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张隆溪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2024年3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协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第八十六讲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题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张隆溪主讲，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辉主持。

主讲人简介

张隆溪，北京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北大、哈佛、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和香港城市大学，著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中国文学史》等多部中英文学术著作。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

内容提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国际学术界，世界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中方兴未艾的新潮，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气。按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的定义，超出自身语言文化范围在世界上流通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这一重新定义使世界文学具有操作性，但同时也排除了世界上大部分文学，尤其是非西方文学，因为在全世界广泛流通的文学，基本上都是西方主要文学传统的经典作品，而非西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则在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之外，很少为人所知。但世界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世界文学为何兴起？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份？如何通过优质的翻译和直接用外文介绍和评论中国文学的经典，使中国文学能够超出自身文化范围之外，在世界上流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讲座回顾

讲座伊始，张隆溪教授提纲挈领地指出，本次讲座所讨论的问题是：面对世界文学这一新的大范围，中国文学应当怎么办？

张隆溪教授首先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的回溯。现在谈“世界文学”，必须回到德国大诗人歌德。1827年左右，已经步入晚年的歌德在许多谈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在歌德之前，已有一些德国作家提到过这个词，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是通过歌德的声望才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歌德提出“世界文学”，也可以说跟中国文学有一点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虽是偶然，但几乎是必然的。歌德的秘书艾克曼所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记载道，1827年1月31日，歌德告诉艾克曼，他当时在读一本中国的小说。艾克曼认为这部中国小说一定很奇怪，歌德则回答道：“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因此，正是在读一本欧洲以外的小说，一个非西方文学的作品时候，歌德提到了世界文学的观念。换言之，对于歌德来说，世界文学的观念包括全世界所有的文学，而不仅仅是欧洲文学。

作为一个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歌德与同时代人一样受到温克尔曼的感召，渴望回到欧洲文化的根源——希腊，但他对非西方的文学也抱有很大兴趣。歌德不光阅读中国小说，也对印度五世纪的戏剧家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非常欣赏，甚至受十五世纪的波斯诗人哈菲兹影响而模仿写作《西东诗集》。歌德在谈话中接着表示，他相信诗是全人类普世的东西，“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歌德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并且每个人都应该去促进它的到来。

虽然歌德在十九世纪之初便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因有二：首先，十九世纪是一个西方欧洲向外扩展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时代，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在欧洲以外存在着文学；其次，十九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实证主义的时代，对事实影响的过度强调，致使比较文学的大部分研究仅仅是欧洲语言的比较，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几乎成为不可能。比较文学的初衷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打破单一语言的传统，然而它又由于以上因素被动地局限在欧洲范围之内。如此一来，歌德超出欧洲边界的世界文学观念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都未能得到发展。在二十一世纪，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如比利时学者西奥·德汉（Theo D’haen）所指出的，进入新世纪以后，没有哪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像世界文学这样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功。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具有超前的普世意义，然而，正如西班牙学者克劳迪奥·吉伦（Claudio Guillén）的批评所言，歌德的“世界文学”缺乏明确定义，因而难以得到实践。“Weltliteratur 一词极为含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这是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在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它不值得真正的读者去追求，而只值得身为千万富翁的档案保管员去追求。最愚蠢的编辑也不会有这样的愿望。”

显然，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文学”需要被重新定义，以成为一个可操作的概念。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较好的界定：世界文学指的是超出自身文化范围，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学。“流通”（circulation）既可以指通过翻译流通，也可以是以原文流通。民族文学要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就必须实现流通。以原文流通的例子有：中文曾在古代广泛流通于东亚和东南亚；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以拉丁文写作，他的作品长时间被欧洲各国的受教育阶层阅读。以翻译流通的情况亦常见：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因被译为德文而打响名声；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被译为法语后闻名欧洲；二十世纪的众多法国理论都经过美国的介绍才闻名世界。虽然目前国际学界诸多学者，如印度裔学者阿米尔·穆夫提（Aamir Mufti）等人认为翻译过度依赖英语，以至于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掩盖了其他语言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但翻译依旧是当下最行之有效的、让世界读者了解不同民族文学的重要途径。丹穆若什的定义将原本模糊的“世界文学”变成了具有一定范围的可操作对象，“流通”和“翻译”成为概念的核心。世界文学由此同比较文学区别开来，因为比较文学强调通过原文去把握被比较的文本，而世界文学从概念上就非常重视翻译。

《什么是世界文学？》

Aamir Mufti, Forget English

然而，“流通”的概念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体现为对文学价值的忽视。狄嘉林（Galin Tihanov）在《超越流通》（Beyond Circulation）一文中指出，对流通的强调使得文学被视为创造利润和成功的实体，文学的审美价值遭到了淡化，审美问题被认为只会招致令人不适的争议。张隆溪教授亦认为，文学作品能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也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所在。丹穆若什的定义固然彰显了世界文学的重要性，然而，重提经典（Canon）在淡化审美、采取价值中立论的时代语境中仍属必要。为此，张隆溪教授特地写作《经典与世界文学》（Canon and World Literature）一文。虽然道德与政治方面的因素不时介入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文学经典的体系也随着时代审美标准的不同而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离开了文学本身审美价值的批评，从长远看都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与语言强势程度之不同，流通的标准把全世界大部分非西方文学都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乃至欧洲小语种文学也遭到了遮蔽。中国读者大多听说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莎士比亚，然而中国文学大家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以及曹雪芹等，在中国之外却鲜为人知。经典的重要性在此再次凸显：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文学有必要回到歌德的观念，即指向全世界所有重要的文学。每个文学传统都有自身的经典作品，经典由其民族文学的批评传统所决定。这就意味着，不能将西方的观念强加给其他非西方文学的文学史。尽管传统的批评可能存在一些需要调整的问题，但本民族人对自己文学的理解必须得到尊重。 

张隆溪教授指出，世界文学给话语权较小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世界文学是一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给予了非西方文学跟欧洲小语种文学高度重视。为此，中国文学应当有为域外和向域外的写作。张隆溪教授参与编辑《文学：一部世界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丛书，并视其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一项具体实践成果。以往大部分的世界文学史都是欧洲学者所写，对非欧洲的文学往往或有所忽略，或有偏见，或缺乏全面了解，这套世界文学史则尽量让本文学传统的学者来写自己所比较了解的东西。例如，阿拉伯文学由阿拉伯学者来写，印度文学则由印度学者来写。本套书使用作为当前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写作，而意在将非西方文学与欧洲小语种文学推广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许多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被遮蔽的民族文学，可谓“尚待发现的世界文学”，应当被介绍到世界上并广泛流传，以扩大世界文学的经典的范围，使世界文学成为更开放、更有包容性的概念，这便是张隆溪教授在其著作《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大世界文学经典范围》（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中所主张的。

在张隆溪教授看来，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多元化的、本地化的世界文学，是将来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不仅要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外面去，也要多与世界进行沟通，获知从外部看的、互相比较的观念，从而增进对本民族文学的理解。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里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在当下尤其应是一个基本态度。正如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指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世界文学应当强调普世性而摒弃民族主义情绪与文化自卑倾向。