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撷英】王宇根著、周睿译 |《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

《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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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在这一英文世界首部陈与义研究专著之中，王宇根对陈与义反映女真南侵、北宋亡国之后神州板荡的重要代表诗作进行了深入精致的文本细读。此书以陈与义在南奔避乱的数年光阴中所撰之诗作为关照焦点，他游离踯躅于人生地疏的自然山水之间，试图在个人的流离失所与王朝的天崩地裂之间达成某种和解。在这一颠沛乱离过程之中，唐代诗圣杜甫之诗既如灯塔般照亮指引着他，同时也如擂台般激励鞭策着他。正是在这道微暖熹光的照耀之下，陈与义终得觅见属于自己的诗歌之声、慰藉之径。

                                       ——艾朗诺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此书是对陈与义置身于两宋之交时期，个人经历与文学思潮交互背景下，作为诗人演进蜕变的细致入微的研究。王宇根对这一主题的把控可谓精准全面，其对中文与英文学界的一手文献和二手资料的精准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其论证过程的呈现有理有据、精细清晰。他进行了大量而精确的陈与义诗歌作品英译工作，并附上精彩深入的文本解读。此书明晰而不晦涩、优雅而不俗白的文风，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会对其捧卷于手、爱而不释。

                                      ——杨晓山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

第五章：山与水（节选）

陈与义在光化度过了1126年的余下时光；1127年初，他复回邓州，在此呆了足足一整年，直至1128年正月金军攻陷邓州，才不得不再次仓皇出逃、跨汉水而奔至房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汴京二度被围并迅速沦亡敌手；靖康二年（1127）四月，已为金兵所囚的徽宗、钦宗二帝被迫随金人北归，至死不还；而徽宗的第九子、钦宗的同父异母之弟赵构（1127-1162年在位），身为宋朝皇室唯一免遭金人俘虏的亲王，继位登基，延续宋室皇统，史称“南宋”（1127-1279）。高宗即位发生在当年五月初一，遂改元“建炎”，以向世界昭示重建宋室基业的决心和斗志，与太祖肇始北宋的建隆年号遥相呼应。

当简斋重回邓州之时，以上大事除了第二次的汴京之围，都还没有发生。然而，就其身边周遭的环境而言，他显然感到一切都变了。在《与季申信道自光化复入邓书事四首》其三（#272/473）诗中，[1]追忆一年前他初至邓州时的印象令他百端交集：“再来生白发，重见邓州春。依旧城西路，桃花不记人”（1–4句）。去岁曾对身心俱疲的诗人伸出温暖欢迎手臂的桃花枝条，如今却似乎形同陌路，完全忘记了归来的故人。他在自然界感受到的这种态度变化，准确地预示着未来一年等待着他的会是何般光景。

《述怀》（#278/479）诗中“物态纷如昨，世事再呜呼”（7–8句）指涉的就是汴京沦陷和二帝北狩之事；政局国势的惨境苦况亦令他有种身陷囹圄、束手就困之感：“乘槎莽未办，且复小踟蹰”（11–12句）。[2]诗中心绪是他重回邓州期间总体情绪的写照缩影——他对新生南宋政权的光复中兴之举仍然抱持希望，但对国事或是己事的现况都深感不确定或不安。

秋日重阳是一年当中最值得欢庆的节日之一，陈与义在1127年的这一日却涌动迸发出无比的悲愤。《重阳》（#280/483）诗以“去年重阳已百忧，今年依旧叹羁游”（1–2句）开篇，接着把一己之叹与一国之势并置而论：“寒风又落宫南木，老雁孤鸣汉北州”（5–6句）：汴京的草木一定又开始凋落了吧，但宫中内苑却空无一人，他们都被掳掠流放到寒北之地，只剩下诗人在此独听老雁孤鸣。重回昔日帝都之路也许仍旧可以在想象中抵达，但在现实中，旧京故地却已与诗人天壤远隔、抵达无由。[3]就算是久经考验的诗歌这一载体，也似乎失却了其作为载具的力量效能，只能用来胡乱地排写新愁：“如许行年那可记，谩排诗句写新愁”（7–8句）。

重九佳节也勾起了诗人对往昔承平岁月的温馨回忆，尤其是三年前、即1124年的重阳日，官家于汴京大设皇家盛筵来庆祝收复燕京那一令人振奋的历史性一刻。[4]陈与义在《有感再赋》（#281/484）中如是写道：“忆昔甲辰重九日，天恩曾与宴城东”（1–2句）。孰曾料及三年之后，国势和心境会发生如此逆转。不但收复失陷的燕云十六州的希望被金人进犯碾得粉碎，甚至连两位前任天子都被掳囚于北，而近期更有消息传来，二帝被流逐到燕京以远的极北荒漠。[5]“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7–8句），陈与义感慨地问道。[6]

南宋遗民、《诗林广记》的作者蔡正孙（活跃于1289年前后）评论这组重九诗的“哀婉之调”（doleful tone）云：“悲慨之情溢于言外，有老杜风。”[7]值得注意的是，蔡正孙这里并不像很多南宋笺评者那样仅把简斋诗和子美诗简单地比量齐观，他还揭示了二者比较的依据所在，即其共有的“悲慨之情”。他的论断与本书导论中引用过的钱锺书之说异曲同工，皆认为陈与义对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的深刻体认，来自于山河破碎、天涯流落的心有戚戚。[8]

上一章在讨论靖康之难后陈与义诗中的情感觉醒时，笔者曾暗示须区分他化用杜甫情感的愿景和其诗歌创作实践之间的差异。笔者还强调，陈没能完全化身为杜甫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思想和技术语境下写作的，其时代对诗歌在技法和文化上都有非常不同的预期。杜甫的影响最彰明显著地体现在陈与义的情感内容而非表达方式上。除此之外，陈与义对杜甫的摹拟还有一层自我反省的意味在内，尽管他想把杜诗的所有诗材和诗法都化为己有，但他的内心也时刻回荡着要为自己当下情境找寻最应时对景的辞藻的声音。本书下一章还将提到，陈与义的诗中吸取借用了多种来源的思想和文学技巧。在这些影响中，杜甫无疑是最耀眼的，但也只是诸多影响陈与义思考和创作的光源之一。

本章接下来会继续探讨陈与义在南奔旅途初期心理和情感上的急剧变化。随着其行旅足迹越发深入未知地域、遭遇更为严酷的现实境况，随着杜甫诗的沉重和伟大被陈与义反复衡量与重估，他挣扎奋争中的情感因素也越发被凸显出来了。

杜甫之重

陈与义诗中的情感立场在靖康之难后经历了剧变，这一观点也在诗人自己的诗作中得到了体认。1128年初，为了躲避金兵，他先从邓州渡汉水而至房州，再从房州城避祸于附近的山谷之中。房州在正月十二日为金军大将尼楚赫（1072-1140）攻陷，而邓州则在此前数日的正月初三已告失守。

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288/498）

久谓事当尔，岂意身及之。

避虏连三年，[9]行半天四维。[10]

我非洛豪士，不畏穷谷饥。[11]

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

今年奔房州，铁马背后驰。

造物亦恶剧，脱命真毫厘。

南山四程云，布袜傲险巇。

篱间老炙背，无意管安危。

知我是朝士，亦复颦其眉。

呼酒软客脚，菜本濯玉肌。[12]

穷途士易德，欢喜不复辞。

向来贪读书，闭户生白髭。

岂知九州内，有山如此奇。

自宽实不情，老人亦解颐。

投宿恍世外，青灯耿茅茨。

夜半不能眠，涧水鸣声悲。

此诗长32句，是陈与义最长诗作之一。篇幅的扩充应是诗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曲线水到渠成的结果。诗人在更阑人静时夜不能寐，聆听着屋外涧水奔流之声（29–32句），这引发了他的万千思绪：素喜读书却不闻窗外世事（23–24句）、过去两年都在避贼奔逃途中（1–4句）、数日前在房州从金兵追捕中虎口脱险（9–12句）、过去四天艰苦跋涉终抵张家（13–14句）、张家的热情款待令他既感激又惭愧（13–28句）。诗的前半段细致描述了他在逃奔路上的悲惨遭遇和仅以身免的侥幸脱逃，从而为他在诗的后半段去接受这一境况做好铺垫准备。当诗人在阒寂无声的子夜时分独自面对内心思绪之时，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之感涌上心头。耿耿青灯（30句）没有像《夜雨》中那样“灯花应为好诗开”，茅屋外山涧激流以共情式的“悲鸣”来表达悲悯哀怜（32句）。

诗人感官体验的直觉敏锐性通过与他以前的认识认知一连串的比较，而更得彰显。诗的开篇就提及了肉身经历（“身及”，2句）和长时的认知（“久谓”，1句）之间的区别，这为接下来连珠式纵贯全诗的系列比拟对照预设了模式，比如感受“有山如此奇”（26句）的“险巇”（14句）的亲历方式，就与他平日“读书”（23–24句）汲取新知的闭户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而最惹人注目的是，“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7–8句），他承认自己之前没有恰当地去掂量权衡杜诗之重、低估了其真正的重要性。

此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感令刘辰翁评曰“恨恨无涯”，又云“每见潸然”。[13]其友中斋（邓剡）亦有同感，也强调此诗情感上的百味杂陈：“此诗尽艰苦历落之态，杂悲喜忧畏之怀。”[14]刘辰翁更进一步，认为此诗甚至让人意识到杜甫《北征》的冗繁：“转换余情，殆不忍读，欣悲多态，尚觉《北征》为烦。”[15]

身临其境、沉浸书写

陈与义躲在房州附近的山林深处约莫三个月，悲伤成为这段时间他的主导情感，这一情感是如此强烈，它不止出现在特定的场合，而随时随地都在流露表现。《正月十六夜二绝》其二（#290/503）诗中，拂过疏竹的风声变成了极富同情的悲吟：“二更风薄竹，悲吟连夜分”（1–2句）。悲鸣夜以继日、无了无休，《坐涧边石上》（#291/503）续云：“三面青山围竹篱，人间无路访安危。扶筇共坐槎牙石，涧水悲鸣无歇时”（1–4句）。

在狭隘封闭的山间峡谷中被群山环抱，这种感觉深刻地影响了陈与义在山中审视、观察当地环境并与之交流互动的方式。现在一切似乎都呈现出新的面貌。他稍早从汝州到光化的山路途旅诗中初具的倾向——即与当地景观的近密接触将他的书写刻画抬升到精细准确的新高度——如今得到了巩固强化；而如月下漫步这样的传统浪漫情景，则被陌生化后赋予了新意义。《十七日夜咏月》诗中，诗人完全被悲伤吞噬，他用了十四句描述对如梦似幻月景的欣赏，却在最后两句中被击得粉碎、化为乌有。

十七日夜咏月（#292/505）

月轮隐东峰，奇彩在南岭。

北崖草木多，苍茫映光景。

玉盘忽微露，银浪泻千顷。

岩谷散陆离，万象杂形影。

不辞三更露，冒此白发顶。

老筇无前游，危处有新警。

涧光如翻鹤，变态发遥境。

回首房州城，山中夜何永。

诗里的意象几乎全部抹去了与月亮有关的传统典故和隐喻，唯一例外也许是出现在第5句里的“玉盘”这一几乎用滥了的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诗人对月亮初升的具体精微、身临其境式的体验，月轮初上、清辉乍泻的一刹那彻底改变了诗人对夜半清景的感知感受。正如截至目前我们讨论过的陈与义后靖康时期的大多数诗作一样，诗的一系列内部变化和探索过程并未提供一个化解冲突的途径；若是一定要去找的话，倒数第二联中在描写月光挥洒在山涧激流上所用的翻奇出新的“翻鹤”（13句）一词，是将对月华之美的连续观察及其对周遭景观的持续影响推向了一个小高潮。然而，这种语言和审美上逐层累积的势头却在最后一联（15–16句）中被遏止消弭；当诗人把视线回望房州之际，纯粹审美愉悦的表达被澎湃汹涌的伤感所颠覆湮灭。

诗人对月出前后光与形的微妙变化的描述，得益于叙述者在夜景中所处的精确位置，他稳立于其中，对周围的图景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的探测：通过东峰、南岭、北崖之名，他对峡谷顶缘进行了扫描和定位（1–3句）；对远处溪涧光影变化的辨识，使他确立了峡谷的空间落差和夜色景深；从往前探路的筇杖提供的反馈（11–12句）中，他确立着自己在景观中的具体位置。这些细致的勘测环节反映出诗人陡然失所、无处措身的状态，在缺少先验知识和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被猝然驱避于陌生山间，不断探清眼前的物质环境便成为他的当务之急。他深知此举的风险（“冒此白发顶”，10句），以及他在开篇时即对三个地点方位进行辨识，这两点都表露出陈与义急于寻找地理与心理双重定位与方向导航的迫切需求。

就陈与义南奔羇旅的大图景而言，随着他离乡别土，逐渐深入国土南疆，这一迫切需求及自我努力都会与日俱增。几天前他刚从金兵追劫中逃离的房州城，无论他对它的回望有多热切专注，已经成为他心理地图上又一处无法复归的地方。他的拄杖给出的敏感反馈（“老筇无前游，危处有新警”，11–12句），不仅有助于他在深夜潜行时为他提供精准定位，而且于他而言也有隐喻意义：警报从筇杖之端及时传到了诗人手上，信息的具体可感以及载体和路径的物质可靠性多少为此时惶然不知所之的诗人提供了一点心理安慰。

诗人从“前游”的状态停息下来，确定己身何在，静静地望着月出月升，最终把目光锁定在远处清辉熠熠的溪涧之上。远处的涧水，这一在过去的几天几夜里一直悲鸣不已的相对熟悉的存在，此时其悲鸣也停了下来，被千顷银浪所压制，呈现出“翻鹤”的奇态，成为被月光整合的夜色景物的一部分了。[16]“银浪泻千顷”（6句）的视觉奇观会在诗尾处被房州城的永夜暗黑所消解，但此时此刻月华如水的令人惊异的美却创设出一个纵情的安全区域，延缓了这一情形的发生。

全景测绘

藏身于房州外深山野谷中的三个月时间里，陈与义彻底地、全景式地勘测描绘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地形。随着我们阅读的深入，他所藏身之地的形貌也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十七日夜咏月》诗中只是隐约地显出轮廓的峡谷，我们发现，为高耸峰岭、嶙峋峭壁、陡峻沟壑所紧依环抱，怪石林立、植被丰富。陈与义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予以勘测——横向纵向、水平垂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诗中的描写也显示出连续性和连贯性，同一地点有时出现在不同诗作中，从不同的方位加以描述，从而可以互为参照比较。例如《坐涧边石上》（#291）只是提到其地为“三面青山”围抱，但在紧接此诗之后、即上文详论的《十七日夜咏月》（#292）中，这三面青山被更具体地赋名——东峰、南岭、北崖。这一与现实情境力求密合的做法，也可在《十七日夜咏月》一诗中诗人对等待月色升起的描写中看出来；月出稍晚既受诗人所在位置相对于山顶有一段距离的影响，也是农历十七日夜玉盘稍蚀的月相的反映（满月是在农历十五夜）。

《采菖蒲》（#294/507）诗中记录下陈与义步入峡涧谷底、亲见巉岩嶙峋的情形：“闲行涧底采菖蒲，千岁龙蛇抱石臞”（1–2句）。[17]诗人与涧壑的关系随着其在峡谷的位置而改变，困扰他多日的悲鸣溪涧，此刻成了他优游信步、闲采菖蒲的环境和背景。

又如《与信道游涧边》（#295/508）诗中，陈与义跟避祸难友孙信道（本章开篇曾提到他和陈与义于1127年初一起从光化同行至邓州）走下峡谷涧边：“斜阳照乱石，颠崖下双筇”（1–2句）。置身峡谷之底的新位置往上看，崚嶒山巅呈现出跟往日不同的面貌，诗人自觉地进行着一种逆向视角的反向观察：“试从绝壑底，仰视最奇峰”（3–4句）。映入他眼帘的是峭岩逶迤的“回碕”（5句），树巅缭绕的“高霭”（6句），“菖蒲根”半裸崖间（7句），老树偃卧如“伏龙”（8句）。果不其然，这种尘外之景勾起了与高人逸士相逢此地的念想：“岂无避世士，于此傥相逢。”（9–10句）不过想象中的邂逅并未实现，诗人重堕现实、迷失于归途之中：“客心忽悄怆，归路迷行踪”（11–12句）。

下面为读者呈上其他诗中事关探寻前路与测绘周围环境的更多描述，这些描述合起来似可象征化地阐释为诗人为找回迷失“归路”的努力，后者又可进一步解释为诗人找回迷失自我的努力。

且见他游西岭赏梅花：“雨后众崖碧，白处纷寒梅。遥遥迎客意，欲下山坡来”。[18]

且看他携信道漫步游南嶂：他首先为我们呈现出由“遥瞻”和实地“踏破”所得来之景，接之以仙人“下视”角度的想象之景。[19]

再瞧他同信道游东岩：“散策东岩路，梦中曾记经。斜晖射残雪，崖谷遍晶荧”。[20]

且再看他与信道晚登古原。[21]

看他独自于雨后的晴朝徐步湿漉的山径。[22]

看他独至西径、醉中折梅。[23]

通过实际的和象征性的环境探测、地点标记、地舆记录和诗化描述等努力，这些陌生僻远的当地风景不仅变得有名可考，而且也被纳入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体系中。陈与义避于房州山谷的经历还呈现出一个新面向，那就是他早期作品中的独来独往如今被增添了一抹群体的色彩，因为这里描写的很多事都是与其避祸难友们共同经历参与的。“举头山围天，濯足树映潭。山中记今日，四士集空岩”，[24]他完全意识到这里不是神话传说中的阆风观或扶桑池，狭促逼仄的山地空间以其本真面貌被铭记和镌录。在另一首诗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山中异事记今晨, 杖藜得道孙与陈”。[25]

第六章：面对面（节选）

陈与义于1128年八月离开均阳，顺汉水、长江而下，很快抵达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他在岳州一直呆到次年九月，时局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南行。跟邓州类似，岳州也是陈与义身心复原的又一长程驿站。驻留此地的一年为他提供了了宝贵的时间去思索反省，也给了他机会去实现新的融会贯通。在这段行旅休整间隙里，陈与义诸多先前的经验和趋向终得以整合并与当地现实接触关联，从而重新形塑他的思想和创作。

岳州旧属古长沙国，在历史上素为长流远逐之地。楚国的贵胄诗人屈原就曾被贬至此，在附近的汨罗江投水自沉。少有才名、与陈与义同出洛阳的西汉文人贾谊也被谪贬此地，于此所写《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皆以沉郁哲思而知名，思考的是人生如何成就意义、政治失意的迁人谪客在天地化生之间如何寄身安命的问题。贾谊显然是借屈原以抒己愤、悲己命。[1] 

在岳州时期的诗作中，陈与义平心定气地融进于当地风景、沉浸于岳州温暖宜人的气候环境和厚重丰赡的历史文化之中。岳州舒缓了他先前仓促而波折的行旅所带来的影响，并为他开启了新途径和新潜力。

登岳阳楼

当陈与义进入岳州城、登上岳阳楼，在这一地标性的建筑之上凭栏眺望浩瀚洞庭之时，他的艰难跋涉的创伤记忆似乎涣然冰释了。岳州，“中国最迷人浪漫的地方之一”，[2]在被无常外力再度搅扰之前，对陈与义来说如梦如幻，这里似乎就是缘分前定的应许之地。

登岳阳楼二首（其一，#331/548）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

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

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

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

登岳阳楼二首（其二，#332/551）

天入平湖晴不风，夕帆和雁正浮空。

楼头客子杪秋后，日落君山元气中。

北望可堪回白首，南游聊得看丹枫。

翰林物色分留少，[3]诗到巴陵还未工。[4]

写就于岳州的69首简斋诗中此二诗位列最前，皆为七言律诗。《登岳阳楼》跻身于陈与义最知名代表作之列，有力地保障了陈与义在很多学者眼中作为江西诗派祖师杜甫及这一诗派最著名诗人黄庭坚的衣钵传人之地位。第一首尤为突出，方回将其收入其唐宋律诗选本《瀛奎律髓》，钱锺书也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宋诗选注》中选录此诗，该诗多被认为是陈与义七律的压卷之作。[5]

在岳州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二诗中提及的洞庭湖、君山、巴陵等诸多历史文化地标，逐渐褪却其符号化的表征意味，成为陈与义肉身探险之行和诗性想象之旅的场域所在。在始料未及的情形之下，他一度被驱避于湖上，藏身浪迹于其间长达两月有余，由内而外地体验湖里湖外的景物及其历史文化记忆。洞庭湖的角色从作为客体的观察对象转变成切身经历的场域，这是诗人在岳州停驻期间及之后自身一个更宏大、更长远的变化的寓言和缩影。与湖水地貌的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让陈与义从一个镇定疏离的旁观者摇身一变，成为当地风景热情主动的参与者。

对君山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6]身处闻名遐迩的岳阳楼最高层的黄金点位，陈与义自然而然地搜寻地理坐标和文化地标来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也把目光投射到水平如镜的浩淼湖面、落日余晖的暖色光线上。在履行这些诗人职责时，他首先借用前辈旅客骚人们的既有视线，他们也曾登临此楼，留下很多关于登楼所见、所想、所写的文字和记忆。[7]

尽管陈与义在岳阳楼诗其二的尾联明确典涉了李白，但是自宋至清的评论家们都公认陈与义此诗主要是受到杜甫及北宋前辈诗人黄庭坚的影响，这确实不无道理。[8]如果我们并置李白和杜甫的同题诗作来与陈与义的诗共读的话，陈在情感和风格上更受杜甫而非李白的影响，这一点昭然若揭。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是诗以人的情感活动为中心而不是围着自然景观展开的经典的例子。诗人及其友人在高可扪天的岳阳楼顶入席开筵，清风拂袖，周遭的山、月、云、雁似乎都争相赴宴、共襄盛会。此诗作于759年：“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9]

李白诗创设了一个神话般的美妙世界，在这片天地中，景物的呈现不是由它们在物质世界的实际功用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与人事活动的关联和参与程度。物质环境背景始终是模糊难辨的，若不是首联中提到了岳阳楼和洞庭湖，这首诗也适用于描述发生于任一危台高楼的友朋欢宴。对李白而言，描述的准确性或现实性并非其目的，他志在表达他对此时此景的独特感知，这是以审美愉悦为中心的古典诗歌传统的精髓，在这一传统里地方身份和景观构成远不如观察者对这些的主观感受来得重要。

大约十年之后的768年，杜甫也来到这里。在杜甫晚年漂泊南方、生命即告油尽灯枯之际，他写下了有名的《登岳阳楼》一诗：[10]“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11]杜甫的超然凝望的视点、诗歌情感的强度以及对岳阳楼地标的地理方位和文化意义的体认努力，都在陈与义诗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然而，简斋诗与子美诗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尤为表现在诗中所隐含的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上。麦大伟曾写道，“杜甫诗中的叙述者感受到大千世界正在失调失控，而陈与义诗中的叙述者却在极力维系着与周遭环境的谐和妥洽”。[12]从诗学渊源上来讲，简斋诗中营求和谐的努力并不是来自杜甫，而是来自于陈与义的北宋前辈、江西诗派的不祧之祖黄庭坚。1102年，也就是陈与义抵达岳州的26年前，黄庭坚结束六年巴蜀的贬谪，顺长江而下，停泊于岳州，他也登上了岳阳楼，并赋七绝二首。其手书跋语详细交代了登临的情形：“崇宁之元正月二十三日，夜发荆州，二十六日至巴陵，数日阴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独上岳阳楼”。[13]经历了六年的贬黜远谪之后，连绵数日的阴雨让诗人在到达后无法直接登楼，而是要他等待更久。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绝中，黄庭坚流露出具鲜明特征的理性冷静、乐天达观和诗歌想象。[14]所有痛苦与磨难的情绪记忆涌上心头，但遂即为眼前此刻的纯粹存在驱散殆尽，从而创造出一种积极正面的情感转向，而绝句诗体快节奏的起承转合又恰如其分地加强了这一转向的效果。其一诗云：“投荒万死鬓毛班，生出瞿塘滟滪关。[15]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16]

黄庭坚岳阳楼上的笑对君山是其处乱不惊、淡然自若的诗人性格的体现，是他淡定从容地面对艰难困苦、相信人心逆转困局、化险为夷的能力的例子。这也不是黄庭坚的独家烙印，而是宋诗整体的普遍特征。这里表现出的内心宁谧镇定以及遇事转败为功，都是如吉川幸次郎所说的宋诗人的长久趋势，深植于宋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中。[17]

诗尾的暖心时刻融化了所有过往的不快记忆——死生、白鬓、蛮荒、贬逐、衰老——一切都被“对君山”的重生之力、再造之功荡尽涤清。杜甫在他的诗中纵情于悲痛蔓延、任凭自己涕泗横流来充分展演其“戏剧天赋”（theatrical genius）；而黄庭坚则平静地凝视着风景，陶醉于彼此相对的奇妙时刻和单一瞬间，让万事万物自然而然地在其周围发生。[18]

君山在该诗中的挺然独秀，从诗题中即可见一斑——《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确立了凝望目标对象以及楼顶观察者与君山之间关系之后，黄庭坚在其二中专写所见何物、所思何事：“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叙述者的目光完全被君山的青绿峭壁和缥缈峰影所占据，随着视线的推进，绝壁奇峰幻化成湘水女神的盘髻云鬟。相传舜帝二妃寻夫至此，得闻舜之死讯，遂永远于此守望，目光锁定在南面夫君死葬之地的九嶷山。[19]此时此刻，叙述者开始完全沉浸于故事之中，想象自己下楼临湖、实际置身于波翻浪涌的湖面上。从这一反转的位置和角度出发去再次想象凝望君山，他发现自己被银波迭起的波峰浪谷重重包围，而君山则隐褪在背景中、化作难以辨识的一抹青绿。

当陈与义站在岳阳楼上，仔细周密地勘察与测绘自己之于洞庭湖以及湖面周遭诸物的关系方位之时，他的视线和意象无不接受着全数前贤的潜移默化，尤以杜甫和黄庭坚为盛。陈与义此举彰显出他内含的胆魄气概。麦大伟点评说：“中国历代评家都注意到，杜甫之后很少有人敢于再题写关于岳阳楼的诗。陈与义不仅敢于这么做，而且此二诗的成就也几乎能与杜甫比肩。”[20]本书志不在于评论陈与义与杜甫孰优孰劣，或者是他“与杜甫比肩”的程度几何，但笔者赞同麦大伟指出的陈与义对自己的信心，并且想就此进一步提出宋诗人面对杜甫敢于逐力竞胜的集体性自信自负，正是宋诗能在唐诗之后再臻高峰、超群绝伦的根底所在。江西诗派在树立筑实这种信心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把诗艺掌控的能力交给了诗人个体，为他们灌注仿效甚至超越唐贤大师的信心，也教导他们具体的诗技诗艺去实践创新。黄庭坚和陈与义都以己为范，以精于炼字锤句的技法和精美的创作实践为这一底气的塑造贡献了最大的力量。

黄庭坚想望的湖中奇旅被其深具自觉意识地标记为一种假想的行为、一种未竟心愿：“可惜不当湖水面”。陈与义的境遇则不同。次年夏天岳州局势的一个突转将给他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迫使他深入湖区、避难湖上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实现黄庭坚“银山堆里看青山”的心愿。但此时此刻，初抵岳州城、登临岳阳楼的他，把目光凝聚在静止的帘旌和缓沉的夕阳上，在“天入平湖”“夕帆和雁”（其二，1–2句）的动人画面里，他的思绪为此刻的美好与眼下实境的真实所盘踞充溢。

当落日收尽它在如镜湖面上的最后一抹余晖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交错时刻变成了诗人与风景、自我与世界、东与西、山峰与湖泊之间沟通交互的灵动界面。这是属于陈与义的整合一刻，是他与君山“面对面”（face to face）亲近的良机，也是于他的生存意义重大的瞬间。笼罩在君山饱满的“元气”（其二，4句）之中，他的身心都得以愈合重生，逐渐匿形、溶入于宁谧的暮色夜景中。先前在他面前此起彼伏、纷至沓来的各种观点和视角也许仍在相互争执，各持己见，或在思想上和风格上彼此龃龉抵牾，但这些都被诗人此刻灵与肉的存在以及夜景的内在连贯性与和谐性所隐没。

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岳阳楼和洞庭湖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岳阳楼二首》其一，1–2句）。陈与义登上岳阳楼，审慎细心地辨识方位、勘查风景之际，其凝视目光中隐含的另一面向也值得提出来强调。他之前诗中很少会有从高往低的俯看视角出现，更多运用的是水平视角，观看目标与其眼持平或高出，上一章讨论过的《观江涨》一诗就是这种平视角度的一个例子。然而到了岳州后，陈与义在方位朝向上发生了微妙变化。他有八首岳州诗（含《登岳阳楼二首》）在诗题中直用或诗中提及岳阳楼之名。[21]视角的变化不仅是岳阳楼在当地景观中拔出特立、一览众小的存在的反映，也许更重要的是，还受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的影响。

史载洞庭湖极盛时水域覆盖周边七八百里的面积，[22]该湖也是今天湖北、湖南两省的地理分界。[23]除了调节北来的长江水之外，它也接纳南来的湘、沅、资、澧四大支流之水，以及一些更小的支流汇入，例如汨罗江就在其东岸入湖，而潇水在永州附近汇入湘江，湘江再一路北流至洞庭。

洞庭湖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皆享有盛名。至陈与义所在时代，与其有关的民间传说可谓丰富厚重。洞庭湖因据说湖面之下有洞天神府而得名。君山原名洞庭山，是湖中心的一处小屿，岛上层峦叠嶂、正对岳阳楼观。洞庭湖及君山风光，连同更南边的九嶷山和潇湘二水，在中国诗与画中都有充裕的表现，据姜斐德（Alfreda Murck）的研究，“潇湘八景”在宋代时成为绘画中的流行主题。[24]李朝威所写的唐传奇《洞庭灵姻传》背景即设置于此，故事一开始讲述青年书生柳毅受洞庭龙女所托，替其传递家书至洞庭龙宫。[25]

岳州东连吴越，西接巴蜀，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例如这里即是三国时期吴国与蜀国为了争夺战略主导权而展开龙争虎斗的关键场所之一。在漫长的历史纷争中的一个著名事件发生在214年，当时东吴将军鲁肃（172–217）奉使屯兵岳州，这对吴国最终拿下岳州上游的战略要冲荆州产生了巨大影响。[26]

岳阳楼建于洞庭湖东北隅，曾为岳州城西门，“下瞰洞庭，景物宽广”。[27]初唐重臣张说（667–730）对构建岳阳楼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贡献尤多，他在被贬岳州刺史期间，将自己和宾客文士所作的一百多首诗镌刻于岳阳楼壁之上。[28]此外，张说还在稍北之处另建新楼，后世文献称之为“燕公楼”，其也多见于简斋诗中。[29]

对陈与义来说，岳阳楼还有当朝一代余音绕梁的文化回响。1045年，滕宗谅（990–1047）重修扩建岳阳楼，楼成之际，范仲淹应邀而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30]范仲淹这篇368字的小文在塑造北宋革新运动的思想话语之意义上或许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其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一样，可以说是整个北宋乃至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最具启智性的政论文之一。[31]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详述了不同季节岳阳楼所见之景色大观，尽管他本人从未亲临其境。然而，从思想体系上讲，此文根植于北宋时期流行的深邃理念，即人心能够克服世间外物的固有矛盾和无常、达到超越忧乐的理性宁静状态。篇中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许只是对儒家先国家后个人的传统教义言文行远的普及表达，而文中另一同样影响深远的金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体现出北宋文人对安定内心之于言行举止的重要意义的思想共识。

正是后一种思想理念在形塑黄庭坚、陈与义等宋代诗人的情感观念和思维倾向方面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这种泰然自若的平和心态是理学格物致知的核心所在，也是宋诗的情感内驱之力。不同于古典文论家刘勰，他更醉心于自然世界与人类心灵之间的自发感应：“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范仲淹主张强调的是理性与克制。[32]对11世纪的这位北宋政治家而言，克抑刘勰描写的那一自发的情感反应、拒绝让外物或私情去搅扰内心，是迈向社会行动和思想实践必要的第一步。

陈与义和黄庭坚的岳阳楼诗是宋代士大夫文人追求宁静独立、抑遏自发情感流露的集体意识的范例。尽管黄庭坚容许自己对风景的欣赏进入到心醉神迷的想象空间，但他清晰地在诗中标示出这一点，并且以一种平和自信的方式将其予以呈现。当陈与义在岳阳楼上倚栏眺望、目锁君山之时，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也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对眼前景象加以完全掌控。较之黄庭坚，陈与义的自我意识越发明确彰显，他不仅尽力去辨识、去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而且还利用楼的高度去捕捉宏伟壮阔的风景及其积淀厚实的历史。

地理和历史的自我准确定位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岳阳楼二首》其一，1–2句）。当陈与义最终立于岳阳楼头，开始确定自己所处位置的地理坐标之时，其采取的行动是我们以前已经见过的：他一一列举自然风景中的物体，以此来对其加以整理，同时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内心秩序。当他环视湖面以确定自己的位置时，他同时也把自己新近的旅程以及更宏远的时空带入视野之中，对已成过往的新近经历加以检视。麦大伟评论《登岳阳楼》其一曰：“空间的延展贯穿全诗，从最初的原点到第三句的吴蜀，再到第五句的帝国万里，直至第八句的无限空间；同理，诗的时间景观也从前四句的夕阳日落扩展到第六行的三年羁旅，再到末两句的地老天荒。”[33]陈与义使用了一系列词义涵盖很广的字词短语来构建这一拓宽延展了的艺术时空，比如“登临”（其一，3句）、“望远”（其一，5句）、“北望”（其二，5句）、“南游”（其二，6句）、“万里”（其一，5句）、“三年”（其一，6句）等。眺远的视线与用词皆源于杜诗，但陈与义引用它们的方式显示出其自身的鲜明特征。

我们不妨用这组岳阳楼诗与杜甫夔州时期的经典七律《登高》加以比较来稍加详细地说明这一点。《登高》诗云：“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34]

传统笺评家们对杜甫这首名诗不吝溢美之词。清代评论家杨伦（1747–1803）称其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35]明人胡应麟更标举“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36]字词、意象、声律、诗法一气贯注于五十六个字中，读起来如一挥而就所成，杨伦概之曰“高浑一气”。[37]这就是杜甫在宋代及后世的追慕者们不断师法取径的至臻境界，诗中意脉自然流畅，毫无斧凿之痕。

杨伦所见贯注于该诗中的“高浑一气”乃杜甫多年艰难苦恨中提炼而成，外化于天高风急、萧萧落木、滚滚长江等意象之上。陈与义继承了很多杜甫的此类构件，但他诗中的叙述者与景物之间保持着更近密、更现实的关系，审慎地确定自我立场，让自己的视角根植于个人行旅的实况。他在完成这些诗歌操作时，首先是从他作为亲历行者的角色出发的，在此基础上才让读者感受到他作为诗人的另一角色的存在。他的目光是从岳阳楼最高层的固定位置向外投射，沿着水平方向触及中景位置的君山，再进一步延伸至目光所及空间之尽头。这里的视线轨迹与之前讨论过的《春日二首》其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诗中春色的涟漪层叠也是从庭院向远林步步推进的。

陈与义目光理性现实的本质也展露在他的遣词炼字中。钱锺书对其一第六句中所用“三年多难”一语这样评论说：“这是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秋天的诗，陈与义从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春天开始逃难，所以说‘三年’。要是明代的‘七子’作起来，准会学杜甫《送郑十八虔》《登高》《春日江村》第一首等诗，把‘百年’来对‘万里’。”[38]

尽管钱锺书意在对明七子明嘲暗讽，但此评论也触及到陈与义诗中用语的一个特点，这也是其诗的一个普遍特征。杜甫惯以“百年”对“万里”，这对他而言或许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传统习惯用语，更多出于美学考量而非实际指涉；陈与义写诗的风格和环境则要求他尽可能地指涉现实。与杜甫和其他古典诗人相比，陈与义的想象更受现实物质环境的局囿框束；虽然他时常乐意且明确地化用杜诗中的用语和情感，但是他的写作明显地受到更多的现实情境的制约。换言之，对陈与义来说，用“三年”这样的确数而非“百年”这样的传统约数来描述自己的行旅，并不是纯粹的技法或审美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一种经训练而成的反应。

这也同样适用于他对“万里”一词的使用。在他刚从陈留到邓州时，他用了“千里”这一稍微夸大了的词来表述他实际走过的七百余里的路程。[39]同一求实求准的精神也体现在“万里”一词的使用上。这对我们对陈与义诗歌的评价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如果我们把他截止岳州过去三年的行旅路程相加的话，得到的总里数大概是6541华里；像刚才提到的“千里”一样，这里说“万里”也只是稍微夸大了一点而已。[40]

（编者按：限于篇幅，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