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9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松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从唐山到南洋：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的讲座。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与谈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本次讲座以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中心，描述晚清到当代中国作家下南洋的历史概况，并在介绍五波南来作家的时代背景、文学活动与文学史影响的基础上，评价南来作家的双重视野对东南亚华语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进而引出离散、民族主义、革命、冷战、本土化、世界主义等相关理论课题。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张松建先厘清“唐山”“南洋”和“南来作家”这三个关键概念。从唐宋以来到清末民初，中国有时被称为“唐山”，而海外华人有时也自称为“唐山人”。“唐山”有时也指的是海外华人的原乡故里。“南洋”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个带有中国中心主义色彩的词汇，因为它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南方的周边国家，即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所以这个词汇暗示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关系。从晚清到当代，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作家出于各种原因来到“南洋”，是为“南来作家”。
第一波作家南来是在晚清时期，包括左秉隆、黄遵宪、邱菽园、叶季允、康有为、杨云史、萧雅堂等，他们在南洋写下一些旧体诗文，表达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感时忧国和离愁别绪。
第二波发生在“五四”至抗战前，主要作家有张叔耐、谭云山、陈炼青、曾圣提、林参天、许杰、马宁、铁抗等，他们大力拓展马华新文学，提倡南洋色彩，鼓吹新兴文学。
第三波出现在抗战军兴到新马沦陷前，代表作家有王君实、高云览、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巴人、金枝芒等，他们南来的目的是宣传抗日救亡，激发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这部分作家有的遭到日军毒害，壮烈牺牲；有的亡命印尼，战后复出。
第四波南来文人出现在冷战初期，他们或从大陆南下，为了逃避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例如丁家瑞、谢白寒、杨嘉、岳野、姚紫等；或从香港南来，主要是为了宣传冷战政治，这些作家以“友联社”同人为主体。
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南洋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停滞和阻断。
197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1990年，中国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此后，有大批中国人出于留学、移民、应聘、经商、公干、陪读、家庭团聚等原因来到新加坡，其中极少数人是作家。这是第五波南来作家。
这五波南来作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匆匆过客，短暂驻留，与马华文坛没有任何互动，例如老舍、洪灵菲、艾芜、巴金等；第二类是长期居留本地，深度介入马华文坛，勤奋笔耕，青史留名。这第二类人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或者最终回归中国，叶落归根，属于侨民作家、归侨作家；或者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致力于文学写作，是为移民作家。比较而言，殖民地时代的新马没有国家主权，面临贫穷、动荡、兵荒马乱的状态中，南来作家的心态是漂泊离散、凄凄惶惶的，他们怀着过客心态，打算在本地辛苦赚钱，将来回国养老。他们看到的是奇异的南洋风光与多元种族文化，他们的作品写满了漂泊流离、乡愁怀旧的苦闷心酸。而新时代的南来作家，生活在独立后的经济崛起的新加坡，除了接触自然风光，还见证本地的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进步、多元文化艺术，他们融入本地社区，产生家园意识。
中国作家南来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跨国流动的人生经历丰富了作家们的个人经验，使他们获得了跨文化写作的视野，进而与种族、族裔、阶级、性别、文化认同等问题相遇，开启中心与边缘、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批评思考和张力对话，也让后来的研究者有机会运用离散研究、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跨国主义等理论框架探索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且思考和检验这些理论的适用性。
在与谈与问答的环节，季剑青表示，张松建对南来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历史背景作了细致梳理，为我们勾勒和呈现了一幅清晰的新马华文文学的历史图景，令人钦佩。季剑青比较了新马华文文学、中国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的差异，发现在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早期的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更为同步，而40-50年代的香港作家以文化的方式抵抗英国殖民者，坚持旧文学的写作。季剑青也比较了新马本土作家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区别，好奇为何华人移居南洋以后，没有发展出殖民心态，也没有形成深厚的文化根基，反而需要借助南来作家提供的文化资源来推动马华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最后，季剑青也从殖民经验与左翼文学的关系来讨论跨国经验对左翼文学的发展的影响，认为南来作家的书写或许可以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产的范畴来讨论，以南洋为方法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认同的问题。
张松建对季剑青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表示，1940-50年代的香港作家为了抵抗英国殖民主义，建设中国文化认同，所以坚持“旧文学”写作。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南洋华人社会的影响更深。受到“五四”影响，吉隆坡、槟城、新加坡等的华校师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有些激进分子还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新马地区的离散华人知识分子从事的是教育、新闻的工作，他们宣扬文化民族主义，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方修、韩素音、苗秀、赵戎等都认为马华新文学是在“五四”的跨国影响之下发生的，大量的马华作家和文学思潮都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强烈影响。
至于明清以来的南洋华人为何没有形成深厚的文化根基、培养出本土化的知识分子、壮大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因为当时的南洋是一块主权不存的殖民地，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中国人从明清时期移民到南洋，他们被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混血的“土生华人”，他们是华人男子与马来族妇女通婚以后生育的后代，定居本地已有好几代，他们主要说英语和马来语，有的会说方言，但不大使用中文/华语，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国是大英帝国，对中国缺乏文化认同，对中国人有排斥和疏远的态度。第二类华人是“新客华人”，他们在清末民初来到南洋，绝大多数是劳工阶层，少部分是文化人。第三类是“侨生”，他们是新客华人的后代，很乐意回国升学。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华人的中国认同非常强烈，他们有显著的民族主义。这三类华人的特质都不一样，只有新客华人中的南来作家推动了马华新文学的发展。
在问答环节，有学生询问否有产生于新马本土的理论。张松建回应，东南亚国家有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和多元的种族文化，也是很多理论论述的试验场。目前的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研究使用的理论都源于西方，完全产生于本土的理论很少见，比较常见的做法是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加以调整。
在回答南来作家的本土意识与中国认同之消长起伏这一问题时，张松建表示，早期南洋华人并未形成民族主义和中国意识，他们按照祖籍地和方言加以区分，例如，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南洋华人产生了民族主义，出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尊严感，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二战结束后，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摆脱了西方殖民帝国的管控，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当地华人产生了对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新兴主权国家的认同，他们愿意放弃侨居模式，选择了定居模式，从叶落归根转向了落地生根，取得了当地国家的公民权，归化入籍。这是本土意识的崛起，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落潮。崔贵强、王赓武、颜清湟、刘宏、原不二夫、王慷鼎等历史学家对此都有专深的研究成果。当前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华人，他们虽然也有对华族文化的认同，但是他们的国家认同指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总之，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新马华文文学是全球华语文学的重要组成，如今回望可以看出，早期作家以南来文人为主，后来以本地作家为主，这个结构性变化是历史变迁的结果。
文字整理：黄丽瑾
排版：吴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