎生活场景开展了更广泛意义上关于道德风俗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这些都与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巴黎图景”相呼应，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探查到一个“前波德莱尔式的巴尔扎克”。本雅明认为《人间喜剧》的作者和波德莱尔一样都是描绘巴黎生活的画家，而且巴尔扎克先于他本人实践了体验和建构巴黎城市空间的方法，尽管巴尔扎克与他关注的是不同时期的巴黎景观：前者主要描绘复辟时代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首都，而后者则关注第二帝国时期的首都。以《费拉居斯》为例，叙事者是充满好奇心的漫游者，奥古斯特和于勒是执着的侦探，费拉居斯是有手段的阴谋家，伊达、守门人和掘墓人等则是耐心的无产阶级拾荒者。这些社会群体搜集和拼凑着印证城市发展演进的纷繁细节，并在其上重建了整个世界。换言之，巴尔扎克利用“历史拾遗”的方法再现了他观察和理解的19世纪初的巴黎景观，由此预告了本雅明眼中的现代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